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伟力，总是在历史的纵深中愈显磅礴。
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深刻回答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立言、为谁治学、怎样治学”的根本问题。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文明赓续的重要载体；语言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增强文化主体性、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内在要求，关乎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阐释力与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论断，是中国语言学不断增强学科主体意识、不断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步伐的重要遵循和根本路径。
十年来，在“5·17”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语言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语言实际，着力摆脱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简单依赖，在融通中外学术资源中增强理论自觉，在扭转重引介、轻创造倾向的进程中，更加重视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在继承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学脉的基础上，不断推动语言研究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好服务人民群众语言文化生活需要，持续彰显语言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回顾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展望未来，如何在新征程上校准方向、凝聚共识，确保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持续深化、行稳致远，这既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应有之义。
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系统集成和高度凝练，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深层根基与核心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要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反过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三者相互促进，内在统一，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载体与实质内容。三者既各有侧重，又彼此支撑，在长期建设过程中相互促进。正是在这样由分项建设走向整体贯通、由要素积累走向系统生成的过程中，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得以破土萌生、持续发展、日益走向成熟。
应当看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在探索中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界正是沿着这一基本理路，在不断廓清理论认识、矫正学风偏向、夯实学术根基的过程中，稳步推进各方面基础性建设，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魂，在深化理论自觉中增强学术主体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要求，也是建构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前提。其中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学科建设全过程。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这一要求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自觉和学术自觉不断增强。
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塑具有主体性的学科建设格局。
回顾近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西学东渐”的深刻影响。自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传入，到结构主义、形式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理论方法的相继引介，西方语言学为中国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分析工具。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开拓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推动语言研究逐步突破传统语文学偏重经验描述和文献考据的局限，对现代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科体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长期以来较多依赖外来理论输入和现成框架移植，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语言学形成了以西方主流范式为主要参照的研究格局。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学界从中国语言实际出发提炼原创概念、形成自主范畴和建构本土理论的原创动力受到限制；学术体系的自主生长空间也受到挤压。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随着对“5·17”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的不断深入，中国语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键是把研究建立在中国语言事实和语言生活的基础之上，坚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在借鉴吸收国外有益成果的同时，防止简单套用外来理论、以单一框架裁剪复杂多样的本土材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中国语言学界着力优化学科布局，学科体系正在发生积极而稳健的调整。
在基础学科领域，各分支学科固化的壁垒正渐次消解，学科内在的整体关联性日益显现，这种变化折射出学界对构建一个更加融汇贯通、更具系统性的学科新格局的积极努力。现代汉语研究不再局限于内部观察，而是更加重视将汉语放在人类语言的大背景下加以比较考察，由此更准确地认识汉语自身的特点。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持续深化，汉语史研究也在努力突破过去较为分散的断代研究格局，逐步向贯通古今、着眼长时段演变的方向推进。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描写和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扎实的进展，进一步拓宽了中国语言学的基础研究。正是在这种纵横贯通的研究视野下，基础研究的整体格局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结合学科由分化走向整合、由并行走向贯通的演进，汉语史、方言学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呈现出由单纯描写走向深入解释的共同趋势。汉语史研究进一步更新研究范式，一方面将传统考据、训诂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融，结合语法化、词汇化、语言接触等思路，对词汇与语法演变作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材料运用上通过传世文献与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材料的贯通参证，得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语言面貌，并为国家语言文化战略提供学理支撑。方言研究持续深化调查，并综合运用社会语言学调查、声学实验分析等方法，使得方言的记录和研究持续走向动态化、立体化与精细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带动下不断拓展，既着重深化描写、比较与解释，也通过抢救性调查、记录建档与多模态语料库建设，为语言活力评估与语言政策制定等工作奠定材料基础。
