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高新泰

图片：刘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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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闫欣彤

一审 | 曹长青

二审 | 曲建英

公众号丨南师数字与人文

——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研究

吴冠军

一  从“政治中的谎言”到“谎言政治”

法国科学哲学家、思想史家亚历山大·科瓦雷在发表于1943年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 一文开篇写道：“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说谎如此猖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谎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

时间推进到81年后。2024年6月27日，在唐纳德·特朗普与约瑟夫·拜登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结束后，美国多个媒体展开了事实核验，揭示出整场辩论中特朗普面不改色地说了近30个谎言。面对着电视镜头，谎言竟还是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

199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一个谎言（并且不是关于国家事务，而是关于私人生活），随即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就此下台。然而2024年，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近30个谎言，事后对自身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甚至反过来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他接连击败了民主党的两位强大对手（在任的总统与副总统）而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非但本人毫发无损，反而令其对手深陷困境——特朗普与拜登的总统选举辩论后，民主党内部随即涌起了要求后者退选的强烈呼声。面对这种来自“自己人阵营”的施压，拜登本人及其竞选团队尽管多次宣称坚决不退选，但最终仍然扛不住党内巨大压力，在“被盟友背叛的愤怒”中于7月21日不得不宣布退出。

这意味着，这场电视辩论令包括拜登盟友在内的民主党诸多实力派人物一致认为，拜登不是特朗普对手。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时代》 周刊在那场辩论刚结束，随即就以一片红色为杂志封面，拜登低头离场。封面上除了“时代”（Time）之外只有一个单词：“恐慌”（panic）。《政治家》 等媒体更是发明了“拜登危机”（Baiden crisis）这个词，来形容在总统辩论后拜登的处境。这场辩论的四个多月后，尽管民主党临时更换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仍然获得了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胜利——时隔四年其人再次入主白宫，成为该国历史上就职年龄最大以及首位曾被刑事定罪的总统，共和党亦自2004年以来首度同时赢得选举人票及选民票。12月11日，《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特朗普，并以《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标题。

面对当代美国选举民主实践中的“特朗普现象”，我们有必要定位到一组极其不寻常之处：（1）共和党并未因特朗普巨量谎言被揭破而逼迫他退选；（2）民众们亦没有揪住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谎一事痛加谴责；（3）总统辩论后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宣布频繁输出谎言的特朗普是这场辩论的赢家；（4）民主党则因拜登现场无力招架特朗普连篇谎言反而逼其退选（并达成目标），包括《纽约时报》 与《经济学人》 在内的亲民主党媒体编辑委员会发表社论敦促拜登退选。

基于上述这组独特现象，我想提出如下论题：弥漫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巨量谎言，标识出的不仅仅是政治中的谎言（lies in politics），而是谎言政治（politics of lies）。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

1941年逃离欧洲到美国定居的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借助1971年在媒体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深入地分析了政治中的谎言：“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问题是隐瞒、虚假以及故意谎言的角色，而不是幻象、错误、误算等。”该档案的曝光，使得美国政治的“可信性缺口”（credibility gap）被撕裂成深不见底的深渊，“各种类型的谎言性陈述（欺骗以及自我欺骗）的流沙极易吞没任何对这些文件材料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必须承认，这些材料就是近十年来美国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基础架构”。

关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的洞见是：谎言具有本体论基础，不可能因道德谴责而消失。她写道：

谎言并非因人类有罪性（human sinfulness）的偶发而悄然渗入政治。仅仅出于道德义愤，不太可能使谎言消失。故意的虚假涉及偶然的事实；也就是说，涉及本身并不包含内在固有的真理（inherent truth）、不具有如其所是的必然性的事物。

事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这种偶然性使其变得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使欺骗如此容易，如此诱人”。政治领域则更是很容易就成为谎言的重灾地，“诚实（truthfulness）从来没有被算作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视为政治事务中的正当工具”。

对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特别指出，美国政治中国家总统由于工作繁重，故此需要大量顾问，需要许多“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s），这些人——其中不少来自大学与智库——熟练运用各种来自公共关系学乃至博弈论中的技巧，来帮总统解决问题并维护其“形象”，“他们说谎，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当然不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生存，因为国家的生存从未受到威胁），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的‘形象’”。这些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把美国的“形象”打造得非常高大上，“他们不仅聪明，而且以‘理性’自居，他们确实在相当惊人的程度上超越了‘多愁善感’，并热衷于‘理论’——那个纯粹由心智构建的世界”，“这些问题解决者与地道的说谎者所共享的就是清除事实的努力，以及对清除事实之可能性的信心（因事实之内在固有的偶然性）”。他们“如此确信：操纵人民是无限可能的，他们关于这个可能性的诸种心理学预设是可靠的”。出自这些形象建筑师之手的金光闪闪的“美国”，只是清除各种“不受欢迎的事实”后的一个巨大谎言——这个谎言每每被诸如“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曝光事件所刺破。

基于对彼时美国政治的分析，阿伦特提出：政治中的谎言不管再怎样泛滥和猖獗，都无法最终得逞（亦即，无法让自身转变成“真相”），那是因为“无论一个经验老到的说谎者编织的虚假罗网有多大，也总是不够大，哪怕他借助计算机的帮助，也无法做到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对于任意数量的单个谎言，说谎者都可能会成功，但他会发现，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除非“杀死与说谎者同时代的所有人，并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让我们暂且搁置“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否可能”这个阿伦特于1971年所聚焦的问题，把时间推进到半个世纪后的美国。我们发现：政治中的谎言已经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对这种全新事物展开分析，我们有必要用“谎言政治”这个概念来描述它。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并不怎么关注“形象”，也不怎么诉诸“理性”或热衷于调用公共关系学、博弈论等“理论”（被关注的说谎者们主要也不再是那些来自智库与学术界的专家）。

更为关键的是，说谎者甚至并不担心谎言被事实核验所揭穿；换言之，他们并不谋求用谎言来“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尤为独特的是，当政治中的谎言被揭穿后，说谎者们却并没有丧失支持率乃至葬送整个政治生涯，相反其竞争对手却陷入困境。这里的诡异之处在于，谎言并没有以冒充真相的方式使言说者在政治领域获得优势，而就是以其本来面目——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做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谎言政治”一词来描述当代美国政坛的这种独特状况。

政治中的谎言哪怕再猖獗，都有对抗的方式：事实核验乃至密件曝光，皆是有效的遏制形式，阿伦特据此提出在政治领域“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当代的谎言政治，这些遏制形式则几乎全然失效：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而非冒充“真相”）来有效影响政治进程。

值得提出的是，当代美国这种完全不在乎事实核验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存在于选举环节，也不仅仅面向国内：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亦以同样的方式来展开政治实践。阿伦特在论证没有人“有权利去触动”事实性的质料（factual matter）时这样写道：

为了阐明这一点，并作为不再深入探讨此问题的借口，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克列孟梭在去世前不久，同一位魏玛共和国的议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责问题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对方问克列孟梭：“在您看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个棘手而又充满争议的问题？”他回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确切知道的是，他们将不会说，是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这类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即使是历史主义的最极端、最诡辩的信奉者也接受它们是不可破坏的。确实，要从记录中抹去1914年8月4日夜晚德军越过比利时边境的事实，需要的远不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一时兴起；要做到这点，至少将需要一种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垄断。

要篡改这种“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在阿伦特看来，说谎者就必须拥有一种覆盖整个文明世界的垄断性权力，能够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而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

然而，再度当选总统的特朗普，2025年2月19日在谈论俄乌冲突时，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与一屋子记者指责乌克兰“你们本就不应该发动战争；你们本来可以做个交易的”。然而核验下来，事实是2022年2月24日清晨俄军从东、南、北、东北四个方向越过乌克兰边境。特朗普声称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核验下来的事实是泽连斯基其时的支持率超过50%。阿伦特认为至少是垄断“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的人才会去对这样的基本事实进行说谎，然而当下的美国总统面对电视镜头，面对全世界人们的眼光，就这样做了。

同时需要重视的是，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关于泽连斯基“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的声称，却是有很大可能性真的会导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变成那个数字。当年克林顿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言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而当下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组关于重大国际事务的赤裸裸的谎言（能有效并轻易核验出来的关于“最无情的基本事实”的谎言），非但自己不受影响，更会导致被谎言中伤的相关方承受巨大损失。阿伦特对“政治中的谎言”的分析，已经完全不适用于当下政治舞台中的谎言状况。

二  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的谎言

就美国政坛而言，从何时起，政治人物面对电视镜头说谎，变成不受惩罚甚至获得奖励的行为？要知道，特朗普2016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并获胜（赢得选举人票但输掉了民选票），尚未主要依靠“以谎制胜”。

这就意味着，自特朗普2016年以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身份参选并成功登上总统宝座后，美国政治已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难以想象的操作更是接连而来：取消“多元、公平和包容计划”（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 DEI）、中止“出生公民权”、取消教育部、撤销环境保护局、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赦免了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1500多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布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宣称美国必须获得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系统性削减科研经费、全面清除留学生、将移民定性为“入侵”、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然而，各种瞠目结舌乃至“目不暇接”的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变化。

根据《华盛顿邮报》 的一项统计研究，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共发表了3057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约21条。这些虚假言论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他第一年平均每天6条增加到最后一年平均每天39条。以1992年著作《理性公众》 为学界所熟知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夏皮罗，在其2022年文章《谎言、弥天大谎与美国民主》 中这样评论道：

自2016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获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被公开表达，并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如此显眼。

