인터넷 접수기간 : 2026.4.17.(금) 15:00 ~ 5.4.(월) 15:00
| 철학과 | 독일근현대철학 |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 1 | 1. AI연구, 강의 가능 |
| 예술창작학부문예창작전공 | 시 창작 및AI 생성문학 | Poetry Writing & AI-Generated Literature | 1 | 1. 시 전문지 편집위원 2. 국내 저명 시 문학상 수상자 3. 최근 5년간 ‘AI와 문학’ 관련 연구업적 (저서, KCI등재학술지 포함) 1편 이상 |
| 철학과 | 독일근현대철학 | 1. 최근 5년간 한국연구재단 등재 학술지 4편 이상 게재 (A&HCI 주저자 논문 및 단독저서는 KCI등재 학술지 논문 2편으로 인정, 단독 번역서는 KCI 등재 학술지 1편으로 인정함) |
| 예술창작학부문예창작전공 | 시 창작 및AI 생성문학 | 1. 석사 학위 이상 소지자 2. 최근 10년간 시집 3권 (시론 관련 저서 포함) 이상 출간 |
게시물 [채용] 전임 / 철학+창작 / 숭실대 2026-2학기이 KADH / 한국디지털인문학협의회에 처음 등장했습니다.
徐惠 2026-04-17 07:30 江苏
教育部语用所启动《人工智能 成都话拼音标注规范》研制，征集参编单位与专家，5月30日前报名。
转载自“语标智研”
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服务大模型时代高质量语料数据治理需求，受有关司局委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开展《人工智能 语料库 标注术语》标准研制工作。
本规范聚焦语料库建设与标注实践中的核心术语需求，梳理全流程概念体系，明确术语定义、分类框架及使用规则。成果可服务于数据处理与应用等环节，为减少术语歧义、提升应用一致性提供支撑。
现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数据标注服务机构及重点行业单位，诚邀相关领域具有研究基础与实践经验的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共同推进术语标准的研制与产业落地应用。
请有意参与编制的单位及专家于2026年5月30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https://f.wps.cn/ksform/w/write/383ZQL8p#routePromt）进行报名。
比特人文
投稿邮箱：dhbas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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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数字人文研究 2026-04-17 14:06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2026年4月发布
原创 沈小妮 等 2026-04-16 19:30 北京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读》；知识库；知识表示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4期”;参考文献格式:沈小妮,彭炜明,胡佳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知识库的构建与应用[J].数字人文研究,2025,5(4):68-83.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知识库的构建与应用
沈小妮 彭炜明 胡佳佳
摘 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说文学”研究的巅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当前有关《说文解字注》的数字化工作多停留于文本化阶段，尚未实现对其知识体系的深度挖掘与系统呈现。研究以《说文解字注》及其稿本《说文解字读》为底本构建知识库，设计了涵盖五大知识范畴、十个知识集、五十六个知识点的三层分类体系，完成了数万条知识实例的标注与结构化表示；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具备原文检索、知识导览与标注管理功能的交互式平台；并以对段玉裁的谐声归部研究为例，验证了知识库的应用潜力。这是数字人文方法在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一次系统实践，为古籍深度数字化与人文研究范式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读》；知识库；知识表示
作者简介：沈小妮，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彭炜明，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研究人员； 胡佳佳（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hjj8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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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推进古籍的数字化工作，“积极开展古籍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的研究和实践，加速推动古籍整理利用转型升级”。在我国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有一类被系统归为“小学”类的特殊文献，即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因为负载着三千年的文化信息，包涵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所以，它不仅是一种学术资源，而且是一种知识资源；不仅是一种知识资源，而且是一种人文资源，一种道德资源。” 《说文解字》（以下称《说文》）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最重要的著作。黄侃谓治“小学”须读十部书，而“《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称《段注》）是《说文》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也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巅峰——乾嘉学术的代表。段氏的卓越成就，“不仅在于他‘究其微恉，通其大例’，对许书做了细密全面的校勘整理，更在于他通过对许书的注释，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一系列有关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的重大问题，他能初步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换言之，他使《说文解字》的研究，从纯粹校订、考证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了科学语言学的轨道”。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今天，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段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高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对总结和升华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学原创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清代到当代，对《段注》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但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成果却并没有极大丰富，对《段注》挖掘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够充分。《段注》体大思精，其深刻的思想与科学的方法是散布在丰富的注释中的。《段注》知识库的建设，旨在将这些散布的知识与前人对《段注》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多维联系来展现和揭示其中蕴含的科学内涵，辅助研究者从中提炼出具有现代价值的理论范式，实现对传统学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数字化研究资源和技术支撑。
目前对于《段注》的数字化工作大多仍处于影像化与文本化的阶段。如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国古籍资源库（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里汇聚了多个古籍版本的《段注》高清数字影像；北京时代瀚堂科技有限公司的瀚堂典藏库（https://www.hytung.cn/）提供了经韵楼本《段注》的数字化文本和影像，可以进行字头与全文的字符串检索。北京师范大学的《说文解字》研究与应用平台（https//szsw.bnu.edu.cn），则在影像化和文本化的基础上，对《说文》小篆的形音义知识点进行了提取和结构化存储（如部首、义符、声符……）。我们把这种将知识点单独提取后再进行结构化存储的数据库称作知识库。与之前仅包含了影像、文本、著述信息与目录的古籍数据库不同，知识库是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更深层次和更细粒度的加工，它包含了根据前人研究，从原典中抽取、提炼出的具有意义的独立的知识成果，并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进行关联和组织，从而实现对原典内容的理解、重组和再造。如图 1所示，由于此平台提取和存储了《说文》关于每个小篆构形直接构件的知识点，用户就可以直接搜索到《说文》中以“七”为直接构件的所有小篆，这实际上就是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关于小篆构形的知识服务。该平台同时提供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经韵楼本《段注》的数字影像与文本，也涉及到《段注》个别知识点的提取，如为每个字头标注了段玉裁的古音归部。
图1 北师大《说文解字》研究与应用平台应用示例
知识库的构建是在平台已有《段注》文本与个别知识点的基础上，聚焦《段注》全体系知识点的系统提取与深度标注，最终构建的《段注》知识库具备双重应用价值——既可独立开发为专用应用平台（详见下文），也能作为《说文》研究的资源，通过对应字头链接至该平台的相关说解部分，为使用者提供更为精准的知识服务。
图2呈现了构建《段注》知识库与开发应用平台的实施路线图。本文第1、第2部分将围绕此路线图展开具体论述，第3部分则结合一个基于该知识库及平台的研究实例，进一步说明其应用价值。
图2《段注》知识库构件与应用平台开发实施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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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知识库的构建
1.1 文本的数字化与结构化
知识库的构建首先还是需要文本的数字化。文本数字化的第一步则是选择合适的底本。段玉裁注《说文》，经历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准备、撰写和修订，终于嘉庆二十年（1815）全部刊刻完成，是为经韵楼刻本。“除《清经解》所收的少数本子是重排本外，其余都是经韵楼本的复刻本，不但内容相同，每页的行数、起迄字也都相同。” 段氏自己曾在《段注》中提及，著此书前，先有长编《说文解字读》（以下称《说文读》），始为五百四十卷，既乃檃括成《注》。今北京图书馆藏有《说文读》抄本残卷七册（一至六，八），经朱小健、张和生整理，于199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刊行[7]。尽管残缺，但它对于研究段玉裁的学术思想、《段注》的形成过程以及清代小学方法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因此，用于知识库构建的基础文本有两种：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经韵楼本《段注》，二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说文读》。对于数字化后的文本，则采用关系数据库技术进行结构化存储。基于《段注》的特点，分卷、部首、字头三层设计数字化文本结构。卷表（Volume）（表1）关注《段注》的卷次结构。部首表（Radical）（表2）聚焦于《说文》部首，全书总计540个部首，每个部首分布于特定卷中，并统领若干字头。字头表是《段注》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字头、许氏原文、段氏注文三大部分。许氏原文、段氏注文存储在字段“zhengwen_zhushi”中，用<pn></pn>标注许氏原文，用<zn></zn>标注段氏注文。由于《说文》字头有正篆（位于每条说解之首的字形）和重文（位于每条说解之末的字形）之分，而《段注》亦对书中的重文进行了注释，所以字头表分正篆表（表3）和重文表（表4），两张表的字段类型基本相同。但重文表中包含对应正篆字段，以标示正篆与其重文的对应关系。
《说文读》与《段注》体例不同，是札记性质的，属于段玉裁长期研读《说文》心得的汇总。它不是依《说文》逐字做注，故多有未注之字，也有重出之字。行文格式上，低一格抄录许书正篆及说解全文，也有仅出重文；字头皆以楷书录之，但也存有篆书的情况，另起顶格作注；论及一字古音尚未使用古韵十七部，而是标以古韵韵目，但也有例外。《说文读》的结构亦分卷、部首、字头三个层次。卷表（du_volume）和部首表(du_radical)字段保持不变。字头表是《说文读》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字头、许氏原文、段氏注文三大部分。许氏原文、段氏注文存储在字段“zhengwen_zhushi”中，用<pn></pn>标注许氏原文，用<zn></zn>标注段氏注文。
两书字头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读》《注》关系（duzhu_relation）表（表5）的两个外键来实现。其中，“duanzhu_id”实现两书字头的对应关系，以便从《说文读》直接链接到《段注》的相应解释，进行文本比较。
1.2 《段注》知识体系的建构
