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至今，美国政治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然而各种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之转变。今天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谎言被频繁揭穿，却仍坚决以“真相追寻者”自诩，并能获得近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这一“特朗普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通过对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的独特形态做出深入考察，我们旨在揭示出特朗普如何将谎言成功地政治化与武器化，并改写了当代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在当代美国政坛，谎言不仅仅被用于遮盖原有现实，而且被用于构建另类现实。
关键词：特朗普现象; 谎言政治; 另类现实; 真相政制; MAGA 元宇宙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政治学研究 栏目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一 从“政治中的谎言”到“谎言政治”
二 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的谎言
三 “真诚性的胜利”与美国文化之溃败
四 构建现实：一种认识论－本体论的谎言政治
五 作为缝合点的谎言：元宇宙里的“真相政制”
法国科学哲学家、思想史家亚历山大·科瓦雷在发表于1943年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 一文开篇写道：“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说谎如此猖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谎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
时间推进到81年后。2024年6月27日，在唐纳德·特朗普与约瑟夫·拜登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结束后，美国多个媒体展开了事实核验，揭示出整场辩论中特朗普面不改色地说了近30个谎言。面对着电视镜头，谎言竟还是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
199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一个谎言（并且不是关于国家事务，而是关于私人生活），随即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就此下台。然而2024年，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近30个谎言，事后对自身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甚至反过来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他接连击败了民主党的两位强大对手（在任的总统与副总统）而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非但本人毫发无损，反而令其对手深陷困境——特朗普与拜登的总统选举辩论后，民主党内部随即涌起了要求后者退选的强烈呼声。面对这种来自“自己人阵营”的施压，拜登本人及其竞选团队尽管多次宣称坚决不退选，但最终仍然扛不住党内巨大压力，在“被盟友背叛的愤怒”中于7月21日不得不宣布退出。
这意味着，这场电视辩论令包括拜登盟友在内的民主党诸多实力派人物一致认为，拜登不是特朗普对手。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时代》 周刊在那场辩论刚结束，随即就以一片红色为杂志封面，拜登低头离场。封面上除了“时代”（Time）之外只有一个单词：“恐慌”（panic）。《政治家》 等媒体更是发明了“拜登危机”（Baiden crisis）这个词，来形容在总统辩论后拜登的处境。这场辩论的四个多月后，尽管民主党临时更换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仍然获得了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胜利——时隔四年其人再次入主白宫，成为该国历史上就职年龄最大以及首位曾被刑事定罪的总统，共和党亦自2004年以来首度同时赢得选举人票及选民票。12月11日，《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特朗普，并以《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标题。
面对当代美国选举民主实践中的“特朗普现象”，我们有必要定位到一组极其不寻常之处：（1）共和党并未因特朗普巨量谎言被揭破而逼迫他退选；（2）民众们亦没有揪住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谎一事痛加谴责；（3）总统辩论后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宣布频繁输出谎言的特朗普是这场辩论的赢家；（4）民主党则因拜登现场无力招架特朗普连篇谎言反而逼其退选（并达成目标），包括《纽约时报》 与《经济学人》 在内的亲民主党媒体编辑委员会发表社论敦促拜登退选。
基于上述这组独特现象，我想提出如下论题：弥漫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巨量谎言，标识出的不仅仅是政治中的谎言（lies in politics），而是谎言政治（politics of lies）。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
1941年逃离欧洲到美国定居的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借助1971年在媒体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深入地分析了政治中的谎言：“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问题是隐瞒、虚假以及故意谎言的角色，而不是幻象、错误、误算等。”该档案的曝光，使得美国政治的“可信性缺口”（credibility gap）被撕裂成深不见底的深渊，“各种类型的谎言性陈述（欺骗以及自我欺骗）的流沙极易吞没任何对这些文件材料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必须承认，这些材料就是近十年来美国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基础架构”。
关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的洞见是：谎言具有本体论基础，不可能因道德谴责而消失。她写道：
谎言并非因人类有罪性（human sinfulness）的偶发而悄然渗入政治。仅仅出于道德义愤，不太可能使谎言消失。故意的虚假涉及偶然的事实；也就是说，涉及本身并不包含内在固有的真理（inherent truth）、不具有如其所是的必然性的事物。
事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这种偶然性使其变得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使欺骗如此容易，如此诱人”。政治领域则更是很容易就成为谎言的重灾地，“诚实（truthfulness）从来没有被算作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视为政治事务中的正当工具”。