在应用研究领域，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正在逐步改变过去相对边缘的发展状态，朝着更具现实针对性的交叉学科方向稳步推进。围绕国家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需要，宏观语言规划、计算语言规划、应急语言服务等新的研究方向不断展开。这种变化，既是对时代发展和国家治理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也为提炼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命题、形成同我国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语言学话语提供了重要依托。本土理论话语正是在回应现实问题、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增强了解释力和生命力。
在前沿交叉领域，语言学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生物学、临床医学等学科的联系日益紧密，研究边界不断拓展。一方面，借助与脑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结合，学界围绕语言习得、语言加工等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语言学角度为认识人类认知等方面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面对新一轮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也在持续推进，为中文信息处理、人机交互、数字人文以及大模型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和方法支撑。这种跨学科互动为突破单一研究路径的局限、丰富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和工具，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是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在历史扬弃中着力培育原创学术成果。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界自觉践行这一方法论，不断增强理论自觉，推动研究向前发展。
一方面，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语言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把丰富的本土语言材料仅仅作为验证外来理论的例证，而必须立足中国语言事实本身，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提出能够揭示中国语言内在规律的理论问题。这一逐渐凝聚的共识，正切实推动中国语言学从现象描写稳步迈向对深层规律的挖掘。总体来看，研究者能够更加自觉地立足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事实，着力提炼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概念。
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学界更加重视对传统“小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语文学长期以来积淀了深厚的考据功力和丰富的方法经验，其中不少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近年来，研究者在整理出土文献、考释传世典籍的过程中，自觉将训诂、音韵、文字之学的方法同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规范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这样一种结合，是在继承扬弃的基础上，激活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批兼具历史根基和现代理论意识的研究成果。此外，学界也以更强的文化自信，自觉运用中华文化的传统概念来表述语言学有关问题。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稳步推进学术话语的自主建构。
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在理论建构中具有基础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在提炼原创概念、形成本土学术话语方面作了持续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一些细分领域中，一批立足汉语事实、体现本土问题意识的概念和范畴逐步提出并不断深化。语音学研究围绕“发声态”“音位负载量”“词调”“语音格局”等概念所作的系统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汉语语音、音系特质的解释能力。句法语义研究中，立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探索有所推进，“大语法”等视角引发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讨论，推动了对汉语结构特点和表达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类型学研究方面，本土学者提出“语言库藏类型学”等理论框架，并围绕“显赫范畴”“库藏裂变”“跨范畴对应”“寄生范畴”等概念，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针对汉语传统上常被概括为“意合”的特点，研究者也在努力综合多种理论资源，探索建立更为严整的“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描写体系。此外，面对复杂的语言现象，学界提出“新描写主义”的主张，强调运用不断更新的理论工具，对微观语言事实进行更加细密的描写。
这些探索虽然仍有待进一步积累和深化，但这一进展表明，中国语言学界已在不少问题上初步形成从中国语言事实出发提炼概念、建构范畴、推进理论表达的自觉。这对于增强学术体系的主体性、提高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具有积极意义。
（二）以人民需求为本，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语言生活中践行经世致用
学术的生命力，根本在于能否同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保持真实而紧密的联系。近年来，中国语言学界自觉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把学科建设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结合起来。特别是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署的相关要求，“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人民”，推动语言学研究在广阔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
一是围绕语言能力和语言治理，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拓展自主话语空间。
近年来，学界更加重视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建设，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深入认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围绕“国家语言能力”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概念，学界已将研究视野由传统的个人语言能力逐步拓展到国家处理内政外交、社会治理、公共传播等事务所需要的整体性语言能力，由此进一步凸显了语言学服务国家治理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独特价值。在新疆等重点地区，围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实践经验。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深入实施，各地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调查、记录、整理和数字化建库持续展开，形成了覆盖多语种、多方言、多场景的国家语言资源基础体系。这一系统工程不仅为语言文化保存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推动了语言资源调查规范、调查方法、语言资源观与数据库建设的更新，体现出中国语言学由描写研究走向资源建设、由个体积累走向国家工程的显著转变。