不同领域的知识要素和结构各不相同。《段注》自成体系，在注释《说文》时采用了很多的术语与条例，如“浑言析言”“古今字”等，集中体现段玉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也是本研究要提取的“知识点”。具体操作上，我们选取《段注》研究专著中形成共识的术语条例 ，以《传统语言学辞典》中关于段玉裁的术语为补充，选择实例数超过十条的知识点，并按照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框架，构建了含文字、训诂、音韵、校勘和引书五大知识范畴、十个知识集、五十六个知识点的三级分类知识体系（见表6）。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段注》知识点分为五大范畴,主要出于系统整理的需要,并非意味着知识点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双声”“叠韵”属于训诂学中的声训术语,但是也体现了音韵学研究的内容;“音义同”包含训诂和音韵两个角度的内容。 范畴之间的交叉渗透,也体现了段氏综合形、音、义注解《说文》的特点。
1.3 《段注》知识点实例的提取
创建好知识分类体系，就可以逐个开展各知识点实例的提取工作了。《段注》中的知识点实例一般都存在形式化的术语，譬如，段氏谈论“引申”的术语有：“引申（引伸）、因、故、因之、因以为、故以为、引申（伸）假（叚）借、引申......凡、义之相因” 。这就便于采取正则表达式进行匹配提取后再进行人工校对与补充、完善（详见图 2知识提取部分）。《段注》中一个字头下的文本中可能蕴含多个知识点实例，而一类知识点可能在多个字头下文本中都有体现，如图 3所示。甚至在一个字头下的注释中包含了另一个字头的知识点。如：
“艸，百卉也。”卉下曰：“艸之总名也。”是谓转注。二屮、三屮，一也。引伸为艸稿、艸具之艸。“从二屮。”仓老切。古音在三部。俗以草为艸。乃别以皁为草。凡艸之属皆从艸。（《段注·艸部·艸》）
段氏在“艸”字下的注释就涉及转注、引申、古音、俗字等多个知识点，其中俗字知识点实例，还涉及到字头“草”。这就要求合理设计知识库的存储结构。
图3 《段注》文本与知识点及其实例的关系
1.4 《段注》知识库的结构
在知识库的实际构建中，我们采用关系数据库来存储知识体系与知识点实例。表6中的知识点范畴、知识集和知识点可以看作一套有层级的分类标签，这些标签间的层级关系就存储在知识体系表（Knowledge）中（表7）。“parent_id”是标识知识点层级结构的关键字段，通过外键约束机制与该表的“tag_id”字段形成自反引用关系，从而可以表示树状的分类模型。该字段在层级结构中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层级，知识范畴（如“文字类”）的“parent_id”设为 NULL，作为根节点存在；
第二层级，知识集（如“六书”）通过“parent_id”指向其所属顶级分类的“tag_id”；
第三层级，知识点（如“象形”）则通过“parent_id”关联对应的二级分类“tag_id”。
除根节点外，每个知识节点必须有一个唯一的父节点（“parent_id”），形成“知识范畴→知识集→知识点”的严格层级架构。该设计方便数据更新和管理，当删除父标签时数据库会自动删除所有子标签；更新父标签ID时，相关引用自动更新。
在知识库中，每个知识点都有一张对应的实例表，存储所提取的该知识点的实例。根据实例所关联的对象类型，我们将知识点分为两类，不同类型的知识点实例在知识库中也采用不同的结构表示。
（1）单对象描述型知识点，内容仅涉及段玉裁对单个对象的特征、属性、状态的具体描述。“韵部”“构意”等均为此类。如“韵部”知识点实例“莹”的韵部是“十一部”，“构意”知识点实例“”的“构意”描述为“有物在一之下也”。对于此类知识点，实例表结构如表8所示。
（2）多对象关系型知识点，内容涉及对两个或多个对象（字头）间关系的描述，“音义同”“行废字”“古今字”“之言”等属此类。如段氏在“枼”字下注“叶与世音义俱相通”，表述了“叶”“世”两个词的“音近义通”的关系，属于“音义同”知识点实例；在“丕”字下注“故古多用不为丕”，沟通了“不”和“丕”的古今使用关系，属于“古今字”知识点实例。对于此类知识点，除了表8中的三个核心字段外，还增设了“对象1”（duixiang1）和“对象2”（duixiang2）两个字段，来表示对象间的关系（三个以上的对象关系则拆解为两两关系），如表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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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知识库应用平台的开发
《段注》知识库建设的目标在于促进学术资源的共享，以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学术研究。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交互式的《段注》知识库应用平台，提供三大功能模块：（1） 原文阅读与检索，（2）知识导览与检索，（3）知识标注与管理。
2.1 原文阅读与检索
“原文阅读与检索”模块提供了两类检索：“字头检索”与“全文检索”。“字头检索”允许用户通过楷字搜索《段注》和《说文读》中的正篆或重文字头，检索结果是匹配到的字头及字头下的许氏说解（大字显示）和段氏注释（小字显示），见图4。“全文检索”允许用户在包括字头、说解和注释的全部文本内容中搜索字符或字符组合，检索结果是包含匹配内容的字头及字头下的说解和注释，并对匹配内容进行了高亮显示，见图5。点击检索结果中的字头，会跳转到该字头的原文阅读页面，见图6。
图 4 字头检索结果页面
原文阅读页面采取三栏式布局（图6）。页面左侧是目录区域，遵循原书结构，以“卷—部—字”为三级树形导航结构，使用户能够快速定位跳转至目标字头。中间的文本展示区，包含字头、字形、《段注》、《说文读》等信息，并提供高清原图链接。右侧的知识索引区，分为“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引书”五大类，呈现《段注》中该字头下的知识点实例。页面顶部也提供了便捷的检索框，输入内容后，直接重新搜索。
图 5 全文检索结果页面
图 6 原文阅读页面
2.2 知识导览与检索
“知识导览与检索”模块页面下方是整理的《段注》三层分类知识体系。段玉裁在注释《说文》时，可能有不同的用语来描述相同的语言现象；我们则在每组表达相同语言现象的用语中选择一个代表形式作为知识点的名称，而将其他用语作为其同义关联项。页面上方搜索框，可以帮助用户通过模糊的用语关联到对应的知识点。如，在搜索框键入“因”，用语中可能包含“因”的知识点（包括其解释和关联用语）会在页面底部出现（图7）。点击搜索结果，可以进入知识导览页面，并定位到该知识点（图8）。
图 7 知识检索结果页面示例
图8 知识导览页面示例(单对象描述性知识点)
知识导览页面同样采用三栏式布局（图8）。左侧导航区采用“知识范畴—知识集—知识点”三级目录结构，通过渐进式交互，帮助用户定位知识点。中间区域，呈现该知识点的具体实例。实例的呈现是以字头为单位的，内容包括字头下的许氏说解（大字显示）和段氏注释（小字显示），注释中与知识点匹配的内容以红色突出显示。对于多对象关系型知识点，还会呈现与之相关联的字头信息（图9）。右侧是知识点说明，提供概念说明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索引。
图9 知识导览页面示例(多对象关系性知识点)
说明：此处，页面内容显示的是“音义同”知识点。段玉裁在“皋”字下注释“葢古告皋嗥號四字音義皆同。”在知识点实例中，就存储了“告—皋”“告—嗥”“告—號”三组对象关系型实例。因此，在“告”字下，还显示与其“音义同”的“皋”“嗥”“號”三字。
2.2 知识标注与管理
“知识管理与标注”提供了三个功能：知识点的修改、知识点的增加和知识点实例的标注（图10）。点击“管理知识点”按钮，进入知识点修改功能，选择待修改的知识点，弹出对话框，可以修改该知识点所属的范畴（每一个知识范畴对应的知识集保持不变）和实例类型（图11）。点击“新增知识点”按钮，弹出对话框，可以添加新增知识点的各种属性（图12）。点击“开始标注”按钮，进入知识点实例标注功能。
图10 知识管理与标注页面
图11 修改知识点功能
图12 新增知识点功能
知识标注页面也是三栏式布局。左侧顶部检索框支持关键词或正则表达式检索，可以搜索注文中包含特定用语的字头。点击字头，中间栏显示该字头下的原文。对于单对象描述型知识点，可以选择相应的文字复制到右侧标注工作区的知识描述框，保存标注后，添加为该知识点的一个新增实例（图13）；对于多对象关系型知识点，还增加了对象组管理框，用以添加符合关系的对象组（图14），对象组是两两添加的，如果遇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对象关系，可以通过“新增对象组”利用将其分解为两两关系进行添加。
图13 知识标注页面(单对象描述型知识点)
图14 知识标注页面(多对象关系型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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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知识库应用举例
基于构建的《段注》知识库与应用平台，通过知识点间的关联与比照，可以系统展现段玉裁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蕴含的学术思想。
以段玉裁的谐声归部为例。在完成了《段注》字头古韵归部与形声字声符的知识点标注后，我们将《段注》中所有形声字按其声符归入其所属的谐声系中，每一谐声系以“声首”为代表。如“照”的声符是“昭”；“昭”的声符是“召”；“召”的声符是“刀”；“刀”是一个非形声字，没有声符了，它就是“召”“昭”“照”的声首。以“刀”为直接声符（如“召”）或间接声符（如“昭”“照”）的所有形声字就构成了一个以“刀”为“声首”的谐声系，这个谐声系是有层次的。将“声首”按所属的古音韵部（即段玉裁的第一至十七部）进行排列，每个声首下按其声符层次展现谐声字，并在与“声首”不同韵部的谐声字后以括号标注其所属韵部（没有标注的谐声字与“声首”的韵部相同），这样就可以一览每个谐声系中的古韵韵部分布，如图15所示。
图 15 《段注》谐声系中韵部分布示例
说明：在《六书音韵表·古十七部谐声表》中，段玉裁将“求”放在第三部，以“求”为声符的形声字都被段玉裁归入第三部，但“求”字是被归入第一部的。此处根据“声首”韵部排列谐声系中，将其排在第一部中。
通过谐声系内韵部间的合韵次数计算,可以绘制出《段注》谐声偏旁分部互用的合韵热力矩阵（见图16）。段玉裁合韵说解释的是“音值相近的韵部，在古人用韵、文字使用、语词派生等方面会经常发生相通”的情况。此处计算的谐声系内韵部间的合韵次数是指谐声字与其声所属韵部不同的情况，如“弭”在第一部，以“弭”为声符的谐声字“麛”在十六部，则第一部与第十六部算作合韵一次。图16 矩阵中的数值就表示对应行、列所代表的韵部在谐声网络中发生合韵的次数，是一个沿主对角线对称的矩阵，次数越多，颜色越深。
段玉裁是第一个打破《广韵》次第，按古音远近关系排列韵部次序的。两个韵部之间的合韵的次数越多，则古音就可能就越相近，越应该相邻排列。反映在图16中，合韵次数多的颜色较深的区域就主要集中在主对角线的两侧，可见段氏古音框架构建的科学性。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第一部与第二部，第五部和第六部，第八部与第九部，虽然相邻，但几乎不发生合韵。段玉裁在《古十七部分合用类分表》中，将十七部分为六类（第一部为第一类；第二部至第五部为第二类，第六部至第八部为第三类，第九部至第十一部为第四类，第十二部至第十四部为第五类，第十五部至第十七部为第六类），各大类的区分主要以同韵尾为标准。其中第一和第二部第五和第六部，第八和第九部就是前四类的分界。合韵次数最多的是第十五和第十六部，第十二和第十三部，第十四部和十五部，第七和第八部。
段氏的十五部和十六部就是被钱大昕赞誉为“凿破混沌”的“支之脂三分”中的“脂”部和“支”部，一部则为“之”部。戴震对段氏“支脂之三分”的发现也是赞不绝口，认为“此说为确论”，但同时认为“支”“脂”“之”三部应该放在一起，不应“之”部列第一，而“脂”“支”远在第十五部和第十六部。从图16数据来看，第一部和第十五部、第十六部合韵次数均较少。第十二部和十三部则对应段氏古韵分部的另一贡献“真文分部”中的“真”部和“文”部。江有诰评价“真文分部”时说道：“段氏之分真、文，人皆疑之，有诰初亦不之信也，细抽绎之，真与耕通用为多，文与元合用较广，此真、文之界限也。”其中与“真”通用为多的“耕”部就是段氏第十一部，而与“元”合用为广的“文”部则是段氏第十四部，江有诰之说也可以从图16中得到验证。第七部和第八部则是十七部中唯二的收唇韵，以-m、-p为韵尾。十七部中与其他韵部发生合韵最多的是第十五部（每行合韵次数相加），这与段氏对第十五部的界分过宽有关。在段氏的异平同入框架下，第十五部是包含入声韵的，且第十三部和第十四部皆以十五部之入为入。
图16 《段注》谐声偏旁分部互用的合韵热力矩阵
前人关于段玉裁谐声归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段注》字下所注韵部与《六书音韵表》的差异比较，如周祖谟、何九盈等；二，段氏对谐声字古音归部的处理原则与方法，如刘忠华；三，“谐声偏旁分别部居”所体现的韵部间的远近关系，如郭必之。较全面的研究有张道俊的《<说文解字注>古韵订补》与《<说文解字注>古韵归部》，前者对《段注》中韵部未标、错标以及游移字的情况进行了订补校勘；后者通过对比，探讨了段氏古音归部的依据以及归部标准的变化。
《段注》知识库的构建，不仅可以贮存前人的研究成果，还可以推动相关研究路径的三重突破：其一，支持对段氏谐声归部体系的系统性检验，通过批量比对与统计分析，揭示其内在逻辑与潜在矛盾；其二，借助关联查询与可视化技术，为其理论与方法提供直观的数据支撑；其三，知识库的开放性与可扩展性，有利于后续整合构形、音韵、训诂等多维数据，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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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知识库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与《说文解字读》为底本，系统梳理其内在的结构，构建了涵盖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和引书五大范畴的三层分类知识体系，并完成了五十六个知识点、数万条实例的结构化提取与存储。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交互式应用平台，不仅支持原文检索与知识导览功能，更提供了开放式标注与管理功能，支持知识库的可持续建设。
展望未来，研究仍有多方面的深化空间。知识层面，可进一步扩充专题知识集，构建更为丰富、立体的学术语境；技术层面，可探索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辅助知识点实例的半自动标注与关系抽取，提升知识库构建的智能化水平；应用层面，可开发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接口,如为专业学者提供网络分析等深度研究工具，推动数字化研究范式的转型。此外，知识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也需进一步探索，如建立协同标注模式，吸引领域专家通过在线平台参与审核、补充与讨论、保障知识库的活力与权威性。我们期望《段注》知识库能够逐步成长为一个动态演进、持续完善的数字学术基础设施，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扎实资源支撑与方法赋能。