对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特别指出，美国政治中国家总统由于工作繁重，故此需要大量顾问，需要许多“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s），这些人——其中不少来自大学与智库——熟练运用各种来自公共关系学乃至博弈论中的技巧，来帮总统解决问题并维护其“形象”，“他们说谎，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当然不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生存，因为国家的生存从未受到威胁），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的‘形象’”。这些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把美国的“形象”打造得非常高大上，“他们不仅聪明，而且以‘理性’自居，他们确实在相当惊人的程度上超越了‘多愁善感’，并热衷于‘理论’——那个纯粹由心智构建的世界”，“这些问题解决者与地道的说谎者所共享的就是清除事实的努力，以及对清除事实之可能性的信心（因事实之内在固有的偶然性）”。他们“如此确信：操纵人民是无限可能的，他们关于这个可能性的诸种心理学预设是可靠的”。出自这些形象建筑师之手的金光闪闪的“美国”，只是清除各种“不受欢迎的事实”后的一个巨大谎言——这个谎言每每被诸如“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曝光事件所刺破。
基于对彼时美国政治的分析，阿伦特提出：政治中的谎言不管再怎样泛滥和猖獗，都无法最终得逞（亦即，无法让自身转变成“真相”），那是因为“无论一个经验老到的说谎者编织的虚假罗网有多大，也总是不够大，哪怕他借助计算机的帮助，也无法做到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对于任意数量的单个谎言，说谎者都可能会成功，但他会发现，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除非“杀死与说谎者同时代的所有人，并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让我们暂且搁置“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否可能”这个阿伦特于1971年所聚焦的问题，把时间推进到半个世纪后的美国。我们发现：政治中的谎言已经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对这种全新事物展开分析，我们有必要用“谎言政治”这个概念来描述它。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并不怎么关注“形象”，也不怎么诉诸“理性”或热衷于调用公共关系学、博弈论等“理论”（被关注的说谎者们主要也不再是那些来自智库与学术界的专家）。
更为关键的是，说谎者甚至并不担心谎言被事实核验所揭穿；换言之，他们并不谋求用谎言来“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尤为独特的是，当政治中的谎言被揭穿后，说谎者们却并没有丧失支持率乃至葬送整个政治生涯，相反其竞争对手却陷入困境。这里的诡异之处在于，谎言并没有以冒充真相的方式使言说者在政治领域获得优势，而就是以其本来面目——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做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谎言政治”一词来描述当代美国政坛的这种独特状况。
政治中的谎言哪怕再猖獗，都有对抗的方式：事实核验乃至密件曝光，皆是有效的遏制形式，阿伦特据此提出在政治领域“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当代的谎言政治，这些遏制形式则几乎全然失效：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而非冒充“真相”）来有效影响政治进程。
值得提出的是，当代美国这种完全不在乎事实核验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存在于选举环节，也不仅仅面向国内：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亦以同样的方式来展开政治实践。阿伦特在论证没有人“有权利去触动”事实性的质料（factual matter）时这样写道：
为了阐明这一点，并作为不再深入探讨此问题的借口，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克列孟梭在去世前不久，同一位魏玛共和国的议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责问题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对方问克列孟梭：“在您看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个棘手而又充满争议的问题？”他回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确切知道的是，他们将不会说，是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这类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即使是历史主义的最极端、最诡辩的信奉者也接受它们是不可破坏的。确实，要从记录中抹去1914年8月4日夜晚德军越过比利时边境的事实，需要的远不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一时兴起；要做到这点，至少将需要一种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垄断。
要篡改这种“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在阿伦特看来，说谎者就必须拥有一种覆盖整个文明世界的垄断性权力，能够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而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
然而，再度当选总统的特朗普，2025年2月19日在谈论俄乌冲突时，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与一屋子记者指责乌克兰“你们本就不应该发动战争；你们本来可以做个交易的”。然而核验下来，事实是2022年2月24日清晨俄军从东、南、北、东北四个方向越过乌克兰边境。特朗普声称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核验下来的事实是泽连斯基其时的支持率超过50%。阿伦特认为至少是垄断“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的人才会去对这样的基本事实进行说谎，然而当下的美国总统面对电视镜头，面对全世界人们的眼光，就这样做了。
同时需要重视的是，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关于泽连斯基“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的声称，却是有很大可能性真的会导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变成那个数字。当年克林顿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言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而当下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组关于重大国际事务的赤裸裸的谎言（能有效并轻易核验出来的关于“最无情的基本事实”的谎言），非但自己不受影响，更会导致被谎言中伤的相关方承受巨大损失。阿伦特对“政治中的谎言”的分析，已经完全不适用于当下政治舞台中的谎言状况。
就美国政坛而言，从何时起，政治人物面对电视镜头说谎，变成不受惩罚甚至获得奖励的行为？要知道，特朗普2016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并获胜（赢得选举人票但输掉了民选票），尚未主要依靠“以谎制胜”。
