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伦；黄静雯 2022-10-27 19:34 广东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极大地鼓舞了出版学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极大地鼓舞了出版学术界深入研究中国出版学的理论勇气、理论自觉和理论热情。学界认识到，建设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中国责无旁贷，也当仁不让。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理论、出版史、主题出版、数字出版、智慧阅读、融合出版、出版新技术、出版“走出去”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讨。
【关 键 词】党的十九大；出版学；研究成果；学科建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新中国成立73年来，我国已从出版弱小之国，发展成为世界出版总量第一的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目前正阔步迈向出版强国，以服务和支撑“文化强国”战略。柳斌杰强调：“中央提出建设出版强国，要求出版业当好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使中国由全球最大的出版变成全球最强的出版。”当好文化强国建设的“主力军”，堪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的十九大以来，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中国特色出版学研究扎根历史、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出版政界、学界、业界均全情投入、奋力建设，围绕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建设、出版学理论、出版形态、出版技术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学理性和实践性双重价值的阶段性研究新成果。
一、学术界共同期待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
回顾近五年的出版学研究成果，出版学学科升级堪称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出版学在中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出版具有“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积文化、传承文明”的功用，出版是人类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实现路径和基本标识，中国古代出版及出版学发育生长有数千年历史。说其“年轻”，是其作为独立的现代学科历史还不长，20世纪20年代“出版学”概念在中国出现，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建立与出版学相关的专业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学学科建设获得快速发展。1998年的本科专业目录调整，将“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归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属“文学”门类。如今24年过去了，兼具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编辑出版学”顽强生长，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贡献了巨大力量。值此十年一次的学科目录调整之际，建设中国特色出版学，并将其升级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已成为出版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共识和一致期待，围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主张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确立了以历史基本事实为基础的研究逻辑。这就决定了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升级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再度探索，是立足于出版历史基本事实的深层思辨。从悠久深厚的历史视角考量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根基构成不难发现，构成人类出版的三大基础元素是“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三元素”经过出版人的主观能动，形成了漫长丰盈的人类出版历史，其分别构成了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技术逻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出版的成功经验则是其鲜明的政治逻辑。中国出版悠久深厚的历史，是学科体系重构的历史依据，出版史学研究对出版学学科建设形成了坚实基础。无论是从出版元素的角度考量，还是对出版史学的理论建构，出版学要脱离“前学科”状态走向独立，需要坚实的史学作为支撑，扎实丰厚的出版史学研究是出版学学科的基石。
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既有历史依凭，也是时代之需。自古以来，出版学与科技革新之“势”、国家政策之“势”、文化传承之“势”均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科技变革之深入、“新文科”建设之倡导、出版强国任务之艰巨，策励出版学革新前进。中国出版学经过几代学者的筚路蓝缕、夙夜不懈，已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出版学学 科体系框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出版学科属性与厘清出版学科边界对彰显学科价值格外重要。出版学的内涵、外延及属性，始终是学界关心的议题，尤其是当出版学学科需要建立广泛的学科认同之际，出版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如新闻传播学、图情档、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和边界，便显得尤为重要。出版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已成共识。“五重螺旋”理论（大学、产业、技术，构成出版学的核心铁三角，政府是铁三角的底座或基础，社会构成其外在环境）、“三原一方”理论（原史、原著、原理和方法论）等为出版学升级为一级学科提供了宽广视角。日前，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将“0553出版”列入“05文学”大类下，意味着出版学可以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和“出版博士专业学位”，这是出版学科建设一次可喜的跃进。但出版学界和业界仍然希望能将出版学升级为真正的一级学科，并仍在为此积极努力。