排版：黄琬喻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I’m very belatedly joining the Praxis Fellows blog after more than a semester of meaning to write this post and not writing it. Let me start with the word that has been keeping me busy instead.
Prosopopoeia
Pro-so-po-PEE-a. It comes from the Greek prosopon (“face,” “mask”) and poiein (“to make”), and it means, roughly, to give a face to something that doesn’t have one—or more precisely, to give speech to something that cannot speak. (The Greek word for “make” is also where we get the word “poem”—literally “a made thing.”) When a poet makes a dead person talk, that’s prosopopoeia. When the poet makes the wind talk, or a river, or a nation— prosopopoeia. It’s one of the oldest tricks in the rhetorical toolkit, and one of the strangest: the fiction that things which have no voice—or rather, a voice which we are not accustomed to listening for—can be “given” one by the writer.
What I’d like to do in this post is walk through a few examples of prosopopoeia to give you a sense of why this figure fascinates me and why I think it matters so much.
Let’s begin in a Roman courtroom. In 56 BCE, Cicero was defending a young man named Marcus Caelius Rufus against charges of political violence. Cicero’s strategy was to reframe the whole prosecution as the scheme of a scorned lover—Clodia Metelli, a powerful patrician widow who had been Caelius’s mistress. To discredit Clodia, Cicero did something audacious: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summon from the dead her own ancestor, Appius Claudius Caecus—the famous blind censor who built the Via Appia, Rome’s first great road—and let him address her directly.
What follows is 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prosopopoeiae in classical rhetoric. Cicero assumes Appius’s voice directly and has him thunder at Clodia: Woman, what business have you with Caelius? What business with a young boy? The address is deliberately humiliating. The Latin word Cicero uses, “mulier” (“Woman!”), strips Clodia of her patrician dignity. The jurors know these are Cicero’s words, not Appius’s, but when placed in his mouth they take on, almost by alchemy, a new kind of power. Prosopopoeia, in this instance, is able to create a sense of moral authority, seemingly out of thin air.
If the Cicero example shows prosopopoeia as a deliberate rhetorical strategy, Keats’s “Ode on a Grecian Urn” shows how the figure can be a force of destabilization—how the question of who is speaking can even become unanswerable.
You probably know the poem’s famous last lines: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But here are the closing lines, in the version most modern anthologies print:
When old age shall this generation waste, Thou shalt remain, in midst of other woe Than ours, a friend to man, to whom thou say’st,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With the quotation marks around the phrase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it seems quite clear that the urn is given a chance to speak and offer its profound metaphysical proposition on the nature of beauty and truth. The trouble is that those quotation marks do not appear in transcripts of the poem made by Keats’s friends, nor do they appear in other printed versions. This has led to major critical disagreement over how much speech can really be attributed to the urn. Are the lines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said by the urn with the rest attributed to the lyric speaker of the poem or is the urn meant to be saying the entirety of the last two lines? Without any quotation marks indicating who is saying what, is the “ye” in the final line addressing the speaker of the poem, the readers of the poem, the urn, or the painted figures on the urn itself?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peaker gives way to an instability of tone. Is the statement about beauty and truth a profound metaphysical proposition? Or is it a comic overstatement representing the naive and narrow point of view of the urn? The shifting quotation marks across manuscripts and editions are the material trace of a question prosopopoeia always raises: when we give speech to something that cannot speak, whose voice are we really hearing? And how exactly are we meant to hear them?
This is where my dissertation comes in.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what I’m calling “animal persona poems”—contemporary poem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human animals. These poems occupy a strange position relative to prosopopoeia. Strictly speaking, they’re dramatic monologues: a poet assumes a character and speaks as that character, the way Browning speaks as the Duke of Ferrara in “My Last Duchess.” But the character is a sled dog, or a bee, or a pig. And the fact that the character is an animal changes everything about how the ventriloquism works.
Consider Timothy Donnelly’s “Malamute,” from his collection The Problem of the Many (2019). The poem is written in long, winding, syntactically complex sentences—each stanza essentially one sprawling clause accumulating subordinate phrases. Every verse paragraph opens with the same refrain: “When I was a dog I pulled the sled with the other dogs.” That past tense is crucial. This isn’t a dog speaking in the moment; it’s a being that once inhabited a dog’s body and now reflects from some other vantage point. The dog pulled the sled with the other dogs “who didn’t know I didn’t know”—it conceals its disquiet, its not-belonging, while the elaborate syntax enacts an interiority far exceeding anything we’d attribute to a naturalistic animal consciousness. The poem doesn’t pretend to offer transparent access to a dog’s mind. It foregrounds its own artifice.
Or take “As Bee,” by Paula Bohince. Here the speaker is a bee—polite, reflective, stoically aware of its own brevity. “This is my first and only spring on earth. / I get it.” The bee wonders parenthetically about its own mother—”(did I have one?)”—which captures both biological reality (bees don’t have individual mothers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and deeper emotional uncertainty. What strikes me about this poem is the “As” in the title, which marks the poem as a performance, a speaking-as, not a speaking-from.
And there’s Margaret Atwood’s “Pig Song,” from You Are Happy (1974) which features a sequence called “Songs of the Transformed” in which nine speakers are animals who have been changed by “Madame.” The pig describes itself in grotesque imagery—”a greypink vegetable with slug / eyes, buttock / incarnate, spreading like a slow turnip”—and then turns on its captor: “Madame, this song offends you, these grunts / which you find oppressively sexual, mistaking / simple greed for lust.” The poem’s final lines crystallize something about prosopopoeia itself: “I am yours. If you feed me garbage, / I will sing a song of garbage. / This is a hymn.” The pig will mirror back exactly what it receives, and the mirroring becomes sacred utterance. The voice given to the degraded creature becomes the vehicle for its resistance.