这就意味着，自特朗普2016年以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身份参选并成功登上总统宝座后，美国政治已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难以想象的操作更是接连而来：取消“多元、公平和包容计划”（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 DEI）、中止“出生公民权”、取消教育部、撤销环境保护局、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赦免了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1500多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布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宣称美国必须获得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系统性削减科研经费、全面清除留学生、将移民定性为“入侵”、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然而，各种瞠目结舌乃至“目不暇接”的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变化。
根据《华盛顿邮报》 的一项统计研究，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共发表了3057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约21条。这些虚假言论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他第一年平均每天6条增加到最后一年平均每天39条。以1992年著作《理性公众》 为学界所熟知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夏皮罗，在其2022年文章《谎言、弥天大谎与美国民主》 中这样评论道：
自2016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获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被公开表达，并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如此显眼。
夏皮罗认为，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使得当下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辩论彻底偏离了重点——让政治学家们辩论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公众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单方面利益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否是不平等的”。然而，谎言肆无忌惮地蔓延，使得公众意见本身被操弄与扭曲。夏皮罗本人早年提出的“理性公众”概念，已然被当下公众“关于真相的分歧”（disagreement over truth）有效地瓦解了。故此，夏皮罗提出：谎言的弥漫“对精英和美国公众的‘民主能力’构成了挑战，从而破坏了民主”。
在2025年的当下，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谎言与说谎行径的接受度极高，甚至已达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在2024年总统候选人现场辩论舞台上，拜登面对谎言频出的对手，呼吸急促、手足无措，这被公众乃至自己党内人士视为反应迟钝、年老无能的表征。然而，特朗普满嘴谎言，实则使拜登陷入了如下困境：如果在自身2分钟发言时间内去一一纠正谎言，那么就等于全盘跟着对方跑，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议程设置，事先所准备的辩论要点完全用不上（并且纠正某命题，在话语的接受效应上往往比不上抛出某命题）；如果对对方的谎言置之不理，那么各种指鹿为马的言语便会有效地产生出真相效应（truth-effect），被民众们听进去。拜登在辩论现场的手足无措、反应迟缓，其实是因为他的处境使其不管怎样应对，后果都会很糟糕。特朗普不在乎谎言是否当场被反驳，抑或事后被事实核验揭穿；他仅仅是通过无间歇地输出谎言，便使其成了辩论的“赢家”（在共和党、民主党以及主流媒体眼中）。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只是使政治实践中充斥谎言，并且使政治中的谎言不再受到普遍的拒斥，谎言有效地参与到了政治议程中。在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中，谎言不再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亦即，冒充为真相）发挥效力，而是以其自身形态（亦即，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直接发挥效力。80多年前科瓦雷所讨论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中，谎言必须当自身不被揭穿为“谎言”时才能有效产生“政治功能”，然而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直接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进程。
更为甚者，在当下美国，连对谎言的“科瓦雷式谴责”，亦已经党派化了——只有民主党才在单方面地谴责特朗普说谎。与之对应的，特朗普政府也频繁指责拜登政府说谎。这种党派化的互指说谎本身意味着，谎言并未因其自身的性质而被认真对待。在当代美国，谎言并没有广泛受到谴责，没有人人喊打——对比当年总统克林顿一个陈述被揭穿为谎言便遭到普遍谴责的情形，美国文化已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有意思的是，夏皮罗在对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作出重新估量之后，还是决定“冒险以乐观的基调”来看待这个状况。他的理据是这样两点：（1）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报道能够防止并揭露谎言；（2）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与专家也会帮助阻止谎言传播。然而，夏皮罗的“乐观基调”的理据，已然难以成立。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的话语诚然做了极大力度的事实核验，然而这些努力并没能阻止谎言的弥漫。政府官员与专家对谎言的谴责，更已是被党派化的“党同伐异”格局所裹挟。在当下美国，在制度实践层面上并无法定位到能够遏制谎言政治的机制。谎言直接以自身本来面目畅行无阻。
夏皮罗寄希望于美国精英阶层对真相的捍卫，所以采取“乐观的基调”。当代中国政治学家郑永年对“为什么政治谎言主宰美国”的分析，亦同样把精英阶层的作用视为关键。但不同于夏皮罗的乐观，郑永年认为“随着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现在美国的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变得非常衰弱，美国曾经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已经不再存在”，故此其结论是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将无可遏止地越来越恶化，并且该状况“会继续毒害中美关系，制造一波又一波的危机”。
我们看到，尽管夏皮罗和郑永年表面上结论相反，他们的分析路径实则是一致的，皆聚焦在精英阶层对于揭示真相的作用上。然而，哪怕当代美国并不缺乏“出类拔萃之辈”，精英同真相之间的关系却实则相当靠不住。连那位呼吁开发“真相GPT”（TruthGPT）的美国工程院院士、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总统竞选期间亦以完全不在乎真相的方式，在其运营的社交媒体X（前身为推特）上频繁为特朗普造势。在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深度参与其第二任政府，甚至自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了多种谎言（他本人面对记者亦承认“我说的一些事情将是不正确的并应该被纠正”）。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马斯克就退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并表示：
特朗普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牛的胡扯大师之一，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胡扯的时候会让旁人摸不着头脑。但如果你把特朗普的发言权且当成一个骗子在演戏，那他的行为差不多就说得通了。
