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琳 /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王 建 / 中华书局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献”既有典章资料的含义（“文”），又指掌握典章之人（“献”），但后世的文献学在某种程度上缺失了“人”的维度。为了提供一个更贴合“文献”概念原初含义，同时也更适合当下数字人文时代的理解框架，本文尝试引入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来提供一种新的“文献观”，试图将“文”与“献”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进行理解。从文化哲学的视角，人是符号的动物；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符号是人的外化与延伸。人可以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而文献也正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依赖于对应时代的符号书写与媒介技术。在全新的数字人文时代，数字文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数字文献技术使得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成为可能与必然。与此同时，符号技术的变迁必会引起文化形态与学术范式的升级转型，当下大学的文献学专业研究与教学模式变革需要试图做好专业与通识的结合、基础与应用的融合、传承与创新的综合，才能塑造未来大学教育的新形态，创造出越来越多像“苏东坡数字人”这样的优秀案例并切实推进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哲学 技术哲学 文献观 数字人 文献学 数字人文
（一）“文献”概念溯源与新视角的引入
我国是一个史籍浩瀚、史学发达的国家，文献的产生、流传和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一词的含义在不断变化。《辞海》将“文献”释义为“专指具有价值或与某学科相关的图书文物资料”，《现代汉语词典》将“文献”解释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所以，现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等所记录知识的总和。
而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线拉得更长可以发现，最早将“文献”一词用作书名的著作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而“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则可以追溯到《论语》。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论语集解》中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这里用“文章”解释“文”，用“贤才”解释“献”。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道：“文，典籍也。献，贤也。”[1]“文”是指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献”是指博学多才、熟悉掌故的贤才。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2]后来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的注释为：“《论语》的‘文献’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两项。今日‘文献’一词只指历史文件而言。”[3]
鉴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常用的“文献观”对于“文献”概念的理解，如果较之“文献”一词的原初含义而言，其实是只得其半，而缺失了对于“人”本身的理解。因此，为了提供一个更加贴合“文献”概念原初含义的新的“文献观”解释框架，本文尝试引入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来探索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试图将“文”与“献”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进行理解，并从中发现人类“文献”发展史的规律与趋势。
（二）文化哲学的新视角——人是符号的动物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德国著名的文化哲学家，被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卡西尔在其代表作《人论》中概括表达了他的符号论文化哲学体系，他认为人类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4]也就是说，人是能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从而可以理解，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人类拥有其他一切动物不具有的符号系统，人可以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获得自由与解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符号”是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在卡西尔这里，“符号”不是具体的单个符号，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意义，他将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包括语言、神话、寓言、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看作符号形式。人与符号紧密相连，符号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媒介。人具有符号化的思维模式，并通过符号创造文化，即创造一个符号世界，进而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5]可见，符号是人和文化的共同本质，人—符号—文化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存在。首先，符号可以理解为作为文化现象的符号形式；其次，符号体现了主体（人）本质的符号活动；另外，符号展现了被赋予的符号意义。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symbol）是与“信号”（sign）相对的，“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而符号是指称者（designator）”。[6]文化符号和自然界的信号有严格区别，这二者体现了“人禽之别”的关键，即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掌握和运用信号，并将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所以“信号”与“符号”的核心差别在于“意义”。如图1所示，人和动物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动物与世界直接互动，往返的是信号，信号不具有意义，它是物理性的、实体性的存在；人与世界则通过符号进行互动，符号是意义的表达。符号是人类的创造物，人具有符号构形能力，不存在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存在无符号的意义。