夏皮罗认为，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使得当下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辩论彻底偏离了重点——让政治学家们辩论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公众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单方面利益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否是不平等的”。然而，谎言肆无忌惮地蔓延，使得公众意见本身被操弄与扭曲。夏皮罗本人早年提出的“理性公众”概念，已然被当下公众“关于真相的分歧”（disagreement over truth）有效地瓦解了。故此，夏皮罗提出：谎言的弥漫“对精英和美国公众的‘民主能力’构成了挑战，从而破坏了民主”。

在2025年的当下，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谎言与说谎行径的接受度极高，甚至已达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在2024年总统候选人现场辩论舞台上，拜登面对谎言频出的对手，呼吸急促、手足无措，这被公众乃至自己党内人士视为反应迟钝、年老无能的表征。然而，特朗普满嘴谎言，实则使拜登陷入了如下困境：如果在自身2分钟发言时间内去一一纠正谎言，那么就等于全盘跟着对方跑，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议程设置，事先所准备的辩论要点完全用不上（并且纠正某命题，在话语的接受效应上往往比不上抛出某命题）；如果对对方的谎言置之不理，那么各种指鹿为马的言语便会有效地产生出真相效应（truth-effect），被民众们听进去。拜登在辩论现场的手足无措、反应迟缓，其实是因为他的处境使其不管怎样应对，后果都会很糟糕。特朗普不在乎谎言是否当场被反驳，抑或事后被事实核验揭穿；他仅仅是通过无间歇地输出谎言，便使其成了辩论的“赢家”（在共和党、民主党以及主流媒体眼中）。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只是使政治实践中充斥谎言，并且使政治中的谎言不再受到普遍的拒斥，谎言有效地参与到了政治议程中。在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中，谎言不再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亦即，冒充为真相）发挥效力，而是以其自身形态（亦即，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直接发挥效力。80多年前科瓦雷所讨论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中，谎言必须当自身不被揭穿为“谎言”时才能有效产生“政治功能”，然而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直接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进程。

更为甚者，在当下美国，连对谎言的“科瓦雷式谴责”，亦已经党派化了——只有民主党才在单方面地谴责特朗普说谎。与之对应的，特朗普政府也频繁指责拜登政府说谎。这种党派化的互指说谎本身意味着，谎言并未因其自身的性质而被认真对待。在当代美国，谎言并没有广泛受到谴责，没有人人喊打——对比当年总统克林顿一个陈述被揭穿为谎言便遭到普遍谴责的情形，美国文化已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有意思的是，夏皮罗在对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作出重新估量之后，还是决定“冒险以乐观的基调”来看待这个状况。他的理据是这样两点：（1）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报道能够防止并揭露谎言；（2）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与专家也会帮助阻止谎言传播。然而，夏皮罗的“乐观基调”的理据，已然难以成立。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的话语诚然做了极大力度的事实核验，然而这些努力并没能阻止谎言的弥漫。政府官员与专家对谎言的谴责，更已是被党派化的“党同伐异”格局所裹挟。在当下美国，在制度实践层面上并无法定位到能够遏制谎言政治的机制。谎言直接以自身本来面目畅行无阻。

夏皮罗寄希望于美国精英阶层对真相的捍卫，所以采取“乐观的基调”。当代中国政治学家郑永年对“为什么政治谎言主宰美国”的分析，亦同样把精英阶层的作用视为关键。但不同于夏皮罗的乐观，郑永年认为“随着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现在美国的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变得非常衰弱，美国曾经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已经不再存在”，故此其结论是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将无可遏止地越来越恶化，并且该状况“会继续毒害中美关系，制造一波又一波的危机”。

我们看到，尽管夏皮罗和郑永年表面上结论相反，他们的分析路径实则是一致的，皆聚焦在精英阶层对于揭示真相的作用上。然而，哪怕当代美国并不缺乏“出类拔萃之辈”，精英同真相之间的关系却实则相当靠不住。连那位呼吁开发“真相GPT”（TruthGPT）的美国工程院院士、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总统竞选期间亦以完全不在乎真相的方式，在其运营的社交媒体X（前身为推特）上频繁为特朗普造势。在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深度参与其第二任政府，甚至自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了多种谎言（他本人面对记者亦承认“我说的一些事情将是不正确的并应该被纠正”）。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马斯克就退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并表示：

特朗普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牛的胡扯大师之一，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胡扯的时候会让旁人摸不着头脑。但如果你把特朗普的发言权且当成一个骗子在演戏，那他的行为差不多就说得通了。

然而7年后，马斯克却不遗余力地为他眼中这位擅长演戏的“骗子”作出毫不含糊的公开背书，多次亲身在后者竞选集会上站台，出人并且出钱。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文件，马斯克向支持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团体捐赠了2.59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赞助人之一。

2025年6月初马斯克同特朗普因“大而美法案”再次公开决裂后，6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是时候投下真正的重磅炸弹了：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这就是它们未公开的真正原因”，并随后要求网友“标记这篇帖子，未来真相会大白”。6日特朗普公开反击，称马斯克“完全失控”，并重申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已断交多年，否认任何不当联系。到了7日，马斯克要求人们做标记的那条帖文却被他本人删除，并称自己“走得太远”。之后一个多月双方不断就此激烈地展开攻讦。至少其中一人在撒弥天大谎，而完全不担心真相的“反噬”。

时间回到2024年10月17日，总统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马斯克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为特朗普举办助选活动，在台上声称：“特朗普若落选，西方文明就将走到终点。”（然其并未解释该宣称的内在逻辑）但值得反过来追问：特朗普再度胜选，意味着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走向了哪里？

三  “真诚性的胜利”与美国文化之溃败

“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则故事，被认为铸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当代美国思想史家马丁·杰伊曾对这个故事的寓言性质及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考证。杰伊的结论是：

梅森·威姆斯实际上编造了这则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詹姆斯·贝蒂1799年发表在伦敦的《吟游诗人》 中剽窃了这个故事，但它成了美国民间故事的基石。当美国内战结束了南方文化（该文化更倾向于把文明性界定为英勇，而非发自内心的坦率直言）后，真诚性的胜利似乎牢不可破，至少是作为公共行为的模范。在他亡故后不久，“诚实的亚伯”林肯加入了华盛顿的行列，成为这种理想的巅峰。

不说谎的乔治·华盛顿与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将真诚性确立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诚如杰伊所观察的：“测谎仪”在执法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享有的盛誉，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杰伊亦引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如下观察：“伪证罪”（perjury）这个词就是产自美国，它在当代美国日常生活中被极高频率使用与核查，甚至到了“一种迷恋性坚持”（an obsessional insistence）的程度，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并被威胁以针对“伪证罪”的法律行动。“在美国，一个人不能在未阅知伪证是受法律严格惩罚的情况下签署公共文件，并且在官方和法律上都假定他已阅知。”在美国，从技术手段（测谎仪）到法律手段（伪证罪），构筑起一张针对谎言的大网，其文化清晰无误地传递给每一个人如下信息：莫说谎，说谎会被抓，后果很严重。

然而，在当代美国“真诚性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可疑。科瓦雷于1943年做出的关于“现代谎言”的描述（前所未有的猖獗、无耻、系统、停不下来），针对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德里达于2001年则提出，科瓦雷的描述亦完全可以用于那被宣称为“历史之终点”（弗朗西斯·福山语）的自由民主。德里达在21世纪伊始便观察到，谎言不仅仅关涉人类文明史上的昨天，而且“可以被广泛扩展到在一种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的领导权（capitalistico-techno-mediatic hegemony）时代中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现行实践上”，并且“说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德里达把前所未有的无耻、系统与停不下来的说谎行径，同资本主义、技术、媒体与民主国家这组关键词关联了起来：前者的兴起，是后者占据领导权后的产物。然而，即便是德里达充满洞见的分析，也未能预先涵盖到特朗普及其政界追随者所掀起的更为无耻、更为系统、更为停不下来的说谎现象，以及它在当下美国社会的接受状况。

美国大众文化，已从真诚性的胜利转变成了对谎言的无感。国家民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拒绝说谎的华盛顿，变成了肆意输出谎言的特朗普。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结果明白无误地昭示出，过半的美国民众完全不在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满嘴谎言。对于其说谎行为，特朗普甚至完全不诉诸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亦即，为了护卫城邦秩序而向民众说谎。他直接将其话语称作“真相/真话”（truth），而把反对他的媒体评论称作“假新闻”（fake news）。“后真相/后真话”（post-truth）这个词，也因特朗普在政坛上的崛起而成为热词，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史蒂芬·勒文道斯基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当代美国政治中的谎言状况所展开的研究，同夏皮罗很相似，亦是以乐观的基调结束，认为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升人民在事实与错误之间作出区别的能力”。然而，勒文道斯基等人的应对方案如何处理如下局面：面对清晰明确的事实核验结果，过半美国民众却仍然选择说谎的候选人作为他们的总统。

不能说谎，是各已知文明社会（不只是“西方文明”）教育幼童的首要内容之一——“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类寓言故事，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更有代表性的寓言，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所创作的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 。为了在孩子们心头种上不能说谎这条律令，主角匹诺曹说谎时鼻子会变长——该意象成为“谎言可视化”的经典符号。鼻子变长既是生理羞辱，也是社交隔离（无法隐藏的谎言标志）。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和挫折（被狐狸和猫欺骗、被吊在树上、变成驴子、被鲨鱼吞食等）后，匹诺曹最终学会了诚实、勇敢和无私，实现了变成真正男孩的愿望。

