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古籍事业在新时代迎来新的发展目标和新的文化使命，有序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中华古籍活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然而，中华古籍活化实践框架与发展路径的诸多问题亟待理清。本文界定中华古籍活化的概念，阐释中华古籍活化的思想内涵，分析中华古籍活化的难点，构建包括活化主体、目标对象、活化内容、活化技术、活化方法等要素在内的中华古籍活化实践框架；在系统分析中华古籍活化各个要素的基础上，从坚持一个根本目标、突出两项核心要点、满足三种服务需求、整合四种主体力量、实施五大活化策略五个维度提出面向新时代发展目标和文化使命的中华古籍活化发展路径，以期进一步推动中华古籍活化基础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丰富我国古籍保护学科知识内容。

【关键词】

古籍 ; 中华古籍活化 ; 古籍保护利用 ; 古籍传播推广

【作者】

王 昊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 蕾  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通信作者】

王蕾

Email:wlei@mail.sysu.edu.cn,ORCID0000-0001-7050-l845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十年来，学界和业界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古籍活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规划的指导下，有序开展古籍活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初步形成了一些学术研究成果，产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华古籍活化实践案例，显现了我国古籍事业正迈入新时代新的发展时期。开展中华古籍活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分析中华古籍活化的难点，构建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框架，提出中华古籍活化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活化(Activation)一词原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用语，19世纪曾被西方用于文化遗产复兴和遗产再利用的实践与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活化一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始使用，2013年后，活化开始广泛应用于古籍、文物以及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集中出现了“中华古籍活化”“中华文物活化”和“中华文化遗产活化”等类型的活化。

中华古籍活化研究已逐步从古籍整理出版、开发利用、普及传播、传承性保护和智慧化利用等主题的分散研究过渡到基本理论和实施路径的整体性专门研究，呈现出成果不断增多、范围逐步拓展、深度持续加强等特征。但是，有关中华古籍活化概念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初步讨论了古籍活化的层次和类型，如根据面向群体的不同，将高校古籍活化分为研究型、传承型、学习型、普及型四个层次;将古籍活化分为研究学习类、大众传播类、传承技艺类三种类型。

虽然学界尚未形成中华古籍活化的明确定义，但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学者已经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中华文物活化和中华文化遗产活化进行了定义。就博物馆工作而言，活化的目标是通过对馆藏文物的活态利用使传统文化可知、可感、可观，与现代人的认知需要和精神需求相契合,让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更多强调遗产活化，认为其在本质上是把遗产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而又不影响遗产的保护传承,同时具备文化原真性和现代适用性两大特征，并将遗产活化视为遗产文化内核的复活,活化理念的核心内涵则是存续遗产传统肌理、激活传统特质活力、构建持续自洽机制、制定精致利用方式。根据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对活化的定义，可将活化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保护为前提，以传承为目的；二是面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和推广；三是创新利用手段，依托新型技术，借助各种载体；四是挖掘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赓续文化基因，厚植文化自信；五是保持文化原真性，增强现代适用性。上述主要特征为定义中华古籍活化提供了借鉴。

根据当前中华古籍活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领域的相关概念，本文将中华古籍活化定义为：以保存和保护中华古籍为前提，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面向社会大众开展古籍知识和文化的宣传、推广和普及，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3年以来，中华古籍活化工作蓬勃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等相关政策，为中华古籍活化工作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和有力支持。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中华古籍活化的理论源泉。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古籍工作国家规划为中华古籍活化提供了指导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点。

2.1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再次提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标志着中华古籍活化在国际文化舞台正式亮相。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首要也是必要的条件是古籍本身的存在与安全；以此为基础，再将文字从古籍原件转移至其他载体、介质上；最终通过技艺传承、知识普及、文化宣传等推广途径和文本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等技术手段让珍贵古籍化身千百。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和《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为“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提供了实践方向和具体要求，结合近年来我国古籍保护的研究、实践进展和趋势，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增强古籍“生命力”为基础，加强古籍原生性保护技术研究，全面提升古籍实体保护设施设备和材料条件、古籍修复技艺；二是以提高古籍“再生力”为手段，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提升古籍整理研究能力和整理出版水平，分层次推进各类型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加快古籍数字化建设，丰富古籍基础数字资源和数字版本资源；三是以激发古籍文化和价值“活力”为目标，加强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智慧性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和宣传古籍知识、文化的良好氛围，加快古籍制作、修复技艺的传播与传承，同时提升数智技术在深入揭示、关联、挖掘、组织、传播、利用古籍内容方面的应用水平。