What connects all these examples—the Roman courtroom, the Grecian urn, the sled dog and the bee and the pig—is a shared paradox. Speaking for what cannot speak or what cannot be thought to speak is simultaneously an act of imaginative generosity and an act of appropriation. The voice that emerges always belongs to two speakers at once—the ostensible speaker (the ancestor, the urn, the animal) and the real one (the orator, the poet). And the uncertainty about whose voice we’re really hearing is prosopopoeia’s deepest feature.
For my dissertation, this paradox becomes especially charged when the subject is an animal. Animals do have voices—they bark and sing and grunt and click, not to mention the huge range of gestures and non-speech acts they perform. They communicate, even if we ca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they’re saying. So the poet who writes in the voice of a dog or a bee isn’t conjuring speech from silence, the way Keats does with his urn. The poet is replacing one kind of utterance (the animal’s actual, opaque expressiveness) with another (human language). The animal already has a face. The poet is putting a new one on top of it. And the most interesting animal poems, I think, are the ones that know this—that build the awareness of their own ventriloquism into their formal structures.
More to come. My dissertation explores what happens to poetic language when it tries to cross the species boundary, and part of what excites me about being a Praxis Fellow is thinking about how digital methods might shape that inquiry—how you curate a corpus of poems, how you present and sequence them, and what it means to build a digital environment that lets readers encounter those poems rather than just read about them. In my next post, I’ll write about a workshop I recently ran in which participants assembled their own anthologies of Aesop’s fables and then designed pen-and-paper wireframes for how they’d present them as websites. Until then, thank you for reading.
DH2026に参加申込みをされるJADH会員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参加申込みの途中で、所属組織のコードを求められる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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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s: A DARIAH Journal invites proposals for a special issue. Alongside our annual regular thematic issue, Transformations: A DARIAH Journal publishes special issues that open up additional conversation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see our online Procedures for Spe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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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Rahmen des DH-Kolloquiums an der BBAW laden wir Sie herzlich zum nächsten Termin am Montag, den 27. April 2026, 16 Uhr c.t., ein (virtueller Raum: https://meet.academiccloud.de/gl/rooms/lou-eyn-nm6-t6b/join)
Janine Rauchmann (TU Darmstadt), Dr. Kerstin Roth (Universität Hamburg),
Lisa Scharrer (TU Darmstadt), Dr. Josephine Ulbricht (BBAW)
Das Akademienvorhaben „Historische Fremdsprachenlehrwerke digital“ (FSL digital) widmet sich erstmalig der Volltexterschließung, korpuslinguistischen Aufbereitung, Annotation, digitalen Vernetzung sowie der sprach-, kultur- und wissenshistorischen Auswertung von mehrsprachigen Fremdsprachenlehrwerken aus der Frühen Neuzeit (15. – 17. Jahrhundert). Fremdsprachenlehrwerke der Frühen Neuzeit, die bis zu zehn Vernakularsprachen parallel abbilden, stellen eine genuin mehrsprachige Textsorte mit komplexem Layout dar. Somit bringen diese Quellen besondere Herausforderungen bei ihrer digitalen Aufbereitung mit sich. Um der inhaltlichen und strukturellen Heterogenität der Lehrwerke gerecht zu werden, bedarf es eines geeigneten Ansatzes zur (automatisierten) Texterkennung, der auch zukünftige Aspekte der Text- und Layoutannotation frühzeitig mitdenk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möchten wir die Quellengruppe und den aktuellen Workflow im Projekt vorstellen, welcher angesichts der großen Datenmenge einen Work-in-Progress darstellt und neben Text- und Layouterkennung auch das Postprocessing des OCR-Outputs sowie erste Ansätze zur Textannotation umfa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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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eranstaltung findet virtuell statt; eine Anmeldung ist nicht notwendig. Zum Termin ist der virtuelle Konferenzrraum über den Link https://meet.academiccloud.de/gl/rooms/lou-eyn-nm6-t6b/join erreichbar. Wir möchten Sie bitten, bei Eintritt in den Raum Mikrofon und Kamera zu deaktivieren. Nach Beginn der Diskussion können Wortmeldungen durch das Aktivieren der Kamera signalisiert werden.
Der Fokus der Veranstaltung liegt sowohl auf praxisnahen Themen und konkreten Anwendungsbeispielen als auch auf der kritischen Reflexion digital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auf der Website der BBAW.
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in im Forschungsprojekt „MusicDNA“
E 13 TV-L | Umfang: 75%-Teilzeit / 30 Stunden | Beginn: ab 1.6.2026 | Befristet bis: 31.7.2027
Bewerbungen bis zum 22.04.2026 über das Online-Portal der Fachhochschule Erfurt: https://jobs.fh-erfurt.de/otdsm
Das Projekt MusicDNA
Das Projekt MusicDNA zielt darauf ab, den Medienbruch zwischen Noten in Partituren und ihrer akustischen Manifestation zu überbrücken. Es geht darum, Audioaufnahmen und notierte Musik zugleich zu durchsuchen. Eine wichtige konzeptionelle Rolle spielen dabei Incipits und ihr Notationsformat „Plaine & Easie Code“. Ausgangspunkte sind katalogisierte Quellen und Partituren sowie der Web-Service IncipitSearch, der Inhalte aus Musikkatalogen aggregiert und durchsuchbar macht. Das Projekt MusicDNA wird durch die Carl-Zeiss-Stiftung gefördert und findet in Kooperation mit dem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Digitale Medientechnologie IDMT statt.
Deine Aufgabe: Du entwickelst im Projekt einen Prototyp, mit dem Musikkataloge mittels Summen einer Melodie (Query-by-Humming) durchsucht und Audioaufnahmen in notierte musikalische Incipits umgewandelt werden können.
Deine Mission
Das bringst du mit
Das bieten wir dir
Das Projekt ist an der hochschulübergreifenden Professur für Digital Humanities – Hybride Bildungs- und Kommunikationsräume angesiedelt (Fachhochschule Erfurt und Universität Erfurt).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r Professur: https://www.uni-erfurt.de/philosophische-fakultaet/seminare-professuren/historisches-seminar/professuren/digital-humanities-hybride-bildungs-und-kommunikationsraeume
Deine Bewerbung
Bereit für den nächsten Karriereschritt? Dann bewirb Dich jetzt bis zum 22.04.2026 über das Online-Portal.
Stellenausschreibung: https://jobs.fh-erfurt.de/otdsm
Bewerbungsformular: https://jobs.fh-erfurt.de/15skq
Jetzt bewerben. Wir freuen uns auf Dich!
Vielfalt ist unsere Stärke. Bewerber:innen mit Schwerbehinderung werden bei gleicher Eignung bevorzugt berücksichtigt. Wir begrüßen besonders Bewerbungen von Frauen und auch Menschen mit internationalem Abschluss. Von letzteren ist eine Zeugnisbewertung der Zentralstelle für ausländisches Bildungswesen (www.kmk.org/zab) erforderlich.
Die Auswahlgespräche sind für Mitte Mai 2026 geplant.
Mitwirkende der vi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Konsortien der Nationalen Forschungsdateninfrastruktur (NFDI) treffen sich zum GND-Forum Humanities@NFDI am 23./24. Juni in Göttingen. Zentrales Thema des Arbeitstreffens ist die Gemeinsame Normdatei (GND) aus unterschiedlichen Blickwinkeln.
Wir organisieren das GND-Forum Humanities@NFDI als Team: Barbara Fischer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GND-Community), Stefan Buddenbohm & Alex Steckel (SUB Göttingen als Gastgeberin sowie Text+). Melanie Gruss & Desiree Mayer (NFDI4Culture), Anja Gerber & Frank von Hagel (NFDI4Objects), Katrin Moeller und Anne Purschwitz (NFDI4Memory), Domenic Schäfer & Michael Markert (VZG des GBV).
Mit dem Veranstaltungsformat FORUM verfolgen wir, d.h. die GND-Community, das Ziel, mit euch gemeinsam – den Nutzenden, den Forschenden, den Infrastrukturbetreibenden – über konkrete Anwendungsszenarien der GND nachzudenken.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GND ist es Brücken zu schlage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Ressourcen und Communities. Wie kann ihre Doppelrolle als Datenbank und Organisation beim Ausbau der Zusammenarbeit der vier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n Konsortien NFDI4Culture, NFDI4Memory, NFDI4Objects und Text+ helfen, ist die zentrale Frage in Göttingen. Hintergrund der Frage sind zum einen die für 2028 erwartete Neuausrichtung des NFDI-Förderprogramms, und zum anderen wie das Synergienpotenzial der bisherigen Entwicklungen in den jeweiligen Konsortien rund um die GND für die anderen Partner genutzt werden kann. Beides soll aus drei Blickwinkeln diskutiert werden:
Wir wollen Euch die Möglichkeit geben, euch aktiv einzubringen und schlagen den folgenden programmatischen Dreiklang vor:
Bitte meldet Euch sich bis zum 16.06. über die Anmeldefunktion dieser Veranstaltungsseite an. Wir haben 80 Plätze für Teilnehmende reserviert. Die Teilnahme am GND-Forum ist kostenfrei.
Med Health Care Philos. 2026 Apr 16. doi: 10.1007/s11019-026-10347-1. Online ahead of print.
