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纪要:【“数字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Andrea Nanetti:可视化映射: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奇点
中大高研院 2026-03-30 15:36 广东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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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8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数字与人文”跨学科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图书馆顺利举行。广州美术学院数字人文特聘教授安德烈亚·纳内蒂(Andrea Nanetti)受邀主讲,主题为“可视化映射: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奇点——基于定义、假设、观念、概念与解读的研究路径(Visual Mapping from Leonardo Da Vinci to the Singularity)”,讲座由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程焕文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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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Nanetti教授在讲座中
一、正名与溯源:“艺术”与“技术”的概念考古
在讲座中,纳内蒂教授以历史经验(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智慧)为基石,通过辨析核心概念、回溯技术变革中的历史先例并展示其团队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实践,探索如何为现代人文学科建立坚实的应用计算技术的方法论框架,系统阐述了连接历史智慧与未来技术的前沿路径。
讲座伊始,纳内蒂教授回归欧洲古典传统,厘清了“艺术”(Art)与“技术”(Technology)的概念:希腊语单词τέχνη与拉丁语对应词ars本指同一事物,即“制作的学问”,二者的现代分野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在古代,“自由七艺”属于理论思辨,绘画、雕塑等则被归为“机械艺术”,地位较低。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纯艺术”概念在意大利兴起,创作者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才获得重估。纳内蒂教授强调,当代人文学科以理解人类境况为核心旨趣,应当利用一切可用的“技艺”与“技术”,这正是数字人文工作的根本意义。
二、历史的范式:面对技术变革的三种抉择
为阐明如今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时的应有立场,纳内蒂教授援引三类人物作为先例,勾勒出三种典型的反应模式。
(1)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的拒绝与退隐。作为曾为美第奇家族服务的杰出手抄本书商,比斯蒂奇代表着前印刷时代知识生产美学与工艺的巅峰。古登堡印刷术这一“颠覆性技术”传播至意大利时,他并未拥抱变革,而是选择在1480年左右退休并关闭书店。在回忆录中,他视印刷书籍为“廉价”且“低质”的产品,破坏了手抄本承载的工艺标准与审美价值。他的选择代表了深刻的保守立场:当新技术与既有伦理、美学标准严重冲突时,主动退出与自我边缘化成为其坚守尊严的方式。在今日的数字人文领域,部分学者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即批评数字工具“粗浅”或“不可靠”而拒绝使用。这虽是基于学术操守的合理选择,但也意味着自愿脱离该领域未来的主流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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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
(2)十七世纪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的开拓与创制。在波义耳的时代,物质研究领域主要由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炼金术主导,其工具与方法无法满足建立基于实证与理性观察的新科学范式(即现代化学)的需求。面对这一困境,波义耳并未向旧工具妥协,也没有选择被动等待新工具的出现,而是亲手设计和制造了空气泵等革命性的实验仪器。他的实践揭示了这一关键原则:当研究议题的深度超越了现有技术手段的极限时,真正的学术突破往往依赖于研究者为自己“量身定制”工具的能力。这对于当今数字人文的启示直接而深刻: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使用商业公司提供的通用型人工智能或软件,为解答人文学科中具体、复杂的问题,必须主动参与甚至主导开发专用的工具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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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
(3)俄里翁(Orion)与刻达利翁(Cedalion)神话的当代启示。纳内蒂教授展示了一幅描绘盲眼巨人俄里翁与站在其肩上的少年刻达利翁的画作,引申出有关知识与技术关系的核心隐喻:力大无穷却目不能视的俄里翁象征着人类所积累的庞大数据和知识库(当今的大语言模型与海量数据库),是巨大而无方向的“力量”。身形渺小却拥有视觉的刻达利翁则象征着人类研究者,他并不能替代巨人的力量,却为其提供关键的方向指引。这精妙地回应了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技术模型本身并不天然具备目的性与判断力(正如OpenAI等机构常申明不对输出结果负责),是需要被驾驭的“巨人”。人文学者的核心角色,便是成为不可或缺的“指引者”,将自身的领域知识、批判性思维与伦理判断注入研究过程,确保将技术巨人的力量引导至富有意义的人文探索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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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里翁与刻达利翁
三、从视觉思维到记忆工程:达·芬奇的遗产与现代实践
纳内蒂教授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工作方法置于核心,将其视作如何成为“可视化映射”的典范。屏幕是未来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面对这一现实,如何在有限空间内有效压缩和展示信息便成为关键挑战,达·芬奇为此提供了历史范例。
纳内蒂教授指出,达·芬奇的笔记常被误解为混乱的图文混杂,实则体现了超前的非线性视觉思维。以达·芬奇对人类视觉的研究为例,在当时缺乏现代科学且许多文献难以理解的情况下,达·芬奇无法从传统文本中获得满意答案,于是转而借助绘画来思考。他所绘制的眼睛解剖图及伴随文字并非简单的插图与说明,而是视觉化的研究提纲。他以主动的视觉重构探索光线进入眼睛并被大脑处理的过程,这表明达·芬奇不仅是在观察,更是在通过视觉手段实现知识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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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及其手稿
受到达·芬奇历史经验的直接启发,纳内蒂教授及其团队与“工程历史记忆”(Engineering Historical Memory)项目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展开合作。其项目的目标不只是利用AI生成数字替身进行演示,更是要深入探索计算技术真正赋能历史学的方法论。在方法上,该项目秉持波义耳“自制工具”的精神,致力于为历史学家打造专属工具,其核心是运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将过去与现在的复杂数据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其背后完整的故事脉络。
最后,纳内蒂教授由历史路径归结到面对技术奇点(Singularity)的根本问题上。技术奇点临近,我们该如何自处?我们可以像书商韦斯帕夏诺那样固守传统,但可能为此而自我边缘化;也可以像波义耳那样,为建立新范式勇敢打造自己的工具。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牢记俄里翁与刻达利翁的隐喻:技术与数据如同盲眼的巨人,人文学者必须站在其肩上,扮演指引方向的角色。因此,未来的使命不仅是解读文本,更要通过“可视化映射”来重新组织和理解人类的知识体系。这是从达·芬奇的智慧到迎接奇点挑战一以贯之的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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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旖旎
初审:蔡一峰
复审:林 耿、陈诗诗
审定发布: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