通过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智慧性保护，实现对古籍及其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保护，从而加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为坚定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并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认识和处理好“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要求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并做到古为今用，使中华古籍中蕴含的丰富内容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面对类型众多的古籍文献，要充分发挥历史文献、文学典籍、科技典籍、古典医籍和古代农书等在治国理政、促进民族团结、传承科学文化、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和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古籍保护传承和资源转化利用，更有利于挖掘和实现古籍的时代价值。与此同时，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将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种模态的古籍资源转化为便捷获取和易于接受的知识、文化，以新颖独特、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古籍蕴含的价值，实现对其内容的转化利用，使中华古籍为大众所享、为大众所知、为大众所用，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3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赓续中华文脉呼吁中华古籍的传承，中华古籍活化的意义与优势就在于，通过让浩如烟海的古籍化身千百，促进珍贵古籍最大限度的传播推广和传承，只有面向广大民众开放古籍资源，传播和推广古籍文化，才能守护好中华古籍，传承好中华文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综合运用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充分重视传播推广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与成效。

在当前古籍工作实践中，普及出版和宣传推广已经成为有效发挥古籍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用的两种方式。在加快古籍普及出版方面，应做好经典古籍精选精注精译精评,加强中华优秀典籍的活化解读和时代阐释，推出一批古籍普及读物,提升古籍普及出版质量。在促进古籍宣传推广方面，应通过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的大众传播，包括持续推进古籍进校园工作，支持各级、各类古籍收藏单位和整理出版单位举办古籍专题展览,打造古籍类音视频节目，讲述古籍背后的故事等。

2.4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古籍活化不仅要让广大民众获得和享受“活起来”的古籍资源，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开展文明交流互鉴，为在国际上传播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行动要求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要善于“展形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包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这要求中华古籍活化应适应和服务于新时代构建新的国家形象和话语体系的时代使命，走向国际，讲述中华古籍中的民族故事，传播中华古籍中的文明之声。

中华古籍活化应作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手段，中华经典古籍应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要求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做好中华优秀典籍翻译出版工作，充分运用中华典籍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使古籍里的中国故事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和情感共鸣。在媒体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当前国际传播领域逐渐呈现移动化、社交化趋势，应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优势，拓展古籍对外传播渠道，通过海外文化平台对外宣传推广中华古籍,以加强古籍工作对外交流合作。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古籍工作国家规划为中华古籍活化提供了内容丰富、逻辑紧密的思想内涵：首先是多维保护，从原生性、再生性、传承性、智慧性四个维度加强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其次是转化利用，即在实现对中华古籍多维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再次是文化传承，面向社会公众宣传推广、普及传播中华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后是文明互鉴，放眼国际，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出去”,在文化层面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厘清中华古籍活化的思想内涵，为构建中华古籍活化的框架体系提供对象、内容、方法上的指引。

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经过十余年发展，在数字资源建设、叙事能力提升、数智技术应用、传播载体创新、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但也不断突显出一些问题和难点，阻碍中华古籍活化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1 古籍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开放共享有待加强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古籍纸质资源保存、保护与修复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与之相比，资源平台、标准规范、技术工具等古籍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水平有待提升。截至2023年10月，我国现存20万种5 000多万册(件)古籍中实现数字化的不超过8万种，实现文本数字化的则不足4万种[17],且分散存储在各类古籍数字资源平台中。古籍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呈现多模态、多媒介特征的各类古籍资源仍需进一步统一数字化建设的技术和管理要求，提升古籍数字资源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古籍数字化现有技术工具多数适用于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汉文书籍，亟须研发特种古籍文献数字化工具。

另外，我国多数古籍收藏单位长期坚持“有限度开放”原则，对借阅读者身份和类别、古籍版本和数量、阅览方式等进行限制，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大众接触、阅读和利用古籍的门槛。公藏单位自主建设的古籍数字资源一般只面向本单位的用户开放，资源的大众可见性和开放性有限；商业性古籍数据库需要用户付费使用，加大了用户获取和利用古籍数字资源的成本。此外，各公藏单位、数据库商开发建设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数据库时，在数据整理、服务、管理等模块采用的标准不统一，也给全国范围内古籍数字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造成一定的困难。

