张译心 2026-08-27 18:10 广东
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吉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在长春召开。会议以数智变革与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汇聚全国知名学者，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网: 把脉数智浪潮 凝聚社科共识——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侧记
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吉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在长春召开。会议以数智变革与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汇聚全国知名学者，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论坛以鲜明的前沿性洞察时代之变，以深邃的前瞻性引领学术之路，以务实的开拓性推动发展之实，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加速突破、深刻改变知识生产方式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界亟须打破学科壁垒、创新研究方法、推动理论创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新动能。此次论坛的召开，正逢其时。
8月19日，论坛开幕前的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赶到会场。刚放下行李，他便与工作人员一同仔细调试次日发言PPT的投影效果。这一幕，成为此次论坛的一个生动注脚：在这场高端学术集会上，学者们都希望以最充分的准备、最完美的呈现，与同仁们进行深入交流。
当下，数智变革已被置于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全球话语权竞争的大格局中进行讨论，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亟须全力回应的时代命题。对于此次论坛，参会学者期盼已久。参与论坛筹备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坤，用“紧迫感”三个字道出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始终与时代命题同频、与实践发展共振。自2007年首届论坛召开以来，近20年间，历届论坛主题串联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脉络，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谋划中国学术发展大局、引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使命和担当。
创新、变革、重塑、治理……这些主题词在此次论坛上高频出现，构成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在康震看来，数字时代带给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在于数字化正在置换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当知识全面数字化，世界既被放大又被缩小，观念根基与方法立场随之全面重构。正因如此，不能将这一变化简单描述为“变革”，而是必须使用“重塑”一词。“重塑”意味着脱胎换骨，意味着整个学术肌体在技术浪潮中的重新生长。
此次论坛同时审视“变革”的突破性与“治理”的规范性，学者视野覆盖宏观趋势、中观影响与微观应用，交织着技术理性、制度设计与人文关怀。尤为难得的是，与会者多为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兼具学者、谋划者与前瞻者身份——他们既是学术的耕耘者，也是时代的瞭望者。康震赞叹道：“知名学者齐聚‘问问题’，目的是在颠覆性技术浪潮中主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重生。”
“本届论坛规格高、覆盖面广，议题设置前沿且系统，观点交锋务实且深入。”西北大学副校长韩志斌观察到，如何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成为贯穿论坛始终的核心关切。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初北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论坛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哲学社会科学界系统化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如何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如何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如何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等。回答好这些问题，也是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肩负起的时代使命。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表示，论坛聚焦前沿议题、回应时代之问，彰显中国实践与智慧，倡导推动多学科对话交融，在拥抱数智新技术的同时，直面算法伦理等挑战，展现出突出的价值引领和前瞻视野。学校将以此次参会为契机，立足海事特色，主动识变应变，强化数智赋能，加快布局智能航运、综合交通、涉外法治等领域新兴交叉学科，深度参与全球海事治理，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多位学者近乎脱稿讲完所有内容。“怕时间不够用，咱们直接聊干货。”一位学者的互动开场，引发全场善意的笑声。发言学者们的洒脱，恰是整个论坛气质的缩影：规模宏大、规格高端，但毫无沉闷严肃之气，呈现的是生动与真诚的思想对话。
在融洽的交流氛围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待数智技术的态度，仍充满好奇与探索，并对自己学科知识体系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对科研组织模式改革坚持开放态度和整体思维。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湜以他深耕的数字人文领域为例表示，数字技术不是简单地“赋能”人文研究，而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构筑、研究对象的更新、传播方式的拓展，重组整个人文知识生产范式。人文学者要既能守住思想淬炼与理论创新的学理根基，又能在教学改革与科研协作中步履不停。