图1 人和动物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方式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符号”这一视角，可以认为，主流“文献观”定义里的“价值”与“知识”等跟卡西尔最为强调的“意义”是内在相通的，因此，可以用“符号系统”这一概念来提炼与概括“文献”中“文”的内涵。符号系统成为连接人与文化的通道，构成整个人类文化世界。
从根本上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揭示着人的本质，延伸着人的能力，人所创造的符号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是符号世界。与此同时，卡西尔认为，符号具有二重性，即符号具有可感载体与普遍意义两个方面。人类可以像其他动物一样以各种感官与世界进行交往，依据物理信息与外界进行沟通，此时世界是可感知的。另一方面，人具有符号能力并进行符号活动，正是这种符号能力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当人类作为“符号”动物与世界交往时，人类是有意识的、有思想的、有理智的，此时“符号”成了载体与意义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就历时性的角度而言，作为人与世界之中介的符号系统是具有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符号世界从根本上说正是该个体之前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所能留存下来的符号的整体。
（三）技术哲学的新视角——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
从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看，一方面，人是创造和发明符号的动物；另一方面，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正是由于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符号，人的意识、愿望、思维等精神能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对象化到客观世界，实现客观世界的符号化，比如艺术是人类直觉或观照的客观化，语言和科学是人类概念的客观化，而这些符号可以将人体感官不断地外化和延伸。
其实在更早的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那里，曾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工具和器物是人体“器官投影”（Organ Projection）的核心观点，在其被认为是技术哲学奠基性著作的《技术哲学纲要——从新观点看文化发生史》（1877）一书中，卡普试图用器官投影论的新观点，通过作为技术文化的工具发生历程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演进历史，他认为，人体的外形和功能总是作为人类最理解的客观存在，当成创造技术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投影到外部环境；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本原的技术，都是建立在人的器官特别是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是制造器物的尺度。[7]卡普的“器官投影”理论开创了一种分析技术的独特视角，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他提出了技术生成文化理论，并从技术哲学范式内部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思考。
作为卡普“器官投影”论在媒介时代延续的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技术，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媒介带来一种新的技术尺度，人的延伸及其感知比率随之改变，就形成一定的后果。这就是“媒介即讯息”。[8]媒介是那些延伸人类器官的所有工具、技术和活动，一切技术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同人体器官的延伸，比如，车轮是人类脚步的延伸，衣服是人类肌肤的延伸，报纸是人的言语和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等等。万物皆媒介，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广义的媒介。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思维的延伸”，将技术称为“第七王国”，并提出了“技术元素”（technium）的概念，这里的“技术元素”包括硬件、文化、艺术、社会制度以及各类思想。他认为科技是我们躯体的延伸，技术元素是生命的延伸，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正在进化的生命。[9]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就技术哲学的视角而言，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符号及其能力也可以被视为“符号技术”，其本身就是人类感官与思维的外化与延伸。进一步的，再就符号的历史性而言，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符号世界从根本上说正是该个体之前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所能留存下来的前人们感官与思维外化与延伸的整体。因此，就其符号整体的所指而言，它指向的是前人们于四维时空、眼耳鼻舌身意全感官的所有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经验，而就该符号整体的能指而言，它则是特定历史时代与对应的特定符号技术下对上述多维度、全感官生命经验的部分维度、部分感官的“投影”。
（四）双重视角下的新文献观
总体而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和进行文化实践的动物；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借助于符号技术不断外化自身的过程。基于此，在文化和技术哲学的双重视角下，可以构建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即“文献”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符号化记录，其映射的对象其实是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所外化于四维时空形成的高维度、全感官的历史文化世界。
因此，作为总结，就作为人与世界的历史性的中介而言的符号世界对应着本文新文献观中“文”的内涵，而在客观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与历史性的符号世界构成的具有意义、价值、历史性的整体，则对应着本文新文献观中“献”的内涵，如图2所示。
图2双重视角下的新文献观
可见，文献这一符号系统依赖于对应时代的符号书写与媒介技术，特定时代的符号书写与媒介技术的维度决定了文献的维度，它蕴含着人类活动、媒介技术（符号书写）、知识生成（符号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事实上，“文”与“献”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体系，遵循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五）人类符号技术发展趋势与数字人文的必然
如前所述，人类符号技术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的发生史，是人类不断追求更有效、更丰富地去外化与延伸自身感官与思维的历史，因此，人类符号技术也在多维度与多感官两个角度呈现出了历史性的发展趋势。
