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邱劼，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学生研究员。

文章出处：Davis Rebecca Frost, Matthew K. Gold, and Katherine D. Harris. 2020. “Curating Digital Pedagogy in the Humanities.”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7613/55a0-am43.

策划《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一）

策划《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二）

数字人文教学:结构和方法

如前面的入门部分所述,每个关键词由四部分组成:

● 策划人陈述,其中策划人解释和阐述数字教学中的关键词;

● 十个策划的人工制品,用于说明该关键词,以及每个人工制品的元数据和注释;

● 五份相关材料,供进一步阅读;

● 引用的作品列表,包括所收集的每个人工制品的引用。

策划人陈述的目标是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关键词如何与数字教学相关并适合数字教学。一份好的陈述提供了一个工作定义,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关键词的框架。这可能包括关键词的重要背景和上下文、相关问题的回顾,或讨论哪些教学方法或方法论有助于构建这一领域的工作。策划人陈述还解释了为关键词提供的十个教学人工制品的选择标准。

"教学人工制品"的概念可能看起来很奇怪——编辑要求策划人在每个关键词中提供教学和学习的证据。该集合的重点不是指定的文本,而是为学生构建此类文本的教学材料——主要是教学大纲和作业的形式。正如提供给策划人的模板所解释的那样,教学人工制品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大纲、教学指南、作业、课程计划、课程网站、学习目标、合作项目,甚至学生作业(Davis等人,"原始关键词条目模板")。对策划人的说明要求人工制品类型平衡,其中至少有两个是作业或教学大纲,策划人的作品不超过两个。编辑要求策划人分享与相关关键词密切相关的作业或教学想法。

由于制作这个集合的时间表很长——关键词分几批连续提交,与84位策划人合作——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工制品在集合中重复。有16个人工制品被两个不同的关键词使用,还有24个人工制品在使用上密切相关。除了在"作为学术的教学材料"中提到的派生作业外,其他相关人工制品来自同一个项目,如来自FemTechNet集体围绕女性主义和技术的共同主题构建的人工制品,它们出现在"协作""性别""网络""在线"和"影响"中。如果告诉后来批次的策划人他们不能使用之前使用过的任何东西,那是不公平的。

编辑考虑过禁止重复,但最终决定这种重复是有价值的。就像话语中的关键词可以被两个听众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一样,在不同关键词的背景下,人工制品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使关键词"诗歌"和"文本分析"共享一个人工制品,因为对待文本的两种方法不同,可以吸引不同的受众(一个是传统的文学学者,另一个是数字人文主义者),我们认为允许这种重叠很重要。这种重复也可能会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该集合,通过共同的人工制品从一个关键词移动到另一个关键词——从"游戏"到"小说",从"档案"到"交叉性",从"策展"到"社区",等等。同时,这一决定将59个关键词下唯一人工制品的总数从590个减少到573个。

对于每个人工制品,策划人提供了一个注释,其中包括:

● 简要说明人工制品的目的或目的(它是什么?);

● 简要说明其与关键词的相关性(为什么它很重要或有用?它做得好吗?它如何体现数字教学?);以及

● 使用指南(如何将其整合到课程中?可能需要修改或调整什么?)。

虽然策划人陈述和带注释的人工制品可以一起阅读,就像集合中的一章一样,但对于人工制品也可以根据其自身的优点来考虑,注释提供足够的信息供读者使用,特别是如果他们想通过在自己的课程中重复使用它来派生它。我们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许可,以便人工制品可以作为离散的部分存放在"人文学科共享空间"知识库中,以避免链接失效;此外,注释和随附的元数据应提供基本信息,以为人工制品提供背景。

五份相关材料为策划人提供了指出与其关键词相关的资源和阅读材料以及额外人工制品的机会。我们要求我们的策划人特别考虑那些可能想进一步阅读特定关键词的数字教学新手(请参阅"入门"标签)。

最后,引用的作品列表提供了策划人陈述和注释中引用的所有作品,包括人工制品本身。我们囊括了人工制品引用,以支持数字教学的学术基础设施,并为教师提供如何引用教学材料的模型。

关键词

面对如此丰富的材料,编辑选择了关键词方法来组织它。我们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关键词"一词——作为信息检索元数据的常见用法(Burgett和Hendler,"关键词:导言"),以及对该术语的更专业的理解,后者借鉴了文化研究学者Raymond Williams的工作及其开创性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对Williams来说,关键词是一个常用词,具有有争议的含义,推动社会辩论。Williams认为他的词汇是不固定的,仍在发展中(与试图固定含义的字典相反);他甚至在《关键词》的最后留下了几页空白,以供未来发展。后来的两个版本以及其他受《关键词》启发的关键词集证实了Williams对未来发展的预测。

许多出版物和项目接受Williams空白页面的邀请,更新和添加关键词。其中包括《新关键词》(New Keywords，Bennett等人);生于数字时代的"关键词项目"(Keywords Project),它更新了Williams的关键词列表;以及《数字关键词:信息社会和文化词汇》(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Peters),它将Williams的方法应用于当前数字研究和信息技术的话语。Burgett和Hendler的《美国文化研究关键词》(Keywords for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催生了纽约大学出版社的"关键词"系列,该系列采用更集中的方法来研究特定领域的关键词,从2011年到2018年出版了8个标题(美国文化研究的第二版以及非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儿童文学、残疾研究、环境研究、拉丁裔研究和媒体研究的关键词)。

纽约大学出版社系列遵循《美国文化研究关键词》的做法,每个关键词由不同的作者处理,并关注更具体的学术学科,尽管所涉及的关键词仍在公共话语中使用。类似地,《国际学习与媒体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Media)(2009-2012年出版,由David Buckingham、Tara McPherson和Ellen Seiter编辑)包含一种名为"关键词"的提交类型,这些关键词是"资深学者撰写的4000-6000字的关于塑造学习和媒体格局的关键词的定义性文章。应编辑邀请"("提交")。其他近期关注数字文化的关键词书籍包括《约翰霍普金斯数字媒体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Ryan等人)和《软件研究:辞典》(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Fuller)。

与许多这些项目的编辑一样,《数字人文教学》的编辑希望促进我们的主题在广泛的话语社区之间的更好沟通。确定数字教学关键词使我们能够记录活动节点,并通过创建共享词汇来促进跨领域和孤岛之间的对话。

我们还使用关键词来揭示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因为相同的关键词在不同领域可能被理解和使用的方式不同。考虑对关键词"在线"(Online)的不同理解：对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以远程教育的典型理解方式进行内容传递或消费,学生阅读内容,在讨论板上发布回复,并参加考试；然而,Amy Collier对这个关键词的探索包括参与者的社区角色和社会存在。对于任何数字教学关键词,数字是必须弥合的一个领域。我们的许多关键词(如"诗歌""公共"或"种族")可能同样容易成为人文学科的关键词,但它们在数字环境中的含义变得复杂。我们寻求通过包括从整个人文学科中提取的人工制品,而不是将项目限制在一个学术学科中,来弥合学科分歧。虽然数字领域对我们听众中的一些人文主义者来说可能显得陌生,但教学法应该提供一种所有人都共享的桥接体验。

四位编辑根据对教学实践的观察、对数字教学早期学术研究的了解以及对关键词在不同话语中的作用的评估来选择关键词。关键词可能代表实践的共同领域、教学法的创新、新的方法论和争议领域。虽然四位主要编辑对哪些术语被选为关键词做出最终决定,但这个列表是从许多不同的输入中开发出来的。咨询委员会建议了一些关键词和策展人,而已经被邀请的策划人推荐了其他人。数字教学关键词的概念和列表还在各种会议和研讨会上向数字教学从业者介绍,以征求反馈意见和建议其他关键词,以便尽可能开发出全面和多样化的关键词范围。此外,我们为项目的早期阶段建立了标签#digipedkit,并在随后的阶段建立了#curateteaching,以通过社交媒体征求意见。四位编辑并不总是对关键词应该是什么达成一致,但通过协作和妥协的过程解决了分歧。在某些情况下,策划人还为他们被邀请解决的关键词提出了替代术语。最终,关键词方法产生的不是数字教学的统一愿景,而是对丰富多彩、经常受到争议的实践的反思。

因为关键词源于实践,所以它们并不总是以预期的方式填充分类法。对于我们的项目,一些关键词如"基于手势的计算"(Gesture-Based Computing)被考虑在内,但在人文学科中还没有足够的教学材料公开在线,不足以纳入其中。 [1]在过程早期考虑的其他关键词,如"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被删除了,因为MOOC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感知危机已经基本过去了。

对于最初提交给MLA的简要说明，匿名读者质疑关键词如何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是如此的异质,但编辑们强烈认为,这种归纳方法更清楚地代表了数字教学的现状。总之,所有关键词共同创建了"一个整体概念图"(Jonathan Gray和Laurie Ouellette在他们的介绍中用这个短语来描述《媒体研究关键词》)数字教学的概念图。在这里,我们也回到关键词作为元数据的意义,以组织为该项目收集的大量教学材料。

以前的关键词项目发现,关键词倾向于在意义系统中运作,导致关键词集群。为了回应对拟议关键词列表中异质性的批评,编辑将现有列表分为三大类——实践、观点和位置——这些类别在简要说明中包含的初始关键词列表中已经很明显。一些关键词,如"代码"(Code)和"注释"(Annotation),代表在数字环境中独特的或显著不同的学习和研究实践或方法。一些关键词,如"性别"(Gender)和"种族"(Race),代表人文学科中正在进行的文化批评视角,在数字环境中考虑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关键词提醒人们,数字不能与人分开。最后,一些关键词,如"档案"(Archive)和"公共"(Public),标志着数字学习发生的教室以外的新地点。按照这个分类法组织收藏也提示了其他关键词来填充一个类别,例如作为实践的"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和作为位置的"教室"(Classroom)。当编辑要求策划人确定与他们自己相关的收藏中的其他关键词时,其他集群变得明显。

自2011年首次构思该项目以来,已经有多达95个关键词被考虑用于该项目。最初的提案列出了24个关键词,以说明关键词方法如何用于数字教学。在与MLA签订合同后,该列表基本确定为55个关键词,但随着项目的发展,一些关键词被添加和删减。例如,编辑添加了"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作为高等教育中数字技术的突出应用,以及"访问"(Access)来表示围绕网络可访问性和通用设计的辩论。

为了促进对大量关键词进行编辑和同行评审,编辑将关键词分为五批。关键词最重要的补充是在2016年7月,当时编辑决定添加第六批和最后一批8个新关键词来解决集合中的差距。添加关键词"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是对编辑在MLA年会圆桌会议上收到的批评的回应:由现代语言协会出版的集合应该对语言教师说话。添加其他几个关键词旨在使收藏更具包容性:"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和"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s)拓宽了数字教学的位置;"侨民"(Diaspora)、"土著"(Indigenous)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提供了额外的视角;而"未来"(Futures)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则拓宽了数字教学实践的选择。

公开发展该项目——作为GitHub上的一个开放项目,在Twitter上使用#curateteaching标签鼓励对话,并通过多年来在几次会议上邀请编辑进行批评——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对新关键词的建议。这一添加关键词的做法要求在2014年修订关键词列表时制定选择标准。有些关键词太宽泛,如"创造力"(Creativity),而其他关键词则太狭窄,如"危机制图"(Crisis Mapping),这将属于更一般的关键词"制图"(Mapping)。其他一些由于与其他关键词重叠而被丢弃,如"GLAM"(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这在几个关键词如"档案""实地考察"和"信息"中都有涉及。不过,编辑们认识到,新的关键词建议会不断出现,因此制定标准来批准收藏中的任何新关键词很重要:

● 关键词应该是常用词汇(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创造和使用的术语);它们是共享话语的工具。

● 关键词应该与数字教学相关;它们可能是这种情境所独有的,或者在这种情境中有独特的用法(与模拟教学相对)。

● 关键词应该让大众易于理解,或者重要到足以让普通受众学习。

● 关键词应该是最新的,而不是过时的。

与其他关键词集一样,可行性也成为关键词地位的决定因素——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位认为自己能够有效涵盖该关键词的策划人。而且,我们还面临《儿童文学关键词》编辑指出的一个问题,他们指出,"在少数罕见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包括的一个词……要么没有找到愿意承担的人,要么原本愿意的志愿者发现有必要退出该项目"(Nels和Paul)。对于“数字人文教学”,那些被删除的关键词包括"注意力"(Attention)、"图形小说/漫画"(Graphic Novels/Comics)、"移动"(Mobile)、"同行评审"(Peer Review)、"版本"(Edition)和"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访问该项目GitHub网站的读者还会发现第60个关键词"黑客"(Hacking)(Turkel),在最终修订之前,该关键词被从集合中撤回,但在策划人的许可下,仍以草稿形式在GitHub上提供。

标签

该项目使用关键词和人工制品标签的约定来进行组织和信息检索。虽然关键词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目录,但多个受众已经证实,在这个顶层组织之外查找材料是具有挑战性的。交叉引用的关键词为读者提供了额外的材料,读者最初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特定关键词的兴趣,就像亚马逊的算法为相关项目提供建议一样。

人工制品标签提供了整个集合的第二种组织、发现和连接形式。多年来,在不断发展的项目的演示和研讨会上,编辑们一再证明了这种进入集合的途径的必要性。虽然正在开发的集合长期以来一直可以通过GitHub和MLA人文学科共享空间提供的WordPress网站进行开放同行评审,但多个受众解释说可查找性是一个挑战。例如,在2016年的THATCamp数字教学ATX大会上,Rebecca Frost Davis组织了一个小型焦点小组,分享了对“数字人文教学”界面原型的反馈意见。这个小组特别要求标明作业的级别,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利用该集合。

标签是更大的元数据模式的一部分。对于收集的每个人工制品,策展人都指定了人工制品类型和许可状态。MLA的文案编辑还为每个人工制品添加了主题标签——其中许多本身就是关键词(回顾关键词作为元数据形式的另一个含义)——以准备将其存入MLA人文学科共享空间知识库。编辑要求添加额外的标签,以帮助读者使用,包括诸如"入门"与"高级"等作业级别标签以及使用的技术工具。在人工制品层面,这些标签应该有助于跨孤岛和话语社区的交流,即使关键词没有捕捉到读者的兴趣,也可以建议考虑其他人工制品。

编辑开发了用户故事来指导元数据模式的开发。例如,一位现代语言专业的MLA成员、终身副教授可能从关键词"语言学习"开始,然后跟随交叉引用的关键词到"作者身份""标签"或"阅读"。为了寻找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人工制品,这位教授可能还会扫描标签云寻找"西班牙语",而教学技术专家可能会搜索特定的工具或技术,如"Twitter"或"播客"。交叉引用关键词和标签的元数据为读者提供了打通集合的路径,并在实践数字教学的人的网络中建立了联系。

通过GitHub公开编辑

尽管“数字人文教学”由MLA于2020年出版,但由于我们为该项目使用了开放出版流程,它已经公开了六年多。编辑团队很早就决定,在2014年,使用代码共享网站GitHub作为编辑工具来发布该项目。我们的目标很雄心勃勃:我们希望整个项目及其所有编辑过程尽可能公开、可见和透明。GitHub有助于实现这一点;该网站通常由软件程序员用来提交代码,特别是跟踪代码库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近年来已被人文学者用作编辑和协作工具(Spiro,"Presentation")。

我们决定将它用于这个项目,是基于最近数字人文学科和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努力,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学院的工作,参与开放评审和版本跟踪。正如Kathleen Fitzpatrick等学者所言,开放同行评审过程有可能在美国许多州政府似乎正在撤回其对高等教育的历史投资之际,为学院的工作建立更大的理解,至少部分原因是学院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及的(《计划性淘汰》)。虽然开放同行评审和开放获取学术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可以帮助学术工作更容易被发现和更加公开。

我们决定将GitHub用于这个项目并非没有重大后果,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之前,我们仔细考虑了这些后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GitHub需要使用纯文本文件和一种称为Markdown的格式协议(Gruber);为了在这个项目中使用它,我们必须说服策划人使用一个许多人都不熟悉的写作和格式系统。除了我们要求他们使用的非常规写作风格——"策展人陈述?十个工件是什么?"——需要以一种陌生的新格式写作有可能成为参与该项目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一些同事已经非常熟悉Markdown和GitHub,而那些不熟悉的人也愿意尝试一下。随着项目的进展,编辑们不得不帮助一些策划人使用Markdown模板,但许多策划人能够用Markdown撰写他们的条目,并通过GitHub提交给我们。[ 分析显示,GitHub 存储库获得了项目策划人的大量参与,超过四分之一的策划人通过该平台提交了工作。这表明 GitHub 工作流程是策划人为整个项目做出贡献的有效方式。]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当策划人提交他们的初稿时,他们提交"拉取请求"将他们的工作上传到我们的GitHub知识库;经过初步审查后,我们将他们的文件合并到主知识库中。然后,我们直接在GitHub上公开进行编辑审查,与我们的策划人分享链接,以便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他们草稿的评论,如"诗歌"关键词的这个例子("编辑评论")。因此,我们给策划的编辑反馈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我们处理了最终分为六批的关键词:当我们上传一批关键词的修订版供策划人审查时,另一批关键词作为一组初稿进行编辑审查,同时准备第三批关键词进行公开同行评审。

开放同行评审工作

我们有幸获得了现代语言协会(MLA)的支持,在这项工作中采用了这种非常规的编辑流程。MLA 团队,特别是 Nicky Agate 和 Kathleen Fitzpatrick,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MLA 工作人员"派生"了我们的 GitHub 存储库,也就是说创建了它们自己的副本,并在 GitHub 上对项目进行了自己的审查,在准备公开同行评审文稿时给我们发送了编辑意见。

这个过程的下一步是公开同行评审,受到 Kathleen Fitzpatrick 最近在《计划性过时》中的实验的启发。这一过程在人文共同体(Humanities Commons)进行,MLA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 WordPress 网站,为集合中的每个关键词提供了一个供公众审阅的场所。每批关键词都以群组的形式上线,并通过学术网络上的社交推广(Twitter和Facebook)、MLA通告和简讯、学术邮件列表的电子邮件以及直接电子邮件征集等方式邀请公众参与。同行评审者使用 CommentPress 主题在每篇文章的侧栏添加评论,这种做法常用于数字人文项目。总的来说,同行评审者和作者交换了435条评论。编辑将这些评论合并成更大的编辑修订请求,修订后的关键词副本再次上传到 GitHub。

出版商角色的转变

鉴于为这个集合准备的大部分工作,从撰写到编辑再到同行评审,都是公开进行的,人们可能会合理地询问,开放和公开的流程如何改变出版商的角色。

毫无疑问,出版社通常控制和组织的许多出版过程,在这个项目中都变成了编辑们自己的工作。但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特别重要的是,它既能为作品提供一个权威印信,又能凭借其社会影响力和营销触角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于有时在学术界受到忽视的教学主题而言,现代语言协会的参与为这个集合增添了权威性和地位,吸引了策划人参与这个项目。而且在公开同行评审过程中,MLA愿意向其庞大的会员群体通报这个项目,也有助于我们吸引更多不同视角的评审者参与。

在这个集合走向最终定稿之际,MLA一直在创建一个基于WordPress的网站,用于发布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我们很幸运能与一个愿意投入资源创造创新出版形式的出版商合作,与我们共同构思和实施将使这个出版物更加实用、有价值和免费的互动功能。因此,在这样的项目中,出版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其宣传和网站制作功能可能比典型的平装学术著作更为重要。

一个免费开放的数字生成集合

经过多年的努力,能够以正式出版的形式呈现《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在这个项目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尝试找到一个足够广泛的术语来描述它。它是一本书吗?一个集合?一个网站?还是上述各种形式的混合体?也许最简单地说,《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出版物",将数百名人文学科教师关于教学和学习的时间、努力、劳动和学识公之于众。

我们选择以开放获取的格式在线发布这个集合,是因为我们希望它能被广泛使用,为寻求指导和例子以拓展教学实践的同行提供资源。我们希望这个集合能激发更多关于教学这一批评性工作的研究和学术成果,因为教学工作往往被低估和鲜为人知。

我们感谢所有为这个集合做出贡献的人——撰写关键词的策划人、允许将其教学材料收录的创作者、为多批次草稿关键词提供评论的评审者、顾问委员会以及帮助我们使集合达到现有形式的MLA工作人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您,读者。希望《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能为您的数字教学工作提供启发和灵感。

排版：覃子椿

译者：邱劼，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学生研究员。

文章出处：Davis Rebecca Frost, Matthew K. Gold, and Katherine D. Harris. 2020. “Curating Digital Pedagogy in the Humanities.”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7613/55a0-am43.