《木偶奇遇记》 被翻译成240余种语言，成为全球儿童“诚信教育”的通用教材。迪士尼分别于1940年与2022年推出名为《匹诺曹》 的动画影片与真人影片，皆着重强调了匹诺曹说谎的代价。在马提欧·加洛尼执导的2019年意大利真人影片《匹诺曹》 中，这一设定更是被强化：通过阴森色调、人面鱼、蜗牛黏液等哥特式意象，将说谎后果具象为“恐怖体验”，打破迪士尼式甜美叙事，通过制造生理性不适迫使儿童直面谎言代价。2014年韩剧《匹诺曹》 则将“鼻子变长”改写为“匹诺曹综合征”（一说谎即打嗝），女主角崔仁荷因无法说谎成为记者，以身体禁忌捍卫真相。

然而，现实世界中说谎并无可视化的效应，所谓的“微表情”分析与“测谎仪”判断也远非硬科学。那么，“真诚性的胜利”又如何来确保呢？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把“真相”界定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而谎言则恰恰试图改变我们无法去改变之事。她写道：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将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称为真相；比喻地说，它是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

谎言试图改变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也就是说，尝试摧毁掉“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在阿伦特看来，尽管谎言已然充盈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中，但谎言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掀不了大地，翻不了天）。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后真相”社会中，事实（无法改变），经常被转化成意见（可以改变）。谎言与真相的对立，经常被转化成观点之争。阿伦特当年就看到了混淆意见与谎言的趋势。她这样区分两者：“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通过争论、拒绝或妥协来处理；但不受欢迎的事实却具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赤裸裸的谎言，没有什么能动摇它。”真相如同脚下大地与头顶天空，意见动摇不了它，谎言却可以伤害它（尽管无法完全毁灭它）。也正因此，阿伦特把谎言视作最危险的政治实践，“除非事实性的信息得到保证且事实本身没有争议，否则意见自由不过是一场闹剧”。阿伦特的学理论述呼应了不能说谎在各已知文明社会中的地基性地位。也正因此，被屡屡揭穿连篇谎言的特朗普，却亦是紧紧抓住“真相/真话”不放。

“文明”与“不能说谎”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呢？在题为《论一种假定的从仁善动机出发说谎的权利》 的文章中，伊曼努尔·康德对此做出了一个解释：

例外摧毁了普遍性，而正是普遍性，使得原则能够担得起它们的名字。

康德提出，普遍性与例外无法共存。真相/真话，具有普遍性。作为真相/真话之例外的谎言，则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存在。故此康德主张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说谎，因为一旦有谎言能被允许（亦即，认可“说谎的权利”），那就会结构性地摧毁“不能说谎”这条律令的普遍性。换言之，说谎决不能是正当的、是“对”的。

瑞典裔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希赛拉·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那部荣获奥威尔奖的奠基性作品《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中，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为什么说真话是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要求，而说谎只能是破坏规范的例外。首先，说真话与说谎在初始条件上存在差异：“说谎需要理由，而说真话无须理由”。说真话者并不需要为自己为什么说真话而进行辩解。其次，说谎者自身对说谎的隐在态度是：“自己可以说谎，但其他人应该诚实。”换言之，说谎者亦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随时会上当受骗的社会中。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社会就会土崩瓦解”。换言之，任何一种文明，皆必须建立在“不能说谎”的规范性律令上。

康德与博克的分析有力解释了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说谎这种行为何以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不能公之于众。这就意味着，谎言只能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发挥效力，而不能直接以自身形态发挥效力——谎言是“见不得光”的。甚至在话语的操演层面上，一个人若宣称“我在说谎”，那么这句话本身是真话吗？这就陷入两位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操演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亦即，言说一个陈述的行为，同使该言说有意义所需的前提相矛盾。“说话”这个操演性行为的前提，就是“我不在说谎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在语用学层面上将“真相”“正当”“真诚”“可领会”作为语言沟通的有效性要求。

我们也因此看到满嘴谎言的特朗普，并没有宣称“说谎有理”，相反他极力指控对其话语进行事实核验的媒体在说谎，是“后真相”媒体，不遗余力炮制各类“假新闻”。特朗普曾因传播不实信息而遭遇包括“脸书”“推特”在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封杀账号。面对“后真相”与“假新闻”对他的围剿，特朗普干脆于2021年底自建了一个社交媒体，名字就叫“真话社交”（Truth Social），其口号就是“追随真相”（follow the truth）。“真话社交”成了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重要阵地。

上一节已经提到，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的独特之处，不仅是以谎言充作真相，并且在于即便谎言被揭穿，说谎者并不会遭受负面影响，甚至该话语所产生的效力亦不受影响。博克在《说谎》 一著中提出，“在重要的事情上公开说谎，一旦被揭穿，说谎者将反受其累”，“届时，纵然说谎者本人对失去正直（integrity）毫不在意，也定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导致的信用扫地而后悔”。博克的这段分析在该著出版20年后，对在总统任上公开说谎的克林顿仍属贴切（尽管说的只是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其人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然而40多年后，该分析到了特朗普这里，显然彻底失效：现在美国总统做到了笃定地面对公众公开说谎、肆意说谎，甚至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抓个正着，却丝毫不影响其票仓和支持度（并且还令其对手深陷困境）。

今天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谎言张口就来，被频繁揭穿亦不收敛，与此同时却仍以“真相追寻者”公开自诩，并能获得过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不仅是马斯克、彼得·蒂尔等人在选举中全力背书，马克·扎克伯格与杰夫·贝索斯在特朗普胜选后亦先后向其就职基金做出百万美元的捐赠，扎克伯格更是解散了2016年他在Facebook上引入的第三方事实核验网络。这个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ethical substance，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亦即，支撑社会实践与道德行为的深层结构。谎言直接以其自身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仍然能畅行无阻，广泛产生效力，并对说谎者不产生负面影响——这昭示出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已然发生了激进改变。

2024年9月10日，特朗普同接替拜登的卡玛拉·哈里斯展开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就在辩论现场，ABC新闻主持人不得不出面纠正特朗普的多个虚假陈述，包括对堕胎、移民和2020年选举的错误说法——本应维持中立的辩论主持人出面纠正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在美国极为罕见。当特朗普在该辩论中宣称美国许多州在操作“产后杀婴”时（主持人随即驳斥“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州允许在婴儿出生后将其杀死”），这个国家在一个又一个自诩“真相”的谎言中变得面目狰狞——那些被美国界定为它的敌对势力，亦未对它施加过这样的“妖魔化”（demonization），该谎言竟由美国自己的（前/当选）最高领导人公开说出，并获得了众多美国民众与精英的高度拥护。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已然被彻底改写。

四  构建现实：一种认识论－本体论的谎言政治

康德把“说真话”（speak truth）同人之为人的定义性特征关联起来—— 一个谎言，就将摧毁掉人之尊严，使其较之一块物（a mere thing）还不如。即便一个谎言并未对受骗的一方造成具体伤害，但说谎本身意味着，“我侵犯了人类的权利；因为我的行为违背了一个人类社会能够以成型的条件和手段，因此也违背了人的权利”。康德进而宣称，当你被问到是否会说真话时，哪怕在脑海里设想一下可能的例外状况，你就已经是一个破坏人类社会的说谎者了，“从一个规则那里保留例外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规则之本质就是不允许有例外”。

那么，我们能否把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现象，简单地视之为人类社会的例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把“说谎”界定为“构想例外”，然而特朗普主义实践绝非构想例外，而是为美国设定新的规制（nomos）。故此，我们有必要对该现象展开进一步考察。

在2024年著作《智人之上》 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真相”展开了深入讨论。他认为，寻求真相必须是一个“普遍的工程”，“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然而，任何真相，都无法呈现现实的所有方面。赫拉利写道：

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其他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赫拉利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分析。某君描述某地有一万名士兵，他是否讲出了真相？即便那里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最多意味着该描述揭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但它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同时忽略差异性，士兵之间就沙场经验、健康程度、士气状况等可能会差别很大，“一千名新兵搭九千名老兵，与九千名新兵搭一千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更具体来看，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某地有一万名士兵”的描述扭曲了现实，是不是意味着要描述某地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说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一个人即便自认为是在讲真话，但其描述最多仅仅是揭示现实的某个方面。赫拉利进而提出，现实本身就包括“主体性的现实”，涵盖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交集而成的。”主体性现实是被社会性地构建起来的，影响其构建的不只有国籍，“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皆系现实构建的核心参数。于是，哪怕每个人都在言说关于其所体验的现实的真相（换言之，并未故意说谎），然而社会层面上呈现出的关于现实的描述仍然极其多元，甚至彼此剧烈冲突。

故此，真相本身是受限的，是无法总体化的。基于此，赫拉利犀利地批评一种“天真的信息观”：

这种观点认为，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能得到力量与智慧。相较之下，无知似乎无法通向任何地方。虽然在某些历史上的危急时刻，基于妄想或欺瞒而形成的网络偶尔会出现，但长期看，这些网络必然会败给那些真实且可信的网络。……天真的信息观会认为，面对收集与处理信息时遇到的大多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收集与处理更多的信息。……从这种观点看来，信息网络越大，就能越接近真相。

持有这种“天真信息观”的代表人物有贝拉克·奥巴马、扎克伯格以及雷·库兹韦尔。这些当代美国政经界精英认为，只要信息足够多、自由讨论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谷歌的使命宣言简洁地表达出了这种天真的信息观：“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