3.2 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仍需拓展

中华古籍活化是大众事业，不仅要实现古籍服务大众、服务社会的目标，更要吸引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到中华古籍活化的事业当中。近年来，尽管中华古籍的保护与利用不再是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的“独角戏”,文化产业机构和社会普通民众开始参与其中，但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显不足。

在广度方面，文化产业机构和社会普通民众作为中华古籍活化多元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真正实现广泛参与。例如，与古籍直接相关的影视作品、文创产品、游戏产品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目前仅有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京东方等几家互联网科技公司通过提供公益资金资助和支持古籍收藏单位保护和利用古籍，社会大众则正处于从中华古籍活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向生产者转型的过程中。

在深度方面，部分社会主体未能充分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深入挖掘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当前，古籍学术研究和古籍影印出版、整理出版成果中，深入浅出、大众易于接受的演绎出版作品数量少、精品少。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策划的古籍展览多数仍延续实物展示、图文描述的传统形式。一些与古籍相关的电视剧、电影、文创、游戏等文化产品，存在着“重主题，轻叙事，少内涵”的问题。例如，电影、电视剧往往以古籍为宣传点，却没有在内容中系统深入地讲述古籍背后的故事，文创、游戏多将古籍的“形”制作为主要元素，较少融入古籍的内容和内涵。

3.3 新兴数智技术与新型传媒融合应用不够广泛

数智技术在推动古籍保护利用从数字化向智慧化转型中的应用范围仍不够广泛。在古籍整理领域，传统的整理模式、整理流程、整理方法仍占主要地位。较难适用“人机协作+协同智能”“联合协作+专业协同”“行业自为+多元参与”的新趋势，未实现从“图像扫描—元数据标引—全文处理—索引建立—古籍发布”的古籍数字化整理流程向“数据导入—数据处理—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呈现”的古籍智慧化整理流程的转型，无法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在创新和优化自动标引、句读、注释、翻译、编纂、校勘等整理方法中的作用。

在古籍服务领域，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服务对象未能全面覆盖各类型用户群体，服务内容以提供资源为主，缺乏线上线下融合服务、场景服务、普及推广服务、古籍文化创意服务，未能有效应用与用户使用场景相关联的分析性、知识性、个性化功能AI,沉浸式、交互式的智慧服务模块也有待研究和开发。

在古籍传播推广领域，文化类创新节目、社交平台、移动应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新型传播媒介尚未广泛应用于中华古籍活化，形式新颖灵活、选题视角独到且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数量较少。与此同时，以融媒体、智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媒技术暂未对古籍传播推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和传播渠道多样化拓展的古籍传播推广新格局仍在形成过程中，大众获取古籍相关信息的便捷程度以及主动检索、筛选信息的能力素养均有待提升。

3.4 系统性与协同性古籍活化发展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尚未建立起面对多元参与主体、多种类型活化内容与实践领域的，具有系统性与协同性的中华古籍活化发展机制，制约了中华古籍活化的协同管理和业务实践。

协同管理层面，亟待建立跨界合作机制，树立共同目标愿景，搭建高效沟通渠道。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文化产业机构和社会普通民众在资源、技术、平台等方面各具优势，因缺少跨界合作，难以整合力量，不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事业与产业在生产目的、资源来源、机构性质、运营机制、调控方式上差异较大，在如何推进中华古籍活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暂未达成共同的目标愿景，不利于实现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参与主体涵盖不同行业与领域，客观上存在信息传播藩篱和信息不对称现象，没有高效的沟通渠道作为支撑，则难以保障信息的时效、同步与畅通，无法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业务实践层面，中华古籍活化所依托的古籍资源、业务平台、人才队伍分散在各个地方与环节当中。空间上，各级各类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均有本单位、机构的古籍资源、业务平台、人才队伍，导致其分布范围广且不均衡。流程上，不同活化环节有对应的业务平台，例如智能书库用于古籍保存，修复实验室用于古籍保护与修复，古籍智慧化整理和服务平台用于古籍整理与转化利用，平台之间往往相互独立；此外，各活化环节均分别培养和建设了专门的人才队伍，且不同环节业务人员之间的交流协作相对较少。面对上述情况，缺少全国范围的、覆盖全流程的资源、平台与人才体系，不利于中华古籍活化业务实践的整体推进与协同创新。