障碍、异议和有效实践

尽管数字教学法提供了丰富的建设性学习机会，但许多教师在面对数字教学和学习的前景时会提出一系列"但是"——对将技术纳入课堂的异议。这些抗议也是数字教学法对话的一部分。为了有效且有意识地采用数字教学实践，教师必须为自己，有时也为他们的同事，回答这些异议，正如Shawna Ross和Claire Battershill在《在课堂上使用数字人文》中所明确指出的。Ross和Battershill提供了实用建议，包括为数字教学法实践者面临的许多问题、障碍和阻力做准备。由于编辑们在不同论坛上讨论过《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我们经常遇到这些异议。我们现在借此机会用有效实践来逐一回答每个异议。

请与我们一起想象在数字教学法的研讨会或演讲中举手提出异议的听众："但是……FERPA（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怎么办？！但是……终身教职和晋升怎么办？！但是……我从哪里找时间？！但是……知识产权怎么办？！但是……这将如何评估？！"虽然我们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提出这些担忧，但我们也认识到，随着教师工作量的不断增加，所有这些异议都可能成为采用数字教学法的真正障碍；它们代表了教师必须应对的真实且当前的义务，需要从已经满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更多时间来处理。通过在此回答这些异议，并提供从集合中汲取的策略和模型来克服它们，我们旨在使数字教学法对所有教师更加可行。

但是……FERPA（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

"学生如何在网上公开做作业并仍然遵守FERPA？"

虽然开放性是数字教学法的一个关键概念，但开放教学法的理念挑战了传统的学术结构和政策。对开放教学法提出的最常见异议之一是对FERPA（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的担忧，这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规定了可以公开的学生信息及其方式（"什么是FERPA？"）。

这项法律对开放性提出的基本异议是，学生在公共场合完成的作业可能会损害学生数据的隐私。"混合"和"公众"关键词都将Kevin Smith在HASTAC上发表的文章《公开学生课堂博客指南：伦理、合法性、FERPA等》作为一个工件，该文回顾了让学生在博客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完成公开作业的有效做法。Smith建议事先告知学生，允许他们匿名发帖（如果需要），提醒他们不要发布私人信息（这需要教导他们什么是私人信息），如果他们仍然不想公开发帖，就给他们一个替代作业。

许多对开放数字教学法的FERPA相关异议源于机构基于风险规避的FERPA实施方法，要求保持所有学生作业的私密性。虽然FERPA限制学术机构和为其工作的教职员工公开分享学生的教育和个人记录，但它并不、也不应该阻止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公共和半公共空间（如开放课程博客）工作。确实，教师不允许在这些空间公布学生成绩或以公开方式进行评分工作（因为如果使用真实学生姓名，这可能等同于分享学生记录），但许多FERPA相关异议核心反映了一种恐惧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担心潜在法律行动机构的固有保守主义。只要教师不以公开方式分享学生私人信息，也不在公共空间分享成绩或评价，教师就可以反抗这种保守的机构压力。这种反抗在许多地方导致了全机构范围的公共和半公共教学空间的建立，如玛丽华盛顿大学的UMW Blogs、纽约市立大学的CUNY Academic Commons、巴鲁克学院的Blogs@Baruch和纽约市技术学院的OpenLab。这些例子——以及支撑它们的隐私政策和服务条款文件——为其他机构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积极范例。

因为数字教学法实践者必须直接处理隐私法律和政策，本集合中的许多关键词强调了开放数字教学法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隐私问题。在"公众"关键词中，Jeff McClurken强调教导学生公开数字身份的影响很重要，而在"混合"关键词中，Jesse Stommel和Sean Michael Morris强调学生在决定隐私问题上的主体性很重要。通过要求学生审查社交媒体网站的隐私声明并将结果记录在全班协作填写的Google Sheets电子表格中，"标签"关键词中的"隐私作业"提高了学生对其数据如何被使用和共享的认识。同样，"劳动"关键词包括了一个让学生对数据隐私选择具体化的工件，即"教育记录披露同意书"。这份表格给学生三个完成作业的选择，让他们决定自己想要的隐私级别并正式记录该选择。该表格还为教师提供了记录学生选择的机制。最终，教师可以通过教导学生控制自己数据的影响并允许他们行使这种控制来赋予学生掌控自己数据的权力。

但是……我没有时间！

"我不能从课程内容中抽出时间来教学生使用数字工具——我们的学期已经过于繁重了！而且，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学习使用新工具，无法教授我不了解的东西！"

许多教师在第一次听说可以用于其学科教学的新技术或数字方法时会感到兴奋，但当开始考虑整合和实施所需的时间时又会感到气馁。我们建议教师考虑工具、方法或作业如何适合其课程的整体设计，以及教学方式如何可以减少对教师的时间需求。

在任何课程中，从通识教育到本科高年级研讨会，首要考虑的是分配给必修内容的时间。虽然引入数字工具可能似乎会减少课堂上讲授内容的时间，但我们建议教师将引入数字工具视为将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并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模式的机会。通过让学生互相教导并自行尝试新形式的技术，教师可以在课堂中为学生主体性创造空间，而不必减少内容覆盖。

为了有效使用数字工具，教师应该从制定学生学习成果开始，决定如何评估学生，并创建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作业。正如Grant Wiggins和Jay McTighe所解释的，这种"逆向设计"（目标和评估先于内容和作业的选择）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利用课程中可用的时间。例如，在"惠顿学院数字历史项目"（"策展"）的协作研究作业中，Kathryn Tomasek在让学生按照文本编码倡议的标准转录和标记原始文档时必须优先考虑学习成果。Tomasek决定，学习从原始资料中提取和组织数据比学习XML标签和使用Oxygen XML编辑器更重要，所以她让学生将需要标记的术语输入Google Sheets电子表格，这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否则这些时间将用于学习新的技术工具。教师应该仔细区分他们希望学生学到什么，然后再考虑哪些工具最能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从哪里开始？

"我没有能力和资源来布置大型项目！"

在会议上发表或出版的数字教学法工作通常由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大型数字项目组成，但数字教学法也可以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例如"绽放和消退"作业，这是一种低风险、不计分的练习，既能展示批判性思维目标，又能向学生介绍新工具。Ross和Battershill在关于设计课堂活动的章节中提供了构建探索性活动的教学建议，这些活动的时长从十分钟到一整周不等。小规模的探索性活动可以轻松地融入单次课堂会议中，允许教师在不承诺计分作业的情况下试驾数字教学法。这里我们采用了类似Jim Lang在《小教学：来自学习科学的日常课程》中的方法，建议进行可以立即应用于课程的渐进式变化。

"绽放和消退"作业让学生进行初步实验，而不会承担成绩带来的风险。例如，"阅读"关键词中"剪切/复制/粘贴：重混文字"教学大纲列出的课堂练习提供了各种这样的活动，从剪切诗（学生剪开并重新组合文本以形成新文本）到使用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参见Harris的"乐趣"），该工具允许用户纵向跟踪GoogleBooks语料库中的词语使用情况，或TAPoR——一套用于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的工具。这些练习允许学生使用工具，讨论其局限性，参与学科词汇（如语料库和主题建模），并在教师指导下的课堂会话中研究工具。《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集合中的许多教学大纲和其他工件，同样可以被挖掘出可转化为探索性绽放和消退课堂活动的计分作业。

但是……我如何搭建支架？

"我有大想法，但不知道如何将它们融入我的课程。"

即使那些准备尝试大项目的教师成员也可能不确定如何着手。而学生在处理大型、高风险的作业时往往难以保持正轨，特别是那些占用学期大部分时间的作业。管理这项工作的关键是考虑如何将其分解成可管理的小块，并逐步建立学生完成这类项目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换句话说，教师需要为这项工作搭建支架。

对于"惠顿学院数字历史项目"（包含在"策展"关键词中），Kathryn Tomasek通过创建一个四部分的协作研究作业来应对这一挑战，该作业将学生对她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一个电子档案）的贡献分开。除了建立档案外，作业的每个阶段都进一步发展学生在主修课程后期进行的高级专题课程中进行原始资料原创研究所需的技能。虽然Tomasek的项目已经远远超出了单个学期的界限，但她能够将作业整合到多个不同的课程中，推进她的研究项目，尽管速度较慢（Tomasek，《它在那里吗？》）。

刚接触数字教学法的教师也可以从教学实践的缓慢搭建中受益。随着他们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可能会在"绽放和消退"作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大、多部分的作业。例如，"文本分析"关键词中的"英语203团队项目描述（人文实验室中的《哈姆雷特》）"作业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学生分组应用文本分析工具，在第二阶段，小组重新组合，以便第一轮学习工具的学生在第二轮成为专家教授其他学生。这种策略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即全班分担教授新技术的责任，而不是仅由教师承担。此外，承担专家身份可能会增强这些学生的自信，从而增强他们的主体性。经过反复迭代，教师可能会发展到学期长的、有支架的作业。

由于其复杂性，这类项目的可行性取决于可扩展性，特别是对那些教授大课或每学期或学季需要准备多门课程的教师来说。除了搭建支架外，学期长的基于项目的作业还为教师带来了其他复杂性，他们需要协调后勤问题和学生合作。Tomasek与Rebecca Frost Davis合作，根据她将"惠顿学院数字历史项目"整合到本科课程的经验，创建了"将数字人文项目整合到课程中的流程清单"（Davis和Tomasek）。除了将课程与项目连接并搭建工作支架外，该清单还涉及协作教学和项目后勤领域。协调图书馆和技术服务的客座讲师以及数字工作的实验室空间需要在学期开始前就进行规划。

一旦项目开始，教师还需要将学生作为项目人员进行管理。Toniesha Taylor借鉴项目管理实践来处理这一挑战。对于她在"社会正义"关键词中列出的"高级学科写作大纲"的数字档案项目，学生创建小组合同，其中指定他们的团队角色、将使用的工具、项目里程碑和小组项目的可交付成果。"社会正义"关键词中的"小组合同（COMM 4543）"工件提供了学生制作的此类合同的一个例子。这些合同大致相当于"项目管理"关键词中包含的项目章程，并向学生介绍了这种标准的项目管理实践。协调项目人员的额外负担意味着教师在将复杂的数字项目整合到课程中之前需要仔细考虑时间投入。

但是……评分怎么办？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评估数字作业！"

以新媒体和数字格式完成的作业通常会给习惯于评分传统论文的教师带来挑战，因为他们不熟悉学生的数字输出。本集合包含或链接了学生作品的例子，如"语言学习"关键词中的"身份文本"视频和"多模态"关键词中的"水牛漫游之地"视频，以给教师一些学生可能对数字作业的评估方法。

"评估"关键词还探讨了数字环境中的各种评估实践，包括评估设计、交流、过程、参与、探究和专业发展、整合和技术。对学习的反思可以成为那些难以评估数字作业产品的教师的有用工具，因为它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学生在作业过程中的思考，而不是最终产品。除了"评估"和"电子档案"关键词中的反思模型外，还可以参见"劳动"关键词中的"世界文学时间线"作业，其中包括对创建时间线和通过创建过程学习的500字反思。其他数字作业，如"策展"关键词中的"编码挑战，INF 2331H：书籍的未来（2016年冬季）"，要求学生记录他们的设计选择和背后的理由。

新类型的作业需要一种阐明明确目标、目的和期望的评分策略。正如学习和教学透明度项目所证明的，对评分标准和学习过程的开放可以帮助缓解评估挑战，通过将所有学生带到相似的起点，并给他们成功所需的知识（Winkelmes 3）。《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包括多个评估各种作业类型的量表（可通过"量表"标签找到），例如"历史"关键词中的"历史Twine项目量表"，它给出了评估学生创建的互动游戏的标准。即使工件是作业而不是量表，通常也会附有量表。例如，Katherine D. Harris使用AAC&U的团队合作VALUE量表来帮助她的学生在完成"稀有材料协作本科研究项目"（"界面"关键词）时认识到他们正在学习的技能。这个量表划分了评估团队合作的标准，并概述了每个标准从基准到顶峰不同级别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教师可以将不同的作业与量表上的不同级别对齐，并关注特定标准，或者他们可以使用量表与学生进行更全面的团队合作技能交流。重要的是，这个量表"旨在衡量过程的质量，而不是最终产品的质量"（AAC&U）；因此，它与上述通过反思揭示过程的做法很好地契合。因此，量表可以成为教学设计、与学生交流和评估的工具。

但是……如果学生反对怎么办？

"我的学生可能会讨厌使用数字工具，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和失败！"

数字教学法需要重新思考课程、学生学习成果和评估。它不仅仅是使用华而不实的工具。教师必须致力于修订，也许还要与学生一起经历一些挣扎。

学生的抵抗可能源于多个因素。虽然教师有时假设学生是"数字原住民"，但多项研究表明，最近两代学生是数字技术的高功能消费者和使用者，而不是流畅、批判性的数字工具使用者（参见《数字原住民辩论》[Lieberman]）。因此，教师在采用数字教学法时可能需要嵌入用户策略和评估技巧。例如，在一个视频教程中，Diego Bonilla后退一步，阐述了"在电子设备上阅读"的策略。或者学生可能需要进一步练习注释印刷页面——参见Mark Sample的作业"调查（奥斯卡·瓦奥）"。

虽然教师应该考虑学习曲线，但他们应该鼓励学生采取批判性视角，这将帮助学生理解他们使用的工具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同时采取数据素养视角，鼓励围绕隐私和监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但是……数字教学法算教师绩效吗？

"数字教学法不会计入晋升、终身教职或进步！"

尽管围绕使用数字工具有很多热情，校园内的专业发展实体的鼓励，以及高等教育圈的讨论，但任何数字教学实践的部署都会影响工作量，并可能影响职业发展。为了防止尝试数字教学法带来负面后果，并且因为每个机构环境都是地方性的，我们提出了一些评估你的机构文化并记录、反思和倡导这些创新教学策略的策略：

● 与你的系主任讨论变化。

● 如果有的话，与教学设计师或教学与学习中心合作。

● 评估校园可用的技术。

● 评估学生对技术的访问。

● 寻找校园内正在将技术与教学法整合的教师。

● 保留教学大纲的不同版本，以便在年度审查材料中进行比较。

● 准备好一个"电梯演讲"（elevator pitch），说明技术如何改变了课堂的学习成果。

最后一个建议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教师的热情有时会导致对特定作业、课程重构或更大的课程影响进行冗长的解释。虽然描述这些教学转变的实际语言通常通过反思性文章传达，但专业进展文档必须考虑行政受众，他们可能不熟悉学科或教学创新。

数字教学法工作的解释可以借鉴一些最近发布的新媒体和数字人文工作的专业进展材料，借用这些材料中包含的语言、结构和定义。例如，参见"缩小评估差距"，它指向了人文学者实际撰写的专业进展报告（Cohen和Troyano）。在另一种情况下，实施数字教学法的人可能受制于机构的定性和定量学生评估，其中学生可能将课程修订描述为不成功。在这些情况下，在你的专业进展材料中提供你自己对将数字教学法纳入课程的反思很重要；例如，参见"在专业阶梯上升——晋升为正教授的叙述"（Harris）。虽然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优先考虑终身职位或终身轨道职位，但提供的实际语言可能对所有数字教学法实践者都有用。

但是...这一切听起来令人生畏！

"我感到不知所措！这真的可行吗？"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在课堂上实施数字教学法的战术建议；作为结论，我们现在提供以下一系列战略指导：

● 选择一个你能够教授第二、第三、第四次的作业或课程，这样你可以根据结果和反馈每次进行修改。

● 在课程间节约资源：选择一个可以在多个课程中使用的工具或作业。不要在一个学期内做多个新事物。

● 如果你是数字教学法新手，从一个单一的作业开始。

● 如果你准备做更大的尝试，确保为你的作业搭建支架并重写评分标准。

● 记录你和你的学生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的地方。

● 在教学大纲中留出"技能日"——或多天短暂的技术相关课程——以提供数字工具的指导，并检查学生是否遇到问题。

● 让学生持续反思过程：在中途、每个技能集之后——而不仅仅是在学期结束时。

● 让学生互相合作；他们会教会对方不知道（或不需要知道）的东西。

● 评估并修改部门规定的学习目标（或学生学习成果），并用适当的语言将它们添加到你的教学大纲中。

如果开始数字教学法冒险仍然听起来令人生畏，而且校园里没有教学设计师来帮助这个过程，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日记练习开始，头脑风暴学生学习目标。以下提示旨在作为分步指南，帮助教师开始这个过程：

1. 这个作业的预期知识获取是什么？

2. 学生将如何展示这种知识获取？

3. 你将如何展示过程比最终产品更有价值？

4. 你将如何评估合作（参见团队合作价值量表）？

5. 是否会将同行评审或评论纳入作业中？

6. 过程和结果是向全世界公开还是仅向学生公开？

7. 这个作业在学期中的位置是什么（第一个作业、最后一个作业等）？

8. 这个作业如何与你的课程更大目标相匹配？

9. 你将如何在这个作业中发展的知识或技能的基础上继续建设？

10. 完成作业需要什么资源（例如，访问订阅数据库）？

11. 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技术熟练度？

12. 是否需要实验日来学习技术或展示过程或最终项目？（如果需要，确保在日程中留出时间）

13. 工作将在课堂上完成还是在课外完成？

14. 你将如何在课堂讨论中参与这个作业的过程和结果？

15. 你是否为作业留出了检查点或检查时刻（特别适用于学期后期或需要几个步骤的作业）？

16. 这个作业与不使用技术的以前作业有何不同？

17. 你能否将项目浓缩为一个单一的研究问题给你的学生？

毫无疑问，这个集合的读者将遇到额外的"但是"，并可能想出一些自己的。我们鼓励继续头脑风暴如何反驳对创造性和批判性数字教学法的异议，并通过#curateteaching和#citepedagogy标签继续对话。

人文学科数字教学法发展历史

这个项目作为教学工件的策划集合的想法最初出现在2010年底的数字教学法对话中，当时Jentery Sayers（后来成为四位项目编辑之一）在《数字人文问答》上创建了一个论坛主题，标题为"我们如何向本科生介绍数字人文？"他对"示例课程？教学大纲？网站？项目？课程？提示？"的请求在两年内收到了20个回复，范围从讨论教学生编程到阐明贡献者不是教授数字人文而是采用"DH风格"。许多回复包含了教学材料、教学大纲、作业、提示和阅读材料的链接。同时，关于教授数字人文和"数字人文风格"的对话以如此短暂的方式在Twitter上分享（在Twitter创建引用、链接或保存推文的功能之前），以至于大多数提供的教学材料都消失在Twitter流的洪流中。Sayers在《数字人文问答》上的查询是对社交媒体对话短暂性的一种回应——试图在一个地方收集教学材料和建议。随着人文学科教师对数字人文作为一个领域的兴趣增长，以及缺乏一个稳定、用户友好、可搜索的教学材料存储库，许多教学密集型大学的教师渴望他们可以信任的"数字人文风格"示例。

这个初始时刻说明了促使《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创建的一些问题。显然，人们对数字教学法对话有很大的兴趣，这在数字人文社区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同时，数字教学法与教授数字人文并不相同，在这种背景下有被忽视的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学术基础设施，数字教学法在保存和有效分享构成它的教学材料方面也面临挑战。如果这些教学材料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认可为一种学术形式，教师可能会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教学材料，而不必创建在线存在或维护网站。

这些需求——放大数字教学法对话、将数字教学法与数字人文区分开来，以及建立组织、保存、分享和赋予数字教学法材料权威性的学术基础设施——是《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的灵感来源，该项目于2012年由Jentery Sayers、Katherine D. Harris、Matthew K. Gold和Rebecca Frost Davis作为编辑共同组建。当时担任MLA Commons管理编辑的Nicky Agate在她2015年对四位编辑的采访中讨论了该项目的起源和方向。在这一部分，我们简要回顾并强调这些需求如何塑造了项目的发展。

数字人文中的数字教学法

对数字人文的热情和围绕它的社区为数字教学法实践者提供了多个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声音并培养新的实践。例如，2005年，Melissa Terras在她的数字人文会议主题演讲中呼吁认可数字人文中的教学法，并在2006年的文章中基于对数字人文项目、项目和教学大纲的回顾进行了阐述。由Matthew K. Gold领导并在2008年和2009年获得国家人文基金会（NEH）数字人文办公室资助的多机构"寻找惠特曼"项目，涉及通常不包括在数字人文工作中的机构——纽约市技术学院、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和玛丽华盛顿大学（除了纽约大学），并专注于学生体验而非研究。在致力于通过在文理学院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推进学习的非营利倡议国家技术与文科教育研究所（NITLE），Rebecca Frost Davis组织了广受欢迎的数字人文网络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更多地成为了关于数字教学法的对话。

2011年MLA大会上由Kathleen Fitzpatrick组织的"数字人文的未来和历史"小组讨论，Katherine D. Harris作为教学密集型机构的代表（见Harris，"进/出"）。虽然那个小组经常被认为是关于数字人文学者是否应该懂得编程的重要辩论的起源，但2011年MLA也为讨论数字人文与教学法的关系提供了空间，将其作为一个建立在许多其他教学学科实验、结构和创新基础上的领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Lisa Spiro在2011年数字人文会议上的演讲"理解134个DH教学大纲"继续了发现课程创新的线索，这一直是数字人文社区的一部分。Harris、Sayers和Diane Jakacki有机会在2012年数字人文暑期研究所（DHSI）的第一个"人文学科数字教学法"为期一周的工作坊中测试数字教学法对数字人文的重要性（"参与者"）。这里的关键创新是关注教学法，并日益认识到教学法必须被认可为数字人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认可使数字人文社区成为讨论数字教学法的完美宿主。

超越数字人文的数字教学法

即使在数字人文中蓬勃发展，数字教学法也存在于其之外。在人文课程中使用数字工具、方法和材料的历史早于数字人文，正如1976年拍摄并现在可在互联网档案馆上观看的15分钟纪录片《超文本：布朗大学英语和计算机科学的教育实验》所展示的（Van Dam）。这个视频突出了文学与使用计算机激发诗歌探索性思考之间的关系。影片采访了一位教师和几位学生，其中许多人声称他们原本认为计算机会使文学研究变得"冷酷"。然而，当学生们使用超文本在小组中标注诗歌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吸引住了，发展了研究和共享知识。学生们即使在屏幕上也感受到了诗歌的情感共鸣，因为他们通过计算机探索语言、形式和意义时与文字有了亲密的接触。正如最终报告中引用的一位项目团队成员所说：

      我认为他们在系统上彼此交流，评论彼此的作品，阅读彼此的作品，欣赏它，赞美它，有时批评它，在小组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融洽关系。我想不出没有这种系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制这种关系。(Van Dam 12)

1976年的这部影片有效地证明并颂扬了数字教学法的关键概念，即在学生文学研究的背景下的游戏、实践和协作。

在许多不同的人文课程中都有多个例子使用技术，就像这个1976年的例子一样。数字教学法在人文学科中普遍存在；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像这样被颂扬然后被遗忘的例子，正是我们编制这个探索整个人文学科而不仅仅是数字人文中的数字教学法集合的原因。

我们也认识到，许多实践数字教学法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数字人文学者。例如，数字人文教学法的许多工作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建立在数字修辞和digirhet.org社区的基础之上，这两者都鼓励在教学法中发展社区和对技术的批判性分析（参见DigiRhet.org，"教学"）。Douglas Eyman在《数字修辞：理论、方法和实践》中解释道：

     正如标题["教授数字修辞：社区、批判性参与和应用"]所示，我们教授数字修辞的方法集中在三个我们认为是基础的关键元素上——理解和发展社区感（无论是在线还是在课堂本身中参与），关注对生产和传播技术的批判性参与，以及一种发展支持数字文本生产的应用程序熟练度的方法。

我们看到同样的重点出现在后来关于数字人文中教学法的对话中，这只是数字人文之外的一个社区中数字教学法对话也找到归宿的例子之一。

数字教学法在数字人文中挣扎寻找自己的声音

我们也看到需要在数字人文之外讨论数字教学法，因为它在那种环境中有被忽视的风险。尽管像2005年Terras那样呼吁关注数字人文中的教学法，但教学法常常被置于研究之后。Luke Waltzer在"数字人文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丑陋继子'"中指出，也许数字人文，至少在2011年MLA大会期间，只是在复制美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机构等级制度：教学法、课程开发以及教学与学习的学术研究仍然是Steve Brier所称的"大学的丑陋继子"。这些特定的探究路径继续被机构低估，并且比大多数人文学者开始职业生涯时所从事的基于学科的研究更少被学者积极追求。

Waltzer宣称，数字人文"没有足够地展示该领域核心的价值观和经验如何可能重塑人文学科在未来大学中的角色"。虽然教学法已经在讨论中，但它有可能在混乱中被遗忘。本质上，Waltzer呼吁数字人文承担起数字教学法的责任，发展一种注入数字方法的有意识的教学和学习。Brett Hirsch 2013年编辑的《数字人文教学法：实践、原则和政治》开始了一些这样的工作，聚焦Waltzer强调的那种教学法。

Waltzer的呼吁是加强数字教学法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有时在数字人文社区内部发生，有时在其之外发生。Terras、Waltzer和Brier指出的一些问题在2011年MLA大会后的一年内得到了解决，以一种包容、探索性、富有成效和令人兴奋的方式进行，包括建立《混合教学法》和《交互技术与教学法期刊》——这两者都避开了"数字人文"的称号，而专注于由混合和交互技术推动的教学法的技术创新、失败和进步。随着所有这些对话，一个致力于数字教学法的社区正在崭露头角，并开启了对当前技术创新的丰富探讨，正如数字教学法对话的先驱Holly Willis 2010年的视频"什么是数字教学法？"所展示的那样。

同样，HASTAC学者Susannah McGowan质疑将自己定义为数字人文学者的必要性，而是在"通过教学建立对数字人文的理解"中为对话提供了一个教师/学者模型：

      关于您构建该项目的过程,您是否可以与学生分享? 或者如果您是学生,您是如何在课堂上与数字人文项目互动的?