然而，信息数量堆上去，却并不意味着就能抵达真相，更不意味着谎言会无所遁形。赫拉利提出，信息的作用并不是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通过彼此“联结”的方式创造出全新的现实。个人可以追求“关于自己与世界的真相，但大型网络却会使用各种虚构故事与幻想将成员连接在一起并创造秩序”。谎言连篇并以“真相追寻者”自居的特朗普并不是在“构想例外”，而恰恰是在构建“现实”，在该现实中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为与抖音等华企丧心病狂地窃取数据、民主党领导下的许多州纵容产后杀婴……当代美国过半民众，积极接受了特朗普所构建的那个现实，并基于该现实来解释生活现象与社会现象，以及决定自己的行动。在《智人之上》 中，赫拉利这样分析特朗普主义政治：

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者，还是像匿名者Q（QAnon）和反疫苗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阴谋论，都认为有些传统机构制度只是声称自己在收集信息、找寻真相，以此取得权力，但其实都是在说谎。在他们看来，那些官僚、法官、医生、主流记者和学术专家就是一个精英阴谋集团，他们对真相没有半点兴趣，总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信息就是一种武器。……无论何时何地，当民粹主义成功地让人觉得信息就是一种武器而进行传播时，语言本身就会受到损害。不论是“事实”这样的名词，还是“准确的”“真实的”这样的形容词，都会变得语义模糊，似乎无法指向一个共同的客观现实。这种时候，只要一谈到“事实”或“真相”，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疑问：“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

在赫拉利看来，特朗普主义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导弹以及无人机外，信息被当作武器投入大规模使用。国际社会对武器的使用尽管具有相当严苛的规范，但晚近我们见证着这些规范被屡屡突破，而特朗普主义政客们进一步把针对信息传播的规范彻底颠覆了：真相与谎言的差别被彻底取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认识论－本体论（epistemo-ontological）的谎言政治，在其中谎言的定义性特征被彻底抹消，并被用以构建现实。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真相”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家用以对抗暴民统治（ochlocracy）的基石。“真相”范畴被取消（甚至只是“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这种追问盛行），会产生严峻的后果：它会激发出古老的“对暴民统治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据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分析——就是“害怕暴民对现实的介入”，亦即，“在任一给定时刻，现实依存于暴民对正误的看法”。

特朗普主义政治，用通不过事实核验的话语填充真相的独特实践，在当代美国事实上落实并复兴了暴民统治——现在，现实依存于特朗普主义政客所部署的“信息武器”之受害者（受骗者）的裁决。再细密的事实核验，亦无力扭转或阻止谎言（“特朗普式真相”）的“高歌猛进”。谎言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揭穿，非但不会使说谎者深受其累，信用扫地，相反让其原先的支持者更加坚定与狂热，甚至令旁观者亦倒向说谎者——拜登就是被自身党内盟友们担心旁观者的倒向而被排挤掉候选人资格。

五  作为缝合点的谎言：元宇宙里的“真相政制”

经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实践将信息武器化，激进地取消了真相与谎言之差别。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体现在谎言在政治舞台上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它的独特性更是在于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被接受并且被用于构建现实，对谎言无感的民众们（“信息武器”之所有受害者/受骗者），则皆在为这个现实的构建添砖加瓦。现在，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何以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能够成为当代美国一个主流版本的现实？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引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洞见——半个世纪前福柯针对“真相”做出的分析，对探究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仍具有理论穿透性。

在发表于1975年的论文《话语的秩序》 中，福柯用“真相政制”（regime of truth）这个概念来描述如下状况：每个社会都通过特定的话语、机制和技术来区分真伪，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效应，这种权力决定了哪些类型的言论被接受为真，哪些言论则被排除在外。福柯认为“真相政制”是普遍的，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些社会中：

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相政制，即其“真相的通用政治”（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说，社会接受并使之发挥作用的各种话语类型；区分真伪陈述的诸种机制和实例，以及对每种陈述的制裁方式；在获取真相过程中被赋予价值的诸种技术和程序；以及负责阐述何为真相的人的地位。

真相政制的通用性就在于，每种社会都会选择某些话语作为其运作的基础，这些话语被认定为“真实”的，并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传递和维持权力结构。换言之，真相与“话语权力”体系相互关联，权力会产生并维持真相。

正是在某种特定的真相政制下，诸如“上帝保佑美利坚”“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必有一战”（亦即“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民主党允许产后杀婴”等话语才会被接受为真。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努力，仅仅是将原先那个充斥各类自由左翼“政治正确”话语的现实，改造成了一个“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这个另类现实由特朗普主义话语权力系统（一种极其独特的区分真伪陈述之机制）所支撑，它使得赤裸裸的谎言在该现实中能够以真相的名义流行。特朗普主义政治有力印证了福柯所分析的真相政制：真相并不在权力之外。反过来，福柯的分析揭示出，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机制来阻止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

尽管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的《说谎》 中没有提及福柯同期的“知识/权力”研究，但很相近地，她从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权力”论题入手提出：谎言在与知识同等的程度上影响着权力的分配。其中的机制是，谎言可以让受骗者希望达成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还可能掩盖相关的备选方案，或者让情况呈现出虚假的确定性。通过这样的方式，“谎言增加了说谎者的权力，削弱了受骗者的权力，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后者的选择”。换言之，说谎者的权力，来自所有直接与间接的受骗者。赫拉利在晚近《智人之上》 一著中亦做出如下观察（尽管并未引用博克的话），认为民粹主义领袖们“总在对我们说谎以骗取权力”。

福柯对“真相”的分析揭示出，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是真相政制的一种极端形态，在该形态里赤裸裸的谎言以真相的名义获取政治权力。博克对“谎言”的分析则进一步揭示出，特朗普源源不断地从所有的受骗者那里获取权力：当其谎言覆盖面达到整个国民并被其中相当多的人接受时，特朗普就具有了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并获得成功）。特朗普从一个政治素人快速迈向权力巅峰，这个过程中谎言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特朗普用谎言“联结”起了在现实中因无法找到原有舒适位置而倍感沮丧的民众（他们时刻感受着移民、有色族群、女性、性少数群体、环保等带来的不适），为他们构建起一个另类现实，在其中确立起新的规制，并给他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这个另类现实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便正是因为之前那个版本的现实（各种“自由左翼”“生态左翼”“文化左翼”“后殖民左翼”“后现代左翼”“性别左翼”所构建的现实），已然如同《盗梦空间》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2010年影片）里那种摇摇欲坠的“梦境现实”那样，无法承受住越来越多人对该现实的质疑。关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那些被“植入”头脑中的核心理念（“政治正确”“觉醒文化”“取消文化”……），被越来越多的该现实中之人不再体验为自己的理念。特朗普主义政客则进一步抛出大量谎言并把它们武器化，对那个现实进行了激进的越出信息传播规范的袭击。

特朗普的“MAGA”里几乎没有关涉任何由联合国当下议程所背书的“伟大”的政治理念与理想，而是用武器化的谎言，激发“底层”生存层面的社会性忧虑乃至生物性恐惧——“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企都是盗贼”“非法移民都是冷酷杀手”……在2024年9月28日的竞选集会演讲中，特朗普多次用“冷酷杀手”来形容非法移民，声称“他们会走进你的厨房，割掉你的喉咙……他们将强奸、抢劫、盗窃、掠夺和杀害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并称“拜登有精神障碍，卡玛拉出生就是智障，你仔细想想，只有智障人士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另类现实，和“让美国更加伟大”无关，而是“让美国更加撕裂”——这就是为什么《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作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的特朗普。

当代美国的“前特朗普版本”现实——借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经典术语——主要围绕爱和归属层面、尊重层面以及自我实现层面来构建与呈现自身，奥巴马版本的“美国梦”几乎把这些词都囊括其中。而特朗普版本的另类现实，则在根本上放弃任何向“上”看的政治理想，而是在“底部”的生理层面与安全层面上，用谎言作为素材进行构建。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政客们极为有效地运用武器化的谎言，把当代美国社会现实从应对马斯洛需求层级上的高阶需求转变为应对底层需求。

两位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基塔·萨文与丹尼尔·特雷斯曼通过文本数据分析揭示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的平均暴力词汇使用频率，超过了他们研究的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中的任何政客。他们还发现，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较少用“我们”“人民”这两个词，而是频繁输出关于“他们”的脏话表述。萨文与特雷斯曼写道：

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客赞美并声称自己代表被想象成一个同质统一体的“人民”，特朗普相对较少调用“人民”；他擅长于一种排他性民粹主义，专注于识别外部群体和邪恶的精英，并将他们塑造成敌人或威胁。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特朗普即便谈及“我们”，亦是出现在“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垃圾那样”“他们正在毒害我们国家”这样的表述中，而这些表述则皆是特朗普式的无视事实核验的谎言性表述。

特朗普用关于“他们”的巨量谎言性与暴力性表述，来刺激生理与安全层面的恐惧与恐慌。越底部的需求受到威胁，所能激起的政治动员力就越大；换句话说，理想（各种高档次的“美国梦”）能有效凝聚人，当且仅当生理与安全层面需求得到广泛满足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在构建现实上具有着强大力量：强奸犯、小偷与杀手已经在门口了，“他们”甚至已经冲进家里了……这样的话语哪怕是谎言，也往往十分有效，因为它能快速激发出生物性－情绪性的反应，而非开启大脑皮层的思考。

诺奖得主、以色列裔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区分了“快思考”与“慢思考”，亦即，存在着驱动人类行为的两个系统：“系统1自动且快速运行，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努力，也没有主动控制感；系统2把注意力分配给必须要它参与并付出努力的脑力活动，包括复杂的计算。”