中华古籍活化实践呈现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一是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颁布的系列规划文件为中华古籍活化提供政策支持；二是掌握必要的基础资源，公藏机构、商业公司以及个人保存和收藏的古籍文献均在古籍活化的体系之中；三是具有明确的业务边界，以普通民众、研究人员为目标对象，以文本、技艺、知识、文化、过程为活化内容；四是形成闭环的活化流程，各活化主体通过多种活化技术和活化方法最终取得活化成效。本文构建了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框架(见图1),该实践框架包括活化主体、目标对象、活化内容、活化技术、活化方法等核心要素。

图1 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框架

4.1 活化主体

中华古籍活化的主体包括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文化产业机构和社会普通民众，在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特点鲜明且优势互补。

参与中华古籍活化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其馆藏古籍资源数量宏富、类型广泛，既有宋元善本、碑帖拓片、明清古籍，还有地方志、家谱等大量专题或特色资源，为开展中华古籍活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2021年12月，全国已完成普查的汉文古籍总量就有270余万部，占预计汉文古籍总量的90%以上，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2 861家单位多数为上述文化事业单位[18]。为加强古籍保护与修复的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国家相继评选并公布了六批共20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并先后设立3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建立首批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为古籍保护与修复提供了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源源不断的专业人才。

高校学术机构在古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国内部分高校院系已开办古籍保护专业、开设古籍保护课程。自2014年起，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培养古籍保护专业硕士，建设古籍保护学科，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并建设了包括“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前沿”“古籍整理与修复概论”“古籍编目实践”“古籍保护科技基础”“古籍保护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在内的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课程体系。其中，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作为全国首个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联合培养“文献保护与修复”方向图书情报硕士的单位，已于2022年新增全国首个“文献与文化遗产保护”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图书报刊业、广播影视业、娱乐业、艺术品经营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等文化产业的相关机构同样是中华古籍活化的重要参与主体。《古典文献研究》《文献》《藏书报》等期刊与报纸及时发布古籍整理与保护的研究成果，为古籍保护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明朝那些事儿》《海错图笔记》等古籍演绎出版作品注重内容专业性与普及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平衡，提升民众接触古籍的兴趣和主动性。《代号·山豹》《浴火书魂》等影视作品，以古籍故事、古籍元素为题材，通过“复活”历史人物、还原历史场景来创新演绎古籍内容。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了古籍元素与文娱产业的融合。“谜宫·如意琳琅图籍”“故纸修复师·碎丹青”等古籍题材游戏寓教于乐，将故事背景与历史事件相结合，凸显写实风格与古典情怀，正成为年轻受众喜爱的古籍文化科普新方式。

社会普通民众也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参与主体。媒体形式与出版模式的快速转型，为大众提供了移动应用、古籍网站、虚拟社区、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等丰富便捷、体验性强的窗口平台，充分激发了大众参与中华古籍活化的热情。例如“全历史”“西窗烛”“中医智库”等移动应用和“汉典古籍”“书格”“孔夫子旧书网”等古籍网站设置有专门的评论区或交流区，用户在其中依法发表、分享和交流自己对古籍的理解与认识，促进了古籍知识的流通。近年来，哔哩哔哩、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还涌现出一批“意公子”“红楼宴”“舍溪”“廉成春 古籍修复”等拍摄与制作有关古籍保护、古籍文化作品的博主，在收获粉丝、创造效益的同时，营造了关注古籍、热爱古籍、研究古籍的良好社会氛围。此外，“喜马拉雅”有声作品在线收听平台还招募学者、作家、教师、知名博主中的传统文化领域优秀创作者加入古籍唤醒计划，作为古籍唤醒人来讲述古籍和传统文化。与其他参与主体相比，社会普通民众对整个社会主流的古籍文化需求有着更基本、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他们在合法、合规、合理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自发组织开展一系列有活力、接地气的中华古籍活化活动，以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中华古籍活化工作向更有效率、更受欢迎的方向发展。