基于长期调查与持续积累，学界对“语言资源”“语言安全”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国家语言能力”等概念的阐释也更能体现实践依据，从而更好回应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语言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二是立足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提升学科贡献力。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围绕传承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中国语言学界在国家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系列工程推动下，持续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科学阐释、教育普及、资源开发、传播互鉴，重点聚焦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与经典润乡土计划，推动中华经典诵写讲进校园、进乡土、进公共生活；着力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深化对甲骨文等古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根脉的研究阐释，推动古文字研究成果转化为更具育人效能的语言文化内容。借助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与中国语言记忆行动，加强语言资源调查整理、科学保护和规范储备，夯实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的资源基础；重点依托国家数字中文建设工程、中华精品字库工程等，推动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化、成果数字化和服务智慧化，让传统语言文化活起来、用起来、传得更远。进一步面向国内外交流需要，深入推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提升国际表达能力与话语传播效能，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可转化成果。此外，围绕全球华语、国际中文教育等展开的持续研究，也使语言学在沟通中外、增强中华语言文化认同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是面向社会发展变化，在语言服务中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随着社会文化需求日益多样，语言学研究更加重视面向现实、面向公众。以辞书编纂与融媒体语言服务为代表的实践探索，推动规范使用理念与服务方式不断优化。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为代表的权威辞书，作为国家语言规范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在普及教育、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面对数字化浪潮，现代辞书学加快从“以辞书为中心”走向“以用户为中心”，积极发展应用程序、在线查询与知识服务平台等新型产品，提升语言服务的可获得性与使用效率；同时，围绕辞书的文化使命与社会功能、规范性与描写性的关系等关键问题形成更强的理论自觉，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辞书学理论体系。
围绕语言生活展开的监测、研判与服务，也逐渐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着力点。自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相关工作由平面媒体逐步扩展到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少数民族语言及海外华语等方面，并连续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成果。这些工作较为系统地呈现了当代中国语言生活的演变状况，也为语言政策制定、社会语言热点研判和公共语言服务优化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持。尤其重要的是，这类持续监测推动中国语言学逐步形成了以“语言生活”为对象、以语料监测和社会调查为依托、以服务决策和公众为旨归的研究路径，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从语言生活中来，到语言生活中去”的学术取向。
同时，围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战略，语言学工作者持续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的实际问题，强调以“能用、会用、用得好”为导向推进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围绕普通话普及、语言能力提升、语言教育支持和多媒体学习资源建设所展开的一系列实践与研究，逐步形成了“语言扶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理念和学术命题，表明语言能力不仅是文化素养的体现，也同人口流动、信息获取、技术传播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政策咨询和应用实践，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框架与研究路径，使应用语言学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提高公共服务语言能力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支撑力。
应急语言服务也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地震救灾等突发事件中，学界围绕方言沟通、外语服务和简明汉语传播等实际需求，迅速推出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成果，显示出语言学在特殊情境下参与社会沟通、风险传达和公共服务的现实能力。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立，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工作开始由专项探索迈向常态化、制度化。语言学在其中所承担的，已不仅是翻译或表达层面的辅助任务，更是突发事件中信息触达、沟通协调、语言抚慰和语情研判的重要支撑。
面向人口结构变化与数字社会发展，学界又进一步向人的全生命周期延伸，在语言康复、无障碍沟通、全民数字阅读等领域持续探索，为“语言生活状况监测”“语言服务机制建设”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数据与方法支撑。
（三）以中华文明为根，在融通古今中彰显继承性与民族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语言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积累着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面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语言学界更加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在贯通古今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传统“小学”的学术价值，努力推动其与现代语言学研究相衔接，使之在新的学术条件下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资源，为构建体现中国语言特点的语言学理论提供基础支撑。
这种立足传统、面向当代和未来的学术自觉，在学科建设上突出表现为对古文字等“绝学”、冷门学科的持续重视。近年来，围绕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简帛等出土文献的整理与考释，学界做了大量细致工作，推动古文字学及相关交叉研究不断深化。在古文字材料整理与阐释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文字学研究在新时代进一步拓展范式边界。一方面，面向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前沿，引入眼动、事件相关电位（ERP）等实验手段，探究汉字的认知加工机制，为汉字教学与信息处理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考释研究持续推进过程中，形成支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关键学理。
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和相关学术平台的带动下，一些过去相对冷门的学科方向获得了更有力的资源支持，在语言学版图中的位置也进一步明晰。这些领域既关系到古代语言文字材料的系统整理与考释阐明，也关系到中华文明探源与文化传承等重大课题，因而具有突出的基础意义与长期价值。