罗杰·惠特森在2011年评论THATCamp Pedagogy,这是第一次THATCamp专注于数字教育,而不需要将其归类为数字人文。惠特森认为,数字教育作为一个平行发展的领域,也需要考虑与数字人文相似的职业晋升政治。

在2012年MLA年会上,数字人文学者不再专注于自我定义,而是主动邀请非数字人文社区参与前会工作坊和数字教育海报会议。2012年MLA年会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对数字感兴趣的人跃跃欲试,自己动手使用数据,邀请学生参与,并考虑非主流的学术职业道路。但是,许多人仍然挣扎于为自己的工作定义数字人文这一理论和方法论,包括斯坦利·费什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极具侵略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的新书《计划的过时性》和马修·K·戈尔德2012年编辑的著作《数字人文辩论》展开了交锋。这些关于数字人文的争论有时会掩盖数字教育,数字教育也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这只是部分与数字人文教育重叠。类似地,最小计算运动也源于数字人文的对话,但已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在课堂上做DH》一文中,戴安娜·加卡基和凯瑟琳·福尔指出,即使在戈尔德的《数字人文辩论》中发表了专注于教育的文章,数字人文似乎也缺乏对教育的讨论。加卡基和福尔阐述道:"数字人文教育与将技术融入课堂的一般做法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课程学习目标的目的性;换句话说,我们如何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引导学生获得新的理解形式。"这是对暗示的批评,即数字人文教育仅仅是利用技术进行教学,因此不如"真正"的数字人文有价值。他们反驳说,将学生纳入该领域需要重视教育,超越高等教育中固有的等级制。

到2019年,数字人文教育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出现了几本反思性文章集,包括《用数字人文教学: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工具和方法》(特拉维斯和德斯潘)和《在课堂上使用数字人文》(巴特斯希尔和罗斯),以及其Scalar配套站点,全面阐述了许多关于用数字人文进行教学而不是教授数字人文的指南、定义和思考。尽管这些学者教师都在数字人文社区内工作,但反复需要捍卫和划定教育的位置表明,教育的地位仍然是临时的。通过关注人文领域的数字教育,我们的项目试图在数字人文内外开辟数字教育的空间,以保护和延伸这些对话的关键方面,否则可能会被忽视。

数字教学学术基础设施

数字教学的声音可能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学术基础设施,从而可以授权这些声音以教学和学习材料的形式体现出来——我们称之为"教学人工制品"。我们的项目建立在这样一个数字教学基础设施的种子之上,但这个基础设施尚未完全实现。例如,Project Bamboo和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在2008—2012年的一个项目中响应了这一需求,该项目专注于共享技术服务。纽约市立大学学术共享空间(CUNY Academic Commons)是直接回应这些教师/学者问题的,它允许跨25个校区进行虚拟协作。数字人文问答章节也非常具体地回应了建立在线社区的呼吁,其中有一个标签为"课堂上的数字人文(DH in the Classroom)"的类别。Twitter上的数字人文社区在分享教学大纲、有趣的作业和有用的结果方面非常有用,Zotero的"数字人文"小组也是如此。由Geoffrey Rockwell管理的2009年和2010年"数字人文一日"(Day in the Life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项目及其后续的所有迭代,允许参与者写关于教学日的文章。自2011年以来,已经创建了许多在线期刊和知识库,以提供共享教学人工制品的机会,例如《混合教学法》(Hybrid Pedagogy，2011年创刊)、《互动技术与教学学报》(The Journal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Pedagogy，2012年发表第1期)、《TheJUMP+》(2010年发表第1期，2012年重新启动)、《英语教学工具箱》(Pedagogy Toolkit for English。Christie，2014年创建)、美国历史学会的"课堂材料"知识库,以及《学术写作作业》期刊(Prompt: A Journal of Academic Writing Assignments，2016年发表第1期)。

数字人文教学的愿景比印刷选集或多模态的、分散的教学材料库更大,它围绕着2011年现代语言协会(MLA)年会上达到高潮的数字人文热潮而发展。这本书的概念和理念是经过几年的发展而形成的,但2011年1月的那一刻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围绕数字人文和新的出版模式的能量来扩大对话,使学生与数字学习、教学和学术模式的互动价值更加明显。在这个分水岭时刻,两位编辑Harris和Sayers走到一起,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数字教学出版物,然后邀请Gold和Davis（本文的两位作者）加入这个项目。

在《计划性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一书中,Fitzpatrick呼吁要认识到过程、协作、重组和礼物经济,四位编辑在此基础上构想了一个经过同行评议的出版物,它主张将教学材料作为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然后免费公开地分享这些材料,以促进这种礼物经济。通过与Fitzpatrick的合作(当这个项目在MLA签约时,她担任学术交流主任),以及在此后的几年里与MLA的许多其他人的合作,包括Nicky Agate和Anne Donlon,这个项目寻求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既是一个出版物,也是一个数字教学的基础设施。

将教学材料作为学术成果

这个项目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围绕共享教学材料而制定正式的流程。2012年,当编辑们决定关键词,在"Twitter"上搜索各种策划人,并且总体上试图捕捉所有在线公开的创新教学材料、评分标准、教学大纲和作业时,编辑们也发现了许多这些材料的短暂性以及它们对教学创新未来的重要性。教师不是在真空中创建课程的,也不总是有时间去创新。

派生

正如Brian Croxall在"派生你的教学大纲"一文中所说,"好的教学往往来自于改编或直接窃取别人优秀的作业、课堂活动、教学大纲,甚至是讲义。"重组作业——接受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并朝新的方向扩展，可能是一个明智之举。协作、重用或重组另一位教师的作业,可以让教师整合另一位教师工作的成功和失败之处。这也使教师不必第一次用自己的学生来测试作业。

在跨博客和"Twitter"的对话中,这种重用和改编作业的现象被称为"派生",这是一个软件开发中用来描述同一代码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术语。然而,如果没有既定的引用惯例,教学圈子里发生的重组、重用、黑客攻击和修改就几乎没有证据。

致谢

Lisa Spiro在她2011年数字人文会议演讲中强调了一个潜在的引用模型,她分享了Rob MacDougall 的数字历史教学大纲上的致谢,这些致谢指出该课程源自William J. Turkel的一个版本,以及借鉴了Jeremy Boggs、Amanda French、Jo Guldi、Mills Kelly、Jeffrey McClurken、Paula Petrick、William Thomas和Ethan Watrall的数字历史课程。在缺乏正式的教学大纲引用系统的情况下,致谢标志着教学大纲、作业或评分标准的构建所涉及的智力严谨性和学术交流。教师可以在年度评估中使用这些致谢来证明他们的影响力;致谢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其他人已经测试过这些作业,而且另一群学生已经尝试过这些新形式。总而言之,用文化遗产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出处"。正如Harris在她2012年的博文"教学大纲上的致谢"中所阐述的那样，正式引用确立了一个想法的出处,产生善意,并确立了教学创新的影响力。

尽管致谢是一个有益的发展,但正式引用很少用于教学材料,也不是学术记录的一部分。在2014年的"ProfHacker"文章"引用教学大纲"中,Konrad Lawson回到了重复使用教学材料的正式过程这个想法。Lawson赞同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可以支持教学大纲引用,例如将教学大纲发布到在线知识库以进行保存、标明版本和其他元数据,以及添加开放许可;开放许可有助于明确一项工作是否可以重复使用以及应该如何引用。越来越多的教师正在为他们的教学材料添加正式许可,这种做法可以增强和鼓励引用实践。由Creative Commons提供的许可为开放共享和致谢提供了法律框架("分享你的作品"),从而有助于将这两种做法正式化用于教学材料。

引用的实践

通过检查"数字人文教学"中教学材料使用此类学术惯例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些实践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线公开分享教学材料使得它们的重复使用和重组变得更加透明,因此特定教学大纲和作业的历史通常可以追溯到。

对比两个由多位教师重复使用的作业示例的学术处理,凸显了引用教学材料的好处:（1)基于"Google Sheets"创建Twitterbot;（2)让学生参与"特权漫步",这是一项让学生根据一系列关于特权的陈述向前或向后迈步的活动。第一个例子是该集合中最常见的人工制品——在"历史""开放""游戏"和"诗歌"关键词中出现了四次，其创建者Zach Whalen在每种情况下都得到了明确的认可。相比之下,"特权漫步"活动的出处就不那么明显了;虽然该活动本身以"YouTube"视频的形式迅速传播,并且在线很容易找到说明,但其起源尚不清楚。事实上,策划人Toniesha Taylor无法确认她为"社会正义"关键词找到的该活动的第一个例子,因为使用它的教师不是原创者,也无法授予许可。反而,Taylor指出了一个公开发布在网上的早期版本,并参考了其他几个例子(都没有指向共同的起源)。虽然许多学生从这项活动中学到了东西,但原创者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因其创新而获得认可。

在"数字人文教学"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派生的例子。Kathi Inman Behrens在关键词"界面"中指出了一个例子,即人工制品"可视化未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其中Ryan Cordell改编了Paul Fyfe在他的文章《如何不读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首次描述的作业。由Vimala Pasupathi撰写的作业"常用书作业"发表在《互动技术与教学学报》上,在该集合中出现了两次(在关键词"作者身份"和"阅读"中),但也出现在Joseph Adelman派生的版本中(在关键词"档案"中),该版本在Pasupathi的文章中承认了其来源。所有这些例子都源于作业在期刊上的正式发表,这使得带有署名的派生成为可能,因为引用是一种学术实践。

不属于正式出版物的作业可能不太容易引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通过以正式的方式引用教学材料,我们可以提高这些教学材料本身作为研究和学术的价值。为了模拟教学材料的正式引用,每个关键词都在其引用的作品列表中完整引用了所有策划的人工制品。

开放许可

该集合中人工制品使用开放许可的情况提供了另一种评估教学材料正式学术过程成熟度的方法。在"数字人文教学"中策划教学人工制品依赖于数字教学实践者公开分享教学和学习材料。为了充分实现这个项目的愿景,材料必须在开放许可下正式共享,以便它们可以存档在MLA"人文共享空间"知识库中。这种正式发表的要求给该项目带来了一个主要障碍。在该集合的人工制品中,290个,即49%,已经在网络上以某种形式的许可公开发布,从最开放的知识共享许可到个人版权不等。对于那些没有许可或受个人版权保护的作品,策划人要求创作者填写MLA为该项目创建的许可表格——该表格授予CC BY-NC许可,这是一种知识共享许可,要求署名并允许对许可作品进行非商业性重复使用("署名")——或者他们在人工制品本身上放置同等开放性的许可。

最终,244个人工制品,即41%,通过MLA许可表格获得许可,而163个,即28%,通过知识共享许可以其他方式获得许可;17个具有某种其他形式的开放许可;另外三个的创作者以不同的形式授予了许可。另有85个,即14%,仍受某种形式的版权或限制性许可的保护,78个,即13%,没有指定许可。这两种情况都限制了重复使用;这些人工制品只能通过屏幕截图捕获并通过URL引用。几位在个人版权下正式许可作品的创作者(这并不明确允许重复使用)填写了许可表格,允许MLA在"人文共享空间"知识库中存档他们的作品,以便其他人重复使用。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虽然关于数字教学的开放性是一种发展良好的实践,但是支持这种开放性的策略,如用许可标记材料,仍然需要努力。只有略高于四分之一的人工制品最初标有支持在该项目推动之外重复使用的许可。其他74%的创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需要许可才能重复使用,或者可能没有认为正式标记教学材料很重要。缺乏支持重复使用的正式姿态表明,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贬低了在该行业中开发创新教学材料的价值。我们鼓励教师引用他们教学实践的来源,公开分享自己的教学法,并用开放许可标记它,所有这些都将允许其他人重复使用教学材料。编辑们很自豪,通过MLA权限流程,这个项目支持这种正式实践,促使对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享人工制品进行开放许可,并希望这个模式将有助于在整个人文学科中教学分享的成熟。

译者：邱劼，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学生研究员。

文章出处：Davis Rebecca Frost, Matthew K. Gold, and Katherine D. Harris. 2020. “Curating Digital Pedagogy in the Humanities.”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7613/55a0-am43.

前言

如今，几乎不可能在课堂上不使用技术。然而，这种参与往往是没有计划的，是课程的附带内容，或者是评估不足。而且，对于那些对课堂上的技术教学持谨慎态度的教师来说，这种参与甚至会被视为对课程 “真正 ”工作的干扰。

当有效的教学直接、有意识、有目的地与网络和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的数字工具、平台和方法相连接时，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学生如何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平台和方法，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和合作，并加深对所学学科的理解？在现代网络背景下，有效的、创造性的、积极的和参与性的教学法是什么样的？

这些的所有的问题本文《策划〈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都会列出来解决。不像很多关于教学的文章，它们使用了二手的教学资料和授课经验。本集合提供了可以帮助教师探索他们的教育实践的扎实的教学资料。本集合旨在指出教学中的困难——整合资料，例如教学大纲、作业布置、课业网站、阅读、评分标准，甚至学生创作——教育人员可以自行改编课程内容。该文是由关键词关联在一起的；每个关键词包含一个由学者整理的说明，附上了带有注释的与关键词有关的十个材料。总的来说，通过59个关键词，该集合提供了573个独一无二的内容，包括直接的数字教育实践案例和可以被重复使用和整合的教学模型设想。

论文的结构和它关注的教育学实践模型表现了一个教学理念，我们觉得这对在数字教学的新老教师们都会很有用。实际上，我们设计了人文学科中的数字化教学设计与管理来回应更广泛的受众：

1. 想要使用更多工作案例在课程中的高等教育的工作者们；

2. 想要阅读关于广泛使用技术来教学的数字教学学学者们；

3. 特别关注数字教学案例的学者型教师，其中有一或者两个关键词与他们的专业领域直接相关；

4. 研究数字方法论和想要了解数字教育案例的在校学生；

5. 正在寻找创新教学案例的来自教学或者学习领域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分享给感兴趣的同事；

6. 想要找寻创新工作方式运用在在线、混合或者网页增强课程的制度设计者；

7. 正在考虑他们学术课程如何使用新技术的管理者。

作为教师、学生、工作人员和管理者探索该集合广泛的内容，例如收藏和创建数据集的能力，会使得将数字教学法与其各自领域结合的过程更容易。

为什么是“数字教学法”？

在将这个集合命名为《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时，编辑们表明了我们对人文学科和数字教学法的关注，我们认为后者是一个领域。"数字教学法"这个术语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一个丰富的教学实践领域，该领域利用数字工具、平台和方法，既塑造又被新兴的数字生态系统所塑造。这些实践中有些源于学术实践中新数字工具和方法的出现，而另一些则源于更大的全球背景——一个知识在数字网络中被创造、共享和重新混合的全球网络世界。还有一些则源于为学生做好准备，以便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活、工作和采取政治行动的呼吁。将"教学法"与"数字"配对表明了这些实践的刻意性；我们同意保罗·法伊夫在2011年《数字教学法的非插件版》中的断言："在没有数字教学法的情况下用技术教学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之前曾被问及我们如何定义"数字教学法"，虽然前面的句子包含了我们定义的核心，但整个集合采取了一种更加分形的方法：在收录的近600件工件和59份管理声明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在数字技术中、通过数字技术以及与数字技术一起教学的含义。事实上，我们将数字教学法视为一种"方法"而非一个"事物"；它最好通过其各种参与者的多样实践来理解，我们设计这个集锦就是为了突出这些实践，并帮助其他人开始参与其中。[1]

编辑们从收集的证据出发，而不是从分类法或统一的数字教学法理论出发，创建了一个经过策划和同行评审的数字教学法学术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记录了人文学科中数字教学和学习的丰富文化，并将通过为教师提供模型和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证据来继续产生未来的用途。我们的方法基于"学术即对话"的比喻，这是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在《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中确定的信息素养阈值概念之一，解释为"学者、研究人员或专业人士社群进行持续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不同的视角和解释而产生新的见解和发现"。这种对学术的广泛理解适应了数字教学法对话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从作业提示与学生回应的交流到在线公开分享教学材料。它还为在对话中分享多元的声音和观点提供了空间。

为什么选择数字格式？

《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利用数字优势使数字教学法的工作变得可见，这些工作在传统的教学与学习研究方法中实际上被遮蔽了。这种数字格式允许我们放大那些实践数字教学法的声音，这些声音和对话可能因为不在研究密集型机构，没有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或者因为教学在人文学科数字方法讨论中常常被置于学术之后而被忽视。总的来说，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数之多证明了数字教学法对话的力量和规模：四位编辑，84位策划者，以及700多位工件创作者。[2]

此外，通过关键词组织——这些词在不同的话语社群中有着争议性的含义，为这个跨越多个实践或对数字教学法感兴趣的社群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定义性的分类法和多个切入点。这些社群包括围绕计算机和写作、数字人文、数字修辞、数字古典学、语言学习、媒体研究、网络学习、在线教学与学习、开放教育和公共历史（仅举几例）而建立的网络（正式和非正式的）。

这个集合包含什么？

那么，读者在这个数字教学法集合中会找到什么？该项目围绕代表重要概念的关键词组织，这些概念可以用来组织使用技术进行教学的工作。对于每个关键词，我们邀请了一位策化者（或一组策划者）来汇集关键词条目的以下四个部分：

● 策划声明，其中策划者解释并将关键词置于数字教学法的语境中；

● 十件经过策化的教学工件，用以说明该关键词，每件工件都附有元数据和注释；

● 五份相关材料，用于进一步阅读关于该关键词的内容；

● 引用作品列表，包括为所收集的每件工件制作一条索引。

关于我们基于关键词的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人文学科中的数字教学法：“结构与方法”部分中的"关键词"。

数字教学法的关键概念

什么是人文学科的数字教学法？这些众多的声音在说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中得出什么结论？

虽然我们抗拒给出一个单一的统一定义，但审视这个集合中的关键概念可以说明关键词和工件如何代表了一种多声、丰富多样的数字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实际上在许多类型的大学和学院中得到实践。我们通过分析策划声明中的教学法讨论，对策划人的介绍性声明和工件注释进行主题修辞分析，并寻找集合中工件的模式来得出这些概念，同时借助信息管理方法，如索引和标记，以及关键词交叉引用的网络分析。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关注数字教学法的六个关键概念：开放性、协作、游戏、实践、学生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们简要解释每个概念及其对数字教学法的重要性，并通过例子说明这些概念如何在整个集合中体现。[3]

对于数字教学法的新手来说，每个概念分享的例子为可能看起来数量庞大的教学工件提供了现成的切入点。

开放性

开放性——被理解为实践的透明度、边界的消除以及内容、工具和想法的分享——是数字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有许多蓬勃发展的教师社群在网上公开分享教学理念和材料，这使得《人文学科的数字教学法》成为可能。其中一个社群以数字人文为中心，Lisa Spiro将其开放实践描述为"思想的开放交流、开放内容和软件的开发，以及透明度"（“This Is Why We Fight”: Defining the Value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还有一个强大且部分重叠的社群在各种学科中实践开放和公共教学法——特别在"网络""开放""在线"和"公共"这些关键词中突出，其中"开放性"不仅关乎教与学过程的透明度，还关乎打破课堂界限，让学习者与自己同学之外的社群互动。其他人则通过开放获取学术的方法接触这个话题。JISC的《开放实践：简报》记录了各种开放教育实践，包括开放和公共教学法、开放学习（免费且公开可用的在线课程）、开放学术、开放分享教学理念和开放技术（Beetham等人）[4]。最终，所有这些开放性都建立在自由和开放互联网的原则之上（“A Healthy Internet”）。

数字教学法还包括教学实践的透明度，即使当这种实践不成功时，正如关键词"失败"所强调的。在《入门物理学中基于研究的教学策略的使用》中，Henderson等人提出，教师成员可能停止课程创新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创新的透明度，这种创新通常被过于乐观地呈现，且缺乏成功实施所需的细节。关于数字教学法方法，成功和失败的公开讨论可以帮助其他实践者避免这些陷阱。

数字教学法中的开放性也可能意味着揭示以前隐藏的学习实践，例如当个人阅读变成社交注释时产生的透明度（见关键词"注释"和"阅读"中的例子），为教师写作变成为班级或公众"博客写作"，或笔记记录变成"推特笔记"（关键词"混合"中的一个工件）。当这些实践超出课程中的教师和学生范围时，就会扩大学习社群。

许多关键词还包括揭示数字创作背后思考的过程文档示例；对于"文化历史工具包"这个工件，"实践"的策划人建议学生写理由说明他们的研究和设计过程。这些文档使学生的学习对学生和教师都变得可见。

数字教学法中开放性的第二个方面与开放获取出版和开源软件运动一致，其目的是允许免费使用，可能还包括内容、数据、工具等的重新混合和再分发。开放教育资源（OER）包括免费和公开可用的教科书、模拟、游戏、作业和其他支持学习的教育资源。虽然在线有大量开放内容，但可发现性和质量是采用的障碍（Guthrie等人）。一些资源库（例如，OER Commons、MERLOT和OpenStax）试图通过提供OER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扩大课程范围，同时为学生节省教科书购买费用。