4.2 目标对象

中华古籍活化以普通民众和研究人员为两大核心目标对象，他们既是中华古籍活化成果的享受者，同时也是中华古籍活化财富的创造者。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该群体的大多数成员一般不具备较高的古籍专业素养，对学术型、研究型古籍资源没有过高的需求，而是关注内容是否通俗易懂、形式是否喜闻乐见。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作为现代传媒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能够较为主动地运用各类传播手段和网络平台，发布和分享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对古籍及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感悟，以“接地气”的内容引发情感共鸣。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古籍资源多被用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籍保护与文献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要求古籍资源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共享性、完整性、准确性、易用性。广博的专业知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是研究人员相对于普通民众具备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和开发工具来挖掘新资源、创造新知识。

普通民众和研究人员在中华古籍活化服务需求与参与能力上的差异，使得中华古籍活化实践框架整体呈现出大众化和专业化两大导向。为满足目标对象需求，同时引导目标对象从“被动”的服务享受者向“主动”的服务供给者转变，各活化主体应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活化内容、活化技术和活化方法。

4.3 活化内容

中华古籍活化的内容包括古籍文本、古籍技艺、古籍知识、古籍文化和服务过程五类。

以古籍文本为活化内容，主要采用整理出版(影印出版、整理点校)、期刊报纸、数据库等形式，在建设资源和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推动古籍整理与研究。

以古籍技艺为活化内容，主要采用人才培训基地、技艺传习所、培训班、专项项目、高校课程、体验活动等形式，强化古籍保护利用人才队伍建设，传承古籍修复技艺和相关理论知识。

以古籍知识为活化内容，主要采用普及出版、展览、主题赛事、文化节目、纪录片、交流平台、移动应用、微信公众号、网络视频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创新古籍普及传播的形式与手段，面向大众普及、宣传和推广古籍知识。

以古籍文化为活化内容，主要采用演绎出版、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游戏等形式，通过创新演绎的方法将艰涩难懂的古籍文本转化为容易被大众接受的内容，降低大众阅读古籍的难度和门槛，在古籍叙事中传播古籍文化。

以服务过程为活化内容，主要采用智慧平台、交互展陈、交互作品等形式，通过运用智能整理、深度挖掘、可视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智能化、智慧化的技术手段来拓展古籍智慧服务应用场景，提供智慧利用和交互体验。

4.4 活化技术

从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进展来看，相关活化技术主要应用于古籍整理利用、古籍出版传播、古籍宣传推广三个环节。

古籍整理利用方面的活化技术主要包括数字化、文本化、数据化、知识化、智能化、智慧化等技术。数字化技术将古籍内容从古籍实体复制转移至数据库、互联网等数字载体，完成古籍整理利用的基础性工作。文本化和数据化技术通过OCR、自动标点、自动校勘、结构化转换、关键词提取等功能将古籍数字化资源转换为可供挖掘和分析的文本数据。知识化技术实现了古籍文本数据命名实体识别、实体关系抽取统一知识表示等语义化功能和实体对齐、多模态资源融合、历史人物画像等关联化功能，从而构建高质量的知识库。智能化和智慧化技术则在打造古籍智慧应用工具、提供古籍智慧服务、实现古籍知识智能生成、加快古籍创意成果发布传播、满足古籍用户智慧交互需求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

古籍出版传播方面的活化技术主要包括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据出版、智能出版、智慧出版等技术。在古籍出版传播初级阶段，普遍采用纸质出版和电子出版两个技术手段，以纸质出版物和电子书、电子报刊等形式出版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网络出版技术和数据出版技术多应用于古籍出版传播中级阶段，以互联网为介质，拓展传播渠道，实现开放共享。智能出版和智慧出版则是依托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出版活动效率、质量和精度，满足读者用户个性化的阅读需求。

古籍宣传推广方面的活化技术主要包括旧媒体、新媒体、融媒体、智媒体等技术。图书、报纸、期刊、电视节目是旧媒体技术在古籍宣传推广方面的主要应用场景。新媒体技术产生后，在古籍主题的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视频直播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融媒体技术作为一种全方位、互动式的传播方式，实现了多种媒体形态的有机结合，在满足古籍用户对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态信息资源需求的同时，为用户提供了互动与评论的交流平台。智媒体技术则通过智能算法和数据分析，帮助古籍产品供给者精准分析用户需求和兴趣，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媒体推荐与服务。

4.5 活化方法

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层次不同且各有侧重，在活化主体、目标对象、活化内容、活化技术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智慧化、体系化的发展特征。为推动中华古籍活化实践向更为专业、更为深入、更为精细的方向发展，本文结合中华古籍活化实践发展特点使用复合分类法对中华古籍活化方法进行分类(见图2)。