做出“快思考”的系统1，其实是经由生物性演化形成的神经网络运算系统：看到蛇（感知器官接收到的“蛇形信息”）就会害怕，便是生物性演化对安全层面上威胁所产生的快速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将有效催生逃跑（或者攻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主义政客所说出的谎言，总是能有效地激发惊慌、恐惧、愤怒这样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一步催生出暴力性的行动。

而分辨谎言则需要启动做出“慢思考”的系统2，这种思考不仅慢，而且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并且其开展的深度依赖于受教育的程度。这意味着开启“慢思考”比起“快思考”来，具有高得多的门槛。特朗普的话语几乎很少诉诸受众的“慢思考”，已有多项研究指出，在认知风格上，特朗普的演讲展现出的分析性思维和综合复杂性低于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正是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所诉诸的这种“快思考”机制，使得“信息武器”的受害者们（受骗者们）积极地乃至全身心地，配合政客们从自身身上汲取权力。

特朗普主义政治确实可以被视作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极端版本，因为它成功地从为数众多的民众（受骗者）那里汲取权力。它的极端之处在于，哪怕是各种事实核验，都无法冲击那些牢牢填充在“真相”这个普遍性位置上的谎言。在一个相当妥帖的意义上，特朗普实质性地为其众多追随者们构建了一个“元宇宙”—— 一个有效地叠加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的“元宇宙”。

就构建“元宇宙”而言，特朗普使用了最前沿的具有“深伪”（deep fake）能力的生成式大模型。2024年8月17日，特朗普在X上转发多张宣称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及其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其中一张斯威夫特装扮成“山姆大叔”并配文“泰勒希望你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随后部分图片被证实由人工智能生成，泰勒本人随即在X上公开发出背书哈里斯的声明。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随后白宫所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包括X、Instagram、脸书等各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特朗普自称“国王”的评论文字，并附上一张以“国王万岁”为标题的伪《时代》 杂志封面，图片中特朗普头戴珠宝王冠，背后则是纽约曼哈顿。2025年7月10日，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张将特朗普描绘成“超人”的深伪图片（身材魁梧的年轻特朗普穿着“超人”标志性的红色斗篷和紧身蓝色西装），配文“希望的象征；真相、正义、美国方式；超人特朗普”。在特朗普主义所构建的这个以“MAGA”为标识的独特元宇宙（the Magaverse，“MAGA元宇宙”）中，特朗普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超人“国王”。其中，深伪的MAGA内容被认知为“真话社交”。

特朗普主义政客不仅使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将古早的在人类文明史上长久存在的谎言玩出了全新境界——谎言不只是参与深伪，并且直接成为真相。在MAGA元宇宙中，谎言不再是破坏普遍性（真相）的例外，而是自身成为现实之缝合点（quilting point）——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用“缝合点”一词来指称弥合或遮盖“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不连贯性，使得“意义”看似固定且有逻辑性的关键力量。在MAGA元宇宙里，美国毋庸置疑地“再次伟大”，而特朗普则无可置疑地是一位带给美国新希望的超级“国王”、真相与正义的当代化身。

2020年辞世的拉图尔曾从“新气候政制”（new climatic regime）角度出发，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做出如下批评：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政治视野，其“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在拉氏看来，特朗普的姿态已然触发一场不同世界间的战争：“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了，但我们的不会！”拉图尔急切呼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们“落到地球”（down to Earth）。然而，拉图尔所未能纳入分析的是：在特朗普努力下“再次伟大”的美国，诚然是一个另类的元宇宙：发生在地球上的“假新闻”，无法诋毁MAGA元宇宙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真相，无法抹除特朗普成为美国“国王”、地球“超人”的真相。在那个元宇宙里，特朗普诚然能没有操演性矛盾地呼吁“真话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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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理解存在着一种规范性特征：人工智能用来增强人类而不是取代人类。然而，这一理解并不是静态的，还需要注意到未来的变化。总体来说，人工智能理解的未来变化是从无人工智能的工具进化为具备自主性的智能体（agent）。在这一特征前提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也将发生根本的翻转：以智能科技为代表的生产力走在了生产关系的前面。换句话说，这些智能科技正在提高生产力并呼吁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类型。从劳动过程来看，机器劳动成为可能，劳动活动的属人性、社会性前提变得摇摆；劳动主体将演变为人-机协同体；劳动工具将消融在主体之中或者取代主体；劳动对象已经从实在对象变为虚拟存在；更可能的是，随着企业智能体的运用，未来工厂完全可能会出现智能体同事。鉴于此，本文将讨论智能增强工具如何构建形态多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生产关系。

一、智能增强工具：人工智能理解的规范性特征

笔者曾经讨论过当前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一问题，初步的结论是无论从国家战略还是从事物本质层面看，数智时代已经取代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成为我们当前所处时代的最好概括。在人工智能本质的理解中，工具论成为很显著的一个叙事特征，深深地隐藏在不同群体关于人工智能叙事中。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四种叙事类型：科学化叙事、科幻化叙事、媒介化叙事和诗意化叙事。科学化叙事中科学理性最强、技术想象最弱；媒介化叙事中实用理性最强、技术想象最强；科幻化叙事中则科学理性弱化、技术想象最强；诗意化叙事中科学理性适中、技术想象适度。从不同的叙事中窥到其中隐含的工具论前提。

工具论观念在科学化叙事中表现尤其明显，这种叙事强调人工智能是一个独特的工具。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指出人工智能是一个文明意义强大的工具。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是我们创造工具，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当然，工具也可能被滥用，这就更需要我们思考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这正是李飞飞“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根本理念。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是一个具有文明意义的强大工具，接下来的事情是尽早建立将人类福祉置于核心位置的理论框架。因此，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赋能于人的理念。在她看来，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建立需要遵循两个原则：尊重人类的主体性和尊重人性。第一个原则是避免将人工智能作为主语，因为将人工智能作为主体会剥夺人类的主体性；第二个原则是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尊重每个人渴望健康、希望富有成效、渴望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的品性。在2025年法国人工智能峰会上，李飞飞提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三原则和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三原则给人印象深刻：尊严、能动性和社区；治理框架强调应该摆脱科幻、意识形态以及割裂化思维。摆脱科幻意味着把治理放置在经验的数据与严格的研究之上，强调人的理性；摆脱意识形态意味着要防止滥用误用，也是强调人的理性；防止割裂思维意味着要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开源才能发展。

在剩下的三种叙事中，都是反思工具论设定的。诗意化叙事和科幻化叙事中，将人工智能看作是工具的理解是被反思和批判的。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重点批判了工具论的观念，强调了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在集置中，人和一切对象都变成了持存物。从这一观念出发，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技术的极致形式更是如此，成为“存在升级”的主导因。科幻化叙事更是突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自主意识，这种叙事突出人与机器的对立，如果机器仅仅是一般工具，那么冲突无法达到极致。媒介化叙事对于工具论这一平淡观念也是拒绝的。出于对公众的引导，即便是承认工具论观念，也是把这种观念导致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所以，在四种不同叙事中，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存在着极大差异：从工具到主体。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人工智能的工具性，那么面临的两个问题：人工智能是体现什么关系的工具？它是什么性质的工具？

人工智能是体现什么关系的工具？人工智能与使用者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DeepMind根据通用性和成效将通用人工智能划分为笨手（no AI）、熟手（emerging，胜过一些）、能手（Competent，胜过50%）、专家（expert，胜过90%）、大师（Virtuoso，胜过，99%）、超人（superhuman）。我们可以看到辅助、增强、协同等三种关系都有所体现。熟手与能手意味着人工智能工具可以超出50%的一般人做事情，这对于使用者来说，发挥协同作用没有问题。因为在科研领域，已经胜过了大多数的研究生；协同的关系已经出现在专家层面，在这个层面，人工智能工具已经胜过90%的人。大多数的教授专家与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分工协作，完成目标任务。还有一类大师，则会对使用者进行必要的指导。此时人工智能开始指导使用者，类似于导师。在这个划分中，笨手不仅不会产生帮助，还会减少使用者的效率。至于超人作用，还没有具体的论文进行研究。我们只能从文学作品中获得一些启发，人类要突破自己的感官和知识的限制，必须达到超人层面。在尼采那里，凡人则通过三级变形——骆驼、狮子和孩子——达到超人，能够实现权力意志的自由支配。

人工智能是什么性质的工具？我们从两个最常见的概念谈起：人工智能作为日常工具（tool）和人工智能作为科研工具（instrument）。在不同场景中，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出现。如家庭场景中有扫地机器人、服务场景有迎宾机器人、商业场景经常见到咖啡机器人等。这些工具略有智能成分，实现特定功能。作为日常工具的人工智能和生活世界高度融合，成为很重要的辅助工具。但是人工智能作为科研工具则有极大的专业特殊性，可以看作是身体器官的延伸。比如在AI4Science、AI4Social Science领域，人工智能是作为科研工具起到作用，在科学研究准备阶段、科学研究进行阶段、科学研究发展阶段以及成果分享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人工智能作为科研工具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象学的例子。现象学工具箱里有很多范畴工具。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现象学特性，因为众多的人工智能工具已经让学术研究者感到眼花缭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界的负担。此时，所谓的辅助、增强和协同作用反而大受影响，甚至会对研究者造成不必要的扰乱。