然而7年后，马斯克却不遗余力地为他眼中这位擅长演戏的“骗子”作出毫不含糊的公开背书，多次亲身在后者竞选集会上站台，出人并且出钱。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文件，马斯克向支持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团体捐赠了2.59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赞助人之一。
2025年6月初马斯克同特朗普因“大而美法案”再次公开决裂后，6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是时候投下真正的重磅炸弹了：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这就是它们未公开的真正原因”，并随后要求网友“标记这篇帖子，未来真相会大白”。6日特朗普公开反击，称马斯克“完全失控”，并重申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已断交多年，否认任何不当联系。到了7日，马斯克要求人们做标记的那条帖文却被他本人删除，并称自己“走得太远”。之后一个多月双方不断就此激烈地展开攻讦。至少其中一人在撒弥天大谎，而完全不担心真相的“反噬”。
时间回到2024年10月17日，总统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马斯克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为特朗普举办助选活动，在台上声称：“特朗普若落选，西方文明就将走到终点。”（然其并未解释该宣称的内在逻辑）但值得反过来追问：特朗普再度胜选，意味着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走向了哪里？
“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则故事，被认为铸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当代美国思想史家马丁·杰伊曾对这个故事的寓言性质及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考证。杰伊的结论是：
梅森·威姆斯实际上编造了这则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詹姆斯·贝蒂1799年发表在伦敦的《吟游诗人》 中剽窃了这个故事，但它成了美国民间故事的基石。当美国内战结束了南方文化（该文化更倾向于把文明性界定为英勇，而非发自内心的坦率直言）后，真诚性的胜利似乎牢不可破，至少是作为公共行为的模范。在他亡故后不久，“诚实的亚伯”林肯加入了华盛顿的行列，成为这种理想的巅峰。
不说谎的乔治·华盛顿与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将真诚性确立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诚如杰伊所观察的：“测谎仪”在执法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享有的盛誉，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杰伊亦引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如下观察：“伪证罪”（perjury）这个词就是产自美国，它在当代美国日常生活中被极高频率使用与核查，甚至到了“一种迷恋性坚持”（an obsessional insistence）的程度，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并被威胁以针对“伪证罪”的法律行动。“在美国，一个人不能在未阅知伪证是受法律严格惩罚的情况下签署公共文件，并且在官方和法律上都假定他已阅知。”在美国，从技术手段（测谎仪）到法律手段（伪证罪），构筑起一张针对谎言的大网，其文化清晰无误地传递给每一个人如下信息：莫说谎，说谎会被抓，后果很严重。
然而，在当代美国“真诚性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可疑。科瓦雷于1943年做出的关于“现代谎言”的描述（前所未有的猖獗、无耻、系统、停不下来），针对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德里达于2001年则提出，科瓦雷的描述亦完全可以用于那被宣称为“历史之终点”（弗朗西斯·福山语）的自由民主。德里达在21世纪伊始便观察到，谎言不仅仅关涉人类文明史上的昨天，而且“可以被广泛扩展到在一种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的领导权（capitalistico-techno-mediatic hegemony）时代中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现行实践上”，并且“说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德里达把前所未有的无耻、系统与停不下来的说谎行径，同资本主义、技术、媒体与民主国家这组关键词关联了起来：前者的兴起，是后者占据领导权后的产物。然而，即便是德里达充满洞见的分析，也未能预先涵盖到特朗普及其政界追随者所掀起的更为无耻、更为系统、更为停不下来的说谎现象，以及它在当下美国社会的接受状况。
美国大众文化，已从真诚性的胜利转变成了对谎言的无感。国家民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拒绝说谎的华盛顿，变成了肆意输出谎言的特朗普。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结果明白无误地昭示出，过半的美国民众完全不在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满嘴谎言。对于其说谎行为，特朗普甚至完全不诉诸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亦即，为了护卫城邦秩序而向民众说谎。他直接将其话语称作“真相/真话”（truth），而把反对他的媒体评论称作“假新闻”（fake news）。“后真相/后真话”（post-truth）这个词，也因特朗普在政坛上的崛起而成为热词，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史蒂芬·勒文道斯基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当代美国政治中的谎言状况所展开的研究，同夏皮罗很相似，亦是以乐观的基调结束，认为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升人民在事实与错误之间作出区别的能力”。然而，勒文道斯基等人的应对方案如何处理如下局面：面对清晰明确的事实核验结果，过半美国民众却仍然选择说谎的候选人作为他们的总统。
不能说谎，是各已知文明社会（不只是“西方文明”）教育幼童的首要内容之一——“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类寓言故事，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更有代表性的寓言，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所创作的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 。为了在孩子们心头种上不能说谎这条律令，主角匹诺曹说谎时鼻子会变长——该意象成为“谎言可视化”的经典符号。鼻子变长既是生理羞辱，也是社交隔离（无法隐藏的谎言标志）。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和挫折（被狐狸和猫欺骗、被吊在树上、变成驴子、被鲨鱼吞食等）后，匹诺曹最终学会了诚实、勇敢和无私，实现了变成真正男孩的愿望。
《木偶奇遇记》 被翻译成240余种语言，成为全球儿童“诚信教育”的通用教材。迪士尼分别于1940年与2022年推出名为《匹诺曹》 的动画影片与真人影片，皆着重强调了匹诺曹说谎的代价。在马提欧·加洛尼执导的2019年意大利真人影片《匹诺曹》 中，这一设定更是被强化：通过阴森色调、人面鱼、蜗牛黏液等哥特式意象，将说谎后果具象为“恐怖体验”，打破迪士尼式甜美叙事，通过制造生理性不适迫使儿童直面谎言代价。2014年韩剧《匹诺曹》 则将“鼻子变长”改写为“匹诺曹综合征”（一说谎即打嗝），女主角崔仁荷因无法说谎成为记者，以身体禁忌捍卫真相。