ABSTRACT
The uptake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by bioethics significantly expanded its methodological spectrum, raising new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Recently, we are witnessing another trend, adding advanced data science methods to bioethics' toolkit to aid, for example, in online data analysis, support scholarly writing, and inform clinical ethic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erging field of Digital Bioethics across its dimensions by analysing the 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ics and methods, highlighting intersections between Digital Bioethics and Bioethics of the Digital, and advocating for a methods-base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The use of advanced data science methods within bioethics must be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health care. At the same time, it presents uniqu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Defining, and thus demarcating, Digital Bioethics can create support for the new field but also requires navigating trade-offs. To do so, we take four kindred academic fields as points of comparison (Digital Humanities, Experimental Philosophical Bioethics, computational medicine and digitised biology) to analyse what each of them teaches for critically assessing and further developing Digital Bioethics. The article discusses potential pitfalls and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he field can fully develop its potential to promote bioethical research and argument.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use of AI methods within bioethics itself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thical oversight of increasingly AI-driven branches of healthcare.
PMID:41989660 | DOI:10.1007/s11019-026-10347-1
2026-04-16 14:06 湖北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拟召开文化基因解码与智慧数据资源建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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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是民族精神与文明脉络的核心载体，智慧数据资源是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引擎。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文化基因的深度挖掘与智慧数据资源的高效建设，已成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举措。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文化数字化战略以及“十五五”规划中关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部署要求，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系统性挖掘、阐释与表示难题，提升高质量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建设与活化利用水平，共同探讨文化遗产数智活化与系统性保护的前沿理论、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势，凝聚广泛共识，深化对话交流。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拟召开文化基因解码与智慧数据资源建设研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6年4月18日，全天
二、会议地点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楼B101学术报告厅、B217-1会议室
参会嘉宾凭“电子邀请函”于凌波门入校，步行400米（8分钟）抵达。
学生可凭身份证于珞珈门、弘毅门入校。
三、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四、协办单位
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湖北省文化大数据工程技术中心
五、会议日程
六、会议签到
18日早，会议开始前于人文社科楼B101学术报告厅门口签到入场。
七、会务费用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来往交通费和用餐、住宿费自理。
八、参会报名
请参会人员于2026年4月16日之前提交参会报名表（附件1）至邮箱：iclchiclch@whu.edu.cn。
会务组通过邮件反馈参会回执即注册成功。
为方便大家及时获取会议通知并咨询相关问题，各位可以扫描下列二维码加入会议群。
感谢支持！
2026-04-16 09:0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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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文科学报: 李佃来｜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财产权问题：从洛克到马克思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要
财产权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发展中的主线问题。洛克率先以自然权利学说为框架建立起关于财产权问题的理论，但也遗留了需要由后来的政治哲学家进一步解决的理论问题。休谟、康德、黑格尔将财产权把握为一种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这无形中推动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使现代政治哲学在解决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相断裂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马克思在制度批判的层面上，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缔结和固化在财产权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从而在理论上刻画了真正的现实，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洛克遗留的问题。自洛克至马克思，政治哲学家们对财产权问题作出的不同解析，表征着现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经历的嬗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
现代政治哲学；财产权；自然权利；财产权的制度化本质；财产权的获得性；财产权的社会性
在当前方兴未艾的政治哲学研究中，财产权问题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正义、平等等问题，甚至在有的人看来，前者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则郑重指出：正义、平等自然是政治哲学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显性问题，但财产权问题也应受到政治哲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一个起码的事实在于，如果将古往今来的政治哲学在理论类型上作出古典和现代的区分，那么，在17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财产权不仅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牢牢占据轴心位置的问题，特别是在现代政治哲学得到奠基并实现蓬勃发展的最初三个世纪——17、18、19世纪，情况更是如此。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围绕财产权问题形成的理论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毋宁说存在自前而后的变化、断裂乃至革命性突破，因为另一个事实在于，面对财产权这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政治哲学家作出的审视是大不相同的。基于对这两个事实的基本判断，本文力图从问题史和理论史的层面，在自洛克至马克思的大时代和大历史中，正本清源地梳理、考察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财产权问题，从而一方面阐明政治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所作的不同把握，另一方面也据此来整体性地呈示和展现现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经历的嬗变。
一、洛克：作为自然权利的财产权
如果说古典政治哲学主要是指在古希腊时代得到充分发展的德性论政治哲学，那么，现代政治哲学则主要是指在17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法权论政治哲学。作为法权论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发挥着为政治制度和国家之根本法的建立提供价值前提的功能，不过其底层逻辑总体来看不在于政治国家，而在于市民社会，所以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哲学理论。市民社会是一个需要和劳动的体系，也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纽带的经济领域，同时还是一个以私人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组合体。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1］（P197）马克思则更明确地强调，作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市民社会是在16世纪之后开始酝酿并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2］（P5）。需要看到，市民社会在16世纪之后的酝酿与形成，不仅带来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也带来了价值和规范领域的深刻变动。这一深刻变动的内核，就是权利和自由作为一种现代价值的凸显。事实上，现代政治哲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正是在呼应这一深刻变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建立的理论言说，几乎都离不开权利、自由及由之而衍生出的价值和问题。由此来看，现代政治哲学的形成及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植根于市民社会之土壤的重大时代性问题。
一般而论，权利和自由作为一种价值，布展和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在市民社会的框架内，权利和自由并不具有如此之广的涵盖面，毋宁说其涉及的重点是财产，因为合法地拥有一份财产并自由地对之加以处置，对于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私人来说，就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由此来看，在由市民社会所表征的时代里，财产权就是权利和自由的最重要体现形式，而有关财产权的理论，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得到发展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最重要话语之一。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论及财产权问题的人是洛克。罗尔斯认为，“证明私人财产之合法性并不是洛克所关注的问题。这是由于，洛克所面对的读者对私人财产之合法性并无异议。财产所有权是合法的，这是理所当然的”［3］（P139）。但其实，罗尔斯的这个认识存在偏颇，因为他并没有将财产权问题投置于洛克生活的时代背景来理解。洛克生活在17世纪，这是一个不同于20世纪的特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市民社会已经具备雏形，私人拥有其财产已经上升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强烈呼声，而这一呼声恰恰需要经过理论上的证成与辩护。事实上，为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必要性提供辩护，正是对时代之变与时代之需作出敏锐洞察的洛克面对的一项重要任务。全面地看，除了财产权，洛克同时还对生命和自由进行了辩护。不过，相较于后两者，财产权是他更为看重的东西。按他的理论学说，一个人是否拥有一份合法的财产，一个人的合法财产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乃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走向文明状态的最重要标准。列奥·施特劳斯曾指出，“洛克的财产学说，实际上差不多是他政治学说中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也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不仅与霍布斯的而且与传统的学说最鲜明不过地区分开来”［4］（P239）。从洛克对财产权的重视程度来看，施特劳斯的这个评价无疑是准确的。
洛克对财产权以及生命和自由的辩护，建基于他的自然权利学说。亦即，这三样东西在他看来都属于自然权利。事实上，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形成及发展中，自然权利学说既具有奠基的意义，同时也构成了一条主线。除了洛克，霍布斯、康德、亚当·斯密等人也都持有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思想要旨，就是把在现代社会得到凸显的权利和自由，证成和辩护为一种人生而具有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通过这一学说，政治哲学家们为其理论确立了一个形而上学原点，这个原点就是立论和推演的前提。不过，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并非所有形式的权利都被无差别地指认和命定为自然权利；也就是说，在对哪些权利属于自然权利的认识和界定上，政治哲学家们是存在分歧的。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界定，所谓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5］（P97）。霍布斯的这个界定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持有者来说具有一定的表率性，因为保全自己的生命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和天性，大概没有什么比这种本能和天性，能够更具说服力地来辩护人的权利的自然性和不可被剥夺性。洛克将生命和自由命定为自然权利，这与霍布斯的界定并无二致。他与霍布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把财产权也一并指认为自然权利。
一般说来，财产是一种外在的物，虽与人的生命有关系，但并不属于生命的直接构成要素。洛克之所以有理由将财产权指认为自然权利，是因为他的立论基点是人的劳动。在《政府论》中他这样说道：“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6］（P18）洛克在这段论述中立足于人的劳动来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实质也就是以此来证成这一权利何以是一项天经地义的自然权利。按他的逻辑，每个人对自己的自然身体和劳动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关联到人的生命存在的自然权利。同理，他（或她）也应当对经由自己的劳动而增加的东西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因为这样的东西本质上是人的自然身体和劳动的一种延长物。后一种所有权也就是财产权，而这种由人的自然劳动而生成的权利并未歧出于自然权利之范围。