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结绳、绘画、雕刻等方式记载和传递信息，这些图形和符号逐步演变并形成最初的符号系统。当文字及印刷技术出现后，人类的视觉得到了延伸。其中，“文字”的产生打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成为人类用符号记录和表达信息的突破性进步，从最早的抽象图画，再到象形文字、指事文字、会意文字等。广播、电视等媒介技术的诞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广播延伸了人的听觉，而电视结合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更是综合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重符号，具有“声画合一”的特点，更全方位延伸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以及混合现实（MR）等技术突飞猛进，让人类视觉的延伸逐渐从平面化的二维向立体化的三维拓展，如图3所示。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创新的数字技术的加持，人类的嗅觉、味觉、触觉等也得以被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模拟，更进一步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也逐渐显露了越来越多的曙光。
图3 符号技术发展简史与趋势
由此可见，作为与人类文化发生史相伴生的符号技术呈现出追求更高时空维度、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必然趋势，因此，数字文献技术这一作为人类思维与智能的外化与延伸的符号技术必然成为当今人类符号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与时代主题。方兴未艾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文献的生产、存储、研究和使用方式，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传统文献生产体系正向以智能媒介为前提的数字文献生产体系转变。[10]数字化促进了知识形态的变革与演进。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文献数字化已成为共同趋势，数字文献大量出现。数字人文数据以文本形式为主，兼有图片、音频、视频、3D等多元数据形式。文本资料有地方古典文本资料、图书、笔记、家谱资料等。图片有地图、画作、壁画等。3D数据有器皿、雕塑等。音频与视频数据包括访谈、纪录片等多媒体数据。[11]
与此同时，由于人类符号技术始终不断追求更高时空维度、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表达，因此，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被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地“扩写”与“创写”。并且，这样的“重新书写”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时空、跨学科、多模态、全场景等特点，为人类、文化、历史的全面延伸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延伸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
二、文献学的数字化应用——以中华书局“苏东坡数字人”为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最终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12]为此，中华书局立足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数字文献技术优势，首创研发了全国首位3D超写实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数字人”。
（一）从数字文献视角看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特征
“数字人”是指通过计算机图形渲染、动画驱动、动作捕捉、语音合成、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的虚拟仿真人物，其产生本身就是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清华大学《2020—2021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被产业界称为“元宇宙元年”。因此，作为未来元宇宙数字世界主体性存在的“数字人”，自2021年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群中的认同度与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2021年至今，各类国风数字人陆续发布，俨然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的标配。如2021年10月28日，中央戏剧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发布“梅兰芳”，2022年5月18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发布“文夭夭”，2022年6月3日，新华网发布“筱竹”，同一天浙江卫视发布“谷小雨”，2022年6月15日，敦煌研究院发布“伽瑶”，2022年7月22日，国家博物馆发布“艾雯雯”，等等。
但纵观以上多位国风数字人，除了“梅兰芳”外，均属于“纯虚构型”数字人，即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存在过这个人物，而对于古代的真实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复活”的超写实数字人，则一直是一个空白。究其原因，需要先从数字人的分类入手进行分析。
在中华书局“苏东坡数字人”之前，数字人行业内对于数字人的分类通常是采用两类方法。其一，是根据数字人的角色形象与建模技术进行分类，分为二次元数字人、2.5次元数字人、3D卡通数字人、3D写实数字人等。其二，是根据数字人的功能与应用场景进行分类，分为服务型数字人、身份型数字人等。其中，服务型数字人可用于替代真人服务，并作为多模态AI助手提供服务，如虚拟主播、虚拟教师、虚拟客服等；身份型数字人则可以实现虚拟IP、虚拟分身等功能。然而，这两种分类方法均无法解释和分析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独有特征。为此，中华书局立足数字文献的全新视角，对数字人进行了全新的分类，并从文献不同特征的角度进行象限化分析，逐步探索出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研发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思路。
首先采用“有无文献依据”和“文献是否齐清定”两个指标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三个象限，如表1所示。第一类虚拟数字人对象是“在历史文化符号世界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这类数字人的研发是基于真实有效的文献资料，且文献具有“齐”（齐全）、“清”（清晰）、“定”（确定）等特点。第二类虚拟数字人对象是“正在活着的人”，他们虽然有文献资料记载，但其文献资料还处于不断创作和变化之中，所以具有不稳定性，还未成“定论”。第三类是纯虚拟数字人，这类数字人并无文献典籍的基础，在历史上未曾真实生活过。
表1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一）