本集合中的几个关键词突出了一些可以添加到各种人文课程中且在更传统课程中不容易获得的免费OER内容。参见为"侨民""原住民"和"种族"等关键词策划的资源，它们提出了西方正典的替代选择，以及在"专业化"和"项目管理"下共享的资源，它们挑战了人文学科是理论而非实践的传统理解。由于这些关键词都关注人文学科讨论和教学中有时被忽视的领域，策划人指出了帮助初学者入门的资源。

其他工件利用了作为开源软件创建的免费工具，如在"种族与数字"课程网站和包含在关键词"数字鸿沟"中的学生项目使用了在线出版工具Scalar。

最后，开放内容对于关键词"重混"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实践依赖于从多个来源汲取内容进行创作的能力。

协作

个人实践的开放性使协作成为可能，协作是刻画数字教学法的另一个关键概念。

关键词"协作"的核心地位通过它在集合中被最多交叉引用的状态得到证明（它被列为其他30个关键词的相关关键词）。协作是数字教学法文化的基础，因为它在实践数字教学法的多个社群中很重要，比如开放、网络化学习社群，正如关键词"网络"和"在线"[5]所描述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法，协作性作业和项目被认定为促进学生参与和留存的"高影响力教育实践"（Kuh）。正如美国大学与学院协会（AAC&U）的《团队合作价值评估量表》所解释的，这些实践已在学术界广泛采用，为学生准备了当今毕业生所需的团队合作技能。[6]

在数字教学法社群内，在线公开分享教学实践导致了通过连续协作开发的作业，这在"界面"关键词中描述的作业重用和改编中得到了说明（参见"可视化未读维多利亚小说"工件），以及在"迭代"关键词中描述的"60秒概念"作业的演变中。标签大纲，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允许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利用社交媒体标签的网络力量，创建一个针对当代事件的即时学习资源。例如，请参见"情感"中的"脱欧大纲"工件，"协作"中的"教学#BlackLivesMatter"，"标签"中的"#柠檬水大纲"，"种族"中的"弗格森大纲"，以及"性"中的"“Pulse Orlando Syllabus"。这种开放、协作的知识生产将学术界外的声音带入了传统的学术大纲结构中。

从"语言学习"中的正式课堂协作，到课程和个人学习者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如FemTechNet协作组织创建的分布式开放协作课程（DOCC），作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的女性主义替代方案，在"协作""性别""网络"和"在线"关键词中被引用——再到"网络"关键词中"Peeragogy手册"所实现的无教师协作教学。

当协作学习打破课堂界限，让学生与更广泛的社群一起学习时，它也借鉴了开放性的概念。学生可能参与danah boyd所称的"网络公众"——通过数字网络互动的社群——例如ds106自导式、群体数字故事讲述课程（包含在"重混"和"讲故事"关键词中）和"数字多样性大纲"（"数字鸿沟"），其中学生在一个学期内参与数字社群，将这种经验与课程内容联系起来。学生还通过在本地社群中共同创建数字项目来跨越传统界限进行协作，如"我们的马拉松"（"社群"）和"历史收获"（"历史"）项目。在"精巧的性别重混展览作业"（"重混"关键词）中，美国和芬兰的学生通过围绕性别主题重混彼此的艺术创作来实践全球网络学习，这个概念在《协作在线国际学习课程开发教师指南》中有所描述。

邀请学生进入负责构建大型数字项目和转变学术交流的同一学术领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传统教学法进行修订。许多工件以协作制作数字项目为中心，无论是学生—教师协作研究，如Kathryn Tomasek的"惠顿学院数字历史项目"（"策展"），还是学生之间的协作项目，如"1868年米利肯'暴动'"项目（"劳动"）。除了"协作"关键词，"劳动""项目管理"和"社会正义"关键词也涉及技能的发展和对这种协作知识生产给予公平认可的需求。特别参见"协作者权利法案"（"项目管理"）和"学生协作者权利法案"（"协作"和"劳动"）工件，以及"小组合同（COMM 4543）"（"社会正义"），它预先定义了协作项目工作的规则。

游戏

许多数字教学者共有的一个特点是愿意实验，尝试新事物，只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

在"未完成性"中，Amy Collier提倡"不满足每一个条件，不完全理解某事，不列清单检查每件事，不整理所有东西，不试图解决每个问题……而是为突破创造空间，带我们到新的和不可预测的地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Collier将这种方法与复杂性理论联系起来，解释了它在复杂系统中的效用。这种对新工具和方法的开放态度反映在"游戏"和"失败"关键词中。随着尝试的意愿而来的是当新事物没有如预期那样工作时对失败的容忍。由于实验和游戏常常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愿意接受开放式过程和结果可以成为应对技术变革加速的有效策略，因此成为实践数字教学法的人必需的资产。

除了技术变革，正如André Carrington在"未来"关键词中所论述的，这种愿意实验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具备在意外情况下坚持工作的必要毅力。在博客文章"他们是学生还是学习者？"中，David Warlick呼吁将"教师"改为"主学习者"，以远离许多课堂和机构因其本质而培养的略显对抗的关系。在游戏教学法中，教师与学生一样是终身学习者。这种对坚持和实验性方法应对新挑战的关注，符合像AAC&U的"LEAP挑战"这样的呼吁，要求毕业生培养必要的技能来处理无法通过现有方法和学科解决的复杂、非结构化问题（Schneider）。

Spiro在她列出的数字人文社群价值观中提出了"实验"，将其与经常与技术相连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以及科学方法联系起来。虽然"游戏"的概念与这种实验意义重叠，但我们更倾向于在数字教学法中使用游戏的概念，在这里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而是关注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此外，"实验"一词带有科学研究的含义，而科学研究往往比人文学科资源更充足，而实验和游戏的实践并不一定依赖于获取研究资源，正如Katherine D. Harris在"游戏、协作、打破、构建、分享：数字教学法中的'瞎捣鼓'"中所希望的方式。

游戏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一种创造模式。Mark Sample在"游戏"关键词中，将通过游戏学习的概念部分地与James Paul Gee的通过游戏学习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一论点在"博弈"关键词中也有体现，其中提供了"小世界""每日"和"拥抱朋克"等游戏作为例子。在Jentery Sayers的"原型文本"课程中（在"迭代"和"原型"关键词中都有讨论），学生通过玩文本来寻求理解——通过替换词语来扭曲文本，比如切换代词的性别，或在不同媒体中重现文本。其他作业让学生在现代社交媒体中重新创作经典文学作品，如"混合"关键词中的"公共文学Twitter角色扮演"。通过这种再媒介化，学生一方面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不同媒体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与形式分离的内容本质。"创客空间"也涉及这种游戏感，将"制作"视为创造性生产和认知方式。在该关键词的一个工件中，"解释性机器"课程的学生为他们的期末项目构建一个物品，以表达他们对课程主题文化交流的理解。

所有这些方法都要求教师在课堂和作业中为学生开辟空间，让他们找到自己通向知识的道路，这可能会采取意想不到的（通常是非常规的）形式。

实践

数字教学法有一个强烈的应用学习线索；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关键词都包含学生创造、制作和实践的作业。

正如Susannah McGowan所解释的，"让学生构建某物或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为学习提供了更丰富的背景（基于Lave、Brown/Collins/Newman、Bransford、Scardamalia & Bereiter的理论）。"这种倾向于体验式或应用学习的趋势体现在上文"游戏"周围描述的活动类型中，以及整个集合中分享的许多数字项目中。

像"代码""设计""实地工作""迭代""创客空间""实践""项目管理"和"原型"这样的关键词已经带有应用学习的意味。即使在与更传统人文学科相关的关键词中，如"小说""历史""语言学习""诗歌"和"修辞"，读者也会发现要求学生通过应用来测试他们的知识，通过实践来学习的作业。这种对实践的重点关注源于高等教育中更广泛的运动，如基于项目的学习和主动学习。许多"高影响力教育实践"都涉及学生将学习付诸实践的理念，如协作项目、本科生研究、服务学习、实习和毕业项目（Kuh）。

几个关键词认识到获取技能的实际方面：学生在学习人文材料的同时发展数字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例如，"语言学习"将数字教学法与21世纪沟通能力的发展联系起来。21世纪学习伙伴关系在其《21世纪学习框架》中倡导发展关键技能如批判性思维、沟通、协作和创造力的学习。我们的几个关键词——特别是"协作""劳动""实践""专业化"和"项目管理"——涉及这些类型的技能，以及其他职业主题。这些关键词肯定了人文学科的持久价值，并反驳了William Pannapacker在《不再有数字挑战的文科生》中描述的"错误却不断重复的说法，即艺术和人文学科学生的唯一选择是研究生院和失业"。

除了培养Pannapacker所呼吁的数字技能外，让学生参与实践的作业还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应用经验，他们可以在发展自我认识时利用这些经验，正如Marilyn Lombardi在《21世纪真实学习概述》中所解释的。同样，在《Kolb的体验学习理论：职业探索的元模型》中，Atkinson和Murrell将体验学习定位为职业探索的机会。

在阐明人文学科数字教学法在培养学生未来职业所需技能（包括数字技能和其他技能）方面的价值时，我们的策划人提醒读者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高等教育就是就业准备的概念。Spencer Keralis在"劳动"关键词中指出，虽然学生可以为未来工作培养技能，但我们作为教师，不能利用他们的劳动。同样，"专业化"关键词包含一篇文章，"你称之为专业主义；我称之为穿着三件套的压迫"，揭示了专业主义的语言可能对多元群体产生压迫的方式。

与游戏概念保持一致，主动学习项目通常关注过程而非产品，并将行动与反思配对，正如Carol Rodgers所解释的，这是将经验转化为学习的重要步骤。"评估"关键词中的"结构化反思"作业——学生反思他们从课程最终项目中学到了什么——说明了这种对基于项目学习的反思如何促进评估。

在其他作业中，实践帮助学生发展沟通和协作技能，因为他们与当地社区合作创建数字项目（参见"社区"关键词中的多个例子），共同构建数字创作以促进跨文化对话（"重混"关键词中的"精巧的性别重混展览作业"），或进行服务学习以解决"数字鸿沟"。虽然数字教学法中的大部分生产以数字创作的形式出现，但也有一些例子采用模拟技术，如"实践"关键词中的"在粘土上写作"或"界面"关键词中的"模拟抄写室"，学生通过烛光抄写文本，体验作为独特经历的手写技能的消失。在"非插件数字教学法"中，Paul Fyfe探讨了一系列这样的案例研究，学生参与数字研究方法的模拟版本。通过放慢数字过程，学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机制，这些机制可能被数字处理的速度所掩盖。

学生主体性

许多工件强调了数字教学法鼓励学生发展学习者主体性的方式。

主体性——即拥有感、控制感和效能感——在学生将学习迁移和应用到新情境时有所帮助，正如Jessie Moore在"关于写作迁移的五个基本原则"中所解释的。Randy Bass和Bret Eynon在《开放与整合：为新数字生态系统设计博雅教育》中认为，高等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发展这种主体性，以准备他们在新兴数字生态系统中成为终身学习者，在那里他们将遇到大量分散的学习机会，他们必须协调和连接这些机会（54-57页）。基于这一概念，Rebecca Frost Davis探讨了数字生态系统如何为迁移带来特殊挑战，因为学生必须将他们在一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不仅应用于其他课程，还要跨媒体应用。因此，在数字教学法的背景下，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既更加必要，也更具挑战性。

《人文学科的数字教学法》中的许多作业通过给予学生对所学材料的控制机会来培养主体性，例如Whitney Trettien在"阅读"关键词中的"剪切/复制/粘贴：重混文字"课程，邀请学生主动拆解和重混文本以获得更好的理解，而不是被动接受。学生控制的其他对象包括技术（在"开放"关键词中的"开放API Twitter机器人"）、媒体（在"多模态"关键词中的"课程作业和项目时间线 —模因修辞学"）、他们自己的数据（在"劳动"关键词中的"教育记录披露同意书"）、历史（在"实践"关键词中的"关于过去的谎言"作业）以及各种创作（如"创客空间"关键词中的内容）。变形作业——一种让学生将文本和技术推向极限的作业类型，既展示了数字教学法中常见的黑客精神，又为学生提供了以创造性方式使用数字工具的机会。这类作业的例子可见于"界面"中的"变形作为重混"、"游戏"中的"通过故障理解文件"和"失败"中的"微项目VI：故障aberration"。

学生还可以通过探索创作过程中的其他控制源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主体性。围绕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泰皮》的"数字版"构建的作业（在"作者身份"关键词中描述的工件）揭示了出版过程中不同的权力来源（出版商、版本），而"信息"关键词中的"数字人文导论"和"数据批评"工件则清楚地表明数据结构和组织信息时做出的选择如何控制了这些信息后来被理解的方式。

最后，几个作业还揭示了技术如何可能侵犯学生的主体性。"在线"关键词明确将开放学习环境与学习管理系统的专制对立起来，正如Jim Groom和Brian Lamb在"重新拥抱创新"中所论证的，这种技术将学习限制在孤岛中并抑制创造力。在"视频"关键词中的"循环作业"中，Instagram平台和智能手机成为后工业视频创作的作者，而"阅读"关键词则指出了机器如何阅读人。检查这些替代的主体性位置如何可能影响个人控制和效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协调这些压力。

数字教学法中对学生主体性的强调与高等教育中各种课程创新相一致，这些创新归入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范畴。Danica Savonick和Lisa Tagliaferri在"与本科生一起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学习社区"中将这种教学方法与Paulo Freire和bell hooks颠覆传统课堂等级制度并给予学生自主权的呼吁联系起来。在数字教学法的背景下，学生主体性要求学生能够获得并能够部署对自己学习的控制，以便他们准备好在高等教育的正式结构之外进行学习。

上文强调的数字教学法中的“开放性”和“协作”这两个关键概念为促进打破课堂传统等级制度并赋予学生直接控制学习的教学实践奠定了基础。颠覆教师—学生等级制度的具体策略包括共同创建课程元素，如作业（"在线"关键词中的"ds106作业库创建器"）、教学大纲的部分内容（"评估"关键词中的"教学大纲：美国嘉年华"）、与具有挑战性的课程材料互动的规则（"性"关键词中的"社区协议"），甚至整个学习体验（"网络"关键词中的"教学手册"）[7]。这些实践为学生准备成为终身学习者，能够在正式环境之外推动自己的教育。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成为数字教学法中的一个关键主题，因为数字环境为展示身份提供了许多机会，而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正专注于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Danah Boyd认为，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尝试不同的身份。虽然这种做法在模拟环境中对这个年龄组也很常见，但Boyd探讨了数字特性如何加剧了这种倾向：通过提供更多机会尝试不同的身份、保存这些尝试，并增加情境崩塌的风险。尽管对身份的专注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普遍存在，但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即成年人在一生中可能多次转换职业，意味着身份不仅仅是年轻人的关注点。

"情感"关键词中的"自拍课程"工件和"开放"关键词中的"在互联网上浪费时间"工件，以及"博客写作"关键词中关于学生声音发展的讨论，都探索了在数字环境中身份的构建。许多作业要求学生在各种数字媒体中表达他们的身份，例如"迭代"关键词中的两个例子，"社交媒体简介"和"文字和图像'笔记'和'简介'"，后者要求学生用文字、标点符号和表情符号介绍自己。正如"专业化"关键词中所描述的创建ORCID档案，以及"公众"关键词中所描述的为公众创作学生作品，也引起了对数字身份的职业影响的关注。

数字教学法利用身份发展的机会来建立学生的主体性。"语言学习"关键词中的"身份文本"作业通过明确要求学生反思其作为语言学习者的身份，帮助学生发展控制自己学习过程的主体性。其他作业邀请学生表达自己的身份，如"讲故事"关键词中描述的个人叙事，"电子档案"关键词中的学习工件收集和反思，以及建立个人网络基础设施（如Gardner Campbell在"个人网络基础设施"中倡导的），这是"公众"关键词中描述的"个人域名"倡议的目标。

许多关键词探讨了身份的复杂性："交叉性"阐释了身份类别的相互作用，而"侨民""数字鸿沟""残疾""未来""性别""原住民""酷儿""种族""性"和"社会正义"等关键词探讨了这些类别与数字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叉。这些关键词突出了让学生接触与这些身份相关的观点和经验的内容和作业，如"种族"关键词中的"隐形的澳大利亚人：白色澳大利亚的真实面貌"。在"原住民"关键词中的"红色接纳我的地方"作业中，将诗歌改编为Twine交互游戏帮助学生探索原住民使用家庭和社区故事构建身份的方式，以及数字技术在重振这种实践中的力量。通过探索他人的身份，数字教学法使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性"关键词中的"自拍教学大纲第四周：性、约会和性别"给出了一个通过数字自我表现在网络公众中展现身份的例子。"酷儿"关键词中的"iLogs"作业要求学生在LGBTQ研究课程中记录他们在接触各种文本、理论和想法时的身份。"游戏"中的"Hugpunx"和"Mainichi"，"酷儿"中的"Lim"，以及"协作"中的"Falling Up"等游戏允许学生从可能与自己非常不同的身份角度参与体验。其他作业，如"访问"和"设计"关键词中的作业，鼓励学生从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设计。"社区大学"中的作业探讨了数字项目如何赋予学生代表自己身份和社区的权力。

在这里，数字教学法通过质疑系统来运作；通过探索规则，如"游戏"关键词中的"通过批判性游戏设计理解交叉性"和"权力归于人民：反压迫游戏设计"；通过推动边界，如变形作业；以及利用数字提供的陌生化来揭示特权、政治和中立性的缺失。

[1] 法伊夫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收集了一系列案例研究，这些案例展示了他所称的"非插件数字教学法"的例子：在课堂上应用数字人文方法的模拟实践，这些实践揭示了这些方法的机制。

[2] 这个创作者数量包括了多个集体创作者的例子——例如，FemTechNet团体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实验室——如果列出这些集体中的个人贡献者，创作者的数量将会显著增加。

[3] 关于这种方法，我们感谢Lisa Spiro的工作，她为数字人文社群提出的价值观列表——开放性、协作、同僚情谊和联系、多样性，以及实验精神（“This Is Why We Fight”: Defining the Value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以及她对数字人文教学大纲中关键概念的建议——数据和数据库、开放性和版权、网络，以及互动（《认知》）——强调了一些相同的概念。McCarthy和Witmer在《走向以价值驱动的数字人文教学法框架的笔记》中也将协作和开放性列入他们的清单，还包括生产——这与我们的关键概念"实践"有重叠——以及批判性思维。

[4] 另请参阅《在纽约市立大学建设开放基础设施》（Waltzer等人）。

[5] 同样，Cathy Davidson在她早期的协作作业实验中发展了关于知识共同生产的想法。

[6] 雇主将团队合作能力列为新员工所需的技能。参见AAC&U委托进行的"雇主调查和经济趋势研究"，包括2018年的报告（Hart Research Associates）。这一发现在斯坦福大学2011年和2012年的BiblioTech会议上得到了技术行业巨头的强化：CEO们想要能够掌握语言、将技术行话转化为比喻和叙事，并能够协作工作的文科和人文学科博士生（"欢迎"）。

[7] 同样，Savonick和Tagliaferri将学生控制的机会融入到他们以学生为中心的社区互动平台中。

（未完待续）

排版：覃子椿

摘要：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有“斩木火井穷猿呼”之句，参以《西山三首》又说“烟尘侵火井”，写出其对剑南道邛雅防卫的忧心。

文章从天上卫星的视角，看到剑南西山上纵横交错的大小棱线，以经常高达5000米之雄姿，完全包围和阻绝了唐蕃交通的可能性，吐蕃势必不能由此道侵扰邛、雅二州。而且，事实上杜甫并不曾到过邛州和雅州，那么他以唐蕃战争的角度来关心邛、雅防卫，又应如何解读呢？

文章又通过数字化的方法，完整重现了“成都到打箭炉”“成都经由汶川县，穿越斑斓巴朗山垭口”，以及《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灵关古驿路”三条重要交通路线，将这些道路的具体数据与可视化呈现，提供给读者，俾能以事实来观察邛雅地区吐蕃入寇的可能性。

关键词：杜甫诗； 邛雅防卫； 古驿路； 现地研究； 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廖泫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GIS专题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副教授； 刘冰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林晓筠，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郑腾尧，海南大学助理研究员。

2 西山主棱线南段与吐蕃入侵的可能通道

再回到西山主棱线来，观察本区域与吐蕃的可能通道。本小节将借助清人王昶的随军笔记，了解由汶川进入西藏的实例，再反思唐蕃之间战争的可能性。

请先看图4：

图4　剑南西山主棱县南段隔绝邛、雅之图（兼述清代汶川县之水陆交通）

首先请找到“西山主棱线南段的开始点”（31°12'3.24"N，102°53'58.75"E，海拔 5336米），在此点之东，有一条向东的棱线，是杂谷脑河支棱。在此点之南，就是西山主棱线南段，由此点南下11.968公里，便是西山主棱线上的最高峰——四姐妹山主峰幺妹峰（31°6'23.37"N，102°54'12.64"E），海拔6247.8米。

幺妹峰的东南方，在31° 6'16.93"N，102°58'0.31"E处，有一道分支的棱线，插入二河和正河之间，由于邻近幺妹峰，大段盘旋在5000米以上，东行27.39公里才下降到4000米，再经 9.233公里切入正河与二河的汇合口。这道支棱十分复杂 ，至少有两个分支在它左右。

西山主棱线南段继续南下，会经过斑斓巴朗山。关于斑斓巴朗山，稍后将有详说。在斑斓巴朗山南方， 30°54'17.04"N，102°53'33.73"E处，山顶棱线分成东西两支，其中一支向西伸展，通过小金县城之南的夹金山，笔者称之为巴朗夹金山支棱。巴朗夹金山支棱长达73.866公里，是大渡河水系和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也阻绝了吐蕃与唐代邛雅两州的大部分接触。

其中另一支，先继续南下，到30°46'16.67"N，102°56'9.16"E，山势最高，海拔4931米，棱线的走势转而东行，因为在火井县之北，我称为火井支棱，火井支棱是二河水系和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火井支棱它还有一条分支，从30°48'19.98"N，103°2'12.02"E，海拔4706米处分出，可称为“二河南棱线”，这条支棱向东经过韩风岭，延伸到二河与岷江的汇合口映秀湾，在映秀湾岷江西岸的烧火坪（31°3'56.68"N，103°28'54.94"E）插入二河，距离岷江不足一公里。“火井棱线”与“二河南棱线”位于包围圈的南方，和位于包围圈北方的“杂谷脑南面支棱”，把二河流域完全包围起来，二河的出口只有岷江口的映秀镇，情况与杂谷脑水系只能从今汶川县城之西出口，完全相同。