二、对象与范式：认识出版研究的元问题和研究范式的真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学术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尤其是在出版学理论建设上，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出版学理论是出版学及整个出版产业的根基性力量，是出版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源泉，而出版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是出版学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学界从未停止，数十年来一直在反思中不断修正，在探索中寻找进路。
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尚显薄弱，有些基本概念仍缺乏清晰和广泛的学术认同，这一直是制约出版学理论发展的症结之一。出版学研究对象作为出版学学科理论的核心要义，始终被关注、被重视。乘着学科目录调整的“东风”，学界又形成了一次较为集中地探讨出版学研究对象的热潮。有研究者在系统回顾梳理前人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对“规律说”“矛盾说”“文化现象说”“出版要素及其关系说”“出版活动说”进行了中肯评价，并认同“出版活动是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制度结构是出版学研究核心”观点，进而提出“研究对象必须是一个学科的‘元问题’”，而非各种“衍生问题”，因此将具备此特质的出版现象确定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这一论断，既包含原有理论的升华与提炼，又涵盖更多出版学的研究范围，是目前学界的新提法，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学术认同。
学术界认识到，研究范式问题是出版学不可回避的真问题。目前，出版学研究范式呈现二重嬗变趋势，其一是走向“泛化”，其二是趋向“数字人文”。“范式”概念源于托马斯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其重要特征是科学群体性和普遍认同性。对出版学范式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以出版学自身包含的内容或功能为视域的研究范式，包括史学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产业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四种。由此路径，出版学范式研究正由“窄化”走向“泛化”，即广泛地吸纳融入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拓展出版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条路径是以研究出版学的思维方法为视域的范式：其一是自然科学模式，重实证和量化分析；其二是人文学科的研究传统， 重定性分析和学理思辨。沿此路径，“人文”加“数字”的“数字人文”思维正被学界接受和应用。出版学研究范式呈现由以往的“人文思辨范式”为主导向“人文思辨范式”与“实证分析范式”相结合的发展趋势。该范式使得史实梳理、中外比较、数据分析、研究热点更加清晰化、可视化，解决了一部分人文思辨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出版学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属性， 因而也需在未来的研究范式中克服“唯量化”“伪量化”“为量化”的极端心态，实现人文思辨和实证分析的科学融合。
三、守正出新：形成出版史学和出版学原著的“基石性”共识
出版史是出版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支撑，“由史论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一直是出版学界坚实的底层研究逻辑。近五年来，出版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史学框架建构和微观出版史料钩沉两部分。在宏观史学框架建构方面，有学者认为原来的出版史三维研究范式（出版人、出版物、出版物生产单位）已不再适应新形势，需改造为四维菱形结构，即“出版人及思想—出版制度—出版媒介—出版效果”，将传播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学科范式融入出版史研究，力求提高出版史的深层解释力。另一种看法则是将人类漫长而复杂的出版历史按出版载体的形质划分为“硬质出版”“软质出版”“虚拟出版”三大历史分期，将出版史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出版载体史”“出版符号史”“出版技术史”“出版活动及成就史”四个维度上。出版史研究要在广阔的历史研究中取得新进展，文学、史学、哲学等理论滋养不可忽视，也要充分借鉴新史学、文化史学、年鉴学派、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扩展出版史研究的新视野。在交叉融合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出版史学的逻辑架构，已成为学界共识。
在微观出版史料的挖掘和清理上，中国古代出版史多以宋明清三朝为重点，近现代出版史则多集中于清末民初，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出版物、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文化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期刊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外出版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中国书业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等。这些著作收集整理的史料对相关时期的出版史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总体说来，近五年来出版史研究守正出新，学理及史料研究有所拓展与深化，但对中国远古出版史和外国出版史的研究重视不够。
对于出版学原著的关注是近五年来出版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原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精读细读品读原著才能对理论的阐释和生发有所助益。但以往的研究中，有关论述出版原始文献的收集整理并未得到重视，出版学原著可谓一片荒漠，几未开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外国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的出现，打破了出版学中外皆无原著的现实窘境。该书收集整理140篇古今中外论述出版的经典原文，并做导读分析。这些经典原著跨越数千年，博大精深， 思想智慧历久弥新，光彩照人，是人类出版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传播主流价值：主题出版已成为出版的核心构成
原新闻出版总署对主题出版的定义是：“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由这个定义推而论之，主题出版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恒久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宣传阵地的主题出版，凭借多样化的选题方向、多种类的出版物形式、多层次的目标群体，让主题出版较以往有了更长足的进步。随着主题出版理论和实践的双轮驱动，对于什么是主题出版、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主题出版在出版中的定位这些基础性、原点性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是近五年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业界和学界对主题出版认识的不断深化，主题出版逐渐成为我国出版的核心构成，并将党和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融于出版。