我们看到，洛克将财产权论证和辩护为自然权利的做法在逻辑上并无明显漏洞，因为他的逻辑前提是人的自然身体和劳动，这是一个在自然权利的认定上不容易受质疑的基点，与霍布斯所讲的“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然权利并无本质不同，当然，后者并未在逻辑上延伸至财产权。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洛克的这一论证和辩护并不仅仅只是“合乎逻辑”，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达和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基本诉求：如上所述，市民社会在17世纪已经具备其雏形，追求私利的原子化个人开始成为市民社会的主体。将财产权证成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刻画和反映了原子化个人在利益上的要求，这本质上就是以理论的方式来回应由市民社会所表征的时代和历史。在刻画和反映市民社会上，洛克之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起了一套更系统、更完善的理论，劳动、财产权依然是这一理论中的关键范畴，而自然权利学说依然是其立论前提之一。洛克之后在理论上的这种承续与延展，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一段历史在一个大时代里的持续性在场。
不过，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与时代和历史之间的“符合”是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模型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财产权问题。具体论之，洛克“构造”出的自然权利虽然被赋予了具体鲜活的生命个体，但他在考量和阐说这种权利时，却剥离掉了人的具体性和鲜活存在，剩下的只是无差别的自然属性，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权利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当然，不只是洛克，这种简化和还原到一个自然基点的做法，是所有自然权利学说的一个通则。有趣的是，霍布斯通过自然权利学说而假定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法则”，这是其经过简化之后确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支点，但这种简化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切中了真实的现实。在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异质化和有矛盾的东西，这倒不是说现实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同质的，而是说用以解释现实的理论模型完全是同质化的、去矛盾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固然在吃喝住穿等方面存在无差别的自然属性，但财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现实法权，其所涉及的关系远远超出了自然人之间的同质化关系。一个人往往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自然劳动而占有财产，同时也因为其他因素而形成占有；在人们对财产的占有上建立起来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导向“私”的权利关系，同时也必然存在关联到“公”的义务关系；从自然权利来看财产权，这种权利是平等地属于每一个自然人的，但在现实的财产关系和占有关系中，却常常存在深层次的矛盾或结构性的不平等，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真实的财产权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在一个“复合式”的理论结构中，才可能建立起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效言说。
应当说，洛克在《政府论》中也从一个侧面论及了财产权的复杂性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论及了财产的私人占有是否会导致“越界”与“侵权”的问题，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私与公”的问题。以他之见，人们的财产权既然是建立在自身劳动基础上的，所以就必然会形成私人占有。但私人占有并不是无节制的、侵犯性的，亦即，并不会存在“多占”或者因为一个人的占有而侵及他人权利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人都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意味着，人们对超出其需要的部分并无占有的欲望、兴趣和动力。“权利和生活需要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个人有权享受所有那些他能施加劳动的东西，同时他也不愿为他所享用不了的东西花费劳力。这就不会让人对财产权有何争论，也不容发生侵及他人权利的事情。一个人据为己有的那部分是容易看到的，过多地割据归己，或取得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既无用处，也不诚实的。”［6］（P32）洛克所讲的理性是服从于自然权利的东西，他诉诸这种理性而提供的解释，在处理“私与公”以及其他问题上显然都苍白无力。他的致命之处，就在于将涉及财产权问题的任何复杂方面，统统都消融在经其简化的理论模型中。这样说来，洛克虽然借助于自然权利学说而对财产权提供了一种具有一定时代感和历史感的辩护，但其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并未向财产权问题的复杂性真正敞开，因而必然存在一个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相断裂的问题。如果要用这个理论模型来解释现实，就难免会把现实中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和深层次矛盾掩饰起来，在洛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即是典型。这就意味着，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所提出的财产权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时代大问题，如何用一种“复合式”的理论来回应这个大问题，则是洛克留给后来的政治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看到，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就是这一任务的推进者和完成者。
二、休谟、康德、黑格尔：财产权的获得性与社会性
从历史来看，到市民社会走向“成熟”状态的18世纪和19世纪，财产权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减弱，相反，它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总架构中真正占据了中心位置。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推动者，英国人休谟以及德国人康德和黑格尔，无不洞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也都建立起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言说。他们相比洛克的突破之处，就在于将财产权视为一种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这实质上就是要用一种“复合式”的理论来解释财产权问题，或者将之把握为一个远非自然权利学说所能容纳和解释的复杂问题。这种工作无形中推动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使现代政治哲学在解决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相断裂上向前走了一大步。
首次明确在术语和概念上将财产权指认和界定为“获得性权利”的人是康德。法权是康德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而财产权又是法权的中心问题。“获得性权利”这个说法来自康德对法权体系的划分。按他的划分，法权包括两类，一是人生而具有的法权，二是获得的法权。前者不依赖于一切法权行为而应天生归属于每一个自然人，也被称为内在法权；后者则依赖于法权行为而存在，也被称为外在法权［7］（P29）。这个人生而具有的内在法权，放到霍布斯、洛克那里就是自然权利。康德是先验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自然权利学说的支持者。但他对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有一个根本批判和改造，这一批判和改造的内核就是把财产权移出了自然权利之列。以康德之见，人生而具有的内在法权（自然权利）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自由（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就它能够与另一个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而言，就是这种惟一的、源始的、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法权。”［7］（P29）在洛克的理论谱系中，财产权是最重要的自然权利。但根据康德的界划，财产权只能属于一种外在的“获得性权利”，即便人们在面对和处理由这一权利引起的纷争时会援引作为内在自然权利的自由，也不能将之与后者作为同类项来认识。
在洛克那里，财产权涉及的只是人与财物的一种单面关系，而人则只是一个独白式的自然个体，赋予其占有资格的只是自身的劳动。所以，总体来看，在洛克的思维框架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性”的向度。康德将财产权指认为外在的获得性权利，则意味着他是在一种“社会性”关系中来把握这个问题的，因为只有在“他者”加入的、非独白的“社会性”关系中，才可能形成“获得”的东西。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即是，“法权状态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7］（P87）。当然，康德本人并不同意诸如“社会状态”“社会法权”这样的说法，他使用的术语是“公民状态”“公民法权”“公共法权”等。以他之见，人们合法地、稳固地拥有财产这桩事情，并不取决于单方的意愿和行动，而是有赖于普遍意志的形成，但这只有在一种能够带来公共立法的“公民状态”中才是可能的。在“公民状态”下确立的财产权，也就是一种“公民法权”或“公共法权”。不难看到，康德使用的这几个术语在内涵上即指代一种“社会性”关系，只不过其强调的侧重点是与私人理性相对置的公共理性。
追溯起来，在康德之前，休谟就已经开始从一种“社会性”关系来看待财产权了。休谟在现代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然权利学说，尤其不认可将财产权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先天的自然权利。他在《人性论》中指出，财产权是建立在人为制定的协议和规则基础上的，即先有稳定财物的协议和规则，才能产生作为一种法权的财产权。这种协议和规则的中心原则，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所以，构成其内核的东西是“正义”。“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稳定以后，这里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不先理解前者，就无法理解后者。我们的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也就是被正义的法则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那些财物。因此，有些人不先说明正义的起源，就来使用财产权、权利或义务等名词，或者甚至在那种说明中就应用这些名词，他们都犯了极大的谬误，而永不能在任何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一个人的财产是与他的关系的某种物品。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正义上面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充分地了解正义的本性，不先指出正义的起源在于人为的措施和设计，而就想象我们能有任何财产观念，那就很荒谬了。正义的起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8］（P527）不难发现，休谟虽然没有使用“获得性权利”这样的术语，但他实际上已经在康德之前，将财产权论定为一种“获得性权利”。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在以正义为内核的协议和规则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后天“获得”的东西。这同时自然也表明，休谟已经在理论上开启了一个审理和把握财产权问题的“社会性”视角，或者，他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在“社会性”关系中“绽出”的问题来审理和把握了。尽管这一“社会性”视角和“社会性”关系远未达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但其带来的理论突破和推进是不言而喻的。康德的情况亦复如此。
休谟和康德将财产权把握为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的理论路数，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贯彻和体现。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即是他的法哲学，财产权问题是其中的核心论题之一。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更多地使用了“所有权”这个术语。他指出，所有权就是占有，“我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样就构成占有；……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1］（P54）。从黑格尔的表述可见，作为占有某物的权利，所有权实质上即指洛克以来政治哲学家始终关注的财产权或物权。
洛克对财产权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而黑格尔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洛克。不同的一点在于，洛克是从人的肉身需求和自然生命存在层面来强调财产权的，而黑格尔则将立论基点提升到自由、意志和人格的高度。具体来看，自由是贯穿在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一条主线，而自由又体现在意志和人格中。按黑格尔的意见，如果说自由、意志、人格不能沦为抽象空洞的名词，而是必须要获得其定在形式，那么财产和所有权就是不可或缺的定在形式。“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下一步骤才是这一概念的实在化。”［1］（P59）“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1］（P55）黑格尔根据他的这个意见，把在罗马法以及康德的法权体系中区分开来的人格权和物权合并为同一项权利，“惟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1］（P48）。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来看，他并没有像休谟那样反对自然权利学说，甚至也可以说，他在一定意义上是将财产权视为了人的一项“自然权利”。理由在于：如果说自由、意志、人格是人之为人的灵魂之所在，而财产权又被认定为它们的定在形式，那么，这就相当于潜在地承认了这种权利作为自然权利的内在性、先天性和不可被剥夺性。由此来看，黑格尔在其作为法哲学的政治哲学中，保留了洛克的理论“遗产”和元素。
进而言之，黑格尔虽然潜地在把财产权视为了自然权利，但他绝不是像洛克那样，在一个缺乏“社会性”视角的框架内来把握这种权利，而是和休谟、康德一样，将之命定为一种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这个情况并不表明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存在矛盾，因为前一方面涉及的是财产权的重要性和地位问题，而后一方面涉及的是这种权利的把握方式问题，黑格尔没有将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如果如上所示，在洛克的理论模型和论证框架里，只存在独白式的自然个体与外在物，那么黑格尔则非常明确地将“他者”的视角加了进来。这个“他者”，也就是成为霍耐特重要理论支点的“承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通过对物的占有，意志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认在内”，“表示某物是我的这种内部意志的行为，必须便于他人承认”［1］（P59）。在黑格尔的语境中，要得到“承认”的东西，不是财产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的不可被剥夺性，而是这种权利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合法性与现实性。这种权利是自由、意志、人格的定在，而有“他者”在场的社会交往关系，又是这种权利获得定在的框架。在此意义上，财产权自然就是一种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
我们注意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阐释逻辑中，财产权包括契约这个环节。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因为一个东西之所以是“获得”的，往往是借助了契约这个中介。契约代表的就是一种有“他者”在场的社会交往关系，离开契约的占有，可能就是一种非法的“强占”，这不符合财产权的基本原则。这样来看，在洛克的论证逻辑中尚不存在契约这个环节，自然人对财物的占有是直接性的、无中介的。洛克作为契约论哲学家，当然也谈到了契约，但这指的是自然人与政府之间在保护以财产权为代表的自然权利上的一种政治“协议”。黑格尔在谈到人格时，提出了“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1］（P46）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用在契约上大概是恰当的，因为契约是根据共同意志订立的，其前提和精神内核就是相互“承认”与“尊重”。从这一点来看，契约自然在黑格尔的财产权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按他的阐释，仅仅停留在契约的环节，还不足以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有“他者”在场的社会交往关系，而必须要引入伦理实体。可以说，伦理实体的引入，是洛克以来的财产权理论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推进。