 然而，这种工具论的理解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哲学上的反思在于如果是技术，那么工具可以被替换。因为需要不同，所以可以采用不同的工具。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如果是作为笨手、熟手和能手，这种替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然而进入专家和超人层面，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更替的了。如今例如ChatGPT和DeepSeek等大模型被使用顺手了，那么它很难被放弃，此时工具论的观念限制就会出现。约书亚·本杰明（Yoshua Bengio）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工具论存在的问题。“很多人都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工具。但智能体（Agent）作为一个自主的实体，有自己的目标，会自主选择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希望智能体成为工具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在海德格尔看来，把现代技术看作是人类的活动和满足人类需要的方法的工具论观念并没有看到现代技术集置的本质特性，看不到现代技术呈现为一种天命。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理解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始终触不到痛点。现在国内的学者看到了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双主体特性、看到了人工智能具有的能动性这一关键点。赵汀阳看到了人工智能会演变为新的主体，带来新的存在论问题。主体意识觉醒或者能动性呈现是“新主体”独有的特性。“由于大量应用需求的推动，以及‘接受’评价原则的采纳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成果推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某些人工智能产品或技术载体如情感交互机器人，会被部分大众接受为‘非人非物、亦人亦物’的第三种存在物。”非人非物的“第三种存在”是人工智能的独特规定性。所以从两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作为新的主体、人工智能作为第三种存在都显示了人工智能具有的一种超越工具的规定性。这一转变让我们意识到对人工智能的工具论理解存在的局限。

对人工智能的工具论反思导致的可能性出路，我们要进行追问。很多学者开始提出人类与人工智能出现了一种共在、协同、协调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工智能表现为具备甚至超越人类主体的存在，双方为了完成共同生存和进化而共在一个宇宙。为了适合这一规定性，人工智能需要新的规定性。

人工智能作为智能体（agent）存在，表现出能动性（agency）。在这一规定中，人工智能与环境、场景、语境形成了良性互动，能够适应环境的演变、对来自环境的危机作出及时反应，采取最优化行动。无论是在强调历史过去的人类数据构造的环境下，还是来自机器合成的数据构造的环境下，都能够作出上述行为。这一点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利用合成数据，而不只是会产生模型崩溃这样唯一的结果。模型崩溃的担忧来自一种线性思维：机器在错误的数据基础上产生新的合成数据，无限下去，必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但是，错误的数据只是在传统人类中心立场下的判断结果，而非机器认可的数据。对于机器来说，数据是否可以识别才是有效的标准。就如同0、1形式的数据可能被解读，而其他形式的数据是无法被解读的，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此外，“无限下去”的设定如同回形针的设定一样，机器设计者不允许出现无限的情况，机器自身也不会允许自身无限无效率地运行下去。

此外，智能体与包括人类在内的环境因素必然会合成在一起。因此人工智能作为系统将是另一个重要的规定性。此处的系统并不是一个控制论系统，一个封闭式的机器依靠自动性运转，而是人类掌控着这个自动进程。此处的系统主要突出的是与智能本身无限繁殖特性相关的扩容性。但是对于智能系统来说，它会通过不同的接口（interface），其中最为主要的代表形式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这是一种程序之间的接口。主程序随时通过特定的机制调取其他子程序。接口类似于人体的关节，使得不同的智能体程序产生关联，从而构成一个系统。所以人工智能系统是通过一种特定接口如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实现行动的系统，只要赋予不同对象以接入的可能性，最终会实现万物互联的一个总体系统。

 因此，我们通过对人工智能工具论的分析最终展现了对人工智能理解的变化，反思工具论理解的狭隘，将作为智能体、系统总体的人工智能面貌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类似于第三世界的观念——“第三种存在”——被提出来，但是非人非物过于模糊。作为新的主体的人工智能始终是哲学阐述，也就是诗意化叙事的构造物，展现了构造智力自身的精细结构，同时人工智能具有人格这样的心理学阐述。人工智能系统被视为人格所需的三个核心条件：自主性、心智理论和自我意识。可以说让我们感受到对人工智能在内的智能科技有了一个总体把握。而在智能科技与数智时代的变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获得了进一步分析的智能化背景。

二、数智时代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模式的四种类型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最近理论界讨论的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学界曾有过一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讨论。李达指出劳动过程涉及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三个要素；“人类的劳动”是社会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在基于人的社会关系中进行，人类劳动的特征贯穿在各个历史形态中；相比之下，经济学领域则讨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这个时期以农业为例，呈现出生产关系走在了生产力前面的特征。

我们将在不同情况下考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的不同模式，最终指向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如何理解？“不同情况”是一个权宜称呼，它指代我们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反思要建立在人工智能理解的嬗变逻辑下理解。当人们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一般工具时，理解依然处在传统生产力阶段；当人们意识到工具的增强性，有着一种突破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人们充分理解人工智能具有的能动性规定，也就是说突破了工具论思维时，我们才可以说进入新质生产力的了解中。我们将通过四象限构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框架便于展开分析。

 第一种情况是传统生产关系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传统生产力主要是指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力。从动力形式来说，比如来自畜力、蒸汽动力和电力。当前人力被比喻为牛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人还原到自然力。人在无技术装备的情况下，靠体力来进行劳动，那么还是停留在自然层面。蒸汽动力和电力是来自于人工的力量，或者是所谓的工业技术的力量。与这种生产力共在的生产关系就呈现为二元的关系，比如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从劳动过程来看更为清楚。劳动主体是作为依附个体的人，或者是没有技术装备或者有技术装备；劳动对象是实在对象，比如种植农产品和生产工业产品；劳动工具是无智能的工具，只是按照物理原理组装的工具而已。从适应关系的性质来看，这种关系是一种非实质性适应，其实质是一种比喻性描述。畜力、蒸汽动力、电力的使用之后出现二元社会关系的划分，人们会想当然地将二者看作是因果关系。但是这或许类似于原始思维的效果，把两个相继出现的现象如布谷鸟、春天看作是具有因果关系，而忽略了对其内在关联的阐述。

 第二种情况是新型生产关系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状态下，生产力依然是传统的，比如自然能源消耗型的技术占主导，如石油、畜力在社会中继续使用。但是生产关系会发生变化，因为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二元结构本质上发生变化，随之进入的是一种来自外在影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比如合同关系的出现。这种关系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产物，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形式成为维护人与人之间权益的方式，受到当事人意愿决定和时间的限制。原先的二元层次之间存在着生死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在常规时期，双方默认了不可变更，只是在特殊时期才出现反抗。新的二元形式中，主体具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从动力形式来说，没有变化，依然处在工业时代或者农业时代；从劳动过程来看，首先劳动者发生了变化，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开始出现，可以按照理性作出自由选择，而且能够获得一定技术的加持；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与上述基本相同。从适应关系来看，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呼吁新的技术的合理运用，具备理性的人利用老的技术。理性的人与老的技术始终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性的冲突。

 第三种情况是传统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新质生产力是随着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出现而形成的范畴。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类型上的新，而且也是性质上的新。如果是技术类型上的新，那么只可以成为新型生产力，更多是表达了生产力的指向上的新，体现了科技的伦理关怀，如科技向善、智能向善；如果是性质上的新，也体现了指向构筑人民的美好生活，如通过各类数字技术可以确保数字福祉、通过智能技术可以构筑未来智能化生活，做到智能养老、智能护幼。但此时，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变化。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旧有的法律无法考虑将汽车看作是责任主体，所以面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责任划分时显得力不从心；还有智能科技提出许多全新的问题，而现有的法律制度没有办法应对这种变化。所以这种落后是非常明显的。而新的技术创新需要更好的法律法规加以保护和约束。从劳动过程来看，劳动主体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停留在自由选择的个体层面，但是劳动主体必须意识到人类与智能工具之间具有的多种复杂关系；劳动工具带有了一定的智能性，称之为具备智能的工具。按照Deep Mind的划分，进入了熟手、专家，甚至大师的水平。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在感知道德专业知识方面可与专家伦理学家相媲美，也就是说达到了专家水平。劳动对象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如数字劳动对象、机器劳动对象等。

   第四种情况是新型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新型生产关系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呈现。劳动主体不但有自由意志，还有更强大的推理、感知和记忆能力，甚至抵达超人状态，这是增强人类的问题。增强人类将成为新型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增强人类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人类利用药物、神经技术和智能技术对个体的增强，从而出现所谓的增强人类，这种增强技术与人类的融合是永久性的或者是无法断开的连接。这个维度的极致形式就是超人的出现。而且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超人。其二是人类借助各种智能增强工具实现的增强，个体可以作出选择能够断开连接。此外，生产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关系形式，如机器人同事、虚拟同事或者增强同事。这种关系无疑是新鲜的，机器人超强的同理心、超强的推理能力会给人类造成倒逼。大模型在社会情境判断方面可以胜过人类。社会情境判断（SJT）是一种标准化的心理测试工具，提供行为选项，让参与者选择最适当与最不适当的行为。这意味着在人机共存的关系中，机器能够优于人类进行情境判断并处理好社会关系。当然未来工厂甚至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类完全退场，工厂原先人声嘈杂的情况不再有，只剩下自动机器运转的声音；黑夜不再有人需要加班，不再有灯光。因为机器无休止的运转，不再需要所谓的光源。原先的适用关系将会有实质性适应作为内涵充实起来。与原先的比喻性适应不同，这种适应已经有各种关系类型开始呈现出来，比如智能契约关系用来约束超级人类与超级机器、共在关系引导人类与超级智能体的相处等。在这种关系中一切都是全新的有待于讨论的问题。