在新的历史定位下，主题出版在选题方向、内容创作、出版主体、读者范围、内容风格、学术含量、销售市场和出版形态八个方面呈现重大转变，扩大了主题出版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凝聚精神、汇集力量、立德树人等方面彰显了独特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的出版经验，也是我国在出版实践中凝练出的出版制度安排”。主题出版已经不再只是出版活动的一部分，而是“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新时代出版业的最大亮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在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出版业的灵魂”。这些论断将主题出版的突出价 值提升到国家行为层面，重新定义了主题出版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关系，明确了新时代主题出 版应带动中国出版继续发展的重要使命。未来，主题 出版将继续在传播主流价值、彰显文化自信、推进出 版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五、深耕数字出版理论：学术界高度警惕“技术至上主义”
数字出版属于出版学的下位学科，是出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理论在技术光环的笼罩下，很容易过度关注技术应用而轻视理论建设。2002年谢新洲在《数字出版技术》一书中首次提出“数字出版”概念。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这种具有较强技术属性的学科理论并没有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相反却表现明显的滞后倾 向。数字出版的概念、内涵、外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特征性质等基础理论研究尚待深耕。
值得欣喜的是，在近五年的数字出版理论研究中，这一弊端有所改善。有学者梳理近20年数字出版概念的演进，将其分为“规定性内涵”“认识性内涵”两类，进而提出数字出版的概念是“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其特征表现为“数字化、现代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对数字出版本质属性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要看到与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相关联的核心要义。数字出版拓展了出版的理论外延，其超文本和交互性正是知识生产公开化实践的巨大动能。此外，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也是基础理论框架的一大支点。作为具有典型新文科特征的数字出版专业，其专业设置逻辑表现为：一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二是融合多种人文社会科学，三是主干知识围绕传播学建构。这些研究已跳出“唯技术论”陷阱、警惕“技术至上主义”的异化，在出版学理论整体逻辑框架下进行建构，这是值得肯定的。
六、共生发展：智慧阅读与智慧出版进入学术视野
人类整体及生命个体的精神发展史就是其阅读史。2014年起，我国已连续八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全民阅读进行工作部署，“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阅读不仅是个人思想发育进步的重要手段，还是关系国家与民族复兴发达的精神力量，可以说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演进离不开阅读。要阅读便要有出版，二者关系恰如硬币的两面，没有不为阅读的出版，也不存在无需出版的阅读，即阅读与出版是共生发展的关系。
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也随之从传统的读书、读文图转变为读屏、读影像，这推动了出版学理论和产业研究转向数字技术和媒介环境变迁语境下的深层探讨。一方面，数字化阅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获取、发布、传递知识信息的途径和速率，多样的场景化阅读也大大提升了阅读的现场感和体验感；另一方面，数字化阅读带来的价值异化如“轻阅读”“浅阅读”“碎阅读”“泛阅读”等弊端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势下，智慧阅读和智慧出版渐次进入出版研究视野。
所谓智慧阅读，通常指的是运用智能技术为读者提供智慧服务，其核心价值是关注读者的阅读需求及其满足程度。作为阅读内容的提供者，智慧出版也应运而生。智慧出版可以视为出版业的又一大发展机遇，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在对读者、出版产品、阅读效果等进行智能化分析的基础上，优化出版内容和阅读平台，从而实现需求与供给的高度相融匹配。在出版技术和出版理念不断更新迭代下，智慧出版与智慧阅读相关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有助于书香社会的构建和文化强国的建设。
七、交互与转型：融合出版彰显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双形态属性
当前，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因科技迅猛发展而发生深刻变化，出版作为一种公开化的知识生产，也理所应当走向深度的媒介融合，以便更好地适应媒介外部环境变化，更好地服务于思想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但是融合出版这个概念本身却有着诸多理解，融合什么，怎么融合，与数字出版的边界在哪里，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融合出版指的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产品、平台、服务上的融合，但落实到具体产品上， 既具有传统出版的属性，又具有数字出版的属性。融合出版具有双形态属性的论断是科学的，因为融合出版是集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优势而形成的新的出版形态，从范围涵盖上看，融合出版的范围更广。融合出版的发展基础仍然是知识生产，但也并非纯粹的技术创新或内容生产，而是内容生产与技术进步的一体化综合创新。融合出版不是淘汰传统出版，也不是数字出版的别称，而是传统与数字的有机融合。