在学术体系层面，汉语史和古文字研究的推进促进了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语言科学方法的结合。长期以来，考据、训诂、校勘等方法构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不断丰富、研究资料持续积累，学界更加注重将传统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的相关方法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参证，进一步深化了汉语演变和汉字发展的相关讨论，有关理论概括也更具条理。
在此基础上，中国语言学界也在稳步推进相关领域的话语建设。近年来，随着古文字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和汉语史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更加自觉地把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放在人类文字发展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注意从中国材料出发讨论文字性质、演变机制及其文化功能。这有助于在国际学术讨论中更准确地说明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体系的特点，有助于纠正以单一拼音文字经验解释不同文字类型的简单化倾向，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彰显汉字及深受汉字影响的若干少数民族文字的独特属性，以及汉字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从而在国际学术讨论中形成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表达。但要进一步形成更有影响力、更有解释力的学术话语，仍需在材料积累、概念提炼和比较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
（四）以科技创新为翼，在交叉融合中淬炼原创性与时代性
在“5·17”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坚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语言学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和学科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知识生产方式，也对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应进一步增强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在吸收现代科技成果的过程中拓展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力求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形成更加切合中国实际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语言学界顺应科技发展和学科演进的客观趋势，稳步推进现代学科体系建设。近年来，随着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陆续设立或扩建语言学相关实验平台，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前沿方向逐步进入高等教育和科研布局之中。这些发展拓宽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边界，也为培养兼具语言学基础和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创造了条件。应当看到，目前在方法融通、平台整合和高层次人才储备等方面，仍有不少薄弱环节需要加强，但总体上看，中国语言学面向现代科技发展的学科支撑正在逐步形成。
跨学科基础的扩展，正推动语言学研究范式发生积极变化，并进一步带动学术体系的调整与深化。以语音学领域为例，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现代实验语音学体系：高水平实验平台持续布局，科研攻关以语料库建设为支撑，其中大规模、多模态语料库的建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借助“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等项目，推动言语感知与认知、语音病理、人机对话等方向取得积极进展，并为普通话推广与测试、国际中文教育、临床语音治疗与公共安全等国家需求提供支持。基于上述进展，言语认知、语音障碍与语言计算等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更为扎实的材料基础，也为从中国语言事实出发深入讨论相关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条件。
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稳步推进的基础上，中国语言学界也在努力把跨学科探索的阶段性成果转化为适应时代需要的话语表达。面对国际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学界更加自觉地反思对西方模型的简单套用，注意从汉语的语音、词汇、语义和结构特点出发，参与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和大语言模型评测等领域的研究，探索更符合本土语言实际的分析标准和技术路径。这说明，中国语言学对科技发展的回应，正在由借鉴学习逐步转向结合实际、形成自身特点。随着研究积累的增加，中国语言学在智能时代的话语能力和应用潜力将得到切实的拓展。
（五）以体系建构为基，在协同演进中提升系统性与专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要加快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格局。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中国语言学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语言文字贯通历史与现实，连接社会、文化与认知。正因如此，语言学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分散推进，也不能满足于粗疏概括，而应当以系统思维统筹学科布局、研究资源与知识结构，同时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与方法规范，持续提升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更稳固的支撑。
这种要求首先体现在学科体系的调整与重构上。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虽已形成较为丰富的分支门类，但不同领域之间存在壁垒，传统研究与新兴方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衔接还不够紧密。进入新时代以来，学界逐步加强文字学、汉语史、方言学、训诂学、辞书学等传统领域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临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前沿方向的联动，推动学科由分支并列走向结构协同。新兴交叉领域的持续拓展，也促使研究边界不断拓宽、训练要求和学术规范不断细化，推动学科建设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迈进。
在学术体系层面，系统性与专业性的统一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持续整合。中国语言学历来重视从语言事实出发，在田野调查、文献考释、比较分析等方面基础深厚。新时代以来，随着语言资源调查、语料库建设和数字化平台不断推进，语言材料的采集、存储、检索和比较能力明显增强。实验语音学、认知科学、脑科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逐步进入语言研究，语料统计、实验验证与传统实证方法之间开始形成更紧密的互补关系。这表明，语言学研究正在由相对分散的经验积累，转向更注重平台支撑、数据规范和交叉验证的知识生产方式。