图2 中华古籍活化方法类型

首先，以“目标对象”为分类标准，将活化方法划分为面向研究人员的专业活化、面向普通民众的大众活化，以及同时面向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化三个基本类型。其中，面向研究人员的专业活化主要包括“资源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和“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学科发展”,面向普通民众的大众活化主要包括“古籍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和“古籍的艺术性与创新性演绎”,同时面向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化则为“古籍智慧性融合与交互服务”方向的实践进展。

其次，以“活化内容”为分类标准，对上述三个基本类型进行细分，将面向研究人员的专业活化划分为研究型活化和传承型活化，将面向普通民众的大众活化划分为普及型活化和演绎型活化，将同时面向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化视为智慧型活化。其中，研究型活化侧重数字资源建设和整理研究，是横向的古籍资源建设；传承型活化侧重传承修复技艺和理论知识，是纵向的古籍技艺传承；普及型活化旨在创新传播载体，面向大众普及和传播推广；演绎型活化旨在演绎古籍内容，降低阅读门槛和接受难度。由于古籍智慧性融合与交互服务的过程中侧重数智技术的应用，因此将同时面向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化视为智慧型活化。

面对新时代新的发展目标和文化使命，为推动中华古籍活化事业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以下五个方向提出中华古籍活化的发展路径。

5.1 坚持一个根本目标

中华古籍活化的发展路径应坚持一个根本目标，即把握和回应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课题。

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中华古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再生，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是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独特标识。中华古籍活化要将坚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为目标，保护、挖掘、普及、传承和传播古籍及其知识、文化，赓续中华历史文脉，把握中华文明特性，汲取中华思想智慧，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提供文献支撑和历史依据。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呈现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开展中华古籍活化工作，就是要挖掘万千中华古籍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和独特精神标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文化基因，传续精神命脉。

5.2 突出两项核心要点

以数智技术手段为支撑、以古籍全域活化为核心是中华古籍活化发展路径的两项核心要点，贯穿中华古籍活化的始终。

数智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古籍传播、古籍出版的转型升级。以“数字化—文本化—数据化—知识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技术演进路径支持古籍数据库开发、古籍智慧平台建设和古籍交互体验设计。媒体技术在经历了从旧媒体到新媒体、融媒体再到智媒体的发展过程后，正呈现出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显著特征,能够以媒体平台的力量提升中华古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据出版—智能出版—智慧出版”的出版技术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生态环境，出版行业的产品形态也愈加丰富。受此影响，古籍出版应在提升纸质出版物品质的同时，不断加大古籍资源数据库、古籍知识服务平台、VR/AR产品、数字藏品等新型出版物的供给。

古籍活化具有显著的“全域性”,不再局限于载体保护、内容开发，而是将古籍文本、技艺、知识、文化乃至整个过程都纳入活化内容当中。五类活化内容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通过整理古籍文本，在活化古籍资源的同时为实施其他活化策略奠定资源基础；通过发扬修复技艺，为全方位开展古籍活化工作提供高素质人才的支撑；通过传播古籍知识，提升全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素养，培养中华古籍活化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通过弘扬古籍文化，形成全社会关注古籍、认识古籍、热爱古籍、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通过优化服务过程，提升服务对象的获得感、体验感、参与感，以科技的力量支持创新活化方式，以科技的魅力吸引广大人民群众。

5.3 满足三种服务需求

坚持需求导向、解决实际问题是构建中华古籍活化发展路径的主要原则，设计中华古籍活化发展路径要关注和满足学术研究、普及推广、文明互鉴三种现实需求。

研究人员作为中华古籍活化的目标对象之一，多来自高等院校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一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宽阔的研究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领域更全、信息更准、内容更精的中华古籍活化服务。在建立国家、省级珍贵古籍名录的同时，应发现、保护、整理、利用民间历史文献，并进一步加快普通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增加古籍种类数量及数字资源总量，提供更全面的古籍资源。为提升和确保古籍数字化资源的严谨性和准确度，古籍工作者应在古籍全面数字化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自身专业素养和基础知识进行检查、审校。在精准服务方面，古籍活化工作者应加强古籍知识内容的深度挖掘和完整揭示，提升古籍数据的标准化程度，为研究人员提供更精准、更利于使用的数据；依托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智慧化的古籍数据挖掘、整理工具，帮助研究人员获取能够支撑研究的数据。