然而，现实世界中说谎并无可视化的效应，所谓的“微表情”分析与“测谎仪”判断也远非硬科学。那么，“真诚性的胜利”又如何来确保呢？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把“真相”界定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而谎言则恰恰试图改变我们无法去改变之事。她写道：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将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称为真相；比喻地说，它是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
谎言试图改变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也就是说，尝试摧毁掉“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在阿伦特看来，尽管谎言已然充盈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中，但谎言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掀不了大地，翻不了天）。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后真相”社会中，事实（无法改变），经常被转化成意见（可以改变）。谎言与真相的对立，经常被转化成观点之争。阿伦特当年就看到了混淆意见与谎言的趋势。她这样区分两者：“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通过争论、拒绝或妥协来处理；但不受欢迎的事实却具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赤裸裸的谎言，没有什么能动摇它。”真相如同脚下大地与头顶天空，意见动摇不了它，谎言却可以伤害它（尽管无法完全毁灭它）。也正因此，阿伦特把谎言视作最危险的政治实践，“除非事实性的信息得到保证且事实本身没有争议，否则意见自由不过是一场闹剧”。阿伦特的学理论述呼应了不能说谎在各已知文明社会中的地基性地位。也正因此，被屡屡揭穿连篇谎言的特朗普，却亦是紧紧抓住“真相/真话”不放。
“文明”与“不能说谎”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呢？在题为《论一种假定的从仁善动机出发说谎的权利》 的文章中，伊曼努尔·康德对此做出了一个解释：
例外摧毁了普遍性，而正是普遍性，使得原则能够担得起它们的名字。
康德提出，普遍性与例外无法共存。真相/真话，具有普遍性。作为真相/真话之例外的谎言，则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存在。故此康德主张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说谎，因为一旦有谎言能被允许（亦即，认可“说谎的权利”），那就会结构性地摧毁“不能说谎”这条律令的普遍性。换言之，说谎决不能是正当的、是“对”的。
瑞典裔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希赛拉·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那部荣获奥威尔奖的奠基性作品《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中，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为什么说真话是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要求，而说谎只能是破坏规范的例外。首先，说真话与说谎在初始条件上存在差异：“说谎需要理由，而说真话无须理由”。说真话者并不需要为自己为什么说真话而进行辩解。其次，说谎者自身对说谎的隐在态度是：“自己可以说谎，但其他人应该诚实。”换言之，说谎者亦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随时会上当受骗的社会中。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社会就会土崩瓦解”。换言之，任何一种文明，皆必须建立在“不能说谎”的规范性律令上。
康德与博克的分析有力解释了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说谎这种行为何以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不能公之于众。这就意味着，谎言只能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发挥效力，而不能直接以自身形态发挥效力——谎言是“见不得光”的。甚至在话语的操演层面上，一个人若宣称“我在说谎”，那么这句话本身是真话吗？这就陷入两位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操演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亦即，言说一个陈述的行为，同使该言说有意义所需的前提相矛盾。“说话”这个操演性行为的前提，就是“我不在说谎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在语用学层面上将“真相”“正当”“真诚”“可领会”作为语言沟通的有效性要求。
我们也因此看到满嘴谎言的特朗普，并没有宣称“说谎有理”，相反他极力指控对其话语进行事实核验的媒体在说谎，是“后真相”媒体，不遗余力炮制各类“假新闻”。特朗普曾因传播不实信息而遭遇包括“脸书”“推特”在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封杀账号。面对“后真相”与“假新闻”对他的围剿，特朗普干脆于2021年底自建了一个社交媒体，名字就叫“真话社交”（Truth Social），其口号就是“追随真相”（follow the truth）。“真话社交”成了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重要阵地。
上一节已经提到，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的独特之处，不仅是以谎言充作真相，并且在于即便谎言被揭穿，说谎者并不会遭受负面影响，甚至该话语所产生的效力亦不受影响。博克在《说谎》 一著中提出，“在重要的事情上公开说谎，一旦被揭穿，说谎者将反受其累”，“届时，纵然说谎者本人对失去正直（integrity）毫不在意，也定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导致的信用扫地而后悔”。博克的这段分析在该著出版20年后，对在总统任上公开说谎的克林顿仍属贴切（尽管说的只是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其人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然而40多年后，该分析到了特朗普这里，显然彻底失效：现在美国总统做到了笃定地面对公众公开说谎、肆意说谎，甚至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抓个正着，却丝毫不影响其票仓和支持度（并且还令其对手深陷困境）。
今天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谎言张口就来，被频繁揭穿亦不收敛，与此同时却仍以“真相追寻者”公开自诩，并能获得过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不仅是马斯克、彼得·蒂尔等人在选举中全力背书，马克·扎克伯格与杰夫·贝索斯在特朗普胜选后亦先后向其就职基金做出百万美元的捐赠，扎克伯格更是解散了2016年他在Facebook上引入的第三方事实核验网络。这个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ethical substance，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亦即，支撑社会实践与道德行为的深层结构。谎言直接以其自身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仍然能畅行无阻，广泛产生效力，并对说谎者不产生负面影响——这昭示出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已然发生了激进改变。