三、智能增强工具的本质与新型生产关系变革

总体来说，数智时代下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要对劳动主体和劳动工具的新特征有认识。在这一基础上，才能理解劳动过程发生的性质变化。

首先，劳动过程出现性质的变化。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基于人类关系进行的两种性质会发生逐渐地改变。如果人工智能作为一般工具性存在，那么在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时，“人类劳动”或者劳动的主体依然是没有本质变化的，这种劳动依然是基于人-人的，具有社会性、属人性。因为工具无法改变使用者的本质规定，所以这种社会性和属人性依然是不变的，在问题出现时或者责任的承担上，依然是使用者承担责任。“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对齐问题’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工智能的研发者、制造者和使用者。因此，需要规范和约束的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研发、制造和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在赛博格主体下，劳动性质还保留社会性、与人相关，但是已经变得微弱；而在纯粹的机器主体下，劳动的社会性、人际性会完全消失。因为对于机器而言，社会性是不存在的。机器与机器之间只是系统构成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功能耦合的结果，没有社会性可言。而没有社会性、属人性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但是生产关系依然会存在。因为机器生产创造的价值却是实在的。就如同数字流量带来财富可以进入流通领域，购买商品。但是数字流量本身却没有任何的属人性。

其次，劳动主体会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人类劳动主体依然存在。人类在通用目的工具或者通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实现增强，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智能增强。智能增强会以两种形式与人类实现融合，嵌入与非嵌入。未来主体会成为赛博格形式，比如利用脑机接口进行融合；还有装着外骨骼设备进行各种劳动。利用大模型实现增强，能够处理额外的任务；另一方面，机器劳动主体逐渐涌现。自动机器、智能决策系统会逐渐取代传统人类角色而变成劳动主体。比如在一些工厂已经出现了智能安全检查员取代了人工检查。劳动主体成为机器或者平台，比如在生产中人工智能利用合成数据生成新的数字产品。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出现就属于这种形式。在生物医药领域，人工智能科学家在虚拟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诸如DeepSeek等可以撰写科学论文等。目前以DeepSeek-R1为代表的开放模型用于科学研究的尝试已经从这里开始了，覆盖数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选题包括生物信息学、计算化学、认知神经科学等。”这些都说明知识生产主体发生的变化。如果人工智能作为agent存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成为必然。从生产关系的主体来看，会出现新的主体形式。

 （1）独立个体：人-机、机-机。比如我开着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借助车上的导航装置行进。在这个常见的现实场景中，人与汽车相对，人类司机控制着车辆，去往人类设定的目的地。如果是一般的非智能汽车，那么掌控权完全在人手中，当然，出现问题也只是司机走神或者疏忽犯错。但是如果是L3级别汽车，L3自动驾驶指的是在特定条件下，车辆能够完全自主驾驶，驾驶员可以在系统请求时接管车辆。这种级别的自动驾驶被称为“有条件自动化”，因为它依赖于特定的场景，如高速公路，在这些条件下系统可以完全接管驾驶任务。在高速路上，驾驶系统掌管驾驶任务。此时驾驶系统掌管汽车就成为另一个关系模式。如果是L4级汽车，那么要求系统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并自动执行最小风险策略。在这种关系中，驾车的人与汽车是可分离的，我们称之为独立个体。

 （2）复合实体：在复合主体中，会出现多种类型，比如人-机与人、人-机与机、人与人-机、机与人-机。因此，生产关系会出现非人的形式，比如人机协同关系、人机协调关系、人机共在关系等。与新质生产力相符合生产关系类型根基不是单个实体，而更可能是人-机融合的存在对象。

第三，劳动工具也会发生变化。然而，我们想说的是，这种成见需要反思。当我们站在人工智能的另外一个规定性上，这种成见的牢固性就会发生变化。按照陈小平的看法，人工智能产品是非人非物的第三类存在。大胆设想一下，第三类存在最终会以超级智能的形式出现。本文指出，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性存在特征，因为在伦理规范的范围内，人类的主导地位始终要确保，而人工智能的辅助作用就要保持着；还要认识到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变化。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人工智能作为新主体的齿轮已经发生转动，趋势难以避免。有两种力量在推进这个转动。一些学者通过赋予人工智能的人格、道德地位、自我意识来确保其主体性。另一些学者较为聪明地将这个问题转变为准主体或者拟主体来处理，认识阻力没那么大了。但是一切都是悄然在发生变化。

第四，劳动对象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以能源开采为例，以往是开采地球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或者利用风能等，自然资源是实体对象。但是数智时代中劳动对象会成为数字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就变成了资产，变成了财富。如果一个公众号能够吸粉10万人以上，就能够带来明显受益。不少平台也给出免费、各种各样优惠措施来吸引用户，用户的数据就构成了保障。因此，数字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并列的新的经济形式，生产劳动对象也变为数字对象。从劳动对象来看，虚拟对象开始层出不穷，比如各类数字产品开始出现。笔者曾经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一个数字艺术作品，艺术家把观众看新闻产生的微表情用3D打印设备打印出来，从而作为展品放在场馆中展览。倘若能够进入商品流通，恐怕每个个体都要回购自己的情感数字品。勒汉·埃拉舍科（Reham A.Elsheikh）等指出，可以采取创新的深度卷积网络（AA-DCN）模型识别出包括愤怒、悲伤、快乐、轻蔑、厌恶、惊讶、恐惧和中性等八类情感。从适应关系角度看，传统的个体关系根本无法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

从上面分析看出，劳动主体、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变化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性质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劳动主体从人到非人的变化的性质变化，劳动对象从实在对象变为数据对象的变化，劳动工具从单个的实体变为与人的融合形态的变化，而这影响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这种关系中机器主体、赛博格主体将成为新的形式，影响着生产关系的构建。

  四、超工具人工智能的哲学根据与新型生产关系构建

 如果我们接受本杰明·约书亚的观点，很多人坚持的“人工智能仅仅是工具”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澄清人工智能多于工具的规定性内容让这些一厢情愿的人认清现实是什么。当这一点澄清之后，对于适应于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讨论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正如上面论述的，人工智能超出工具性的理解有三个方面内容，而且我们也可以为这三种理解找到合适的哲学根据。

从技术本身看，人工智能成为智能体，智能体是实体，能够自主选择目标，自主决策并且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在这一观点中，自主性成为关键的哲学概念，它是人工智能进行感知、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传统人工智能系统中，学习过程是有人类监督的学习过程，人类对数据进行标注，然后人工智能机器进行学习，所以标注行为的主观性很容易演变为人工智能的偏见；在决策中，人类的主导地位不容撼动，机器决策的天花板就出现了。但是在智能体的情况下，学习过程变成了无监督学习、机器决策变成完全自主。以具身智能机器人为例，新一代的机器人将通过现实生活中实际人的行为进行模仿学习，而这以前是通过视频数据完成学习。在这一情况下，辛顿的担忧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人类的行为存在极大偶然性，人性的复杂使得行为变得难以理解，如果机器可以在现实中模仿并超越，那么的确危险很大。

从哲学角度看，人工智能是主体，具有意识、自主性。更为重要的是，计算机科学界已经开始介入意识问题的讨论中。谭铁牛指出，“通用人工智能旨在研制出具有与人类相同智能水平乃至超过人类智能水平的机器，甚至可能使机器拥有自主意识”。这一观点刺激了科学界，与辛顿对话的周伯文指出，“这一个观点可能让在坐的许多研究者感到惊讶” 。同时也激励了哲学界，因为意识问题关乎概念的理解，而且反思性极强，辛顿指向的是使用词语的一套理论，人们可能正确地运用某个词语，但是理论也可能是错误的。有意思的是，李飞飞拒绝这一概念的使用。她认为人工智能利用了先进的数据学习、模式识别，重要的是理解，而意识是一种科幻想象中的东西。辛顿与李飞飞之间表面是对立的，但深层却是一致的：对意识的非实在论设定。对于辛顿而言，意识是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对于李飞飞而言，意识是科幻的想象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想象结果，她的态度让我们想起了牛顿。物理学要远离哲学。所以说，这两个人目前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一种认识张力。但是意识的说法带有太强的形而上学色彩，并且与智能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尽管意识的说法具有吸引力，但是关于意识的讨论框架极具冲突性。这种冲突性大大影响观点的可用性。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将人与机器的关系纳入其中，而依然是把二者看作割裂的两级。