站在经济学立场上，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认为，数智时代的创新治理，既应通过有效市场激发创新活力，又依靠有为政府和有力政党加强长期规划与统筹协调，将发展、安全与稳定统一纳入政策目标，使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午后，参会学者分赴三个分会场，围绕“研究方法创新”“组织形式创新”“伦理挑战与风险治理”主题展开深度探讨。
在以“研究方法创新”为主题的分论坛上，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关蓉晖注意到，与会专家围绕社科科研智能体研发、专题特色数据集搭建、专业领域AI知识库建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沿命题，呈现了一系列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这些探索兼具前瞻性、战略性与跨学科交叉特质，既充分阐释了人工智能为人文社科范式革新带来的时代契机，也理性审视了技术演进伴随的现实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高程则敏锐地捕捉到两种立场的交锋。现场多数学者将数智技术定位为“辅助工具”，认为它主要是开展检索、文本挖掘、量化统计的技术手段，核心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价值阐释仍然来自人文社科研究者本身，技术只能服务于既有范式，无法替代人的思辨能力、历史洞察与价值判断。但少数“范式颠覆论”者提出，大模型和大规模语料库已经重构了问题的生成和推论逻辑，传统研究路径面临系统性挑战，必须建立全新的问题框架和知识生产范式。
对于两种立场的碰撞，高程认为，数智技术不会完全颠覆人文社科的底层范式和价值基础，但会深刻改造方法论工具箱。应坚持理论创新为主导的知识生产，把数智技术作为拓展研究边界的利器。同时，在问题意识和价值导向由人主导的前提下，实现理论思辨与数智工具的双向赋能。
云南大学副校长杨绍军表示，数字赋能是系统性范式变革，推动研究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实证、从单兵作战转向人机协同。各高校实践表明，数据库建设、跨学科平台与标准化指标是可行路径，同时须警惕技术异化、数据壁垒与学术不端，坚守“人主机辅”原则。
如果说方法论的争论关乎“怎么做研究”，那么“组织形式创新”分论坛追问的则是“谁来做、怎么协作”，讨论变得更加具体而迫切。韩志斌认为，论坛上学者们交流了智慧实验室、智能研究系统等探索，加强社科联系统数字化实践与学科交叉融合。他还点出了讨论中争议最大的焦点：“技术赋能与人文主体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强调借助数智技术打破学科壁垒、重塑研究流程；另一方面，则警惕技术逻辑可能带来的“数据拜物教”与学术主体性弱化。这种分歧在组织层面体现为，是全面拥抱以AI为核心的新型科研范式，还是坚守“人主智辅”原则，防止以模型替代理论、以算力遮蔽心力？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秉忠认为，AI正成为重塑研究流程的基础设施，但价值判断与人文关怀始终不可让渡。他主张以原创理论和领域方法为引领，通过多语种知识整合、多智能体协同和方法论凝练，推动研究由个体经验走向有组织的人机协同；同时，建立概念规范、引文溯源与论断归因核查机制，使技术创新与伦理治理、学术诚信建设同步推进。
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顾光海则从助力西部民族发展视角提出，争议最大的是组织形式变革如何避免“新瓶装旧酒”——平台建了、团队组了，但如果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不变，跨学科协作还是转不起来。他提出三个关注方向，即建立跨区域数智科研协作机制，让西部机构也能共享资源和平台；评价体系要认可数智时代成果形态的多样性，数据库、独立报告等扎实的学术积累应被重视，而非唯论文、唯期刊的单一尺度；组织形式要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局，技术应让不同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增强认同，而非制造圈层壁垒。“技术是手段，组织是保障，凝聚人心才是目的。”这句话赢得在场学者的深深共鸣。
在“伦理挑战与风险治理”分论坛，现场热度最高的议题是伦理风险引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危机”。当算法“黑箱”、隐私侵蚀、价值偏见从学术概念变为现实挑战，学者们的话语中多了几分沉甸甸的责任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刘艳红观察到，面对伦理风险带来的全球人工智能法治监管困境，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的重要论述。她提出两条并行路径。一方面，以法律规范设定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的刚性制度要求，及早制定针对伦理风险的技术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在法治监管流程中具象化阐释人本关怀，将柔性引导贯穿全流程。刘艳红特别强调，要将这一原则作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鲜明底色，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技术成果来消除人道主义伦理危机，同发展中国家一道开展伦理治理能力建设合作，共同构建开放、包容、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新格局。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吴丹表示，技术风险已内嵌于算法架构，治理须从事后规制转向全周期嵌入。
三个分论坛，三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方向：数智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既要仰望技术变革的星空，也要脚踏人文价值的土地。顾光海告诉记者，这其中有层次差异：“研究方法创新”从技术操作切入，讨论“工具怎么用”；“组织形式创新”聚焦制度和组织，讨论“人怎么组织起来”；“伦理与治理”则上升至价值和规范，讨论“边界在哪、责任谁担”。这一判断得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袁红英的认同。她认为，三者并非割裂。方法创新会带来组织形态变化，新的组织模式又需要相应的制度与伦理治理；而治理规则反过来也会影响技术工具和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只有把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统筹起来，数智技术才能真正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顾光海观察到，此次论坛已充分说明，学界不再争论“要不要用AI”，而是认真讨论“在什么原则下、用什么组织形式、为了什么目标来用好AI”。“这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的表现——我们正用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尺度，丈量数智时代的学术实践。”