然后，可以采用“文献的维度”和“文献的感官”两个指标来对第一类数字人进行进一步分析，如表2所示，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关于身体记录的抽象的文字文献（可视为一维文献），但现代历史文化名人具有三维立体身体数据（三维文献）和动态影像文献（四维文献）。另外，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画像等“非完全真实”的视觉文献，无真实的听觉、嗅觉等文献，但现代历史文化名人具有真实的视觉、听觉文献，甚至可能留存有部分程度的嗅觉文献。他们留存有照片、音视频、使用过的器物等资料。
表2 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二）
最后，再通过“有无真实地理文献”这一指标，还可以将古代历史文化名人176分为两类，如表3所示。一类是以苏东坡、李白、李清照等中华先贤人物为代表的曾在历史上真实活过的人物，另一类是以苏小妹、林黛玉、孙悟空等为代表的在文学符号世界中存在的人物。
表3 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三）
（二）中华书局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研发的方法论心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超写实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而言，可谓是一项几乎前无古人的工作，一方面要求数字人的开发技术本身必须达到与超写实纯虚拟数字人同样的行业前沿水准，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像纯虚拟数字人那样天马行空地随意发挥，但与此同时，又缺乏像邓丽君、梅兰芳数字人那样的真实照片与动态视听影像的文献支撑，因此需要独辟蹊径、守正创新。为此，中华书局始终牢牢扎根“文献”这一关键基础，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古籍文献数字化应用的全新方法论。
其一，要将重写与创写有机结合。
如前所述，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被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的“扩写”与“创写”。就超写实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而言，首先，必须要求是“重写”，而且是严格遵从古籍文献学术共识的“重写”，这是与纯虚拟数字人研发方法的根本区别——也因此，古籍文献数据的学术共识对于超写实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来说是应该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即明显不符合古籍文献记载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是应该被限制准入的。
以苏东坡数字人的“塑形”为例，中华书局在总字数超70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中进行了海量搜索，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关键词精准抓取到了一批涉及苏东坡容貌形象的古籍文本数据，与此同时，又通过图像搜索技术，抓取了由宋至清各个不同时期所作的涉及苏东坡的画作100余幅，既包括苏东坡单人画像，也包括如《西园雅集》《赤壁》等主题群像以及若干石刻画像拓片等，从而初步形成了对于苏东坡容貌形象之“古籍真实”的把握，然后再结合权威专业的专家系统进行校验，最终确定下来超写实苏东坡数字人的每一个细节并确保与历史文献资料不相违背，实现严格科学的“重写”。
然而，由于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来自古籍文字记载的一维文献和非完全真实的画像类二维文献，缺乏像邓丽君、梅兰芳等人的真实三维立体身体数据和动态影像数据这样的四维文献，所以对于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塑形”而言，科学规范的“重写”只能做到“不错”（即没有古籍文献的反例），但无法证明“全对”（即只有如此才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在“不错”与“全对”之间的部分，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写”——这也正是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与邓丽君、梅兰芳等数字人研发方法的根本区别。
以苏东坡数字人为例，中华书局在深入挖掘古籍文献中对于苏东坡容貌形象的记载数据的同时，还致力于深度提炼苏东坡的精神气质。为此，中华书局通过“苏东坡专题数据库”与“苏东坡主题知识图谱”的深度挖掘，侧重提取苏东坡本人、同时代人、后代历史人物以及现当代专家学者对于苏东坡精神气质的凝练与概括，并且还对当前各大主要社交媒体上有关苏东坡的内容中反映的东坡气质进行了搜集与提炼，最终实现在“塑形”基础上进一步的“凝神”，让苏东坡数字人不仅形似，更加神似。
图4 全国首位3D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
其二，重写与创写都具有当代性。
正如前文所言，任何一个符号，就其能指而言，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与对应的特定符号技术下对多维度、全感官生命经验的部分维度、部分感官的“投影”，“苏东坡数字人”作为当下时代产生的一个数字文献符号作品，它的“重写”与“创写”也都具有典型的“当代史”特征，即它在将古籍文字一维文献、画像类二维文献以及精神气质等的文字表达综合起来最终予以3D超写实、可动态交互的数字人表达时，其实已经不可避免地带进了“当代人们的精神”，一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13]真正的历史属于当代生活，当我们在思考过去的历史时，会把过去纳入我们当前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体现我们当前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生活，历史时刻此时便与人们的思想或精神紧密相连，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也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思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由于实践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不断深化，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复现”。
其三，既要塑形、凝神，更要赋魂。
为了让古籍里的历史文化名人真正地“活起来”，让他们以数字人的身份真正走出古籍书本、走进当今时代、当下生活，我们需要将平面化的文学文本转变为立体化的虚拟场景。这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直观冲击，同时还能提供互动式体验和全新理解。[14]因此，在数字人“塑形”“凝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为其进行“赋魂”。
以苏东坡数字人为例，“赋魂”主要体现为古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这一方面，中华书局一直在持续进行古籍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研发，通过对70亿字古籍大数据的深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训练，目前中华书局开发的古籍智能处理系统已经可以自动给古籍断句标点、自动标记人名地名、自动核对引文、自动识别古籍文字等。[15]下一步，中华书局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基于与主流大模型的深度合作，使用苏东坡专题数据库对大模型进行专项人工智能训练，从而让苏东坡数字人越来越像真正的苏东坡一样去认知、去思考、去表达、去行动，最终实现苏东坡在元宇宙数字世界真正的“复活”，让苏东坡成为“中国式美好生活的代言人”，让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