 从系统看，人工智能作为系统存在，这种理解不显山露水，但是却慢慢浸润到社会肌体内部，以一种深度智能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对象是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纳入系统，比如程序员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在另一个系统中嵌入其他应用程序，用户使用母体APP进行一个平台，然后无数个APP嵌入在母体上，就让我们想到藤壶附着在鲸鱼的身体上。这个母体最希望产生的行为是无数个体涌入系统深处，这将是一个没有底、可以无限突破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西蒙栋（Gibert Simondon）和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哲学中找到哲学根据。这两位在人工智能的系统理解上提供了哲学根据。西蒙栋通过元素（element）、个体（individual）、组装（ensemble）等三个范畴完成了技术物系统的构建。这种观点认为技术物自身呈现为一个系统，比如复杂的汽车、电话等都是不同技术个体组装的结果。然而这个系统却是自封闭系统，而与社会没有链接起来。比如已开发的、但未普及使用的技术物或者已经为社会淘汰的技术物品，甚至演变为其他意义形式存在的技术物品。此时，技术功能完全丧失，尽管其作为技术组装的形式尚在，但是已经完全丧失了技术物的特征。埃吕尔的哲学则使得技术物系统和社会系统链接起来，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系统。技术物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必须和社会系统以不同形式整合在一起。以基础设施的形式成为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以城市智能治理为例，首先，视频采集系统布局城市角落，这是智能体的感知来源；其次，视频对象的数据进入到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分析智能化处理，这是决策的基础；最后，智能机器采纳数据中心给出的数据进行智能化行动，比如智能红绿灯与自动驾驶汽车。这个系统作为基础设施而存在。此外，以智能辅助工具的形式成为人们决策的一个重要伙伴。现在的导航系统、各类APP都是如此，能够辅助人类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工智能新的认识内涵已经为我们反思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从总体上看，劳动过程智能化嵌入深度逐渐变得明显，劳动过程的社会性与属人性开始消失；劳动主体也出现了和智能机器协同的新形态，这种协同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层面，而且还表现在日常相处，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会阻碍或者刺激劳动的效率；劳动工具的智能化程度开始加大甚至变成了主体，这种新主体会成为他者，嵌入原有劳动者的自然身体或者社会身体中；劳动对象也成为虚拟存在，而处置虚拟劳动对象将成为一种常态。这四者会影响到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体构建。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必须要考虑整个劳动过程、主体、工具和对象的改变。

公众号｜南师数字与人文

《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

吴冠军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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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 | 宋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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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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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将报名表和相关附件压缩，以“CDH2026项目-项目名称”命名，发送至邮箱20250051@im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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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邮箱：20250051@imnu.edu.cn

会务咨询：周老师 1319143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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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公正与技术权利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从历史阶段-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三个层面上推进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精准解读，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功能的理解丰富了对中国具体实际之内涵的认识；通过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结合之中介形式的维度上形成了更为系统和更具时代性的中介性理论形式，有力地推进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之思想文化主动性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更加自信的高度。

关键词：两个结合；学理性；中国化；具体实际

左翼新封建主义批判思潮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和新特征的诊断，首先源自资本主义再封建化理论。“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概念最早出现在欧洲史学研究中，由鲁杰罗·罗马诺（Ruggiero Romano）和罗萨里奥·维拉里（Rosario Villari）提出，后来被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用来指17世纪意大利从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失败。但真正赋予这一概念广泛影响力和全新内涵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分析了封建社会尚未出现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封建领主的所有权逐渐分裂为公、私两部分因素，形成了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私人财产和公共财政、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对立。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诞生于私人领域，但是随着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干预主义的兴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又趋于融合，“公”和“私”划分的标准不再适用，“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和‘私’的区别”。社会呈现出“再封建化过程”：公共领域向私人组织转移，私人组织和机构具备半公共或公共性质；私人领域也被公共权力介入，国家不断扩大结构功能干预私人领域。

在左翼新封建主义批判思潮中，塞德里克·迪朗、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等都援引“再封建化”术语作为理论支撑。迪朗指出：“伴随着数字技术崛起而加速的社会经济变革并没有催生新的资本主义青年。相反，不断积累的证据表明，这种生产方式正在退化。”的确，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发展重塑了整个社会经济格局，平台资本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资本形态应运而生，垄断性是其在数字时代确立统治地位的核心特征。这种垄断超越了传统工业资本的垄断形式，形成了独特的数字权力体系。平台资本以极低的边际成本的方式大规模收集用户行为数据，将原本属于用户集体的信息资源据为己有，主张排他性的产权。数据成为平台资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与运用，平台能够精准把握用户需求，开展精准营销，向商家收取高额推广费用。同时，数据也构筑起了坚固的竞争壁垒，新竞争者由于难以获取足够的数据资源而无法进入市场，这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平台科技寡头聚集。数据垄断本质上是对信息权力的垄断，它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对称格局，使平台资本成为信息的绝对掌控者。更严重的是，算法权力缺乏透明性与问责机制，平台在规则制定、执行与仲裁方面集多种权力于一身，形成了封闭生态的治理模式。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集中，使得市场主体与用户处于弱势被动地位，算法成为平台资本实施统治的隐形工具。这种生态闭环的形成，使得平台资本的垄断范围不断扩大，从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强化了其在数字时代的统治地位。

这些现象都使得平台的“云领地”属性极易得到用户和研究者的共鸣。意大利经济学家乌戈·帕加诺（Ugo Pagano）则进一步指出，资本把知识作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知识产权的排他性让企业私有化知识后形成一种合法的垄断，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确立了垄断地位，这就是20世纪末大企业主要采取的垄断形式：“知识垄断资本主义”（Intellectual Monopoly Capitalism）。其本质是“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最终拥有的权力相当于过去的皇权”。知识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是把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所言的资本与科学的结合扩展到更大程度，而且通过垄断知识限制了其他国家和企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形成了以科学壁垒和市场壁垒为基础的世界。塞西莉亚·里卡普（Cecilia Rikap）认为，在这样的世界中，知识垄断企业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它们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配，并掠夺了其中大部分的剩余价值。

然而，数据的本质远非纯粹私有的生产要素所能涵盖。在作为社会共同性（数据—智能）生产基础的过程中，平台资本客观上催生出了一定的公共属性，它涵盖了物质世界、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以及关系性生产的成果，是多元差异交互作用的基础，同时也在交互中被不断创造。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资本通过技术架构与规模效应，深度参与到共同性生产中，进而形成了公共性特征。头部平台的大规模用户基础使其服务具备准公共性的特征，这是共同性生产在平台经济中的直观体现。它们所提供的即时通信、电子支付、电商等服务，如同传统公共事业般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平台企业从单纯争夺市场份额，逐渐转向成为特定领域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这一转变本质上是对共同性生产需求的回应。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将众多的大型数字平台运营商界定为“核心平台运营商”和“看门人”，要求它们承担特定义务，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实现对公共数字环境和运营生态的维护。

作为非物质产品，公共性不仅体现在数据的结构化使用上，还深刻影响了平台数据的飞轮效应及其价值创造机制。数据的非排他性占有是数字时代非物质产品与劳动的核心特性，它使得数据的共享与再利用成为可能，进而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与价值的深度挖掘。飞轮效应作为一种通过不断积累与循环增强来实现价值指数级增长的现象，其实现的关键在于数据能够在不损害原有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广泛的网络连接与用户互动不断生成新的价值点。这种非排他性占有不仅促进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也加速了知识与创新的扩散过程。没有这种公共性质作为支撑，平台数据的集聚与流转将受到严重限制，价值增殖的链条也将因此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平台方只有通过优化生态系统、增强用户体验、促进用户生成内容等方式，间接却更为深刻地影响价值的创造与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平台企业试图通过构建“云领地”来实现数据的垄断性占有，但这种垄断性必须与数据的公共性相结合方能持久地发挥最大效用。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并非单纯基于对数据的独占，而是源于其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公共资源、激发网络效应、促进价值共创的能力。这种在技术创新中产生的正向外溢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共同性生产与公共性的融合。平台研发的技术与系统，在满足自身商业需求的同时，也为社会其他领域创造了普惠价值。这种技术外溢并非源于资本的道德自觉，而是共同性生产内在逻辑的体现。资本在追求垄断租金、推动共同品生产的过程中，无意间促进了社会整体进步，形成了平台资本公共性的独特悖论。

平台资本的垄断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根源在于资本增殖需求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固有冲突，也体现在共同性生产过程中资本逐利性与公共价值追求的对立。它与吉登斯等人提出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指向了现代性进程中理性化追求引发的非意图后果，以及社会结构在自我演进中产生的内在紧张。

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洞见直指现代性发展的非线性本质。现代性通过“自我指涉”所形成的解构性力量，在平台资本时代获得了数字形态的具象化表达：平台企业以数据驱动、算法优化、网络效应等高度理性化的技术工具，追求用户规模扩张、市场支配地位确立与资本增殖最大化。然而，当平台将“公共性”（用户数据、社交关系、集体知识）作为可萃取的资源时，其垄断性扩张逻辑必然侵蚀公共性基础。因为平台对用户数据的绝对控制权、算法对公共讨论的隐形操控、网络效应对市场竞争的天然排斥，共同构成了对“公平共享原则”与“普惠性目标”的系统性破坏。这种工具理性在追求资本增殖过程中反噬自身存续条件的现象，恰是现代性自反性的经典图景——理性化进程生产出颠覆其存在基础的非理性后果。

制度化反思性作为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机制，在平台经济中呈现出双重异化特征。吉登斯强调，现代社会通过持续吸纳社会科学知识实现系统调整，但这种反思性必然伴随不可预测的后果。平台企业确实展现了高度发达的制度反思能力：基于实时数据分析的动态策略调整、用户行为模式的算法建模、商业指标的持续优化，都体现了知识驱动的系统适应性。然而，当这种反思性被完全锁定在资本增殖框架内时，便产生了价值理性的结构性缺失，其结果必然是悖论的再生产循环：越是精准的商业优化（如个性化推荐），越可能加剧信息茧房与认知窄化；越是高效的市场控制（如流量分配机制），越容易损害内容生态的公共性。封闭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溢出实际上反映了数字平台条件下非物质劳动生产的特性。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借由生产要素的开放性从内部转而面向社会外部时，就会将私有化生产转型为社会化生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式。“资本主义社会从规训社会过渡到控制社会的首要特征在于，固定制度赖以存续的边界不复存在。换言之，它的内外部界限在逐渐减弱。”平台经济因此成为制度化反思性在资本逻辑中自我扭曲的典型场域，其产生的社会风险与信任危机，正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预言的现代性困境在数字空间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