2024年9月10日，特朗普同接替拜登的卡玛拉·哈里斯展开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就在辩论现场，ABC新闻主持人不得不出面纠正特朗普的多个虚假陈述，包括对堕胎、移民和2020年选举的错误说法——本应维持中立的辩论主持人出面纠正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在美国极为罕见。当特朗普在该辩论中宣称美国许多州在操作“产后杀婴”时（主持人随即驳斥“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州允许在婴儿出生后将其杀死”），这个国家在一个又一个自诩“真相”的谎言中变得面目狰狞——那些被美国界定为它的敌对势力，亦未对它施加过这样的“妖魔化”（demonization），该谎言竟由美国自己的（前/当选）最高领导人公开说出，并获得了众多美国民众与精英的高度拥护。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已然被彻底改写。
康德把“说真话”（speak truth）同人之为人的定义性特征关联起来—— 一个谎言，就将摧毁掉人之尊严，使其较之一块物（a mere thing）还不如。即便一个谎言并未对受骗的一方造成具体伤害，但说谎本身意味着，“我侵犯了人类的权利；因为我的行为违背了一个人类社会能够以成型的条件和手段，因此也违背了人的权利”。康德进而宣称，当你被问到是否会说真话时，哪怕在脑海里设想一下可能的例外状况，你就已经是一个破坏人类社会的说谎者了，“从一个规则那里保留例外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规则之本质就是不允许有例外”。
那么，我们能否把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现象，简单地视之为人类社会的例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把“说谎”界定为“构想例外”，然而特朗普主义实践绝非构想例外，而是为美国设定新的规制（nomos）。故此，我们有必要对该现象展开进一步考察。
在2024年著作《智人之上》 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真相”展开了深入讨论。他认为，寻求真相必须是一个“普遍的工程”，“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然而，任何真相，都无法呈现现实的所有方面。赫拉利写道：
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其他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赫拉利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分析。某君描述某地有一万名士兵，他是否讲出了真相？即便那里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最多意味着该描述揭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但它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同时忽略差异性，士兵之间就沙场经验、健康程度、士气状况等可能会差别很大，“一千名新兵搭九千名老兵，与九千名新兵搭一千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更具体来看，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某地有一万名士兵”的描述扭曲了现实，是不是意味着要描述某地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说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一个人即便自认为是在讲真话，但其描述最多仅仅是揭示现实的某个方面。赫拉利进而提出，现实本身就包括“主体性的现实”，涵盖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交集而成的。”主体性现实是被社会性地构建起来的，影响其构建的不只有国籍，“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皆系现实构建的核心参数。于是，哪怕每个人都在言说关于其所体验的现实的真相（换言之，并未故意说谎），然而社会层面上呈现出的关于现实的描述仍然极其多元，甚至彼此剧烈冲突。
故此，真相本身是受限的，是无法总体化的。基于此，赫拉利犀利地批评一种“天真的信息观”：
这种观点认为，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能得到力量与智慧。相较之下，无知似乎无法通向任何地方。虽然在某些历史上的危急时刻，基于妄想或欺瞒而形成的网络偶尔会出现，但长期看，这些网络必然会败给那些真实且可信的网络。……天真的信息观会认为，面对收集与处理信息时遇到的大多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收集与处理更多的信息。……从这种观点看来，信息网络越大，就能越接近真相。
持有这种“天真信息观”的代表人物有贝拉克·奥巴马、扎克伯格以及雷·库兹韦尔。这些当代美国政经界精英认为，只要信息足够多、自由讨论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谷歌的使命宣言简洁地表达出了这种天真的信息观：“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
然而，信息数量堆上去，却并不意味着就能抵达真相，更不意味着谎言会无所遁形。赫拉利提出，信息的作用并不是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通过彼此“联结”的方式创造出全新的现实。个人可以追求“关于自己与世界的真相，但大型网络却会使用各种虚构故事与幻想将成员连接在一起并创造秩序”。谎言连篇并以“真相追寻者”自居的特朗普并不是在“构想例外”，而恰恰是在构建“现实”，在该现实中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为与抖音等华企丧心病狂地窃取数据、民主党领导下的许多州纵容产后杀婴……当代美国过半民众，积极接受了特朗普所构建的那个现实，并基于该现实来解释生活现象与社会现象，以及决定自己的行动。在《智人之上》 中，赫拉利这样分析特朗普主义政治：
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者，还是像匿名者Q（QAnon）和反疫苗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阴谋论，都认为有些传统机构制度只是声称自己在收集信息、找寻真相，以此取得权力，但其实都是在说谎。在他们看来，那些官僚、法官、医生、主流记者和学术专家就是一个精英阴谋集团，他们对真相没有半点兴趣，总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信息就是一种武器。……无论何时何地，当民粹主义成功地让人觉得信息就是一种武器而进行传播时，语言本身就会受到损害。不论是“事实”这样的名词，还是“准确的”“真实的”这样的形容词，都会变得语义模糊，似乎无法指向一个共同的客观现实。这种时候，只要一谈到“事实”或“真相”，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疑问：“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
在赫拉利看来，特朗普主义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导弹以及无人机外，信息被当作武器投入大规模使用。国际社会对武器的使用尽管具有相当严苛的规范，但晚近我们见证着这些规范被屡屡突破，而特朗普主义政客们进一步把针对信息传播的规范彻底颠覆了：真相与谎言的差别被彻底取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认识论－本体论（epistemo-ontological）的谎言政治，在其中谎言的定义性特征被彻底抹消，并被用以构建现实。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真相”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家用以对抗暴民统治（ochlocracy）的基石。“真相”范畴被取消（甚至只是“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这种追问盛行），会产生严峻的后果：它会激发出古老的“对暴民统治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据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分析——就是“害怕暴民对现实的介入”，亦即，“在任一给定时刻，现实依存于暴民对正误的看法”。