二河流域还有一条对外通道，清人称为间道，它是在跟达桥东南方约2.5公里处（31°4'33.46"N，103°18'52.08"E，海拔1516米），转入七层楼沟，再沿溪谷登上韩风岭（31° 1'20.24"N，103°17'42.87"E，海拔2790米），由于韩风岭的山口并不高，越岭之后，再顺着灰堆沟、童漕沟、中江的河谷至三江镇（30°55'7.03"N，103°20'27.44"E），然后沿寿河到漩口村（30°59'9.67"N，103°28'23.17"E），此即三江水注入岷江之处，但此路的重要性很低，不能在唐蕃的争夺中起任何价值。

唐朝既没有在杂谷脑河谷设置州郡，同样也没有在二河、三河流域设置州郡，唐人也没有关于本地区的道路交通记载。推其缘故，应是这个地区被重重的高山棱线所包围，吐蕃与大唐之间，连互相交通都有困难，更没有军事上的利益。吐蕃人越过这条火井棱线而攻击邛州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越过巴朗夹金山支棱，从灵关道南下出兵之事也未听闻。

斑斓巴朗山垭口是本区唯一的越岭垭口，清代大小金川之役时，清军与藏人的西线战斗，就在这个垭口发生。下面笔者将利用清军的行军路线，来解说斑斓巴朗山垭口的交通状况。

从上述西山主棱线南段的分叉点，沿着西山主棱线南下，经过幺妹峰，在距离幺妹峰36公里处有巴朗山垭口（30°54'38.29"N，102°53'40.01"E，海拔4480米），是西山棱线上的第六号越岭口。这座山，清朝本来依据唐古忒文字译音，称为为斑斓山，是为旧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采西藏语译音，称巴朗拉，是为今名。《四川省十万之一地形图—梭罗沟幅》同时标记为斑斓巴朗山，合二名为一。

此山是二河流域的发源地，二河在邓生以上称斑斓沟（或邓生沟），邓生以下称烧汤河，到磨子沟会合正河，以下称二河，最终在汶山县娘子岭對江的映秀湾注入岷江。今有映秀镇，G350国道也取径于此。必须注意的是，G350国道在经过发烧河畔的卧龙镇之后，继续沿河东行至映秀镇，它所走的并不是清代官道。清代官道在卧龙镇北的烧汤（今转经楼）向东，离开烧汤河，向东转入纳凹山（老鸦山），越过山顶之后，下至跟达桥，然后北出清代的汶山县城。

斑斓巴朗山在清代隶属于瓦舍土司，以道路来说，须经由汶川县的二河流域，但在唐、宋、元、明的文献中，凡写到汶川县的，都只写到濒临岷江两岸的区域，完全没有深入到二河及三河的河谷，更没有关于斑斓巴朗山及其道路的记载。

乾隆时期这条道路上有不少聚落：以斑斓巴朗山垭口为中心，从其东南端的邓生（30°51'30.89"N，102°58'23.89"E）登山，到越岭口之后，再西下到西端的日隆关（30°59'44.47"N，102°49'44.79"E），其间有向阳坪、塘房、大石包、万人坟、黄草坪、松林口、破寨子等七个聚落，密集分布，可见此路的重要性。日隆关是清代的地名，今称为小金县四姑娘山镇，四姑娘山的幺妹峰（31° 6'23.37"N，102°54'12.64"E，海拔6207米），是西山的第一高峰，就在日隆关东北29.88度，直线距离14.482公里。又，从日隆关向西行，顺着小金川（分段又称沃日河、达维河）可到懋功县城（即小金县城）。若再取道小金县城北面的抚边河谷，可往金川县城和马尔康县城，古今都是交通孔道，笔者将全部地形与道路数位化之后作成图5。

图5　斑斓巴朗垭口为中心、东通清汶川县城、西通西藏日隆关的交通形势图

前举《蜀徼纪闻》中有王昶亲自走过的成都府经汶川县城到斑斓巴朗山道路。下列引文是根据《蜀徼纪闻》的逐日日记加以简化的路程：

（十一月）初四日（1771年12月8日，儒略历2368246），副将军令以初五日启行，会秋汀于六日前奉檄署郫县事，郫距成都五十里，第一站也。秋汀邀余先一夕往。

初五日（1771年12月9日）⋯⋯日将出，行，又三十里，过崇义铺⋯⋯又三十里过灌县⋯⋯县城迆逦属山半，出西门⋯⋯行二里，过二郎神庙⋯⋯又三十里，亥刻，过娘子岭，抵尤谿小憩。

初六日，丑刻行，雨止，风甚寒。卯刻过映秀湾，又三十里，过兴文坪，已入汶川境矣。又三十里过桃关，旧有索桥，过桥西即草坡路，较从汶川行近二站⋯⋯又行三十里，抵汶川县。

表13　王昶自成都府至清汶川县之里程表（122.18公里）

清代的汶川县城，位于31°21'41.07"N，103°29'49.40"E，海拔1221米，今称汶川县绵虒镇。自成都出发，陆行经郫县、灌县、娘子岭，至此约122.869公里。王昶第一天只到郫县，约行23.5公里，第二日自郫县至岷江的尤谿口，约行57.785公里，第三天从尤谿口到汶川县城，约行41.584公里。王昶本人提早一天出发到郫县住宿，大队士兵在初五日自成都出发，夜半行军到尤谿口，一天之内共走了81.285公里，行进甚速，兵锋甚锐 。汶川县曾发生大地震，新修的公路上造了许多桥，任意穿梭岷江两岸，在王昶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清代道路只能沿着东岸的山壁，笔者在模拟道路时尽可能找到残存的小路来连结成线。

初七日，日将出行，以索桥险，必天明始可度也。出城五里，⋯⋯渡桥，沿草坡河折而⋯⋯又三十里，过碉头⋯⋯又三十里，抵草坡瓦寺土司行署。

初八日，行三十里饭于树林口，其旁溪水㶁㶁然，即龙潭沟也。自是登天舍山，山上下六十余里⋯⋯久久登其巅⋯⋯日暮山尽，抵格节萨（即耿达），栖于草房。

初九日天明自格节萨行三十里过跟达桥（今耿达桥）⋯⋯行三里，登纳凹山（即老鸦山），细路如线，略通骑。又三十里，陟山顶⋯⋯山阴峭险冻滑，步行三十里下抵烧汤，宿。

以上三天，从汶川县城渡岷江，经瓦寺土司行署，越过天舍山顶（今名天成山），至耿达，次日过耿达桥，登纳凹山（即老鸦山），越过山顶，抵达烧汤，全程约74.388公里。

从汶川县城北渡过索桥后，到草坡土司之间的道路不很明显，笔者尽力拟测，只能如此。从碉头村经草坡土司到龙潭溪旁的树林口，现在有较好的公路。树林口是天舍山的登山口，登山路径不明显，应是沿树林口沟的河道而行，登上海拔2989米的天舍山顶之后，从西坡下至岩窝沟（下游称转经楼沟，与烧汤之转经楼沟不同），溪东有不甚明显的小路，可以下山至耿达（今黄草坪）住宿；次日到耿达桥，现在的耿达村、耿达镇皆设置于此。至于上下纳凹山（今老鸦山），初入山到今地名老鸦山这部分，道路还很明显，过此以后就无迹可循，这是因为今人并不走这条越岭道路之故。不过，王昶指出了「陟山顶」，方位明确，我还是利用地形拟定了一条可以登上3044米绝顶的路线，此处找不到溪谷可用，只能尽量找升降平缓之处，以方便攻顶。越过山顶之后，下了南坡，山下有道路可至转经楼村。烧汤地名因在烧汤河畔而得名，仅见于〈四川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对应现在地名是卧龙关镇转经楼村。烧汤河即二河，《大清会典》称二河为凹河，上游一段称为烧汤河，因二、凹音近也。

王昶在这一段行程中，连续登上天舍山、纳凹山两座山顶，虽说两次登山的山脚都约2100米，山顶高度也只有3000米上下，落差并不大。但是，从跟达桥（今耿达桥）以后，可以沿着二河（烧汤河）的河谷到烧汤，里程也相差不多，现代G350国道便是由此而行。登天舍山是为了往来汶川县城，再登纳凹山，就很难理解了。

初十日，行三十里过溪，即二道桥也⋯⋯又三十里抵卧龙关。

十一日（1771年12月16日，儒略历2368254），自卧龙关三十余里过头道桥抵山神沟，三十里抵岩洞。

十二日（副将军乃留驻五日）

十七日行二十余里，至龙岩止营。

从烧汤经龙岩到邓生，可利用现代的G350国道。其中自烧汤至卧龙关，约8.551公里，王昶记为六十里，卧龙关至山神沟，约20.159公里，王昶记为八十余里。此外，王昶所记地名的次序为“二道桥—卧龙关—头道桥—山神沟—岩洞—龙岩”，其中山神沟和龙岩的位置写错了。自卧龙关先到头道桥，再到岩洞，再到马塘，再到龙岩，最后才是山神沟（三圣沟）（如表14），不论是现代电子地图或民国二十年左右的汶川县地图，都是这样排列，《清实录》所记载战况也是如此排列。

表14　王昶自清汶川县至山神沟之里程表

十八日（1771年12月23日，儒略历2368261），时距贼境甚近，乃以五鼓行⋯⋯黎明，登邓生山，滑尤剧，十余里登其巅，小坐顷之⋯⋯复行四十余里，抵向阳坪。

二十一日（1771年12月26日，儒略历2368264），自向阳坪上山，行三十里，为大石包，又三十里，抵斑斓山半。（按是日第一次接战，不利）

十二月十五日（1772年1月19日，儒略历2368288），晨，破南向东首一大碉，余贼遂弃各碉去。〔按：中间日数，双方作战〕

十六日，休军，得旨录攻斑斓山将士功。

十七日（1772年1月21日，儒略历2368290），进发，过斑斓山，⋯⋯行五六里，雪尽，路可骑，又行十余里⋯⋯忽望南麓如屏风，松数万株，具着脚石罅，不附肤土，盖松林口也。又数里，峰回路转，抵日隆。

十八日由日隆行三十里，至木耳占寨⋯⋯又三十里，抵达围。

二十三日入达围寨。

二十五日⋯⋯攻四道湾，一作斯当安，距日耳五里。

二十九日，大军抵日耳，日耳寨在平田中⋯⋯南北山上皆有贼据守，互相应援。

三十日，攻如故，日下舂⋯⋯贼果先以百数十人扰北山，而悉力攻南山，我军守备精整御之，自二更迄四更，贼始退。余偕相国督战⋯⋯不知此夕为除夕也。

上面几段是双方战斗的情形。从十一月十八日开始仰攻，到十二月十五日攻下巴朗拉山，小金之敌败退，战斗进行了28天。十二月十七日进军到日隆关，在西线站稳了脚步，二十九日大军抵日耳，双方激战到三十除夕夜的四更，才暂时获胜。日耳寨是要塞，几次易手，到次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三月十一日寅刻，敌人才完全弃日耳寨及各卡遁去。本文对这条道路的叙述，也到此为止。

表15　王昶自邓生至日隆关之里程表

图6 王昶自成都经斑斓巴朗山至日隆关之随军日程图

相对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明确记载邛雅西北的灵关路，本地区包括这个巴朗山垭口在内，任何唐代官书、地理典籍、诗文著作，都没有提及。这是什么缘故？

通过上文我们详细解说的清代斑斓巴朗山垭口的交通，清人虽然曾经分兵由此进军小金川，但实际上，清人主要入藏的官道是打箭炉一路，从这个山口发动进攻的效果也不彰，双方伤亡人数最多也只以百计，而且已经很难维持运补作业。更重要的，即便是唐代吐蕃军也可以穿越斑斓巴朗山垭口，去攻略地形封闭的汶川县境，即便是以现代开辟公路的技术，也在这里修建了G350国道，能够方便地从映秀湾出入成都，都必须绕道出成都，才能转战邛、雅，而不能直接南下进入邛、雅。

由此推想，唐人和吐蕃都应该不会利用这片山地发起战争。

前文说过，斑斓巴朗山垭口稍南，约30°54'17.22"N，102°53'34.00"E处，有一条向西至小金县城之南的高大的巴朗夹金山棱线，棱线上有著名的夹金山垭口。从唐朝以来，就是邛、雅北面与吐蕃的交界。那么，唐、蕃之间有没有攻防呢？

巴朗夹金山棱线长达73.866公里，是大渡河水系和青衣江水系的分水岭，也阻绝了吐蕃与唐代邛、雅两州大量接触的可能。高大绵延的峰岭中，只有一个通道，就是第七号越岭口——夹金山垭口（30°51'37.31"N，102°40'57.30"E，海拔4106米），此地名为王母寨，乃是小金县与宝兴县的交界。

通过夹金山垭口最早的道路，见于《太平寰宇记·雅州》“卢山县”条：

卢山县，西北七十里。

灵关镇，在县北八十二里，四面崄峻，控带蕃蛮，一夫守之，可以御百。

灵关山，在县北二十里，峰岭嵯峨，山耸十里，傍夹大路，下有山峡口，阔三丈，长二百步，俗呼为重关。通蛮貊之乡，入白狼夷之界。

灵关路在县界，去蕃界八日程，从界去吐蕃野城三日程，其险也，以绳为桥，其外不知里数。

又《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

卢山县中东南至州七十里。本秦严道县地，隋仁寿元年，于此置卢山镇。三年，于此置卢山县，因山为名，属邛州，后属雅州。皇朝因之。卢山在县西北九里。其山西北连延，入夷獠界。正北即邛州火井县界。浮图水，一名车卢水，经县西南五里。罗带水经县东五十步。灵关镇，在县西北六十里。车灵山在下。山有峡口似门，阔三丈，长二百步。

又《太平寰宇记·雅州》：

正北至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六里。西北至吐蕃偏松城九日程，约五百里。

灵关镇地名今存，以灵关镇政府为代表位置，在30°15'22.20"N，102°49'26.78"E，海拔784米。灵关路即今G351国道，自清代雅安县城起算，至夹金山王母寨越岭垭口约（海拔4105米）177.067公里（400.151唐里），此处为小金县与宝兴县界，意义上相当于唐蕃交界，与“西北至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六里”差距甚大，资料不足，无法讨论记载的得失。《太平寰宇记》又提到吐蕃偏松城，方位大略相同。吐蕃野城及偏松城地名，今皆不存，从方位、行程及城乡分布考量，可能是小金川沿岸的达围、沃日、小金（又名美诺、懋功）三城，不能实指何处。而且，既然“至吐蕃野城界”有五百七十六里，何以距离九日程的吐蕃偏松城，只有“约五百里”？由于文献不足，对于真实情况，毕竟难以全部掌握。

雅州灵关道何时开辟？贞观十九年（645）张士贵镇压邛雅时曾经开道，似不及此； 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说：“窃闻道路云，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4]”， 时为光宅（684）年间，此年以前尚未开山造路，此后不知何年真开雅州道。贞元十三年（797）韦皋分道进攻吐蕃，其中黎、雅方面为：“路惟明自灵关、夏阳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渡河出兵。”“王有道涉大渡河”，应取道打箭炉；“路惟明自灵关、夏阳”，可能就是这条灵关路， 那么，此路在唐时已有。由于《太平寰宇记》大量使用唐代档案，也可以佐证这条古道，在唐朝业已存在。笔者也将这条唐代古驿道的路线数位化，作成图7和表16。

图7　灵关古驿路自雅安县城至达围路程图

表16　灵关古驿路自雅安县城至达围里程

大小金川以及打箭炉（今康定市）是吐蕃联络南诏，乃至出兵与南诏作战的前线要地，其道路情形如下：出黎州，溯大渡河西北行，可到泸定和打箭炉。清军的大本营设在打箭炉，可见他们是走陆路到大金川的章谷（今巴丹县），这条路并不困难，从打箭炉沿折多河北上7.16公里到明正土司（今甘孜州政府），接上雅拉河旁的大路北上33.789公里，然后沿小龙布沟旁的山径约行24.379公里，只需上山越过4038米（30°25'4.81"N，101°41'56.29"E）的垭口，很快就可以接上东谷河（牦牛河）河谷的道路，约74.812公里就到章谷。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征伐大小金川时，在清军的布局上，经由打箭炉这条作战路线被称为南线。然而，打箭炉北上的军队停顿在章谷甚久，为了取得分兵合击、奇兵之效，可以直达小金川的雅州灵关路，本应十分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下，笔者利用清廷奏折往来，详细解说。

清军的布局，本来兵分南西两路，西路军原由四川提督董天弼率领，自汶川县城渡过岷江后，向斑斓巴朗山进攻，但他的大军到达卧龙关（30°59'54.34"N，103° 8'31.42"E，海拔2038米）以后，停驻观望甚久，不肯直接面对斑斓巴朗山之敌。他又曾于八月七日从山神沟取间道偷袭，希望绕过斑斓山后，密行到灵关路的蚂蚁沟，再从甲金达（今夹金凼）北上，以解达维（达围）之围。董天弼原来预计轻装行军五天可以到蚂蚁沟，蚂蚁沟是灵关路北端的一站。不料走了四天，才到德尔密（今不详其地，未到蚂蚁沟），就被小金川守军打得大败而回。只好再度上奏，拟改由雅州木坪（今穆坪，33°37'3.63"N，106°8'24.92"E）、尧碛（今硗碛，30°42'9.55"N，102°44'28.99"E）一路，再北攻蚂蚁沟、甲金达，此路即是灵关路。

董部如果要从山神沟转战到灵关路，必须先出汶川县，绕回成都，再向邛州，到雅州之后，才北上木坪，这个迂回的圈子很大，长达525.38公里，时间也要十多天，才能到蚂蚁沟，所以乾隆上谕甚不以为然，朱批有“似此来回，空费路程，更属无能矣”“总无成见，安能望汝成功”之语[2]。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二日董天弼奏报攻破甲金达，直抵达木巴宗（即达维），改行灵关路的军事目的完全达成，上谕才宽解｡但十一月九日温福阿桂的上奏，仍附和上意，说道：“若令绕赴约咱（30°55'34.39"N，101°56'54.77"E），仍须由汶川回至省城，再从雅州、打箭炉等处前往，纡回几及三千里，旷日需时，实恐鞭长不及。”奏折中的“雅州、打箭炉等处”，雅州即灵关道，打箭炉在西路。由此可见，这条古道在清乾隆时期，朝廷并不重视，小金川叛军也没有在此严加设防。以上，解说了西山主棱线南段到邛、雅这一段的现地情况，并且梳理了大唐与吐蕃的可能战争危机。事实上，真正的唐蕃交界，处处都是5000米上下的高岭，只有两处有人通行的越岭垭口，在东是斑斓巴朗山垭口，在西是夹金山垭口。前者现在有G350国道通过，后者现有G 351国道通过，两条道路在达围（又作达维）西面约1公里处交会。

杜甫在《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诗中写下“斩木火井穷猿呼”，在《西山三首》中写下“烟尘侵火井”之句，正是在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从北路攻取上都之后，所以心中的紧急之意，流露无遗。读者如果不了解唐朝剑南节度使辖下西山地区的情况，不知道邛、雅两州的地形地貌、驿路交通等种种情况，对于杜甫在说什么、担心什么，毕竟只如门外观火，徒然自猜而已。

本文通过现地研究法，开拓数字人文的新途径，从天上卫星视角，经由山脉棱线、河流手绘、古地图数位化等工作，对该地区的古代驿路做了全面数字化。说明在杜甫当时，唐虽然遭逢吐蕃大举东侵，但东北面受限于西山地区高大棱线的阻隔，仅有的斑斓山越岭垭口军事价值不高，直接遭攻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邛、雅西北虽有灵关路，本是出入吐蕃的古道，但即使到清朝都不以此作为对藏作战的重要路线。因此，杜甫诗文中关心的邛、雅问题，“斩木火井穷猿呼”与“烟尘侵火井”二语看似紧急，其实只是在剑南道全体防卫体系之下的正常担忧而已。像这样以了解古人真相为追求的研究法，就是现地研究。

以上是本文主题目的结论。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四项成果，以此作为结论，分别是：

（1）本文对“成都— 邛州—雅州—打箭炉”一线清代官道，完成了数位化，山川犹是，后之鉴前，可以如镜，对了解唐代剑南道的交通与防卫基础，有所助益；

（2）本文利用卫星所见之山顶棱线，指出剑南西道西山地区的地形封闭特性，再利用王昶《蜀徼纪闻》的行军日记，将成都府经由汶川县，翻越斑斓巴朗山垭口的入藏道路，作了数位化、可视化的处理，证明了吐蕃与、邛雅二州并无直接攻防之可利性；

（3）由雅州经灵关道进入吐蕃，唐代已有驿路，本文指出其途径，并以清代大小金川之役的行军路线，解说吐蕃如果在此区与唐人作战之可能情形；

（4）唐代太远，资料无多，笔者以清人王昶《蜀徼纪闻》、盛绳祖《入藏程站》、佚名《西藏志》及台北故宫典藏之清宫奏折，绘出清代的大小道路，作为向上研究的重要参考。

以上，是本论文的结论。在本文刊登的同时，有关本区所有山脉、河川、道路、地名等数字化资料，都将在“天下通衢”GIS互动式平台）同步发布，与大众分享。

摘要：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有“斩木火井穷猿呼”之句，参以《西山三首》又说“烟尘侵火井”，写出其对剑南道邛雅防卫的忧心。

文章从天上卫星的视角，看到剑南西山上纵横交错的大小棱线，以经常高达5000米之雄姿，完全包围和阻绝了唐蕃交通的可能性，吐蕃势必不能由此道侵扰邛、雅二州。而且，事实上杜甫并不曾到过邛州和雅州，那么他以唐蕃战争的角度来关心邛、雅防卫，又应如何解读呢？

文章又通过数字化的方法，完整重现了“成都到打箭炉”“成都经由汶川县，穿越斑斓巴朗山垭口”，以及《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灵关古驿路”三条重要交通路线，将这些道路的具体数据与可视化呈现，提供给读者，俾能以事实来观察邛雅地区吐蕃入寇的可能性。