在此基础上，话语体系建设也获得了更为扎实的支撑。话语体系是学科成熟程度和理论自觉程度的集中体现。过去一个时期，中国语言学在不少领域更多借助外来概念和框架展开论述，在自主概念、命题和表述的提炼上存在不足。近年来，随着本土研究的深入和跨学科支撑的增强，学界更加重视从中国语言实际、中国语言生活和中华语言文化传统中提炼核心范畴，推动研究成果由个案分析走向体系表达，由内部讨论逐步走向对外阐释。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中国语言学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行了持续探索，在立足中国语言实际、传承中华传统语言文字资源、吸收借鉴国际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从问题意识的逐步增强，到研究范式的持续调整；从传统优势学科的深化拓展，到新兴交叉领域的持续探索；从服务国家战略、人民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实践探索，到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和系统化表达的不断积累，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当然，这项系统工程仍处在持续深化过程中，在重大原创理论凝练、跨学科协同机制完善、资源平台共建共享、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方面仍有不少工作要做。因此，在回顾十年探索与阶段性进展之后，有必要进一步面向未来，立足新的现实条件和实践要求，深入思考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重点任务与实现路径。
站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这一新的起点上，中国语言学要更好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求我们既立足中国实际、坚定学术自信，又保持开阔视野、积极融入世界学术交流；既坚持理论创新，又强化现实关怀，使学科发展更深地嵌入国家战略、社会实践和人民需要；既注重整体谋划，又突出重点突破，推动优势领域率先形成标志性成果；既着眼当下，又面向长远，把人才培养作为夯实学科根基、积蓄发展后劲的基础工程。在此基础上，中国语言学当能不断增强理论解释力、学术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传承中华文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的进程中，展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品格和更为坚实的发展前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仅是学术路径问题，也是学术观问题。从更深层次说，学术观是政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绩观在学术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语言学研究而言，正确的学术观，要回答的是什么样的学术成果称得上真正的成绩，什么样的学术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又应当以什么标准评价其价值和意义。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到学术研究之中，倡导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学术胸襟，鼓励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反对急功近利、低水平重复和形式主义倾向，推动学术评价导向由重数量、重包装、重短期产出，转向重质量、重原创、重贡献、重长远积累。
（一）秉持开放胸襟，在交流互鉴中提升主体性
自主不等于封闭，自信离不开开放。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是在世界语言学之外另起炉灶，更不是以“自主”之名走向自我封闭，而是要立足中国语言事实，在同世界语言学的持续对话中形成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只有把自主建构建立在开放互鉴之上，把学术主体性锻造于交流、比较和检验之中，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才能避免陷入“自说自话”。
一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继续虚心学习和借鉴国际语言学界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国际语言学界在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分析范式和方法工具，其中凡是有助于深化和拓展中国语言学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者，都应成为我们主动借鉴的资源。关键不在于是否借鉴，而在于如何借鉴。对国外理论，既不能简单排斥、拒之门外，也不能脱离中国语言事实机械照搬，而应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批判吸收，使其转化为分析中国语言现象、概括中国语言经验、建构中国理论体系的有效工具。
另一方面，要更加积极、自信地推动中国语言学的优秀成果走向世界。中国语言学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形成自己的概念、建构自己的理论，也体现在能够把这些成果带入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同其他理论体系展开平等而深入的对话。学术的生命力来源于持续的交流、相互的激荡和反复的检验。如果一种理论只能说明“自己的材料”，却不能进入更大范围的比较与讨论，它的学术生命终究是有限的。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应当能够面对更广泛的现象，回应更普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理论概括，也要努力用国际学界能够理解和讨论的话语方式，分享发现、提出见解。无论是汉语语法的结构特点、文字系统的历史演变、方言变异与接触交融、民族语言的类型特征与演化机制，还是语言认知、语言技术与语言治理中的中国经验，只要能够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形成可供比较的概念，提供经得起验证的分析，中国语言学就完全可以为世界语言学贡献新知。其国际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中国材料揭示新现象，以中国研究提出新命题，以中国理论拓展人类对语言这一共同对象的认识边界，推动中国语言学从“有材料、有经验”迈向“有概念、有理论、有贡献”。
必须看到，中国学术能否走向世界，并不单纯取决于表述方式本身，更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和足以支撑理论创造的事实依据。中国语言学要形成有分量的原创成果，仍然要聚焦于对中国语言文字材料的充分占有和深入研究。
因此，进一步加强对中国语言文字材料的系统调查、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意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演变，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现实语言生活中不断生成的新材料，共同构成了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深厚、最不可替代的事实基础。离开对这些材料的积累、描写、考释、比较和分析，概念的提炼、理论的产生和学术体系的建构，便难免失之空泛。只有对历时与共时、书面语与口语、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结构与语言使用等多层次语言事实进行充分占有和细致分析，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机制，进而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概括力和辨识度的概念。
进一步看，防止“自说自话”的关键，在于建立更加稳定、更高水平的开放机制。要创造更多高质量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学者更深入地参与调查、研究、发表和争鸣，依托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事实，提出有分量的中国命题，形成有说服力的中国解释；要切实提升学术表达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使中国语言学不仅在材料占有和经验积累方面巩固优势，而且在理论建构方面迎头赶上。
（二）服务发展大局，在社会实践中彰显学科价值
学术研究的价值，最终体现为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的切实贡献。对于语言学而言，学科的生命力既体现于理论建构的深度，也体现于回应现实问题、服务时代发展、参与社会实践的广度。语言是国家认同建构、社会治理运行、文化传承发展、知识生产传播和人民日常交往的基础性条件。语言学研究如果长期停留于内部演绎和自我论证，不能同国家战略需求、社会运行机制和人民语言生活建立有机联系，就难免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狭小循环，削弱学科的问题意识、现实存在感和社会影响力。因此，未来的中国语言学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研究视野投向国家发展提出的新课题、社会治理面临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对语言生活的新期待。就语言的应用属性而言，为国家立言、为人民立论、为时代立学，才是语言学研究最有分量的“政绩”。