中华古籍活化服务的普通民众数量规模巨大、需求多样，这对中华古籍及古籍文化的普及推广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一是掌握大众的阅读兴趣，去芜存菁，在坚持学术内核的基础上，推动文本的通俗演绎，增加文本的趣味性。二是关注社会大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主动了解大众信息获取渠道及其特点，面对不同受众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投放。三是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以培养文化认同作为第一要义，着重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和爱国情怀；同时还要立足社会文化大环境，用好大众偶像、网络名人的正面引导与示范作用，从内容供应转向产品供应。四是为青少年群体的参与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形成倡导青少年参与古籍活化的良好风气；同时为青少年提供作品传播推广的平台，帮助其通过作品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真正成为古籍活化的后备力量。

推动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古籍活化的应有之义。海外中华古籍对汉文化圈各国影响深远，在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境外汉籍调查编目、复制影印、点校整理、数据库建设等方式，整理与研究海外中华古籍，以可视化手段梳理和呈现中华古籍海外传播、流散到回归祖国的历史，面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充分发挥翻译的建构性力量和叙事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诠释和再现古籍中的中华文化，实现中国形象的客观自塑和积极传播。依托官方媒体、社交平台、民间自媒体等多样化的国际传播渠道，讲好中华古籍中的中国故事，突破语言和形式的限制，融入世界文明，以“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为世界文明提供滋养，并使之朝着更为平等包容、多样丰富、客观科学的和谐方向渐进发展。

5.4 整合四种主体力量

通过建立机制和营造社区来整合文化事业单位、高校学术机构、文化产业机构和社会普通民众四种中华古籍活化主体力量。

开展中华古籍活化工作要理顺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统筹协调，使之各就其位、各行其权、各尽其职、各得其利。一是建立中华古籍活化工作协调机制，建议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各相关部门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在规划编制、政策衔接、标准制定和项目实施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建议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建立专家联席会议机制，组建包括来自各类参与主体所属领域专家在内的专家委员会，打造一支跨地区、跨专业、跨单位的专家队伍，并定期举办联席会议，在古籍活化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指导实践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建立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机制，在市场准入、资质标准、资源获取、招标投标、开发经营、市场退出等方面，对中华古籍活化市场中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各类主体保持公平开放。

古籍社区类型多样，包括古籍学术研究社区、行业交流社区、大众互动社区等；古籍社区形式多元，既有依托科研团体、学术组织、行业协会、专业期刊形成的线下古籍社区，也有贴吧、论坛、博客等线上古籍社区。鼓励从事各行各业的古籍爱好者选择符合个人兴趣、满足自身需求的古籍社区，形成热爱古籍的文化圈层，凝聚保护古籍的社会共识，营造关注古籍的社会氛围。支持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古籍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展示和汇报，引导普通民众在古籍社交圈中有序发布对古籍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在增加古籍社区知识资源总量的同时，不断传播古籍知识、弘扬古籍文化。

5.5 实施五大活化策略

中华古籍活化的发展路径需要通过实施资源、内容、技术、载体、人才五大活化策略来落实。

实施资源策略，推动古籍整理利用开放共享。保障不同区域、行业、群体的民众平等自由地获取和利用古籍资源，是中华古籍活化事业全面开展的基本前提。在实现全国古籍全面数字化、中华古籍数字化回流和整合全国古籍数字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古籍数字资源的全文开放，并通过深度组织、高效利用、快速传播古籍内容，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古籍利用需求。古籍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工作及其成果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中华古籍在民众间的知晓率和关注度；同时加快构建古籍活化利用服务网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古籍推广活动走入基层，并在空间、设施设备等方面为民众利用古籍提供便利。相关机构、院校、企业应打造和推出易用、好用、实用的古籍全文数据库及大众服务平台，提供周全的文档指导和帮助服务，增强古籍的吸引力，培养人们热爱古籍、阅读古籍、利用古籍的兴趣与热情。