以人工智能版苏东坡数字人的现场实时自然语言交流为例，至少涉及如下的技术环节：（1）提问者自然语言自动转换成文字；（2）文字自动输入大模型（外挂专题数据库）并自动生成回答文字（该回答至少符合3个维度的要求：自然语言之通畅，史实学术之正确，符合苏东坡的身份与气质）；（3）回答文字自动生成数字人的语音；（4）根据语音自动驱动唇形；（5）根据语义自动匹配表情；（6）根据语言和表情自动匹配肢体动作；（7）服饰等跟随肢体动作实时自动解算。
可见，要想真正给数字人“赋魂”，不仅涉及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虚拟现实、实时动捕等技术，还需要专业的专题数据库、匹配应用场景的深度知识图谱等大量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能力的支持——例如对于历史文化名人的古籍数据进行挖掘、梳理、加工并实现数据可视化，实现文化资源数据与文化数字内容的标识解析、提炼转化、搜索查询、匹配链接、传播利用等。
（三）中华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与中华文化元宇宙展望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双向融合、联动共生。元宇宙将会给内容产业带来新的进化，在内容生产、内容形态、内容衍生、内容体验等层面赋予新的定义。[16]“数字人”被视为未来人们进入“元宇宙”的入口，将广泛应用在元宇宙新生态中，作为元宇宙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孪生关系的新介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传统的中华文化内容产业将会被持续赋能、创新发展。人类经验对象有可能实现全面数字孪生化，线下物理空间将可能全面混合现实化，线上线下场景将全面人工智能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书局将继续发挥古籍数字化专业优势，以主题出版工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为底本，持续研发系列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如李白、李清照、陶渊明、戚继光等，逐步形成数字人矩阵，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名人的古籍数据，在数字科技加持下进行现代化表达，形成“中华先贤数字人”IP矩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更好地满足数字时代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持续高涨的热情和需求。
进而，在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华文化内容产业基于古籍大数据，借助元宇宙数字科技，将有可能彻底突破传统媒介格局，构建全新数字内容生态，“创造性复原”书写在古籍里的“人、货、场”，实现中华文化的人、场景、叙事的全面数字孪生到数字原生再到虚实共生，最终实现中华文化元宇宙的宏伟愿景。
三、“新文献观”对文献学专业研究与教学模式变革的启示
如前所述，正因为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地“扩写”与“创写”，这也直接导致人类符号技术的每一次变迁都引起文化形态与学术范式的升级转型。落实到当下的大学教育而言，数字人文可以被视为数智化时代人文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前沿学术阵地，或许正可以塑造未来大学教育的新形态。
（一）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中国传统学问虽然也有分科，但主要是从研究主体而非客体乃至方法的角度来划分，是学派而非专业。清中后期汉学发达，开始出现专门化的倾向，如龚自珍在为《阮元年谱》作序时概括出了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十个方面，但总体而言这些所谓的“专门”还处于萌芽的阶段。[17]
直至19世纪末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引发了国人关于中西古今之争的深刻反思，也激发了从制度到思想的全面扬弃与重建。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古典的经学、礼教在现代学制中毫无生存空间，文以载道的圣人之学被彻底革除，西学东渐的大潮席卷而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无不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研究范式和教育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历代传统之学在大学体制中被摒弃，经史子集被肢解为文献学、语言学、哲学、史学等。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的概念；随后《中国文献学概要》的出版开始从学科的角度阐述文献学的内涵；陈垣、王国维、顾颉刚、罗振玉等一大批学者推动了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建。
（二）分科而治导致的“人”与“学”之分
在更广阔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上考量，工业革命后职业教育对传统大学教育的冲击，以及以洪堡思想为代表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新型大学潮流，使得德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教育和学术的中心。但与之相对的，作为“牛津运动”代表人物的英国主教纽曼在其著名的《大学的理念》中重新阐释了知识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的本质在于心智的培养，从而提醒人警惕知识之恶。
与之遥相呼应的，清末新政中出台的我国第一个真正实行的现代教育体系——“癸卯学制”，其所设定的教育宗旨即为“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即使是对立足于专门教育的大学堂，仍贯彻着“通”的理念。一方面，专门之学是通经致用的工具；另一方面，治学的目的是立人，学问只是成为“通人”的工具。[18]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将是执偏不足以概全，举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于一技一艺。”[19]他以此批评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立时说道：“即就西方近代传授知识之大学言，分科分系，门类庞杂，而又日加增添。如文学院有文学史学哲学诸科系，治文学可以不通史学，治史学亦可不通文学。治文史可以不通哲学，治哲学亦可不通史学文学，各自专门，分疆割席，互不相通。……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知识领域已乱，更何论于人事。”[20]在前后断裂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层面的整理国故，以及西方导向的分科而治，目光指向的只能是专精而非博通、保存而非应用、批判而非创新。