首先，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发挥语言学的作用。语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教育强国建设中文化知识传授与语言能力培养的问题，还是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整理、阐释和传播问题；无论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方言资源保护利用、基层语言服务优化和乡村语言生态建设问题，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多样语言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语言学提供扎实的学理基础和切实的实践方案。特别是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日益重要的今天，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更要在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标准、语言治理等方面形成系统认识，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家形象塑造和文明交流互鉴，也迫切要求语言学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叙事建构、跨文化传播和国际可理解性提升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再从技术发展看，人工智能迅猛兴起所带来的大模型训练、语言资源建设、数据标注规范、语义理解优化、人机交互改进等新课题，也都使语言学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
其次，要真切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在服务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中体现语言学的人文温度。语言问题看似细微，实则与个体成长、社会公平和公共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从儿童语言发展、青少年语言教育，到老年群体、边远地区群体和特殊群体的信息可及性问题；从网络时代表达方式的变迁、语言文明建设，到数字化环境下因语言能力差异而形成的新型“数字鸿沟”；从政务服务、医疗服务、司法服务、教育服务中的话语规范、沟通效率与话语公平，到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急语言服务、公共提示语、风险沟通和心理疏导，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的现实问题，不少还是人民群众在语言文化生活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社会运行效率和人民基本权益。语言学如果能够从这些具体问题出发，把语言调查、语言分析、语言政策研究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提出更科学的语言教育建议、更合理的语言服务方案和更完善的语言治理思路，就能够使研究成果真正走出书斋、进入社会，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力量。也只有在持续回应人民需求的过程中，语言学才能不断增强问题意识，获得更为深厚和持久的学术生长基础。
再次，要深化跨学科协同创新，在更广阔的知识网络中提升语言学的解释力和行动力。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仅靠单一学科难以解释和解决，必须在学科交叉中形成综合性研究框架和实践路径。语言学应主动打破与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共同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开展更深层次的协作研究。一方面，通过与相关学科的对话，语言学可以把自身对语言结构、语言使用、语言认知和语言传播的研究成果扩展到更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图景之中，拓展理论解释边界；另一方面，通过与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语言学也可以在语料建设、知识建模、智能应用、机器翻译、语音技术、数字人文和中文信息处理等方向上形成新的增长点，推动研究方法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更新。特别是在智能时代，谁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结构规律、使用规律和认知规律，谁就更有可能在智能语言技术的发展中掌握主动。中国语言学应该积极融入这一进程，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应有作用。
还要看到，强调服务大局、回应现实，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追求，更不意味着把语言学简单工具化、应用化。恰恰相反，越是面向国家需求、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越能够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越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越可能推动概念创新、方法革新和理论深化。实践不是理论的对立面，而是理论的来源、检验的标准、发展的动力。语言学研究只有重新嵌入国家发展、社会运行与人民生活之中，才能有效摆脱“自娱自乐”的状态，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促进、学术创新与社会服务相得益彰的发展格局。
（三）聚焦优势领域，以重点突破带动系统构建
面向未来，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注重整体谋划与重点推进相结合。在统筹学科整体发展的同时，立足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基础最扎实、积淀最深厚、最能彰显研究对象特点与学科方法优势的领域，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并以此带动相关方向协同推进，逐步形成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相互支撑的学科体系。
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深度发掘并不断光大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推动研究由经验总结走向理论升华、由事实描写走向范畴建构、由本土资源走向世界贡献。中国语言学最深厚的学术基础、最鲜明的对象特色，首先体现在对汉语、汉字和中国境内丰富语言文字材料的长期研究传统之中。汉语及汉字系统的历史流变、方言的分化融合、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化，集中展现了中国语言事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为语言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未来的发展，应更加自觉地立足这些独特资源，把丰厚的材料积累、细致的分析方法和悠久的学术传统，转化为具有更强概括力、解释力和辨识度的理论成果，使优势领域不仅成为学术积淀所在，更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具体而言，可以进一步组织力量，重点聚焦音韵学、汉语史、文字学、训诂学、辞书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以及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具有鲜明本土特色和比较价值的研究领域。前者积累了中国学术在语音系统、词义训释、文字构形、历史演变等方面的深厚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分析方法和知识组织方式；后者则保存了极其丰富的语言类型、接触层次、演变线索和区域差异，为观察语言多样性、语言接触和演化机制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事实依据。未来应在更高层次上统筹这些领域的发展，通过更加系统的整理、更加深入的比较和更加自觉的理论概括，构建起既能揭示汉语言文字自身规律、又能呈现中国语言多样性的理论框架。要处理好传统优势领域与新兴交叉方向的关系，使具有深厚积累的音韵学、汉语史、文字学、方言学等领域，同实验语音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新方向形成更加有机的联动、更深层次的融合。