关键词：杜甫诗； 邛雅防卫； 古驿路； 现地研究； 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廖泫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GIS专题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副教授； 刘冰莉，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林晓筠，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郑腾尧，海南大学助理研究员。

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诗云：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具，骨鲠绝代无。

……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

诗中主人窦侍御，年未三十，职位却相当高。“西山检察使”并非常设之官，位阶在节度使之下，与防御使、兵马使、度支使相似，初任节度使通常带御史中丞，这位窦检察使带侍御史，次其一品。可见杜甫对他的重视。

诗中“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二句，“绳桥”是唐代剑南道西山地区常见的渡河桥梁，茂州汶川县有绳桥，彭州有绳桥守捉城。依诗句看来，此处并不是特指某一座绳桥，而是用为典故，以地方特色来代指茂州。“火井”有二义，皆在卭州（卭、邛二字通用），一指实有的火井，见《元和郡县图志》“卭州临卭县”条：“火井，广五尺，深三丈，在临邛县南一百里，以家火投之，有声如雷，以竹筒盛之，持行终日不灭。” 一为县名，即卭州火井县。

杜诗使用“火井”一词为典故，与绳桥相对，此种用典手法，乃以地方特色代表地名，用来代指卭州，不必指真实的火井古迹或火井县名。卭州在西山的防卫态势来说，它虽然位于西山主棱线的南段之南，但是，它的威胁并非来自北方的吐蕃，而是南方的南诏。“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两句，一指运粮，一指斩木。运粮的目的是准备军食，斩木的目的是修备攻具，可见战争尚未开始。在另外一组杜甫诗《西山三首》，也写到“烟尘侵火井，雨雪闭松州” ，所指的同样是邛雅防卫页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从天上卫星的视角，便可以看到剑南西山上纵横交错的大小棱线，以经常高达5000米之雄姿，完全包围和阻绝了唐蕃交通的可能性，吐蕃势必不能由此道侵扰邛、雅二州。而且，事实上杜甫并不曾到过剑南西山地区，甚至也没有到过邛州和雅州，他的足迹最远之处，可能只是灌口。那么，他以唐蕃战争的角度来关心邛、雅防卫，又应如何解读呢？

杜甫从唐肃宗乾元二年十二月十六日（760年1月8日，儒略历1998655）黃昏抵达成都府，便相当关心吐蕃的威胁，前后写下《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西山三首》《警急》《黄草》《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和《东西两川说》等多篇诗文。当他谈到剑南道西部时，喜欢连言“西山、邛、雅”，其范围北起松州，中经翼、茂，包有西山八州，南与邛、雅相接，与唐代剑南节度使的防卫布局相当，这些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斩木火井穷猿呼”和“烟尘侵火井”所属这诗，应作于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从北路攻取上都之后，所以其心中的紧急之意，流露无遗。

唐人自安史之乱发生后，就抽调了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府的几乎全部兵力回到中原作战，唐朝开国以来与吐蕃争夺到的领地，完全为吐蕃所攻占，剑南西山地区也大部分沦失。本区既然已非唐土，唐人文献对此的记载十分稀少，本是当然之事。而少数的记载中，又经常混淆着开元天宝以前与大历贞元以后的资料，并且对于同一地点，有时使用吐蕃地名，有时使用唐朝地名，因而历来都未能对此区作出精当的诠释。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和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二书为例，两人都致力于为西山松、翼、茂与八蕃州定位制图，但是所绘成的《唐代剑南道北部图》（谭书）和《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交通图西幅》（严书），与真实出入很大。笔者另有《从天而视——以卫星视角论剑南西山八州定位与唐蕃百年得失》一文，详论其事。邛雅问题，正是这个论题不可回避的延伸，因而特别撰写这篇专文。

传统的读诗法，限制于文学性的赏析，悬浮于文字表面，未能深入作者发言铸句的本意。本论文以《杜诗“斩木火井穷猿呼”现地研究》为题，使用现地研究方法，经由从天而视的卫星视角，在卫星地图手绘、实际山川、古代文献、清代官道四者的充分验证之下，由山脉、河流、道路三方面，对成都府、邛州、雅州、剑南道西山进行全面解读，因为掌握了唐代剑南道邛雅防卫与驿路结构，以及吐蕃及南蛮之间的交通与战争的真相，所以能彻底了解现场真相与杜甫作诗的立意。由于唐代文献必然不足，本文对清代的现地史料进行数字化，作为辅助。研究共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利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的天上视角，通过对卫星地图的手绘加工，描绘出卫星视角之下西山地区及邛雅以北的山顶全貌。工作时，先画出本区所有的山顶棱线，指出在山顶棱线封锁下的地理封闭性；再画出大小河川，以及通行于大小河谷的现代道路，以推算唐人驿路，论证唐蕃交通及用兵的可能性，并指出唐人在西山主棱线南段与吐蕃并无通道。

第二步：借助于清代入藏官道的完整记载，将“成都—邛州—雅州”之间乃至西到打箭炉的清代驿路，完成数位化，建立对唐代的邛雅防卫的精准研究的基础。

第三步：从大唐与吐蕃全面对抗的大视角，对邛雅二州正北方与吐蕃之间的古代交通路线，作深入而全面的重绘，以解说双方进攻的可能性。所处理的路线包括汶川县越岭进入西藏的清代巴朗垭口官道，以及雅州西北进入西藏的灵关驿路。

唐朝虽久远，但历史道路是有延续性的，所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利用清代盛绳祖撰《入藏程站》、记录大小金川战役的《平定两金川方略》、随军官员王昶《蜀徼纪闻》的逐日日记，以及清宫典藏的相关官员奏折与批复，准确掌握现地的实况。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采用以下四大类资料。

第一类为古代文献，如《全唐诗》《全唐文》《旧唐书》《新唐书》   《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汉书》《后汉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大明会典》《清实录》《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水经注》，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大清奏折等。

第二类为旅行日记与路程书，如《蜀徼纪闻》《入藏程站》《西藏志》《滇行日记》《一统路程图记》《天下纪程》《周行备览》等。

第三类为明清古地图及民国早期地图，如《全蜀边域考》《四川省四路关驿图》《钦定大清会典图》《四川省五万分一地形图》《四川省十万分一地形图》，民国早期的一万分之一城厢图，以及成都、汶川、茂县、灌县、懋功、邛崃等地的大量老地图。

第四类为现代电子地图，如Google Earth Pro、“天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卫星地图，以及QGIS、ArcGIS等地理信息系统。

从上述来源取得之所有的资料，都以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为基础，全部加以数字化。凡地名，皆以GPS定位；凡河川谷道、山顶棱线、陆上道路，皆利用地图手绘方法取得KML定位；凡早期地图，皆以叠图方式在Google Earth Pro上予以数字化。文中所使用的古代里程数据，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主，《元和郡县图志》主要使用唐小里，一唐小里等于0.4425公里，一大里等于0.531公里，必要处皆以“公里（唐里）”方式提供换算数据。清人的里程记载比较混乱，如果不是特定的精细研究，而是只取大略的话，可以“1公里=2清里”来估算。总之，不论是古代里程数据，还是现代水陆距离计算，皆以卫星地图实测加以验证。

邛州与雅州位于西山主棱线南段的南面、成都盆地的西南端。

西山主棱线是指唐代剑南道西山八州西侧的高山，唐人含糊地称它为雪山。西山主棱线的北端起点，可定位于32°18'50.76"N，102°39'42.53"E，海拔4224米处（在这一点以北的棱线称为“北环棱线”）；西山主棱线的南端代表点，可以这条棱线的最高峰幺妹峰（31° 6'23.37"N，102°54'12.64"E，6206米）为代表点。全长约190.54公里，海拔高度平均约4750米。

西山主棱线南段的西面与西北面是吐蕃领土，知名的小金川、大金川便在这里。在这条高大棱线的阻绝下，从成都到邛州，是一片大平原，到了邛州与雅州交界处，才开始逐渐有丘陵地形。请参看图1。

图1　剑南西山地区之高山棱线与成都、邛、雅之间的地形全图

这个地区的文献记载很少，从先唐到唐宋元明历代，除了专业的地理书之外，几乎没有堪用的材料。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发生大小金川事件，大臣驰表上奏军情的折子与随军参谋的私家行记，意外地把这个地区写得很清楚。下文将以王昶《蜀徼纪闻》为主，参取其他来源的资料，对成都、邛、雅与西山的攻防形势作完整的解说。

图2　通过邛崃关（即夹门关）之古道

表1  邛州城至百丈驿、名山县、火井镇等地之古道  

王昶并没有说明他选择了哪一条道路，这是因为他在前一夜三更才到邛州城，次晨子刻即已起行，从出发以后到天亮之前有四五个小时，都在夜暗中行进，看不到周边景物，所以他忽略了而没有记载。不过，既然在乾隆年间，王昶应该是采行官道。至于文中一些里数，“从邛州行三十里，过百丈驿”，显然错误，实测约34.025公里；“六十里，申刻过名山县”，实测约19.529公里，也不是六十里；“名山县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实测约18.493公里，才比较接近。总计当天的行程，共走了72.047公里，时速仍为5公里。至于文中所说的“下有河”，即百丈河。

从成都到百丈驿，都是平地，出百丈驿向北到邛崃关，或西向到名山县，才有一些丘陵起伏。杜诗所写的“火井”，只是用典，如果要指火井县，它并不在王昶所经由的道路上。必须走前述经过邛崃关的旧路，先经过倒佐庙站，由倒佐庙站向北走14.741公里，才到火井县（今火井镇）。杜诗使用“火井”一词时，写得军事很紧张，其实，此地海拔约608米， 与成都海拔497米高差只有100余米。这些都不构成地形险要的条件。

“过名山县”到“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这一段，地形才渐渐高起，到了雅州境内的荥经县，就是高山险阻了。但这也是唐代南诏入侵以及清代入藏的孔道。

“又四十里抵雅州府城，东二里水声潺然，邛水也。”在王昶另一篇《雅州道中小记》写作“距雅州府治四里，闻水声潺潺然，盖邛水也”。东二里是从雅安府城东门开始计算，“距雅州府治四里”是从府衙开始计算，所指的是同一地，成都东来的道路，在此过渡。王昶所称的“邛水”即“长濆水”,今称“濆江”，发源于雅安县大土坪，经观音铺北流，绕经雅安县城的南门、东门外，最后注入青衣江。青衣江是本区的最大河川，西面两个上源，一自西北沿灵关路南下，一自西南荥经县北上，合流之后经过雅州雅安县城北，然后向东南而去。

二十六日，丑刻燃炬行，上下坡磡，旁长濆水喷激不绝，所谓自由山也。凡五十里，过观音铺。又二十里，过严道⋯⋯又三十里，过荥经县，六十里，抵小关山，宿于村民家。

当日清晨3点出发。前半日都是傍长濆水南行的。“凡五十里，过观音铺”，观音铺今为观化乡，实测为17.287公里。此段王昶所走的是乾隆古道，不同于现在的G108国道。到了观化乡右转向西，经飞龙关、麻柳湾，到七纵河（又名邛水，今称荥经河），然后又转而南行，约行22.041公里抵达荥经县，王昶说计程为五十里，相差不远。“又二十里，过严道”，不知何据。依里程计算，二十里当在高桥关一带，但看不出该地与古严道县有何关系。王昶的行程非常匆迫，并未在荥经府城住宿，便继续前行，“六十里，抵小关山，宿于村民家”，实测约23.592公里。“小关山”地名，今日百度及谷歌地图还保留名称，其所标的位置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中仅有隐约小径，并无人家；人家聚居在山下今凤仪乡（疑即黄泥铺），相距约3.5公里，高差约300米。本日里程约62.92公里，但所行道路之艰难，远非前二日可比。

二十七日，卯刻行，雨霁。十里，过大关山，视小关山倍峻，悬崖路绝，辄编木为桥，半插岩间，半支木杪⋯⋯又十里，登大相公岭，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所经，绝巅有公庙⋯⋯循岭而下，俗名七十四盘〔《入藏程站》作“二十四盘”〕，即九折坂⋯⋯抵青溪县〔应作清溪县，青字笔误〕。

清溪县是清代的县名，隶属雅州府。在唐朝称为黎州汉源县， 明代设黎州守御军民千户所。本日晨有雨，7点以后雨停始出发，小关山海拔1329米，大关海拔1777米，板房海拔1939米，大相公岭海拔3050米，为附近的最高峰。从小关山上山，到下抵清溪县，全程仅约21.77公里，距离虽然不长，但难度较高。

以上，我们借由王昶《蜀徼纪闻》的现地纪行，观察了成都府到雅州清溪县之间的地形地貌。王昶的叙述有不够清楚之处，例如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两天都在山区，叙述也很简略，无法求得所行路线，因而笔者再补充以清盛绳祖撰《入藏程站》及不详撰人的《西藏志》来完成这条道路的细节。

1.2 《入藏程站》清代官道之数字化

清盛绳祖撰《入藏程站》与不知撰人撰《西藏志》，是对成都与邛雅之间官道记载得最明确的两本书。

盛绳祖所撰《入藏程站》，最早收入马揭、盛绳祖合辑的《卫藏图识》（乾隆五十七年，1792），然后被收入清佚名纂修〔嘉庆〕《卫藏通志》卷4《成都至打箭炉程站》，以后又抽出作为单行本，名称为《入藏程站》。

《西藏志》，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第94册。本书内容与《入藏程站》相似处极多，颇疑盛书即以此为蓝本而编定者；书中有五处载“果亲王题诗”云云，似为果亲王允礼入藏时，其随行官员所作。

另有一本传为果亲王允礼所撰《西藏志》，书前有“乾隆五十七年季春吉日”，署名“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序云：“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和瑛，原名和宁，避宣宗讳改，时为陕西布政使。果亲王，名爱新觉罗·胤礼（1697-1738），清康熙帝第十七子，后为避雍正帝名讳而改称允礼。雍正元年（1723）封果郡王，六年（1728）晋封果亲王。

序中称“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仅着传闻而已。书中首记雍正十三年（1735）命果亲王至泰宁送达赖喇嘛至布达拉宫坐床，至乾隆元年（1736）自藏起程入都。是书有《自成都抵藏程途》一卷；该卷之后，另载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仲夏知泾阳县事焦应旂所撰《藏程记略》，自成一卷，其自言：“三月初四日进打箭炉。念一日入成都……至辛丑五月回署”。

是书所记路程，较他书简略，且有不少错字，里程亦有出入，惟“三十里过大冈山、金钗褊（土旁）、大小胡梯甚险，至头道水”一语极要。此路即冷竹关上黄草坪之路（见本文表11），改由冷竹关沿大渡河北行，再绕行瓦斯沟，至头道水。大冈山名称不详，今地名达红，与大冈二字音近，疑即此地。

以下是《入藏程站》的正文和数位化以后的路程图（图3）及数据表。行文时先绘全图，再以表格与原文搭配的方式，依原书次序排列。本文的表2至表7， 是成都府至雅州清溪县这一段路程；表8至表12是清溪县到打箭炉的路程。因为《入藏程站》等书都一直写到打箭炉，本文也就将成都入藏官道的全程都做了数位化。由于纸本印刷有局限性，读者此处只能看到图的概略，电子图则可到“天下通衢”GIS平台（see.org.tw）查看。

图3　《入藏程站》中成都至打箭炉一段（共计九百二十里）数字化地图

图中有三个元素，一是官道路线，一是地名，一是河川水系。

首先是官道路线，这是依照“现地研究方法”的“道路模拟法”做成的清代官道模拟路线。由于时代改变，除了少数被保留的古迹之外，我们绝对不可能完全回到古代道路，因此，才有“道路模拟法”的必要。具体执行的作法是：

第一步，先将沿途所经过各县城的清末民初一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图全部数字化，在Google Earth Pro卫星地图上作成可以古今对照的叠图。

第二步，将从文献中所采集的程站地名进行数位化处理，以本文来说，就是《入藏程站》《西藏志》《蜀徼纪闻》等书中所记载官道上经过的每一个点，利用各种方法，查明该地名的最可能正确的位置，然后给予GPS定位。

第三步，利用数位化之后的各种地图，画出清代官道的路线，作为参考。为什么说作为参考，因为早期地图存在这很多不可确信的因素，不能直接作为最后依据。画出参考路线之后，我们在这些参考路线中检查文献中说到的地名，是不是都在路线上。

第四步，在现代公路中寻找可以替代的道路，作为模拟道路。经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找到与清代官道极为相近的道路，甚至有部分会与古代驿路重叠。

为什么要做模拟道路的工作？因为现地研究是以实证和计量为基础的，当我们指出了一条官道，就会去做实地验证，所以，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让考察车辆可以走得了，才不会流于空谈。当然，考察利用模拟道路，也必须时时留意各种问题，例如这条官道在离开墨竹关之后，老地图所画的是经过鳝鱼桥和挖断山两地，现在鳝鱼桥和挖断山之间都是农田，并无道路，而G108国道在其东侧通过，相距300—500米，模拟道路只能选择G108国道，再个别关注这两个地点。

在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沿线地名。每个地名都经过严密的考证，使用者可以直接下载它们的GPS经纬度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利用。在处理过程中，我们已经考虑到古今名称的变化，例如同音字变化，圣花堡今名圣化村，泥头驿今名宜东，瓦角今名挖脚之类；人为变易，如观音铺今名观化铺；或是迁村问题，例如泸定水电站建成之后，大渡河的沿江村落淹入水下。以及古代的地名与现在同名村镇的位置可能有差距，例如现今的雅安市政府与清代的雅安府城相距几公里；清代的白站（百丈）、名山，与现在百丈镇政府、名山区政府的都不同。我们利用老地图所记载的河川、桥道、村镇等特征，仔细考辨，才能尽量回到古人的真实。

河川水系是现地研究的重要证据来源。虽然有不少人相信古今河川变异很大，但是，经过三十年来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必须纠正。除非是现代的人为改造，古代河川的变化是少的。尤其是利用清末民初的地图来进行县城、村镇辨识的时候，交互利用地图中的河流与现今存在的河川，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图中的河川线，是利用卫星地图手绘的方法，在Google Earth Pro上一一描绘出来的。卫星地图是图形，因为民用卫星地图的解晰度不高，常常看不清楚，而且，每条河流的名称也标示得不够完备，笔者逐一绘出以后，再从记载河流名称最丰富的“天地图”，一一查核，详予记载，既便于研究利用，也可以突出可视化效果，读者可以在“天下通衢”GIS平台的同步电子图上看到这个效果。

下面，是盛绳祖撰《入藏程站》的全文和道路数据。笔者采用先释出数据表，再抄录原文的方式，依照原书的站程，分成十一段来记录。

表格（示例见表2）的第一栏是《入藏程站》的地名（《卫藏通志》版本），第二栏是《西藏志》中的地名，第三栏是今地名。由此，读者可以看到古今地名的变与不变。第四栏是《入藏程站》所记载的两地之间的清代里数，第五栏是在卫星地图上实测的两地之间的公里数。细心的读者，可以在两种里数之间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表中的实测公里数，都取到米的级距，这是因为卫星地图上作业，必须标记到很细，才能前后连贯下去；此外，记载道路经过某个地名，可能只是从它旁边经过，计算距离时，也是采取它旁边的经过点。所以，请不必拘泥。第六和第七栏，就是GPS的经纬度。GPS所取得的都是非常精准的小点，一般地点当然不会是那么小的点，它所呈现的是代表位置。所以，每为一个地名设下GPS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档案中记录为什么定位在这里。一般来说，河流桥梁是采取桥中心位置，村庄依据“天地图”的标记，但是“天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所给出的位置经常没有理由的不相同，必须自己去选择。清代州县的城门，是先根据古地图画出城墙和城门，再给予定位，不过，老地图本身的不准确性，也十分令人困扰。

以现存一万分之一城厢图最多的成都来说，笔者一共数字化了四张城厢图：1915年的《成都街市图》、1903年的《四川省城街道图》、1902年的《新测考订四川成都省城内外街道全图》、1911年的《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其中以《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为最好，但还是有重大的问题。成都城内有一条东西横贯的小河道，现在只残留痕迹，不注意就看不出来，但是，利用数位化之后的老城厢图，再辨识房屋与街道的结构，仍然可以看见这条河道的轨迹。在数位化工作中，现存河道遗迹与古地图中的河道如果能够吻合，老地图数字化的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但是，笔者无数次比对，发现该图西侧大约三分之二的图面，与这条河道的西段、中段符合，另外东侧的三分之一必须重新比对。不出意外，把东面三分之一的古河道对齐之后，东大门这一大块区域也全部重合了。换言之，原测绘、原制图的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局部错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终于把这座清代遗留下来的成都府城的城墙线画出来，四面城门也定了位，南门与万里桥也才能定位。

第一段

      表2　“成都府成都县至双流县尖，新津县宿”路程（计程九十里，43.268公里）

以上，大略解说了本表的结构和相关的一些问题。下面，再看一段《入藏程站》的原文：

成都县至双流县尖，双流县至新津县宿：

成都北走秦凤，东下荆襄，南通六诏，西拒吐蕃。由锦城南门五里过万里桥（即武侯送敬侯使吴处）。十五里过簇桥（即今之蚕市，双流县境）。十里过金花桥，十里至双流县（汉广都地）。出南门，五里过南林铺，十里过黄水河（河自温江县南流，四十里过县东，至彭山县合岷江）。十里过串头铺（新津县境）。十五里过花桥子，十里至新津县（汉武阳地），计程九十里，驿程平坦，沃野袤延，万里之行发轫于此。

原书采用明清路程书的标准格式，相应表格先以“成都府成都县至双流县尖、新津县宿”为题（表2），并标出第一站的总路程。“尖”指尖站，休息用餐的处所，一般路程书不写尖站，该书比较仔细。

标出一站总路程之后，就记录沿线的小地名。该书最小的单位是五里，大多数是十里，这就表示它是比较精密的实用旅行指导。清朝的1里究竟有多长？如果依法计算的话，一里为360步， 一步为5尺，一营造尺约30公分，换算起来1里约为540米。不过，实际上很混乱，到了清末民初，往往直接以2里换算为1公里。王昶的文章和《入藏程站》《西藏志》书中的1里长度也没有定准，有的甚至短到300余米。所以，读者如果想知道两地距离，看笔者的实测即可，不必一一深究清里。不过，他们所记的里数，也有很大的意义。比如说，书中记载甲地到乙地是20里，乙地到丙地是10里，从现地来看，甲乙两地的距离，往往真的比乙丙两地的距离长了大约一倍。