（三）新时代提供了“文”与“献”合璧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变局再现。这一次，工业文明经历了几十年的后工业过渡，终于开启了数字智能时代的大门。人类信息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类文明记录和传播方式的大规模变革势必引发文明本体的重建和知识谱系的改写。以本文“新文献观”的视角来看，人与世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的整体，“文”正呈现出对“立人”的重视与回归，“献”则经历了知识生产方式的不断迭代，不论是对于文献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乃至更广阔范围上的大学教育，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为此，本文认为应该努力做好如下“三合”。
第一是专业与通识的结合。工业时代，专业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学为工业化的全面胜利贡献了最重要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创新。同时，相伴而生的通识教育也一直在呼吁人本主义的回归，抵抗着过度专业化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禁锢。但近年来，数字鸿沟、算法黑箱和信息孤岛似乎进一步强化了专业教育的卓越性，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主义与全球主义对通识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21]因此，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应与专业相结合，走出一条专业基础上的通识之路。这不仅是因为专业教育本身已经从工业文明的摇篮跃迁为智能社会的航母，更是源于通识教育开始卸下西方“普世价值”的面具，转而深入探讨数字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属性。
具体而言，通识教育模式的重心在于对经典文献的研读，这恰是对一个时代经典问题的凝练、思考和解答。数字化时代的文献学更强调对于文献的跨时空、跨学科理解，不仅是知识形态的改变，更激活了其内涵的文化精神，建构出“历史—当代”相连接的当代性意义世界。这就使今日的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一般的或者说以西方价值为内核的公民教育和批判精神，转而推动个体的社会化、本土化，高扬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塑造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培养出符合“君子不器”的、可以创造和驾驭“苏东坡数字人”这一类新型成果的复合式、高层次、战略性未来人才。
第二是基础与应用的融合。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着重阐述了强化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要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22]三种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提法更是直指“学”与“用”相分裂的痼疾——而这一点在传统的人文领域更是以“无用即大用”为由成了一种自傲。实际上，基础是源头，应用是牵引，从“文”到“献”的内化正是在应用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尤其对于人才培养来说，如果没有（广义上的）就业前景，这个学科几乎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明确了目标指向和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改革的落地，打通了大学与社会的互动链条。
因此，一方面，数字文献学是应用数字技术来研究文献，另一方面，这也是数字技术为文献学开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从而激活其生命力和生产力。从前述“苏东坡数字人”案例就可以看出，权威的古籍数据与专业的学术研究是基础、是源头，但如果没有数字科技的应用转化与产业赋能，这些数据就无法成为生产资料，最终也就无法形成生产力；与此同时，“苏东坡数字人”在媒体传播、城市IP发展、展览展示、文旅商融合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等方面面临的新场景、新机遇，也反过来对古籍数据的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数字人人工智能的情感模型等新领域提出了更多更新、前所未有的技术与理论需求，这又引导和推动了对应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创新，最终形成基础与应用融合的正反馈循环。
第三是传承与创新的综合。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念推向新高度。《中庸》讲“父作之，子述之”，《论衡·对作》有“圣人作，贤者述”，“作”为创新，“述”为传承。创新需要积累，需要专业的、跨学科的、跨文明的视野，需要发现问题，更需要具有使命感。创新与传承互促共生，创新因传承而生机绵延，传承因创新而波澜壮阔。这不仅是历史与未来相逢于当下，更是作者与读者、师与生、数与文的相互成就。大学教育的本质即在于人类文明基因的复刻和进化，既追求永恒不变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经》），又以求新求变的“圣之时者”为典范（《孟子》）。
于“苏东坡数字人”而言，它既是对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复原”，又要努力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复活”，前者是传承，后者是创新，二者缺一不可。所谓“复原”意味着“苏东坡数字人”拥有苏东坡的全部知识、记忆、史实、精神等，所谓“复活”意味着“苏东坡数字人”要融入当今的时代，用他独特的精神面貌、思想深度、批判视角和人文情怀去对当下时代、当今世界进行活生生的观察、判断、表达乃至行动、实践，进而用苏东坡的文化精神来产生现实的影响和改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一词的含义在不断变化。本文立足于“文献”概念原初含义的理解框架，将“文”与“献”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进行理解，通过引入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探索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即“文献”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符号化记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符号及其能力也可以被视为“符号技术”。
人类符号技术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的发生史，数字文献技术这一作为人类思维与智能的外化与延伸的符号技术已成为当今人类符号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并使得数字人文成为必然。中华书局立足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数字文献技术优势，首创研发了全国首位3D超写实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数字人”，并从中摸索出了一些古籍文献数字化应用的全新方法论——这也必然伴随着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创新。
落实到当下的文献学专业研究与教学而言，为了避免近代以来分科而治所导致的“人”与“学”之分，培养出既具有文史知识积淀和传统淑世情怀、又具有现代科技视野和基本数字素养的新生代学人，就需要做好专业与通识的结合、基础与应用的融合、传承与创新的综合，最终，在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视野下，抓住机遇、守正创新，塑造未来大学教育的新形态。