会议中间的讨论是理性的激荡，会场外学者们的交流则褪去了台上的严肃，迸发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
在线上会议愈发盛行的当下，像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这样的大型线下论坛意义何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承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缺乏更加开放协同联动的科研组织平台，是当前制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组织创新的重要环节。此次论坛为构建更适合数智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体系提供了对话交流、资源互通的平台，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数智化转型起到了很好的启发和引领作用。
康震则谈道，人工智能是通过算法推理、组合知识，形成判断，它无法体验、感受实践和劳动的意义，无法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获取知识，更不能真正体验情感。人类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能够真实地体验这一复杂过程，并感受其中的意义。此次论坛也充满了体验与意义，学者正是在体验意义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灵感。
康震进而提出一个更深远的追问：当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大部分工作时，人类做什么？他给出的回答是，人类应当更加深入地走进自然、走进情感、走进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开放地想象生命、想象世界、想象未来，让人类的心灵成为世界的芯片，让人类的想法成为世界的算法。他最后感慨道：“世界上没有比人类的实践与体验更珍贵的。”这番言说在会场内外引发共鸣，也提醒每一位学者：在算法轰鸣的时代，学术的尊严不在于与机器比拼速度，而在于守护那些只有人类才能抵达的领域——体验、不确定性与终极追问。
顾光海则分享了一次会后的偶遇交流。一位同仁对他发言中关于新疆各族群众文化交流的实践特别认可，希望联合开展跨区域研究。他深感新大众文艺借助短视频、AI生成内容等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让各族群众的文化表达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但他同时表示：“技术可以放大声音，但不能决定声音的内容和方向。如果传播流于碎片化、浅表化，甚至强化刻板印象，技术‘赋能’就可能变成‘负能’。”这次交流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数智时代的学术不能关起门来搞研究。以会为桥、联合攻关，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实践。
武汉大学副校长陆伟用两个词概括一整天的感受——“宏大”与“清醒”。宏大在于，数智变革被置于国家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全球话语权竞争的大格局中展开，充分印证了这是一个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全力回应的时代命题。清醒之处，则源于多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比如学者们谈到要“提炼原创性、标识性学术概念和理论范式”，这恰恰道出了当前学术研究中最紧迫的一环——技术工具终究是手段，真正决定学科生命力的，还是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再如学者们提到的“防止以方法替代思想、以模型替代理论、以算力遮蔽心力”，更是切中了当下数智热潮中容易被忽略的深层隐忧。当然，其他多位学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的分享，同样令人深受启发。
“本届论坛将数字技术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相连接，充分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直面技术变革、主动回应时代命题的使命担当。”论坛闭幕环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李洪雷将全天的思想激荡凝练为五点共识：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创新；打破学科领域和机构壁垒，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坚持发展和治理并重，为数字技术确立清晰的价值坐标；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建设数字时代健康有序的学术生态；秉持全球视野推进数字治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论坛成功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部长姚毓春表示，希望与会各方以论坛为契机，深化合作，共同探索数字时代社科研究的中国道路。
作为一次成功的会议，若说缺憾，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发言时间太短了”。人工智能时代汹涌而来，学者们有太多研究心得渴望倾诉、太多前沿思考等待碰撞。然而也正是这种意犹未尽，让论坛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日暮时分，学者们走出会场。长春秋夜的晚风中已有丝丝凉意，但每个人的心里都热着——这场学术雅集所激荡出的共识与洞见，正在悄然生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以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尺度和治理智慧，在这场由数智引发的全球性学术变革中走出属于中国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赵徐州参与采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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