按《法哲学原理》的篇章结构，财产权属于抽象法，而伦理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从字面来看，抽象法和伦理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前者关涉人的生命存在的法权，后者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要看到，《法哲学原理》的展开思路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遵照这一思路，对作为抽象法的财产权的把握，必须要过渡到伦理环节，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具体的”法。“从抽象到具体”是一个“问题先行”的逻辑思路，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服从于“问题”本身的。黑格尔提出的“问题”是：人固然有追求自由与自身利益的先天资格和能力，但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的社会框架中，这个社会框架就是一个伦理实体。这个伦理实体不是人的自由和利益之外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的自由和利益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和条件。人不能仅仅过着原子化个人的生活，同时还要以这个伦理实体为基础，追求普遍性的生活目标。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实体，而市民社会和国家尤其重要。包括这三者在内的伦理实体，最完整地呈现了有“他者”在场的社会交往关系。所以，只有在由市民社会和国家所代表的伦理实体中，人占有财产的条件、意义及由之而确立起来的规范性生活，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和实现。在黑格尔根据这一“问题”而建立起来的阐释框架中，作为抽象法的财产权与伦理实体之间取得了本质性的关联，后者构成了将前者理解为一种有内容的、活的法权的基石。黑格尔以伦理实体为基石而对财产权作出的独特阐释，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大理论意义：一是找到了财产权问题的历史根基，二是重新树立了人在占有财产上的规范性目标。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找到了财产权问题的历史根基。上文已经表明，财产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凸显乃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其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形成。不过，洛克以及休谟、康德都尚未将财产权问题与市民社会在理论上自觉地联系起来，虽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市民社会中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源头上来深刻地考察财产权问题，虽然休谟、康德相比洛克是有重大理论推进的。这个问题在黑格尔这里有了重大转折。“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他把作为伦理实体的市民社会视为现代人占有财产的生活场域，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所有权和人格都得到法律上承认，并具有法律上效力”［1］（P228），甚至认为财产权就是在市民社会中起到重要维系作用的东西。黑格尔的这种认识不是把财产权问题与市民社会一般性地联系了起来，重要的是他把这个问题本然地置于市民社会的背景中，这相当于找到了它的历史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进行的考察，乃是对财产权问题所作的一种具体而纵深的研究。休谟和康德使财产权发生了社会化转向，黑格尔则更进一步，不仅使其社会化，而且使其历史化，在其研究中透显着一种恩格斯在评价他时所讲的“历史感”。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重新树立了人在占有财产上的规范性目标。在洛克以来的财产权问题中，本然地关联着一个如何确立人的生活目标的重大规范性问题，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因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索求和占有财产，最直观、最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及在生活上的规范性目标；而理论家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把握财产权问题，往往也反映了他们在审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目标上的基本姿态。洛克将财产权证成为自然权利，意味着他把原子化个人的利益追求视为了首要的生活目标，虽然他认为私人占有是有节制的。洛克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市民社会中的一种价值追求，黑格尔将此概括为原子化个人的“特殊性原则”。在休谟和康德对洛克的批判中，潜在包含着对这一原则的校正，他们实质上把如何平衡“私与公”“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提了出来。黑格尔把代表“普遍性原则”的国家视为最高伦理实体，这就赋予国家以一种崇高的地位与使命。按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是先于政治国家的，政治国家的功能和合法性在于保护财产权。但黑格尔认为，只有在由国家所代表的伦理实体中，财产权才能够得到最终落实。这个观点不仅涉及财产权的基础、条件、现实性问题，而且也涉及人们的生活目标及准则如何确立的问题。黑格尔为后一问题的解决所设立的基本方向，就是将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后者作为一种目标和结果。这实质上依然是在平衡“私与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仅对洛克的观点构成了根本批判，同时也对休谟和康德构成了推进。进而言之，黑格尔在这个重大规范性问题上的思考和阐释，同样具有一种“历史感”，因为这一思考和阐释深刻反映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客观矛盾——在一个原子化个人的活动原则大行其道的时代里，必然存在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张力与对立。只承认原子化个人而无视这种张力与对立，并不是对这个时代的如实把握。
概括地说，休谟、康德、黑格尔在财产权问题上的思考和阐释是自上而下、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黑格尔这里又有了质的深化和推进。他们把财产权解释为一个社会的乃至历史的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洛克遗留的问题——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断裂问题。由此而论，现代政治哲学是在不断向现实纵深及历史纵深推进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新的理论制高点。就财产权问题来说，马克思作出的思考和把握具有全新的革命性意义。
三、马克思：财产权的制度化本质及其批判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马克思充分吸收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但他着力解决的是现代的问题，所以，其理论总体来看属于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是一种法权论政治哲学，而人们通常又将法权放在上层建筑层面来解释。马克思的工作自然不是在上层建筑层面对法权作了专题研究，而是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上对法权作了一种历史性考察。在这种历史性考察中，财产权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更多地使用了“所有权”这个术语，而这一术语指代的核心对象就是财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切实把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就不能绕开财产权问题。
受洛克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影响，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流行着把财产权视为自然权利的观念。马克思对这一观念保持着鲜明的批判态度，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就明确强调：“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9］（P638）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自然权利”的字眼，但他实际上批判的就是自然权利的观念。财产权在现代人的认知和生活规划中占据着几乎不可撼动的地位，洛克将之证成为自然权利的一个根本目的，就在于为之作出一种最强有力的辩护，并以此来建立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但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而武断地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马克思是不重视财产权及个人价值的。事实在于，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郑重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0］（P47）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又提出了“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P874）的思想。马克思之所以没有像洛克那样为财产权提供辩护，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财产及其占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固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所以，重要的不是为财产权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辩护，而是揭示和批判因其而缔结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不仅与洛克迥然有异，而且也与在“社会性”关系中论说财产权的休谟、康德、黑格尔大不相同。后三者与洛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阐发财产权的来源和合法性基础问题，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从“自然既成”还是“社会获得”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工作归根结底来看是建构性的，在其中并不包含一个真正指向制度本身的批判性向度，即便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的黑格尔也不例外。
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来批判性地审视财产权的进路，建基于他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与批判。从文本来看，在1843年底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马克思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将财产权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了，这说明他此时和黑格尔一样，已经从历史根基上来把握该问题了。他在这一文本中指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的、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9］（P41-42）
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论述中所讲的“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就是指洛克以来始终得到重视的财产权。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是把财产权直截了当地认定为一种市民社会的权利，把洛克理论中的自然个体认定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已经对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本位作出了深刻洞察，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财产权作为一种自私自利的、与公共利益相脱离的人权来审视。通过这一审视，马克思将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更直接地揭示了出来。这一审视与揭示无疑受到了黑格尔的很大影响，但马克思在深刻性上已经大大超过了黑格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审视和揭示是指向社会制度之纵深的，而黑格尔并未达到这个深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关系的判定来理解。
具体来看：按黑格尔的阐释，市民社会中的财产权固然是一种以特殊性原则为主要导向的私权，但只要将其限制在代表普遍性的国家实体中，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但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决定政治国家的领域，因为政治国家的功能并不在于限制市民社会的利益，而在于服从、保护和增进这种利益。财产权是市民社会之利益的最集中体现，所以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否能够对这一私权予以保护，成了检验政治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试金石。在马克思的这个认识中，包含了将洛克以来的财产权判定为一种制度化权利的深刻观点，从而也包含了将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之矛盾判定为一种制度化矛盾的深刻思想，因为他实质上是从包括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内的整个制度结构，来审理财产权及其关联到的社会矛盾的。相比之下，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把握虽然具有一种历史感，却没有触及制度内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建立并倚重的理论框架——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框架——的明显弊端。
进而论之，马克思在制度层面上对财产权作出的深刻把握，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还涉及以占有和剥削为实质的阶级矛盾，这是一种更隐蔽却更根本的制度化矛盾。事实上，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对后一矛盾的揭示就一直是他考察财产权的最重要落脚点。这一研究看似不再关乎市民社会，但实际上与他对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批判，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来看：马克思系统地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虽然不再像早期那样频繁地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但正如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P591），所以，实际情况是，他在《资本论》创作时期，推进和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其推进和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个人之间以契约为中介的关系，检视和判定为一种围绕资本生产而形成的占有性关系。这里的“占有”，不同于自洛克至黑格尔的“占有”概念。在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的理论中，“占有”就是指个人与财物的关系，与财产权在内涵上直接相通。马克思讲的这个“占有”也涉及人与财物的关系，但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