The “New Document Perspective” in the DigitalHumanities Er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eform ofDocumentary Studies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huaBook Company’ s “Su Dongpo Digital Human”
Guo Lin, Wang Jian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oncept of “wenxian” encompasses both the meaning of ancient classics and records (“wen”) and the scholars who master these classics (“xian”). However, the later discipline of documentary studies has, to some extent, lost the “human” dimension. To provide an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that is more aligned with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wenxian” and better suited to the current era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new perspectives from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technical philosophy to propose a new “view of wenxian”, striving to integrate “wen” and “xian” into a holistic framework for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hilosophy, humans are the animals of symb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philosophy, symbols are the externalization and extension of humans. Humans can create symbols and thereby create culture, and “wenxian” is precisely a symbolic system that relies on the symbolic writing and media technolog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era. In the new era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docum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Digital document technologies have made the creation of digital human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elebrities not only possible but also inevitable.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symbolic technologie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forms and academic paradigms. Currently, the reform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models in university documentary studies programs needs to strive to integrate professionalism with general education, basic theory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nheritance with innov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hape a new form of future university education, create more outstanding cases like the “Su Dongpo Digital Huma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Philosophy; Technical Philosophy; Document Perspective; Digital Human; Documentary Studies; Digital Humanities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页。
[2]刘宝楠：《论语正义》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2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7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38页。
[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44页。
[7]郭明哲：《恩斯特·卡普：技术哲学奠基者》，《理论界》2008年第7期。
[8]黄旦：《延伸：麦克卢汉的“身体”——重新理解媒介》，《新闻记者》2022年第2期。
[9]赖黎捷、李明海：《从“人体延伸”到“思维延伸”：麦克卢汉与凯文·凯利技术哲学述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0]刘石：《文献学的数字化转向》，《文学遗产》2022年第6期。
[11]王军、张力元：《国际数字人文进展研究》，《数字人文》2020年第1期。
[12]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求是》2024年第8期。
[13]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
[14]刘石：《文献学的数字化转向》，《文学遗产》2022年第6期。
[15]俞国林、王建：《数字人：用科技激活传统文化之美》，《光明日报》2023年1月4日第13版。
[16]王建、付小艳、张建丽：《从数字出版到数据产业再到内容元宇宙——传统数字出版的新型破局之路》，《出版人》2022年第11期。
[17]张寿安：《龚自珍论乾嘉学术：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学海》2010年第2期。
[18]郭琳：《新教育下的宗经与存古——从〈劝学篇〉和“癸卯学制”看张之洞的经学教育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
[19]钱穆：《中国知识分子》，《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39页。
[20]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94—95页。
[21]强世功：《数字智能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复旦教育论坛》2023年第2期。
[22]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年第15期。
数字人文时代的“新文献观”及其对文献学专业教育变革的启示——以中华书局“苏东坡数字人”为案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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