第二段

表3　“新津至斜江河尖，邛州宿”路程（计程九十里，37.223公里）

新津县至斜江河尖，斜江河至邛州宿：

新津出南门，五里过太平场，五里过铁溪桥（下为铁溪河，昔武侯烹铁于此），二十里至斜江河（源出大邑县鹤鸣山东，委曲斜流因名，邛州境也），十五里过高桥铺，二十里过圣花堡，十五里过天官桥，十里至邛州（汉临邛地，即司马长卿遇卓文君处，州城南街有文君井），计程九十里，路亦平坦，过此则渐历崎岖矣。

第三段

表4　“邛州至大塘铺尖，白站宿”路程（计程九十里，34.025公里）

邛州至大塘铺尖，大塘铺至白站宿：

邛州出南门，过南河大渡（即卭水），由大道街上小坡，十里过十里桥，十里过卧龙场，十里过干溪铺（蒲江境也），十里至大塘铺，十里过万工坡（明蓝玉取云南，凿石开道，费工万余故名），二十里过吊枋铺，五里过墨竹关，八里过何家坪（名山县境），七里至白站（即百丈驿，讹名白站，有唐百丈县故址），计程九十里。

第四段

表5　“白站至名山尖，雅安宿”路程（计程九十里，38.022公里）

白站至名山县尖，名山县至雅安县宿：

白站十五里过洗马池，十里过白土坎（石头漫坡路），十五里过和尚脑，十里至名山县，十五里过金鸡关（小冈上建关帝庙），十五里过桐子林，渡平羌江（武侯故事），十里至雅安县，计程九十里。

第五段

表6　“雅安县至观音铺尖，荥经宿”（计程九十里，39.328公里）

雅安县至观音铺尖，观音铺至荥经县宿：

雅安县出南门，五里上严道山（原名鹿角山，唐元宗改），五里过对崖，十里过风木垭，十里过八步石，十五里至观音铺（在山溪间），十里过飞龙关（顶有古刹名龙兴寺），下山十五里过麻柳湾（荥经县境），十里由庙过七纵河（源发瓦屋山，武侯初擒孟获处），十里至荥经县，计程九十里。

第六段

表7  “荥经县至小关山尖,清溪县宿”路程（计程一百十里，45.362公里）

荥经县至小关山尖，小关山至清溪县宿：

荥经县出南门，十里过磨刀溪，十里由箐口站，顺沟而进过大通桥，十里过安乐坝（清溪县境），十里过黄泥铺，上山，十里至小关山，由溪内行，林木障翳，山谷阴森，晴少雨多，云雾时结，沟直上偪仄难行。十五里过大关山，下冈五里，过板房，沿沟而上，十五里过长老坪，（即相岭，武侯曾屯兵于此），冬春雪盛险滑，行旅戒焉。十五里下山过二十四盘（即卭筰山），路甚险峻，五里过羊圈门，五里至清溪县（其地风大，每日夕时狂飙陡作，房屋振撼，窸率有声，居人习惯不异也。此地分路由南门，即建昌路），计程一百十里。

第七段

表8　“清溪县至富庄尖，泥头宿”路程（计程八十里，33.520公里）

清溪县至富庄尖，富庄至泥头宿：

清溪出西门，下坡过沟，复折上山，十里过冷饭沟，十五里过四垭口，五里至富庄（俗名蛮庄），三十里过陡溜子，二十里至泥头驿（清溪尉驻此），计程八十里。自过清溪县，鸟道羊肠，日益加险，而蛮烟瘴雨，亦渐绘边徼之景矣。

第八段

表9　“泥头驿至林口尖，化林坪宿”（计程七十五里，28.286公里）

泥头驿至林口尖，林口至化林坪宿：

泥头走山沟中，由老君剑（水急如剑故名，其地有猓猡，乃昔羌人也），十五里过高桥，上三角坪，二十里至林口，复下沟，纡折登坡。十五里经伏龙寺，十里上飞越岭（唐置飞越县于山足旋废），山势陡峻，怪石巉岩，逼人面起，终年积霜雪，懒云下垂山足，行旅如在层霄，此内地第一险阻也。山顶有隘，过隘即下山，十五里陡坡，无驻足处。至化林坪（沈边土司属，山顶有一海，广不过三里，居民取汲焉），计程七十五里。

第九段

表10　“化林坪至冷碛尖，泸定桥宿”（计程七十五里，36.843公里）

化林坪至冷碛尖，冷碛至泸定桥宿：

化林坪，峻岭临江，斜盘鸟道，下山二十里，过龙坝铺（有伊公沟水绕此流入泸河），右走沈村（现今沈边土官余国玺游牧处），左过小河，十里至冷碛（现今冷边土官周廷栋住牧处），二十里过瓦角，十里过安乐村，十五里至泸定桥（设巡司）地稍温暖，河即泸水，有铁索桥（康熙四十年建，东西长三十一丈一尺，宽九尺，施索九条，覆板木于上），水颇险恶，恃桥利济，计程七十五里。

第十段

表11　“泸定桥至大烹坝尖，头道水宿”（计程七十里，35.805公里）

泸定桥至大烹坝尖，大烹坝至头道水宿：

泸定桥十五里过大冈塘，五里过咱哩（现今土官古应洪住牧处），五里由黄草坪过小烹坝，十里过大烹坝，复上小坡，十里过冷竹关，下沟曲折，十五里瓦斯沟，十里至头道水，高崖夹峙，一水中流，居民皆住山麓，水声坪訇如雷霆，岩后有瀑布，夭矫喷薄，亦一大观，计程七十里。

第十一段

表12　“头道水至柳杨尖，打箭炉宿”（计程六十里，21.805公里）

头道水至柳杨尖，柳杨至打箭炉宿：

头道水五里过日地塘，二十五里至柳杨，一路深沟，柳阴密箐，十五里过沈坑，十五里抵打箭炉，计程六十里。

以上是《入藏程站》中自成都至打箭炉共计程九百二十里的数位化工作，每一个地名、每一条路线、每一段路程，都有高度准确性。虽然笔者采用的模拟道路法，并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古代道路，但是，模拟道路既然经过原书所记载的每一个站点，因而可相信与古代官道的路线是相近同的。

在模拟道路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都一一克服了。例如《蜀徼纪闻》和《入藏程站》所记载的官道，笔者多次登上山顶，都是现代道路没有经过的，包括《蜀徼纪闻》所载的天舍山与纳凹山。《入藏程站》中的“小关至大相公岭再下至清溪县”一段，上下都是以山中溪沟为路；又如“冷竹关至瓦斯沟”，现在公路沿着大渡河西岸铺设，与之平行，而古道先登上黄草坪，再上达红，现在到达红还有简易道路，从达红下到瓦斯沟就没有清楚的道路了。又如从雅安到荥经经过一个名为“麻柳湾”的地点，2018年以后新修的道路改经麻柳村，连麻柳村也是新迁建的，在使用卫星地图时，如果只看2019年以后的图层，就会判断错误。类似这样的工作非常多，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论文只能呈现最后的成果，工作过程的研究细节无法一一报告。

研究者以清代官道为参考，可以向明代以上推考，依笔者的经验，可以应用于唐朝以来的研究。

文稿：刘俊晖

排版：张雅欣

2025年12月17日 14：00-16：00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3期”；参考文献格式：陈静,保罗·斯宾塞,姜蕴芳,等.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J].数字人文研究,2025,5(3):3-40.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摘要：报告呈现了一项关于中英两国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生态的比较研究成果。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及对 45 位学者、资助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及文化与技术领域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该研究是首个针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进行的大规模、定性跨国比较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制度与基础设施环境如何塑造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学术实践。

研究发现了数字人文发展中既有的共性挑战，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轨迹。英国数字人文的发展具有更长的制度化传统——扎根于学术部门、基于项目的创新实践，并与文化遗产机构紧密结合；而中国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以及日益跨学科的学术环境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包括：

• 对数字人文的多元理解：英国受访者通常将数字人文视为实验性、跨学科且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则描述了一个分散但快速发展的领域，其发展往往受制度约束及务实目标的影响。

• 资助环境：在英国，数字人文资助通常为竞争性项目资助，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众参与的支持日益增加。中国的资助则更为集中，并与政府重点领域战略保持一致，尤其在文化遗产及智慧技术相关项目上。

• 基础设施差距：两国在维持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均面临挑战。英国利益相关者强调互操作性、多样性、可及性及可持续性；中国受访者则关注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以及数据标准化问题。

• 职业认同与职业路径：英国学者对数字人文角色的认知更为明确，但技术岗位的职业发展仍存在困难。中国数字人文身份尚未完全制度化，职业路径正在形成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 合作机会：中英双方均对合作兴趣浓厚，但存在语言障碍、缺乏共享平台、跨国资助有限以及研究实践中知识体系不连贯等障碍。

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资助机构、研究人员、大学以及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的战略建议，旨在加强跨国合作，建设包容性基础设施，支持新兴专业人士，并促进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

关键词：中英比较； 数字人文； 批判性基础设施； 学科； 教育

作者简介：

陈静（通讯作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Email：cjchen@nju.edu.cn； 

保罗·斯宾塞，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姜蕴芳（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郑昕奕（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一）

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二）

5 引言

5.7 数字人文研究评估

（1）评估现状

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受访学者均强调，数字人文研究的评估依旧深受传统学术框架主导。在中国，这一点尤为明显，评估体系高度依赖于 CSSCI 收录期刊 的发表情况。这种以期刊论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使得数据库、工具或可视化成果等创新性的数字人文产出难以被纳入主流学术成就类别。在英国，定期开展的全国性研究评估,即研究卓越框架（REF）对高校战略、声誉和经费分配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数字人文研究往往在高校提交 REF 影响案例时极具吸引力，但如何对其进行评估依然面临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也折射出人文学科在更广泛范围内评估创新性、跨学科数字成果时的困境。

中英学者的共同担忧在于：缺乏专门针对数字人文的正式评估机制。英国学者指出，REF并没有专门的数字人文评审小组，导致相关成果被分散到不同学科单元中，并由缺乏数字人文方法论背景的评审人进行评估。这种分散不仅削弱了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整体成就感知，也容易造成对其学术价值的误判或低估。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的研究通常由对数字人文不甚了解的人来评估，这意味着他们既不会真正指出我工作的不足，也不会支持我认为最值得被认可的部分。” 中国学者则表达了类似的忧虑，指出跨学科或数字化产出的评价政策不明确。在缺乏可跨人文学科普遍适用的基准或量表时，创新研究往往被边缘化或误读。

虽然英国部分高校已尝试为 REF 中的数字成果提交提供内部指引，但中国学者普遍反映缺乏相应的政策框架与技术评审规范，研究人员不得不在模糊的评价环境中摸索前行。尽管一些国家已提出数字人文或更广义的数字学术评估框架，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可被广泛采用的国际通行标准。

中英学者共同的挫折还在于：难以找到合格的评审人。缺乏专门的数字人文或跨学科评审专家，往往导致评审过度依赖传统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未必能准确把握数字项目的方法论严谨性或学术贡献。这种评估错位不仅可能令研究者对非传统研究路径望而却步，还可能进一步固化保守的学术文化。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跨学科特性和动态技术范围使得难以为 REF 或其他评估（如科研资助评审或高校内部考核）组建具备充分专业背景的小组。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近年来尝试引入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参与资助评审，受到学界肯定，但也有受访者提出“我们完全可以更具想象力，拓展评审人来源，以适应不同的评估场景”。

（2）研究结果

英国的 REF 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非传统成果评估机制，且在实际提交时，这类成果往往能获得积极评价。然而，受访者普遍对高校内部在成果上报前的预评估过程表示不满。有学者认为，数字项目常令高校高层管理者感到不安，因此学者面临来自规避风险型管理者的压力，被要求提交更为传统的成果（专著与论文），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一篇好文章是什么样子，但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数字成果是什么样子”。

中国学者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学术文化高度依赖专著出版，而大部分非传统成果并未被纳入官方评价体系。因此，除非研究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挂钩，否则仅凭数字人文贡献，学者在职称晋升或科研经费申请上会面临更大阻碍。这种状况尤其打击早期学者的创新动力，他们更依赖公认的成果类型来获得晋升与职业稳定。

由此，投入于数字建模或工具开发的大量智力劳动常常在评估过程中得不到承认。这种对新型学术成果的忽视，不仅阻碍了个人职业发展，也削弱了数字人文在以文本与印刷出版模式为中心的学术文化中的合法化进程。

类似地，无论在英国、中国，还是更广泛的学术环境中，软件或数据作为成果的学术地位依然未被充分理解，这对高计算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3）数字人文评估的未来

英国学者指出，开放科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学术环境，开放数据、开源代码、数字工具以及研究过程中各阶段产生的数字化成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英国及欧洲其他资助方对开放性与再利用的强调，大学也逐渐转向保护与展示数字人文项目。然而，学者们依旧希望拥有更多的实验自由和更快的出版节奏，因为现有体系往往抑制创新。中国学者同样认识到数字方法的变革潜力，但普遍感受到制度运行缓慢和期刊文化保守所带来的限制。出版规范缺乏开放性，技术文档标准的缺失进一步制约了创新。在两国语境下，学者们都呼吁构建一种能够重视实验、支持开放传播并能反映数字时代学术工作演变特性的研究环境。

5.8 教学与训练

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数字人文研究，而非教学。但在简要涉及教学的部分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当前所从事的数字人文教学类型、他们认为数字人文课程应当涵盖的主题，以及他们希望在教学方式上看到的改进。我们认为，未来若能在不同地理和行政语境下开展更深入的数字人文教学比较研究，将会颇有价值。

（1）数字人文教学的现状

数字人文在英国的发展，重要推动力之一是对教学项目的投资，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在硕士阶段的课程建设（英国首个数字人文硕士课程于 2002 年开设）。目前英国尚无本科层面的数字人文专业，但自 2005 年起，已有若干数字人文博士项目。

本研究确认，这些课程项目的发展对数字人文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首先，它们帮助数字人文在机构层面上确立了学术存在感，无论是作为独立院系还是研究中心。其次，它们提升了数字人文在整个人文学科体系中的学术地位，使其日益被视为严肃的研究领域。第三，它们通过回应不同层次、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学生的实际需求，使学科保持“新鲜感”，并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数字人文的社会与教育角色。最后，它们逐渐培养了未来的数字人文学者，并提升了相关专业领域对数字人文的认知度。

然而，目前尚缺乏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完整学术培养路径。一些受访者因此倡议开设数字人文本科课程，以打造更连贯的教育历程，并构建更稳定的数字人文职业发展通道。同时，也存在对博士培养的担忧，尤其是偏重实践或技术的数字人文博士学位，因其挑战更大，反而吸引力不足。

近年来，英国在课程去殖民化、促进多元与包容方面已做出诸多努力，但在课程国际化及跨文化意识培养方面关注较少。考虑到英国数字人文学生群体往往高度多元化，一些受访者指出，他们的课程可能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与中国数字人文进行交流，以回应众多中国学生的学习需求。

如同研究领域一样，数字人文教学在机构层面也存在分化：部分高校拥有稳定的学科定位，而其他高校则缺乏这种条件。一些学者不得不“隐性”地开展数字人文教学，可见作为一门课程，数字人文在学术体系中的能见度依然不高，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提升。部分受访者建议，应更加重视数字人文教学的推广与宣传，并突破单纯聚焦研究生层次的局限。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教学应从“中学毕业生阶段”便可以开展，且应当展示数字人文如何帮助我们在 21 世纪创造与理解文化。

在中国，数字人文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从少数高校的博士与硕士项目，逐步扩展到本科课程的开设，例如内蒙古师范大学 与内江师范学院 等案例。受访者认为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一位学者表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学科尚未完全建立，但需求已经出现，且似乎已经成为趋势的阶段。”不过，对于是否应开设数字人文本科项目，学界依然存在谨慎态度，这一点在“职业”一节中已有涉及。

部分院校正推动跨院系合作，开设跨学科的数字人文选修课，从而扩大受众范围。这反映了中国高校在制度层面对数字人文教育的逐步重视。中国学者描述了一种教学转向：从单纯的技术训练转向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应用的培养——“学生必须超越技术层面的训练，以创新的方式理解数字人文的应用”。目标是帮助学生突破学科边界，重构研究问题，并在更有学术意义的语境中应用数字人文工具解决问题。

中国受访者还强调了一些旨在拓展数字人文影响力的跨学科教育计划。这些计划常常通过开设跨学科选修课向不同学科学生开放，涵盖主题包括 GIS、语料库标注与大语言模型等。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已在本科到博士各个层级开展数字人文教育。一些中国学者特别强调，数字人文教学应将技术训练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相结合，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学习不应止步于对工具的掌握。同时，多位学者自编教材以适应本地需求和院校课程设置。这些教材不仅支持了正式课程，也为跨学科选修课提供了基础资源。这种注重课程设计的做法，体现了中国高校在制度上对数字人文教育本土化与规范化的积极投入。

目前，全球尚未建立数字人文教学项目的统一评估体系，这是教学领域一个重要缺口，而区域或国际合作或许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在正式课堂之外，培训——例如工作坊、暑期学校与联合授课项目——在中英两国均被视为必要，但对其有效性的看法不尽相同。英国学者频繁提及一些知名培训项目，但也有人认为，该领域需要一种介于一次性培训与完整学位之间的中间层次训练模式，即能够提供深度与持续参与，而不需投入完整学位周期的形式。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培训形式，但学者们担忧其受众有限，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类培训难以满足广泛需求。

（2）应该教授学生的内容

英国和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强调跨学科性作为数字人文教育的基础的重要性。双方一致认为，学生必须在核心人文学科方面具备坚实的基础，同时接触计算思维和数字工具。英国学者往往强调需要对数字方法进行批判性参与，鼓励学生审视在进行人文探究时使用技术的认识论意义。中国学者同样倡导跨学科框架，但其重点更具实践性，主要在于弥合文化遗产研究、信息科学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联系。

双方都同意学生必须熟悉关键的数字工具和计算方法，但其强调点有所不同。英国学者通常强调教授数据素养和编程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更广泛的技能，例如数据管理、可视化和GIS。中国学者同样重视数字技能的习得，但往往更注重本土实践中常用的工具集，例如古籍的光学字符识别（OCR）以及档案元数据的创建。

教授学生如何使用数字档案和文化遗产是共同的优先事项，但在两种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英国，数字人文教育者常常将数字档案视为提出有关访问、策展和公共历史等问题的手段。而在中国，文化遗产往往被定位为国家记忆和身份的核心领域，数字人文培训则强调古籍和历史文献的数字化、保存和诠释。

英国和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提倡项目驱动的学习，认为这种方式能为学生提供将数字工具应用于现实研究问题的关键经验。英国学者将协作式、探究驱动的项目描述为数字人文教学的核心，通常涉及跨学科团队和开放式探索。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同样强调动手实践的价值，但往往将其融入与机构或政府优先考量的、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项目中。

英国学者非常重视在数字人文课程中嵌入伦理反思和批判理论。诸如算法偏见和数字殖民主义等主题，通常被视为帮助学生批判性思考数字世界的核心内容。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教学中较少将数字伦理或政治批判置于突出位置，尽管对于数据责任和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等主题的兴趣正在增长。

英国和中国的学者都认为沟通与叙事是数字人文学生的重要技能，尽管他们的方法有所不同。英国学者常常鼓励学生产出面向公众的成果，以便将研究转化为面向更广泛受众的内容。中国学者也认识到数字传播的重要性，但更注重数字人文如何有助于公众教育和国家文化传播。

5.9 计算转向

（1）计算人文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文化与社会数据的日益普及，以及用于查询这些数据的计算方法和工具的发展，人文学科正经历一场计算转向（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回归”）。与这场计算转向相关的术语和技术种类繁多，彼此交叠或互补——例如文化分析、远读、宏观分析、网络档案研究、文本与数据挖掘、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尽管其对主流人文学科研究的影响程度至今仍存争议。计算方法使研究者能够大规模分析海量数据（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及/或视听媒体），从而发掘那些通过细读和定性方法难以察觉的语言、主题或历史模式。

数字人文为人文/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实验空间，用于探索计算方法及其影响：在英国，通过“与机器共生”和“屏幕档案智能系统”（ISSA）等项目，或如艾伦·图灵研究所《人文与数据科学白皮书》等报告；在中国，则有哈佛大学CBDB项目、 莱顿大学的MARKUS项目与台湾大学的 DocuSky项目展现了计算数据建模与分析的范例。

中英两国受访者均指出，计算工具、方法及基础设施的普及化既是近年数字人文的核心趋势，亦是该领域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两国关注重点略有差异——例如英国更侧重语料库语言学，中国则更注重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但双方均高度关注如何使计算方法更广泛地惠及数字人文及更广阔的人文领域研究者，并日益深入探讨这将如何重塑未来人文研究的实践方式。

英国国内对数字人文日益被先进计算方法所定义的现象存在复杂情绪，认为其与定量方法的关联过于紧密（至少在大众人文认知中如此），部分人士担忧大规模高计算量项目的资金支持可能逐渐取代采用定性方法的小型项目。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认为数字人文（乃至更广泛的人文领域）亟需更深入地探索计算与人工智能方法的潜力（及风险）。部分受访者指出，原生数字研究（如网络档案研究）正逐渐成为人文学科的主流，这为运用社交媒体及其他跨媒体或数字文化形式研究当代文化开辟了新路径。

计算相关主题的教学呈现相似趋势。英国学者高度重视在数字人文课程中融入伦理反思与批判理论，算法偏见、数字殖民主义、无障碍访问及开放获取等议题常被视为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数字世界的必修内容，这体现了“批判性数字人文”话语的广泛倾向。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数字人文教学中较少突出数字伦理或政治批判，尽管部分学者对数据责任、数字权利及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等议题日益关注。中国教学更侧重实践成果——例如数字人文如何支持文化产业、经济创新或国家教育目标。但中国学者正逐渐意识到融合全球视角与批判性反思的必要性，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趋同趋势。

（2）大规模数据与集合

受访者强调，分布于人文研究项目、GLAM机构以及创意产业或公众产生的其他数据源中的文化与社会数据，蕴藏着巨大且尚未充分发掘的潜力。

在中国，GLAM机构拥有海量文化数据，但数据开放共享的缺失已成为 GLAM机构与学术研究组织开展合作的主要障碍。在英国，我们研究中的部分文化遗产代表认为，数字人文领域已基本建立了查询这些内容的下游技能和方法，但仍然缺乏的是对研究和文化生产原始材料（海量数据）的访问权限，这将使更复杂的跨馆藏和跨领域分析成为可能，无论是近距离还是大规模分析。