未来，应进一步把优势领域的积累转化为标识性成果和可持续的理论增长点。比如，汉语史研究可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系统参证、传统训诂与现代语言分析交叉互证的基础上，深化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演变机制的整体认识；汉语方言研究可在《中国语言地图集》等标志性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理信息、声学实验和社会语言学等方法，深化对方言分区、历史层次、接触扩散和结构变异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可依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资源，进一步揭示中国境内语言的类型特征、接触关系、演化路径及社会功能；语音学与语言技术交叉研究，可围绕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口语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优化，提升面向智能时代的语言研究能力；辞书学、文字学则可在数字化整理、规范化建构和认知机制研究的贯通中，推动传统学术资源向现代知识体系和社会服务能力转化。
尤其应当看到，优势领域的发展应在材料积累和事实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概念提炼、范畴建构和理论创新。音韵学、汉语史、方言学、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方向，只有相互贯通、彼此支撑，才能形成更具统摄性的整体认识。未来应更加重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结构描写与社会解释之间的贯通，推动各领域的知识成果在更高层面上汇聚起来，进而形成对语言结构、语言演变、语言接触、语言生态和文字发展的整体性理解。这样，中国语言学在具体领域形成的深厚积累，才会转化为学科整体的理论创造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若干传统研究方向尤其具有广阔的理论生长空间。例如，汉字研究可以在充分吸收世界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表音-表意”二分法的简单框架，从字形、音义关系、构形机制、认知加工和社会功能等多个角度，探索更具概括力和普遍意义的文字类型学理论。音韵学、词汇史和语法史的研究，也可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深化推进，揭示语音演变、词义更替、句法变化与社会历史变迁、文明交流互鉴之间的关系。辞书学传统中关于释义、分类、编排和知识组织的丰富经验，同样值得在现代语义学、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向作进一步发掘，使传统学术资源在当代知识生产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立足优势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其意义不仅在于深化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更在于推动中国语言学形成能够进入世界学术讨论、参与一般理论建构的成果。未来，应更加自觉地把根植于汉语事实、汉字传统和中国语言多样性经验的成果，提升为能够观照更广泛语言现象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并将其运用于对世界其他语言的研究，在语言结构、语言演变、语言接触、文字类型和语言生态等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使中国语言学由“中国特色”走向“世界贡献”。
要实现以重点突破带动系统构建，还需要在组织方式、平台建设和协同机制上作出更有前瞻性的布局。未来应更加重视围绕重大方向凝聚研究力量，推动优势领域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形成更强协同；更加重视文献整理、田野调查、语料库建设、数据库共享、标注规范统一和重大平台培育，为理论创新提供坚实支撑；更加重视将个体研究纳入更大的学术议题和理论框架之中，使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和语言应用等不同的研究方向彼此呼应。这样，重点领域的发展就不仅能够形成局部亮点，而且能够持续释放带动作用，推动学科整体向更高水平迈进。
（四）聚焦关键问题，在持续用力中实现新突破
前面几节主要从原则和方向上，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语言学高质量发展作了几点讨论。而原则和方向只有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才能真正见出力量。要把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引向深入，还须立足中国语言研究实际，在若干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重要问题上持续用力。中国语言学领域广阔，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不止于此，这里仅就当前尤须重视的几个方面作些讨论。
一是进一步把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梳理得更为清楚。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汉语、汉字古今演变中仍有不少关键环节有待贯通，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梳理，汉藏语系及相关语言问题、阿尔泰语系有关问题，也都迫切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特别是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各要素的历史来源，现行汉字的形体源流和演化脉络，都值得下更细致、更扎实的功夫。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中国语言学要形成自己的理论，首先必须把自己的语言事实弄清楚，既要弄清它“从何处来”，也要把握它“向何处去”。这不仅关系到对语言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关系到对中华文化传承脉络和发展前景的把握。
二是认真研究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新问题。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发展，已经不是语言学可以置身事外的外部变化，而正在日益进入语言研究本身，深刻影响知识生产方式和学科发展格局。大语言模型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它在语言理解、语言生成和推理活动中的边界何在，它对语言研究的方法、对象乃至学科设置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这些都需要语言学界作出深入分析和科学判断。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关系到语言学能否在新一轮知识生产方式变革中把握主动。若只是跟着技术走，不能从语言学自身提出问题、作出回应，语言学的学科作用就难免会被削弱；反过来，若能由此发现真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则有可能推动语言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理论视野的拓展。
三是进一步把古今文献的整理、建库和数字化工作做得更加扎实。中国语言学最深厚的优势之一，就在于语言文字材料极为丰富，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到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现实语言生活中的各类材料，都有长期而丰厚的积累。这些材料能否系统整理和充分转化，关系到能否形成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基础。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献和数据基础不牢，许多研究就难以深入，许多比较也难以展开，理论更难以建立。做好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夯实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也有助于推动中华语言文化资源在数字空间中更好实现保存、传承和利用。
四是更加及时地回应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关于语言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现实需要，前文已作论述，不再展开。这里想着重指出，这一领域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语言资源保护、公共语言服务、网络语言变化、特殊人群语言服务、国际传播中的语言问题等，都是当前需要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