实施内容策略，增强古籍叙事能力与亲和力。中华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和来源，要正确认识中华古籍的内容，在精选内容的前提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和运用正确的方法，以创意驱动中华古籍文化的弘扬，以共情演绎提升中华古籍的感染力、亲和力。中华古籍活化的相关政策要引导和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参与古籍活化事业，设立古籍活化创意发展重点工程项目，鼓励创意产业机构与社会力量围绕古籍文化授权、古籍IP打造、设计开发、生产营销等产业链条展开深度合作，构建古籍活化创意生态体系。古籍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开放古籍资源，构筑和巩固古籍数字资源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完善、多样的数据服务与技术支持，推动古籍数字资源的流动、共享。此外，在促进创意成果交流与复用、实现成果价值变现与增值的同时，还应加强古籍活化资源版权的研究和保护，全方位扶持古籍活化创意产业发展。

实施技术策略，拓展古籍智慧服务应用场景。在智慧化产品、展陈、作品等小型应用场景持续繁荣的基础上，应统筹协调并设计搭建中华古籍智慧图书馆平台，以实现海内外中华古籍资源全面集成与统一管理服务为目标，营造古籍智慧服务的大应用场景，为古籍共建单位和终端用户提供古籍业务管理功能、古籍数字资源智慧整理功能和智慧服务功能。在实现中华古籍整理智慧化转型方面，借助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从整理方法转型、整理流程再造和整理模式创新三个维度实现中华古籍整理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转变。在推动中华古籍服务智慧化创新方面，既要提供一站式古籍资源学术服务，通过精细化资源揭示使资源更易理解和利用；还应开展大众化古籍普及推广服务，通过在线课程、互动教学和讲座等方式，让大众接触、学习和了解中华古籍文化，推进融媒体古籍文化创意服务，以多元化的互动方式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古籍体验。

实施载体策略，创新古籍普及传播形式手段。以智媒体、终身学习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切入点，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舆论引导为保障的古籍活化传播体系。发挥智媒体传播力，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实现古籍信息精准化触达受众；融合古籍IP打造虚拟数字人形象，并将其嵌入古籍展览、培训等常见的应用场景。依托终身学习体系，在多种生活空间场景面向各个人生阶段的大众传播古籍知识：在学校层面，将古籍文化启蒙教育、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纳入教学体系；在家庭层面，将古籍主题阅读作为家庭阅读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层面，将古籍文化普及推广与全民阅读推广紧密融合。提升中华古籍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应明确三个核心问题：一是“讲什么”,即讲述古籍里的中国故事，加强全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感知与认同；二是“讲给谁”,即选择多圈层的国际受众，设立立体式、分目标式的传播格局；三是“怎么讲”,即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挖掘并善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内容形式，增强中华古籍文化国际传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

实施人才策略，强化古籍保护利用队伍建设。坚持政府主导，推动行业合作与多元主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管理和评审评价作用，构建人才培养的新机制和新生态。相关高校院系应健全古籍保护与利用的课程体系来培养研究型人才；探索建立行业内部的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机制，完善导师“传帮带”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通过建立古籍活化的专项基金、项目、计划支持师资型人才的成长；打造虚实结合的教学空间，并依托已有的虚拟教研室建设成果，整合相关院系古籍方向的教学资源和学习资源。同时，高校院系和古籍部门应积极建立馆校协同的教学模式，打造资源共享的线上学习平台和线下古籍活化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跨行业交流经验、学科与行业互动，培养既懂古籍、又懂现代科技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还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类社会力量辅修相关课程，参加培训活动，提升专业素养，壮大中华古籍活化的群众队伍。

在我国古籍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加强中华古籍活化基本理论和发展方向研究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持续推进中华古籍活化基础理论发展，中华古籍活化的理论研究稍迟于实践进展，本文在界定基本概念、明确指导思想、总结活化方法方面的探索，既是对“中华古籍活化”专门研究不足的积极回应，更是构建中华古籍活化理论体系的初步尝试；二是有效推动中华古籍活化实践的创新发展，虽然中华古籍活化的参与主体广泛、实践案例众多，但尚未形成体系，构建过程完整、逻辑清晰的实践框架，提出具有系统性、前瞻性的发展路径，有助于引导中华古籍活化实践朝着专业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三是不断丰富古籍保护学科知识内容，中华古籍活化的实践表明，古籍保护正面临着理念、技术、途径上的创新与改变，学界在实践转型的背景下同样在加强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此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新知识、新理论，因此古籍保护学科的知识内容与整体架构都会得到补充、调整和完善。

致谢：本论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徽州民间文书抢救性保护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BTQ010）的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年第4期，文章转载已获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