就这个“占有”而言，马克思揭示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包括工人在内的每一个体，都被卷入市民社会的契约体系中。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认识，即在这个契约体系中，人们都拥有自己独立且稳固的财产权或所有权，并且相互之间借此建立起一种平等的法权关系。但这一认识是一种错觉。原因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突出矛盾。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结构中，财产权或所有权成了一种创造剩余价值从而让资本不断增殖的权力。这种权力为资本家带来越来越多的财产和财富，但对创造这种财富的工人来说，其财产仅限于与劳动力价值相对等的工资收入。这个情况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财产权或所有权的规律，决定性地转化为了以剥削为实质的占有规律。这一占有规律意味着，在市民社会的契约体系中，“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2］（P208）。这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不平等，阶级分化是其必然结果。所谓平等的法权关系，只是这种不平等的虚假外观，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一占有规律不是否定了财产权或所有权，恰恰相反，它的形成正是以财产权或所有权规律为基础的，是对后一规律加以应用的结果。
概括地说，上述“占有”是从洛克以来的财产权问题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它从根本上反映了缔结和固化在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性关系。洛克、休谟、康德等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黑格尔在考察市民社会时所提到的贫困、贫富不均在一定意义上涉及了这个问题，但他显然没有对此作出实质性的解剖。然而，这并不表明这个占有问题对于理解和把握财产权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事实在于，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财产权作为一种法权，被嵌入私有财产制度，而占有他人劳动以及通过这种占有来持续不断地使资本增殖，正是私有财产制度得以维系的根本前提。所以，占有关系就是财产关系的实质之所在，而只有把握到占有问题，财产权问题才能够得到最完整、最深刻的理解和说明。同时，洛克论及的私人占有是否会导致“越界”与“侵权”这个“复杂性”问题，以及难以融入黑格尔实体理论和思辨理性体系的贫困和贫富不均问题，也只有落脚或者追溯到这个占有问题，才能够得到最根本、最彻底的解答和揭示。由此而论，马克思对这个占有问题的把握和解释，是他对财产权问题作出透彻剖析的一个明证。
不难看到，马克思在财产权问题上建立起来的理论阐释结构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复合式”结构，这一结构中包含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性”视角。马克思对包含在财产权问题中的制度化矛盾（即一是个人与社会、私与公、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以占有和剥削为实质的阶级矛盾）的深刻揭示与批判，是他从“社会性”视角介入和把握这个问题的最集中体现。相比之下，在休谟、康德以及黑格尔那里涉及的“社会性”的东西，例如契约，都尚未将最真实的社会性关系呈现出来。马克思的工作所实现的推进，是一种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再社会化”。这种“再社会化”的实质，即在于对现实社会关系和现实历史的最透彻把握。就此而论，马克思围绕财产权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真正的现实，而洛克所遗留的问题——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断裂问题，在马克思这里则得到了最根本的解决。
综上所述，在洛克以来的思想史上，财产权问题是一个表征着时代之变和时代之需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这一问题是切实把握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与发展主线的窗口，也是深刻考察马克思政治哲学实体内容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根本点。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回应和解析，是一个大时代中的智识活动和理论思维的重要标志。他们的回应和解析既有前后承接的地方，更有大异其趣之处。如果说后一方面表征着现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经历的嬗变和深化过程，那么这一嬗变和深化过程的内核，就是理论向现实的不断回归。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真正现实的刻画，代表了现代政治哲学在发展中实现的最重要理论突破。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李丽丽、林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 康德政治哲学文集.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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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 2026-04-16 09:00 江苏
第七届清华数字人文国际论坛未来学者专场招募学生投稿，7月在上海大学举办。
转载自“DH数字人文”
“未来学者”专场
人文学术的未来，寄托于未来的人文学者；也即是当下正致力于研究和探索的青年学子。为鼓励和支持本、研阶段学生投入数字人文研究，结合数字时代新方法、探索人文学术新方向，《数字人文》学术集刊持续举办第七届“未来学者”论坛，诚邀国内外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读学生（不含博士后）投稿并参会。
期待来稿面向人文问题、结合数字方法，给出来自文学、历史、哲学、社科、艺术、教育、传播乃至政治学、图情档案等各个领域的回答和发现。
本届入围者将受邀参与第七届清华大学数字人文国际论坛“未来学者”专场，获得专家指导评议及进一步研究支持，并于本刊择优刊发。
投稿须知
时间地点
2026年7月10日-13日 共4天
报到7月10日
会议 7月11日—12日
赋归7月13日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上海市上大路99号）
合作酒店
上海衡山北郊宾馆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4788号
总机： 021-56040088
（注：若实际报名人数超过酒店接待上限，会务组可能新增其他酒店安排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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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院 2026-04-15 19:09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RUC数字人文研究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为学校首批建设的创新高地之一。聚焦数字记忆、城市数字重建、数字史学及数字经学等前沿领域，致力于深耕数字人文的理论研究、项目实践、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
该报告对中国古籍在数字空间的存在形态、技术范式及传播效能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2026年4月14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典籍数智化与传播论坛”在香港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从‘藏诸名山’到‘传于指尖’：数智时代的典籍记忆与文明互鉴”，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传统典籍如何实现从物理保存到数字化传播的转型。在论坛成果发布环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数字人文系教授、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夏翠娟代表研究院发布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籍数智化演进与未来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委会系列研究成果，由夏翠娟教授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多位研究员共同编制，基于对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文化记忆机构及科研机构的调研，对中国古籍在数字空间的存在形态、技术范式及传播效能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报告首先明确了调研的范围与对象。参考了《古籍定级标准》（WH/T 20-2006/GB/T31076.1-2014），界定了“中国古籍”的定义和范围。报告认为，古籍作为以文本、图像、实物等形式承载知识与思想的文化记忆媒介，其数智化转化不仅关乎文献本身的保存，更涉及中华传统知识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承机制在现代技术环境下的延续。
在调研内容方面，报告的第一部分聚焦于全球数字化存量与增量的考察。通过对海外文化记忆机构的深度调研，报告提炼了中国古籍载体形态的演进历程——数字化、数据化、语义化、智能化，即从物理纸本到数字影像，到可计算文本和结构化数据，再到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以及当前的垂直领域模型训练数据集和语料库。研究发现，古籍的利用方式经历了从信息孤岛向开放互联转变，正处于从数字化到数智化转型的窗口期。这种演进轨迹反映了技术在跨越时空阻隔、推动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中的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当前数字化资源在开放度与互操作性方面存在的差异。
技术路线的演进和提升建议是本报告的核心内容之一。第二部分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评估了技术的迭代对古籍开发利用模式的影响，提出了从载体数字化，到文本结构化，再到数据语义化和资源向量化的数智化开发技术演进路径，并总结了不同类型的案例在技术应用上的共性和差异性，对技术应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技术提升的建议。报告提出，技术的应用伴随着伦理治理、版权保护及算法偏见等问题，建议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保持审慎，支持人在回路机制，以确保技术手段与文化传承的目标保持一致。
国际合作与人智协同标准的制订是报告关注的第三个重点。报告调研了IIIF（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关联数据以及MCP（模型上下文协议）等标准规范在古籍领域的应用现状。研究认为，领域内广泛认同的标准规范的共同制订和落地应用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国际共建共享的基础，但类似IIIF和关联数据这样能促进全球中国古籍资源共享和利用的国际标准也遇到了运维成本和技术门槛高、本地化应用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类似模型上下文协议（MCP）这样的规范有望将全球范围内已有的中国古籍数智化成果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为解决人工智能技术的幻觉问题和多源数据互证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值得关注并促进本地化和垂直领域应用。报告分析了当前国际合作中的瓶颈，如数据主权、技术壁垒以及发展不均等，并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兼具前瞻性、包容性和本地化的技术标准，以应对人机关系重构为中国古籍数智化开发利用带来的新机遇。
在结语部分，报告指出，中国古籍的数智化转型是一场涉及文明传承方式的深刻变革。在人工智能重塑社会生产力的趋势下，古籍的保护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扫描、存储、检索、阅览，而是向以资源、数据和知识为基石的智能利用阶段迈进。尽管技术飞跃显著，但全球范围内仍面临算法偏见、学术伦理以及文化主体性保护等共同挑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在报告中发出倡议，呼吁全球学界、文化记忆机构与技术界开展跨界协作，推动中国古籍数字资源库、知识库、语料库的建设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议程，将典籍转化为碳基人类与硅基智能共同的文化记忆。
该报告的编制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夏翠娟研究员带领多名师生共同完成。参与编制的人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夏翠娟，讲师龙家庆、严承希、胡云怡；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生郑振魏、曲梓萌、孟令国；文学院博士生居思微，硕士生吴世强、祝章霞。期望这份跨学科团队共同完成的报告，能为中国古籍在数智时代的保护、研究与传播提供参考。
撰稿/图片：夏翠娟
排版：任佳悦
初审：段婧怡
复审：徐碧姗
终审：王一楠
Ein partizipativer Workshop der Initiative „Datenzentrum – wissenschaftliche Konzeption und Ausgestaltung“ der 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BAW)
Berlin, 25. und 26. Juni 2026; Akademiegebäude am Gendarmenmarkt; Einstein-Saal
Der Wert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sdaten für 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st nicht zuletzt durch den laufenden Aufbau der Nationalen Forschungsdateninfrastruktur (NFDI) offensichtlich geworden. Zentrale Fragen nach dem dauerhaften Betrieb vertrauenswürdiger Datenrepositorien und der langfristigen Verfügbarkeit der aggregierten Inhalte sind jedoch weiterhin off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lädt die Initiative „Datenzentrum – wissenschaftliche Konzeption und Ausgestaltung“ der BBAW zu einem zweitägigen Lunch-to-Lunch-Workshop ein. Diese 2025 eingerichtete Initiative erarbeitet ein Konzept für die organisatorischen und technischen Grundlagen für ein leistungsfähiges, zertifiziertes Repositorium und dessen infrastrukturelle Einbindung innerhalb der BBAW. Darauf aufbauend wird die Akademie ab 2028 ein eigenes Datenzentrum betreiben. Dessen Hauptaufgaben werden die Aggregation, Verfügbarhaltung und Archivierung von Forschungsdaten, Software und Diensten aus den Vorhaben und Projekten der Akademie sein. Darüber hinaus ist eine Öffnung des Repositoriums für externe Datengeber:innen vorgesehen.
Im Workshop werden anhand von Impulsvorträg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Perspektiven aus Sicht von Forschung, Bibliothek, Archiv und IT reflektiert. Anschließend bieten verschiedene Thementische die Möglichkeit zu einer intensiv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pezifischen Fragen, von der technischen Einrichtung nachhaltiger Infrastrukturen zwischen quelloffenen und kommerziellen Lösungen bis hin zum Einsatz sog.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amt deren eth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Um Anmeldung wird gebeten unter: www.bbaw.de/veranstaltungen/veranstaltung-workshop-datenzentrum-2026
Nähere Informationen zum Programm: https://datenzentrum.bbaw.de/veranstaltungen/workshop-2026. Die Seite befindet sich im Aufbau und wird fortlaufend aktualis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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