基于融合出版的出版转型，其发展前景是清晰而光明的。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知识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度交互，使用户获取出版物的途径更加方便快捷，让出版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少儿出版与VR/AR技术的融合，使得“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元化复合型出版产品服务模式”转变。期刊出版引入VR/AR技术场景式还原、立体化重塑、实时交互性等功能，能更好地发挥期刊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作用。媒介融合条件下的出版业发展呈现新的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技术”的融合一定会取得良好效果，还要注意产业链条中利润丰厚和薄弱环节的并存情况，在遵循服务逻辑和自身价值主张的前提下，结合受众根本性媒介需求，规划出版业的深度融合。需要注意的是，融合出版不能忘记“出版”的本质和初心，要在变化的大潮中坚守出版的价值定位。
八、技术赋能：新技术推动出版表层形态演进和底层逻辑转向
技术迭代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跨越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3R、5G、8K、区块链等技术赋予出版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新技术的加持，深远影响了出版形态和产业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出版理论的拓展和延伸。出版是天生的高新技术工作，出版行业是天然的高新技术行业。人类在石器时代，用石器进行岩画出版，彼时，石器是高新技术。进入金属冶炼时代，人类使用金属锻造和铸范技术，进行刻铸类铭文出版。制笔技术和制墨技术发展，人类进入抄本复制时代。印刷技术诞生后人类跨入印刷复制阶段。可以说，人类每一次出版形态的改变均来自技术的革新。人类现已进入虚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普及和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出版也发生了巨变。因而，从技术的视角观察、分析出版及出版产业的变化是新时期的研究重点。
变动不居的新技术除推动出版表层的形态演进外，还推动出版底层逻辑的转向，让出版由刻板印象中的“传统”开始趋向“新锐”和“前沿”，“数字出版”“数字编辑”“数字阅读”等在新技术赋能下大放异彩。出版学理论建设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出版新现象、新业态、新技术、新逻辑给予理论回答和学理解释。目前的VR出版具有过渡性，技术趋于成熟后的VR出版将进一步优化出版产品的形态。然而，这种出版新业态受制于数字化尚未完成、大数据发展不充分、VR和AR建模成本高及数量不足、社会知识服务模式不完善这几大主要瓶颈。VR、AR出版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随着技术边界的不断扩展，未来其将“改变人类对生存其间的世界的理解和反应， 从根本上重塑人类文化”。
除了关注技术赋能下出版产品形态的变化，5G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背后的出版生产链、版权保护等领域研究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向。一方面，5G技术超高速传输、超大容量、超低时延的特点，让人机相融、万物互联成为可能，也带动出版知识生产、传播和消费模式的升级，重新定义出版领域的知识生态圈；另一方面，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共识信任和集体维护”的特质，有学者尝试引入区块链技术设计构建数字版权管理服务平台，克服目前数字出版版权保护中诸如“确权难、收益难、维权难”的现实问题。
九、路径优化：中国出版“走出去”应关注视觉符号的力量
当下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冲破西方话语霸权，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加强新一轮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出版“走出去”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锋代表，是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出版“走出去”在“三大抓手”—重大项目工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推动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学术出版、文学出版、少儿出版、主题出版、译介出版、电子出版、音像产品和电视剧版权等方面稳步提升，国际传播力稳步加强。然而，出版“走出去”尚处于探索调整阶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所引发的世界性危机，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要出版“走出去”做出更适合的内容和路径选择。回顾近五年的研究，很多学者关注到视觉图像这种非文字出版符号在对外传播和出版“走出去”中愈发凸显的独特作用。相比文字出版符号，以视觉图像为代表的非文字符号有着天然的传播优势：其一，破除了文字符号跨国传播的语言文化障碍和精英话语体系，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更为直观和生动，非母语者或草根民众也可通过视觉图像的表达而读懂其中的大致含义；其二，视觉图像承载的信息量远远超过文字出版符号；其三，视觉图像以更低的阅读门槛和文化素养让更多不同年龄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的受众更轻松地理解图像所传达的意义。基于此，作为非文字出版符号的视觉图像在跨文化传播和出版“走出去”路径探索中的作用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研究。“创新视觉化的内容生产、整合视觉化的内容应用、拓展视觉符号的传播路径”都将有利于出版行业跨文化、跨国别、跨种族的传播。中国出版“走出去”也应全面理解跨文化传播中视觉化转向这一现实，重视非文字符号在意义构建、跨越语言文字符号“鸿沟”中的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出版业和中国出版学正以强劲势头高歌猛进。中国出版业产量产值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正以昂扬的姿态迈向出版强国，从跟跑、并跑逐渐转向领跑。中国出版学在出版学科建设、出版史研究、出版学理论开拓、出版实务观照等方面也阔步向前，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奋力突破，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但也要看到，出版学的基础理论仍需创新发展，出版科研水平急需大幅提升，出版教育的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亟待突破瓶颈。历史上，中国既是出版载体造纸术的发明国，也是雕版印刷术、活版印刷术、套版印刷术“系列印刷技术”的发明国，中国出版业界和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出版业和中国出版学均应领跑世界，对人类出版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印刷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婧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该文发表于《出版广角》2022年第2期
责编 | 张懋学
审核 | 张宁 鲁竞夫
排版 | 张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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