特朗普主义政治，用通不过事实核验的话语填充真相的独特实践，在当代美国事实上落实并复兴了暴民统治——现在，现实依存于特朗普主义政客所部署的“信息武器”之受害者（受骗者）的裁决。再细密的事实核验，亦无力扭转或阻止谎言（“特朗普式真相”）的“高歌猛进”。谎言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揭穿，非但不会使说谎者深受其累，信用扫地，相反让其原先的支持者更加坚定与狂热，甚至令旁观者亦倒向说谎者——拜登就是被自身党内盟友们担心旁观者的倒向而被排挤掉候选人资格。
经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实践将信息武器化，激进地取消了真相与谎言之差别。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体现在谎言在政治舞台上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它的独特性更是在于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被接受并且被用于构建现实，对谎言无感的民众们（“信息武器”之所有受害者/受骗者），则皆在为这个现实的构建添砖加瓦。现在，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何以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能够成为当代美国一个主流版本的现实？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引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洞见——半个世纪前福柯针对“真相”做出的分析，对探究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仍具有理论穿透性。
在发表于1975年的论文《话语的秩序》 中，福柯用“真相政制”（regime of truth）这个概念来描述如下状况：每个社会都通过特定的话语、机制和技术来区分真伪，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效应，这种权力决定了哪些类型的言论被接受为真，哪些言论则被排除在外。福柯认为“真相政制”是普遍的，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些社会中：
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相政制，即其“真相的通用政治”（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说，社会接受并使之发挥作用的各种话语类型；区分真伪陈述的诸种机制和实例，以及对每种陈述的制裁方式；在获取真相过程中被赋予价值的诸种技术和程序；以及负责阐述何为真相的人的地位。
真相政制的通用性就在于，每种社会都会选择某些话语作为其运作的基础，这些话语被认定为“真实”的，并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传递和维持权力结构。换言之，真相与“话语权力”体系相互关联，权力会产生并维持真相。
正是在某种特定的真相政制下，诸如“上帝保佑美利坚”“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必有一战”（亦即“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民主党允许产后杀婴”等话语才会被接受为真。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努力，仅仅是将原先那个充斥各类自由左翼“政治正确”话语的现实，改造成了一个“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这个另类现实由特朗普主义话语权力系统（一种极其独特的区分真伪陈述之机制）所支撑，它使得赤裸裸的谎言在该现实中能够以真相的名义流行。特朗普主义政治有力印证了福柯所分析的真相政制：真相并不在权力之外。反过来，福柯的分析揭示出，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机制来阻止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
尽管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的《说谎》 中没有提及福柯同期的“知识/权力”研究，但很相近地，她从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权力”论题入手提出：谎言在与知识同等的程度上影响着权力的分配。其中的机制是，谎言可以让受骗者希望达成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还可能掩盖相关的备选方案，或者让情况呈现出虚假的确定性。通过这样的方式，“谎言增加了说谎者的权力，削弱了受骗者的权力，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后者的选择”。换言之，说谎者的权力，来自所有直接与间接的受骗者。赫拉利在晚近《智人之上》 一著中亦做出如下观察（尽管并未引用博克的话），认为民粹主义领袖们“总在对我们说谎以骗取权力”。
福柯对“真相”的分析揭示出，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是真相政制的一种极端形态，在该形态里赤裸裸的谎言以真相的名义获取政治权力。博克对“谎言”的分析则进一步揭示出，特朗普源源不断地从所有的受骗者那里获取权力：当其谎言覆盖面达到整个国民并被其中相当多的人接受时，特朗普就具有了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并获得成功）。特朗普从一个政治素人快速迈向权力巅峰，这个过程中谎言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特朗普用谎言“联结”起了在现实中因无法找到原有舒适位置而倍感沮丧的民众（他们时刻感受着移民、有色族群、女性、性少数群体、环保等带来的不适），为他们构建起一个另类现实，在其中确立起新的规制，并给他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这个另类现实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便正是因为之前那个版本的现实（各种“自由左翼”“生态左翼”“文化左翼”“后殖民左翼”“后现代左翼”“性别左翼”所构建的现实），已然如同《盗梦空间》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2010年影片）里那种摇摇欲坠的“梦境现实”那样，无法承受住越来越多人对该现实的质疑。关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那些被“植入”头脑中的核心理念（“政治正确”“觉醒文化”“取消文化”……），被越来越多的该现实中之人不再体验为自己的理念。特朗普主义政客则进一步抛出大量谎言并把它们武器化，对那个现实进行了激进的越出信息传播规范的袭击。
特朗普的“MAGA”里几乎没有关涉任何由联合国当下议程所背书的“伟大”的政治理念与理想，而是用武器化的谎言，激发“底层”生存层面的社会性忧虑乃至生物性恐惧——“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企都是盗贼”“非法移民都是冷酷杀手”……在2024年9月28日的竞选集会演讲中，特朗普多次用“冷酷杀手”来形容非法移民，声称“他们会走进你的厨房，割掉你的喉咙……他们将强奸、抢劫、盗窃、掠夺和杀害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并称“拜登有精神障碍，卡玛拉出生就是智障，你仔细想想，只有智障人士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另类现实，和“让美国更加伟大”无关，而是“让美国更加撕裂”——这就是为什么《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作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的特朗普。