（五）重视人才培养，夯实事业发展的根基
知识体系的建构，说到底是人的事业。学科传统能否延续，学术范式能否更新，理论体系能否完善，关键在于能否造就一支有理想、有功力、有眼界、有担当的人才队伍。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只是概念范畴与研究方法的更新重组，更在于学术薪火的传承延续、研究能力的持续积累与学者精神的厚植涵养。没有高水平的人才储备，再宏大的学术构想也难以落地；没有代际衔接、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再丰厚的语言材料、文献资源和方法积累也难以转化为持续稳定的理论创造力。因此，必须把人才培养置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位置来谋划，以更长远的眼光、更系统的举措，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厚植根基。
面向新时代，中国语言学需要更多能够贯通古今语言材料、融汇中西语言理论、打通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复合型、创新型学者。这类人才首先应具备坚实的学术功底。语言学不是脱离历史与文化的纯技术性学科，中国语言学研究尤其离不开对历时与共时语言材料的深入把握，离不开语文学、汉语史、音韵学、文字学、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等方面的扎实训练。同时，人才培养应处理好传统语言文字之学与现代语言学方法之间的关系，积极倡导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使研究在保持厚重根基的同时，不断提升精度、广度和可验证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语言学人才还应熟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脉络和研究范式，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既能从中国语言事实中提出问题，也能将中国语言经验提升为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既能立足本土，又能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更深一层看，新时代所呼唤的语言学人才，不仅是技术上合格的研究者，更应是胸怀“国之大者”、具有文化自觉和学术担当的知识分子。语言学一头连接文明传承，一头连接社会实践；一头关系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一头关系人民群众的教育、交流和日常语言生活。因而，真正有前景的人才培养，不能只满足于训练若干研究方法、完成若干论文写作，而应引导青年学者理解：无论是语言文字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是语言政策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中文教育，都关系到中国语言学如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民生活、服务文明传承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首先，要在培养体系上构建更为开放综合、更注重能力养成的培养机制。课程体系不能局限于学科内部的狭窄循环，而应鼓励交叉学习和复合训练，推动形成“语言学+历史学”“语言学+古典文献学”“语言学+民族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神经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样化培养路径，使学生在扎实掌握本学科基础的同时，获得理解复杂问题、进入交叉前沿的能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数字人文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语言学人才的培养更应适应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使学生既能读懂经典文献、把握理论脉络，也能开展田野调查，具备一定处理实验与统计数据的能力，并能在协作中完成较大规模的研究任务。
其次，要在成长机制上更加注重学术根基的培育和长期能力的积累，避免人才培养“速成化”“功利化”。语言学，尤其是涉及历史语言、文字、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往往需要长期沉潜和持续积累，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果。如果培养体系和学术环境只强调即时产出、短期绩效，就容易诱导青年学者急于求成，轻视基础训练，回避那些真正重要但周期较长的研究方向。对此，应更加重视文献研读、文字考释、田野调查、材料整理、语料标注等基础能力培养，鼓励青年学者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笨功夫、做得成大学问。
再次，要在评价体系上作出实质性改革，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稳定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当前一些评价机制仍不同程度存在“唯论文”“唯项目”“唯数量”的倾向，过于强调可量化指标，容易造成青年学者在选题上趋易避难、在研究上追逐热点、在学术上缺乏耐心，不利于原创性成果的产出，也不利于基础性、长期性研究的持续推进。面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建立更加符合学科规律、更加重视原创贡献和长期价值的评价机制，把研究质量、问题意识、理论贡献、材料积累、资源建设和社会价值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充分承认调查报告、工具书、数据库、标注体系、语料平台等基础性成果的学术价值。对古文字、音韵、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编纂、语料库数据库建设、濒危语言记录等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应给予更加稳定、更具耐心的支持政策；对青年学者，也应给予必要的成长周期和探索空间，使其能够在相对宽松而严肃的学术环境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个性。
人才培养也是学术生态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问题。真正高水平的人才，往往不是在孤立、零散、功利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严谨而开放的学术共同体中逐步锤炼出来的。因此，未来还应更加重视学术传承机制、团队培养机制和平台支撑机制建设，通过高质量导师指导、稳定科研团队支持、重大项目参与、跨机构联合培养、语料平台共建和国际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为青年学者创造接受严格训练、进入学术前沿、参与重大问题研究的机会。尤其要重视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梯队建设，使调查经验、文献功底、分析方法、平台资源和学术精神得以有效传承。
历史总是在接续奋斗中前进，事业总是在继往开来中发展。归根到底，建构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语言实际，赓续中华学术文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走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这条路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轻轻松松走成；但方向已经明确，基础正在积累，力量正在汇聚。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守正中深化、在创新中提升，就更有条件把研究做深做实，让中国语言学在服务中国、贡献世界的进程中，形成无愧于时代的学术品格与理论创造。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执笔 周晨磊）
（责任编辑 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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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不活了！AI 为啥总把 “开水是钝角” 当真？这本 2026 年重磅新书终于破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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