当代美国的“前特朗普版本”现实——借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经典术语——主要围绕爱和归属层面、尊重层面以及自我实现层面来构建与呈现自身，奥巴马版本的“美国梦”几乎把这些词都囊括其中。而特朗普版本的另类现实，则在根本上放弃任何向“上”看的政治理想，而是在“底部”的生理层面与安全层面上，用谎言作为素材进行构建。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政客们极为有效地运用武器化的谎言，把当代美国社会现实从应对马斯洛需求层级上的高阶需求转变为应对底层需求。
两位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基塔·萨文与丹尼尔·特雷斯曼通过文本数据分析揭示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的平均暴力词汇使用频率，超过了他们研究的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中的任何政客。他们还发现，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较少用“我们”“人民”这两个词，而是频繁输出关于“他们”的脏话表述。萨文与特雷斯曼写道：
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客赞美并声称自己代表被想象成一个同质统一体的“人民”，特朗普相对较少调用“人民”；他擅长于一种排他性民粹主义，专注于识别外部群体和邪恶的精英，并将他们塑造成敌人或威胁。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特朗普即便谈及“我们”，亦是出现在“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垃圾那样”“他们正在毒害我们国家”这样的表述中，而这些表述则皆是特朗普式的无视事实核验的谎言性表述。
特朗普用关于“他们”的巨量谎言性与暴力性表述，来刺激生理与安全层面的恐惧与恐慌。越底部的需求受到威胁，所能激起的政治动员力就越大；换句话说，理想（各种高档次的“美国梦”）能有效凝聚人，当且仅当生理与安全层面需求得到广泛满足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在构建现实上具有着强大力量：强奸犯、小偷与杀手已经在门口了，“他们”甚至已经冲进家里了……这样的话语哪怕是谎言，也往往十分有效，因为它能快速激发出生物性－情绪性的反应，而非开启大脑皮层的思考。
诺奖得主、以色列裔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区分了“快思考”与“慢思考”，亦即，存在着驱动人类行为的两个系统：“系统1自动且快速运行，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努力，也没有主动控制感；系统2把注意力分配给必须要它参与并付出努力的脑力活动，包括复杂的计算。”
做出“快思考”的系统1，其实是经由生物性演化形成的神经网络运算系统：看到蛇（感知器官接收到的“蛇形信息”）就会害怕，便是生物性演化对安全层面上威胁所产生的快速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将有效催生逃跑（或者攻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主义政客所说出的谎言，总是能有效地激发惊慌、恐惧、愤怒这样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一步催生出暴力性的行动。
而分辨谎言则需要启动做出“慢思考”的系统2，这种思考不仅慢，而且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并且其开展的深度依赖于受教育的程度。这意味着开启“慢思考”比起“快思考”来，具有高得多的门槛。特朗普的话语几乎很少诉诸受众的“慢思考”，已有多项研究指出，在认知风格上，特朗普的演讲展现出的分析性思维和综合复杂性低于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正是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所诉诸的这种“快思考”机制，使得“信息武器”的受害者们（受骗者们）积极地乃至全身心地，配合政客们从自身身上汲取权力。
特朗普主义政治确实可以被视作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极端版本，因为它成功地从为数众多的民众（受骗者）那里汲取权力。它的极端之处在于，哪怕是各种事实核验，都无法冲击那些牢牢填充在“真相”这个普遍性位置上的谎言。在一个相当妥帖的意义上，特朗普实质性地为其众多追随者们构建了一个“元宇宙”—— 一个有效地叠加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的“元宇宙”。
就构建“元宇宙”而言，特朗普使用了最前沿的具有“深伪”（deep fake）能力的生成式大模型。2024年8月17日，特朗普在X上转发多张宣称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及其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其中一张斯威夫特装扮成“山姆大叔”并配文“泰勒希望你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随后部分图片被证实由人工智能生成，泰勒本人随即在X上公开发出背书哈里斯的声明。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随后白宫所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包括X、Instagram、脸书等各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特朗普自称“国王”的评论文字，并附上一张以“国王万岁”为标题的伪《时代》 杂志封面，图片中特朗普头戴珠宝王冠，背后则是纽约曼哈顿。2025年7月10日，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张将特朗普描绘成“超人”的深伪图片（身材魁梧的年轻特朗普穿着“超人”标志性的红色斗篷和紧身蓝色西装），配文“希望的象征；真相、正义、美国方式；超人特朗普”。在特朗普主义所构建的这个以“MAGA”为标识的独特元宇宙（the Magaverse，“MAGA元宇宙”）中，特朗普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超人“国王”。其中，深伪的MAGA内容被认知为“真话社交”。
特朗普主义政客不仅使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将古早的在人类文明史上长久存在的谎言玩出了全新境界——谎言不只是参与深伪，并且直接成为真相。在MAGA元宇宙中，谎言不再是破坏普遍性（真相）的例外，而是自身成为现实之缝合点（quilting point）——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用“缝合点”一词来指称弥合或遮盖“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不连贯性，使得“意义”看似固定且有逻辑性的关键力量。在MAGA元宇宙里，美国毋庸置疑地“再次伟大”，而特朗普则无可置疑地是一位带给美国新希望的超级“国王”、真相与正义的当代化身。
2020年辞世的拉图尔曾从“新气候政制”（new climatic regime）角度出发，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做出如下批评：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政治视野，其“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在拉氏看来，特朗普的姿态已然触发一场不同世界间的战争：“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了，但我们的不会！”拉图尔急切呼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们“落到地球”（down to Earth）。然而，拉图尔所未能纳入分析的是：在特朗普努力下“再次伟大”的美国，诚然是一个另类的元宇宙：发生在地球上的“假新闻”，无法诋毁MAGA元宇宙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真相，无法抹除特朗普成为美国“国王”、地球“超人”的真相。在那个元宇宙里，特朗普诚然能没有操演性矛盾地呼吁“真话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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