“与机器共生”项目汇聚了数据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通过融合多种计算方法（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历史语言使用趋势，并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地图特征进行分类，借助海量历史报纸集和空间数据来探究工业革命。该项目被视为数字人文与GLAM领域协作的典范，有望为此奠定基础。

我们采访的GLAM从业者一致认为，近年来英国的GLAM与数字人文研究议程已显著趋同，双方共同关注如何使档案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大规模数字化藏品既更便于研究，又能更贴近受众需求。在国际层面，OpenGLAM、“藏品即数据”以及开放文化数据运动（常借助博物馆API）在此方面提供了关键参考。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迈向国家收藏”（TaNC）研究计划在探索如何创建统一的数字化文化遗产收藏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计划不仅提升了基于藏品的研究工作流程与数据的互操作性，更彰显了其价值所在。

（3）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

人工智能研究在英国和中国均呈增长态势，但从（数字）人文学科视角来看，其侧重点有时存在差异。尽管人工智能并非本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受访者普遍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推动文化实践的快速变革，数字人文很可能在关于如何适应这些新现实的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围绕教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融合的政策正推动着数字人文研究发展。这与“建设数字中国”、促进数据资产化等国家战略目标相契合，间接惠及数字人文领域。不过，中国研究也高度关注文化遗产与传统资源，例如古籍文献。

有人认为，数字人文领域理应更深入地与人工智能展开对话，但该领域总体上尚未完全适应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人文学科普遍缺乏对人工智能运作机制、功能作用及其对社会文化实际影响的深入理解，因此有人认为“数字人文在消除恐惧与焦虑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能帮助人们真正理解人工智能的实际功能”。部分中国学者通过大型语言模型优化应用，认为人工智能（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对数字人文的影响显著：既降低技术门槛，又促进模型与研究的深度融合。他们强调人工智能在提升研究效率方面的潜力，尤其体现在处理海量文本和揭示关联性方面——这仍是数字人文的核心优势。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英国，数字人文学者更倾向于积极批判人工智能，或探索人工智能的偏见、伦理和法律问题；而在中国，人工智能的整合正被更积极地推进，机构层面对于人工智能在促进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也表现出更强烈的热情。然而两国均存在质疑声音：尽管人工智能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其效果存在被“过度夸大”的风险——有学者指出，对于人文学科领域而言，“人工智能与大型语言模型目前根本不适用”。两国均对人工智能对（数字）人文学科研究议程的影响存疑——担忧其未来可能主导学术与资助议程。

目前，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学生如何与GPT互动的关注度自然很高，但一些英国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包括倡导更民主的人工智能工具获取渠道，代表多元声音，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融入人文价值。还需确保“由艺术与人文学者需求驱动的机遇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突破边界”，而非简单接受通用型和“开箱即用”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尽管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具被公认为具有价值，但两国受访者均认为，目前许多人文学者缺乏有效运用这些工具的培训或跨学科技能。

在实践层面，英国受访者指出需构建大规模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并让高性能计算更广泛普及——为不熟悉此类工作方式的研究者搭建“入门通道”，并提供“手把手指导”，以帮助其驾驭新颖且复杂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受访者一致认为数字人文虽仍以实践为主导，但亟需建立理论框架——尤其在人工智能、伦理学和认知科学领域，“迫切需要基于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支撑，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方面”。

最后，随着技术日益精进，我们理解其运作机制与影响预判的能力反而减弱，这将成为数字人文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此类项目往往需要由大批高度专业化（且多为技术型）研究人员组成团队，这将催生截然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模式。

5.10 知识生产与成果

（1） 数字人文与知识生产

在本节中，我们询问受访者数字人文如何创造新知识。数字人文学者常难以用既能获得领域共识又能被更广泛受众理解的方式阐明这一 点，但我们认为提出此问题至关重要——既可理解该领域对自身知识生产角色的认知，又能发掘跨越地理文化边界及数字人文子领域的共同脉络。总体而言，两国受访者的回答呈现相似性。

（2）建构

英语数字人文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建构”，尽管围绕其内涵（以及这种建构行为需要多大程度的技术性）仍然存在着争议，但英国受访者对此有特别体现，他们确认了对数字人文更广泛的理解，即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其核心在于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基础设施，这与大多数人文学科姊妹学科中的研究相比具有“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

中国受访者同样认同数字人文普遍被视为知识生产者，强调其揭示隐性规律、创造新方法论、拓展学科边界的能力。但部分学者认为数字人文更侧重知识重组与发掘，而非创造全新洞见——它属于“方法论的转变、范式的转换”，是“催生新知识的助产士”。它不会直接创造知识。

（3）空间

两个研究群体的参与者都指出，数字人文常处于一种临界空间，由此既产生优势也带来局限。正如一位中国受访者所言，尽管在合作项目中定义或获得数字人文对知识的独特贡献往往面临挑战，但创新行为常发生在学科边界处。

至少一位英国研究参与者认为：“若想从事激动人心的工作，并理解我们周围（文化空间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绝对是值得投身的前沿领域。”

（4）生成关于人文学科实践的元知识

英国部分学者特别强调数字人文如何创造元知识，即关于知识如何被构建、生产和传播的知识。这种解读认为，通过档案数字化、文本编码或数据库设计，学者们被引导批判性地反思传统范畴（如作者身份、体裁或分期）中内嵌的假设。数字方法不仅用于内容分析，更用于质疑既有的学术框架。这种反思性维度是许多英国学者理解数字人文智识贡献的核心所在。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往往通过数字项目中的分类体系或本体论构建，以更隐性方式介入元知识领域。其重点在于为当代需求标准化与现代化传统知识体系，对学科范式的批判性反思相对隐晦。简言之，英国学者更常凸显认识论的颠覆性，而中国学者则着重强调认识论的系统化与整合性。

（5）实现多模态与跨领域的知识形式

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均指出，对文本、图像、声音及空间数据等复杂组合进行整合分析，是数字人文对知识创造的独特贡献。在英国语境中，这种跨学科性（有时伴随多模态性）常与学科边界的消解相关联，从而促进人文科学、计算机科学、设计学与信息学之间的协作。当文学通过视觉化手段解析、艺术史融入空间分析、表演研究借助数字媒体记录时，新见解便应运而生。中国学者同样推崇跨学科与多模态方法，尤其在遗产研究及互动展览领域。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通过3D扫描、虚拟模拟等可视化手段，更易为学生、年轻群体及公众所获取理解；而英国学者则倾向将多模态形式视为激发多层解读的实验性尝试。由此可见，两种语境虽均重视多模态的实现可能性，但对其认识论功能的界定存在差异。

（6）数字人文应扮演辅助角色还是自主角色？

两组受访者均认为，数字人文并非单纯将技术应用于人文学科，而是对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共享与想象方式的重构。然而，受访者（在各国范围内）对数字人文的核心定位存在分歧：究竟是主要支持人文学科的转型，还是应当开创自身独立的研究议程。

尤其在英国受访者中，一种日益强烈的共识正在形成：数字人文需要在数字研究的关键挑战中展现领导力。这些挑战涵盖从实践考量到多样性与包容性等诸多方面。实践问题包括项目与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新兴研究对象的引证规范，以及隐性劳动的认可。多样性挑战则涉及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不同社会背景的研究者，或在数字研究平台中加强多语言支持（尤其是非英语数字人文领域）。

一位受访者指出：“当前普遍问题在于数字人文本质上仍受英语霸权支撑”，且缺乏全球南方地区的代表性。部分中国学者强调需积极参与学术话语，批评那些缺乏学术深度、仅以资源为导向的合作模式。他们同时指出：“中国自身基础设施尚未充分整合，与全球项目的联结也较为有限”。

（7）重新思考作者身份、合作关系与人文知识的公众性

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学术作者身份与合作模式的转型。英国数字人文学者常强调从个人创作转向团队协作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汇聚了图书馆员、开发者、设计师与学者。这种协作模式既被视为实现知识生产民主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共同署名、开放同行评审和参与式档案建设的契机。中国学者同样认可协作的重要性，尤其在高校研究者、政府部门与科技企业协同推进的大型国家级项目中。但中国语境下的协作更多聚焦于机构协同与项目管理，较少强调作者身份转型或公众共创。“人文公众”概念亦存在差异：英国学者常倡导通过数字叙事或公民科学将数字人文作为学术界与多元受众的桥梁，而中国学者则更侧重向广泛公众传播权威文化知识（且多为教育导向型）。这凸显了双方对数字人文社会参与及知识民主化的不同愿景。

（8）分析尺度与计算人文

英国和中国数字人文学者均认同，数字人文使学者能够提出新型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源于超越传统人文方法的计算能力。英国学者强调数字工具如何基于大数据集、网络分析和空间映射构建假说，进而重塑人文探究的本质。这些方法不仅拓展了分析尺度，更促使学者在数字环境中重新审视证据、语境与意义的构成。中国学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通过处理海量历史文献或文学语料库，支持着新型研究——使学者得以发现隐性趋势、词汇演变及地域差异。然而中国学者的关注点常聚焦于运用这些工具探索古典文本、地方志与遗产数据，旨在深化文化解读而非审视数字认识论本身。因此，尽管双方都重视计算创新，英国学者往往强调批判性方法的开发，而中国学者则侧重拓展文化与历史研究能力。

（9）数字人文与“巨大挑战”

部分英国受访者指出，科学界在聚焦全球性挑战（如大流行病、环境或粮食供应）并阐明其影响方面取得了成功，这被某些人视为值得效仿的典范。他们认为数字人文目前尚未充分关注此类议题，但数字人文在诸多领域“具备独特优势”，例如虚假信息问题，以及理解数字生活对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一位拥有资金筹措和数字服务领域背景的受访者表示，若参加数字人文会议，他们预期会听到“大量极其具体的项目”，且“内容都非常细碎”——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因为人文学科研究往往如此运作。但同时，他们也质疑数字人文能否找到方法，将项目、方法和出版物串联起来，以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全球性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在重大挑战的背景下讨论数字人文。”

（10）规划人与技术的关系

正如我们所见，数字人文在倡导、构思和评估新型研究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致力于超越人文科学与新技术及科技产业之间历史上的被动关系，转而展现人文科学在伦理、设计和批判性分析等领域的价值。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应更积极地与产业界互动，并展示其价值。它对诸多议题都有所论述，从文化物件建模或数字技能与素养，到数据采集的伦理、权力动态与数字基础设施。英国学界领军人物强调，英国数字人文必须避免沉溺于过时技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未能推动人文学科同步进步”，需持续探索前沿技术并叩问：“它能为我们创造什么价值？”在此愿景中，数字人文赋予艺术与人文学科更大自主权，使其能主导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及其在文化社会的应用。

中国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不仅是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更是对数字时代知识创造、共享与想象方式的重构。过去中国数字人文发展侧重文本与数字化，尽管数字化仍具重要性，但当前对人工智能与大型模型的关注度显著提升。

结论

总而言之，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数字人文都被视为能在方法论、基础设施、多模态及认识论等多维度催生新知识。但两国也存在差异，这反映了各自更广泛的制度、历史与文化背景。英国学者常将批判性反思、方法论多元主义及公众参与置于核心位置，而中国学者则更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传承与国家层面的应用实践。

5.11 关系与协作

在本节中，我们询问受访者最常与哪些国家开展合作，他们如何看待本国（英国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以及未来希望看到全球代表性产生哪些变化。

中英两国数字人文学者虽身处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与政治生态，却都深度融入全球研究网络。双方对实质性国际合作的共同期许显而易见，对系统性挑战的共识亦然——从资金支持、人员流动到理念契合与政策碎片化。英国学者倾向于灵活、个人主导且以资金为导向的合作模式，而中国学者则更重视机构声望、地域邻近性及结构化合作。但双方都日益意识到，数字人文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能力，更需跨越文化差异，推动可持续的跨国伦理合作。

（1）主要合作国家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中国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者，其合作对象都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英国学者而言，与欧盟国家的合作尤为突出，有时还得到欧盟资助项目（如“地平线计划”）的历史性支持。英语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共同语言与文化纽带常为合作提供便利。部分学者特别强调与爱尔兰数字人文领域的联系——当地资助机构的专项合作计划依托既有纽带开展，受益于某位学者所称“大学运作模式的共同文化历史”。而英国数字人文领域通过联合专业协会与爱尔兰建立的战略联系，更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合作关系。中国学者同样将英美视为主要国际合作对象，尤其体现在联合研究、教学及出版领域。德国及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虽在中国受访者中有所提及，但重要性不及英国数据集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特别提及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作为关键的亚洲合作伙伴，体现了地理邻近性和共同的区域学术利益——这一轴心在英国的回应中鲜少出现。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也被中国学者提及，凸显出横跨中亚和东亚的更广泛区域网络。

（2）合作的形式与类型

在合作类型方面，中英学者均开展学术研究、合著出版、科研交流及会议参与活动。对英国学者而言，正式合作往往源于资金驱动的机制，例如参与欧盟项目或依托联合机构框架开展的跨国合作。相较之下，中国学者更侧重合著专著、联合培养人才，以及共享数据库和谱系资源等科研基础设施。中国受访者还提供了更多机构主导的合作范例，如政府主办的学术会议（例如世界古典学大会），并常将声望、机构支持及契合国家战略列为主要驱动力。

英国学者则倾向于建立个人或院系层面的伙伴关系，这些合作往往基于学者流动性、历史渊源或个体层面的共同研究兴趣。他们描述的合作关系是通过共同的知识论或国际学者在英国机构的存在而自然形成的。虽然两组学者都参与会议和研讨会，但中国学者更常将这些活动置于正式的机构协议和政策驱动的倡议框架内，通常有国家支持。

（3)合作的障碍与挑战

两组学者均指出地缘政治因素、制度壁垒和结构性限制造成的局限性，但侧重点不同。英国学者着重探讨脱欧后的影响，包括欧洲资金渠道中断、签证问题以及跨境合作面临的官僚制约——尽管近期事态发展带来更多乐观因素，且该领域与欧洲的关系依然稳固。他们同时提及全球碎片化带来的冲击，并担忧长期合作日益困难，尤其在政治动荡国家。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旅行限制、机构惯性、领导层共识缺失以及中西方机构开放程度不均等障碍。具体错失的合作机会——例如与英国某知名GLAM机构的合作失败——被提及时流露出些许遗憾，关于其他国家的反馈较少。英国学者承认因基础设施与知识体系差异导致与全球南方合作有限，而中国学者提及俄罗斯及中亚为合作对象，但这些关系被描述为不平等或流于表面。

（4）关于全球数字人文结构与公平性的思考

英国学者对全球数字人文领域中权力不对称现象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觉认知，并强调有必要建立非剥削性、公平的伙伴关系——尤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但这种认知并未始终体现在机构政策中。他们批判性地反思传统合作模式的局限性，呼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人文网络，有时特别强调跨越语言与文化鸿沟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中国学者同样表达了深化合作的意愿，但指出政策协调缺失与内部碎片化构成阻碍；普遍认为国际伙伴关系仍多停留在交易层面且由精英主导，缺乏深度融合与持久性。英国受访者从全球视角探讨数字人文的学科伦理；而中国受访者则常聚焦于操作障碍与机构协调问题，表明尽管存在全球参与的愿望，实际操作与政治现实却制约着落地实施。

（5）地缘政治对协作动态的影响

英国和中国学者均承认地缘政治对国际数字人文合作的影响（包括限制）。对英国学者而言，尤其是英国脱欧使其与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人们日益担忧民族主义政治抬头和国际主义式微将如何影响学术合作。尽管面临逆风，仍有学者期待高校能继续发挥跨文化桥梁作用。而中国学者则忧心西方日益加剧的限制与国内机构的犹豫态度，指出合作往往停留在纸面或象征性交流层面。因政治变动导致合作中断的案例（如部分美国合作项目的终止）表明，即便双方存在合作意愿，内外政治因素仍会共同阻碍深度融合。

5.12 超越学术的协作

（1）与GLAM领域的合作

数字人文领域历来与GLAM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遗产领域保持着紧密联系。本研究中的学术界与GLAM受访者均证实了英国境内这种联系的牢固性，同时承认双方存在不同视角。以博物馆领域为例，受访者认同双方在公众参与及博物馆如何“通过数字化方式与观众互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更广泛而言，数字人文学者与GLAM从业者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可及性及数字藏品保存等议题上具有共同的研究焦点。文化遗产机构正通过“藏品即数据”运动等举措，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以释放藏品潜能，这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空间。

在英国，一系列因素共同营造出跨利益相关方文化遗产研究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信心日益增强的环境：主要文化遗产机构内部技术团队的壮大；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正式认可独立研究组织（IROs）为可获得基础设施资助的实体；与文化遗产合作伙伴建立联合博士生导师机制；以及设立支持图书馆专业人员制定研究议程的奖学金项目。[6]在这一新格局下，部分 GLAM从业者在合作对象选择上更趋审慎（“我们不会简单地把数据交给他们〔……〕我们自有团队可开展研究”），并日益渴望摆脱“单纯服务提供者”的定位，成为平等的研究协作方——其合作伙伴需“理解我们是与他们共事，而非为他们工作”。

我们访谈的文化遗产从业者认可数字人文的价值，但普遍不自认为是数字人文主义者，部分人认为当前形态的数字人文有时“过于小众”。一位受访者指出，数字人文虽能为文化遗产领域提供诸多有价值的框架，但这些框架往往难以被博物馆从业者、档案管理员或图书馆员所察觉。

数字人文与GLAM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双方对创新的定义存在差异，产出成果对各自领域晋升与声誉的影响不同，理论与实践的平衡问题，以及支撑数字工作的技术文化差异（例如对GLAM机构而言，构建稳健可扩展的基础设施优先于实验性探索）。GLAM领域还面临更广泛的挑战：小型及非IRO资质的文化遗产机构在资金获取方面处于劣势；亟需增加投入以消除档案、访问权限及授权中的偏见；需提升GLAM从业者各类研究型角色的可见度——这些领域均蕴含着数字人文的贡献潜力。

中国GLAM机构在数字人文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数字化提供基础数据资源，还建立了若干高知名度的数字人文项目。从协作角度看，图书馆与学术界合作较多，尤其在信息技术和出版行业。但博物馆与学术界的数字人文合作相对较少。部分学者认为这源于博物馆在数据开放共享方面的保守立场，以及实践应用的缺失：“博物馆从业者热衷讨论知识图谱，却苦于实际操作”。关于未来职业发展，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数字人文人才培养应侧重为图书馆和博物馆输送人才，尽管“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数字人文就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博物馆则相对滞后，这为拓展博物馆领域的数字人文能力和创新提供了机遇”。

（2）超越学术界/与商业领域的合作

数字人文研究者与商业领域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在访谈中重点关注了具有数字人文合作经验的中小企业。正如该领域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存在对商业伙伴的“某种疑虑”，但研究反馈表明数字人文与商业领域存在建立更紧密、更深入、更多层次合作关系的潜力。人们普遍认为可加强合作的领域包括：出版业（“这如同垂手可得的机遇”）；软件公司（数字人文可展现其“理解系统构建逻辑及识别有益新功能的能力”）；媒体公司（基于对文化社会数据的处理经验，数字人文“应参与媒体公司的决策讨论”）； 政策制定机构（需证据支持与趋势分析）；以及任何涉及内容或档案的企业。一位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应“更积极地拓展影响力”，通过提供实习岗位、赞助机会或设立研究员职位等途径，加强与商业领域的联系，促进人才双向流动——鼓励行业人士转向人文科学领域发展。

受访者中不乏在小型机构工作的学者，他们常对数字人文领域的进展充满热情，却普遍认为英国现行资助模式过于严苛。这种困境源于多重因素：部分项目资金捉襟见肘；人文学科研究中项目管理文化薄弱（尽管“高校在这方面正逐步改进”）；审批周期冗长；多数申请成功率统计学上偏低；为提升项目获批率需提前承诺改进方案，却面临项目启动前难以界定成果的困境（亟需完善需求分析机制/加强设计阶段把控）。一位受访者建议，资助方案应考虑“为原型阶段探索性研究提供小额资金”，并使成功标准“真正透明化”。显然，数字人文领域应更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并协助制定战略。

中国数字人文与商业公司的合作主要体现在联合建设中心和共同开展项目。部分受访者认为基于商业伙伴关系的项目往往更具成效且技术专业化程度更高。如前所述，数字人文学者亦通过此类合作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或获取研究资金。商业机构同样试图将数字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商业化，中国CBDB项目的商业化实践即为典型案例。对此现象，部分学者持积极态度，另一些则保持审慎。

5.13  全球可见度

（1）全球舞台上的可见度感知

总而言之，英国数字人文界虽享有语言优势和历史积淀等结构性优势，但在建立集体认同和实现持续包容性方面仍有待努力。相比之下，中国数字人文界面临着语言文化差异、机构碎片化等显著的内外障碍，但已显现出发展势头和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尽管起点不同、面临挑战各异，两个学术社群都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争取更广泛的认可。正如两地学者共同构想的那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数字人文未来，需要通过加强互学互鉴、促进结构性公平、尊重多元认识论文化来实现。

英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数字人文社群在国际上可见度高，尤其相较于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这种可见度源于英国深厚的数字人文历史根基、英语作为学术通用语的主导地位，以及在数字人文联盟（ADHO）和欧洲数字人文协会（EADH）等重要学术会议与组织中长期活跃的参与。然而部分英国学者指出，这种可见度往往体现在个体研究者而非凝聚的学术机构或国家层面的学术共同体，这限制了国际社会对英国数字人文领域统一性的认知。

相较之下，中国数字人文学者对其全球可见度持更复杂的态度。尽管承认国际认可度提升——例如社交媒体曝光度增加及参与全球数字人文活动的增多——多数学者仍认为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有限。主要障碍包括语言差异、英语出版物不足以及国际数字人文机构中的代表性薄弱。中国数字人文常被视为困于“局域网”，凸显其与全球学术界的融合有限。部分学者援引国际认可的成功案例作为未来参与的范本，但同时强调发展独特的中国数字人文声音的重要性，而非简单迎合西方标准。尽管存在差异，英国和中国学者都对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数字人文对话表现出兴趣，这种对话是在更广泛的呼吁框架下展开的，旨在更充分地体现非西方视角。

（2）语言与交流

语言问题成为中国数字人文学者面临的核心结构性挑战。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学者产出的英文研究成果稀缺，以及难以翻译中文学术概念中的微妙差异，阻碍了学术可见度与相互理解。并普遍存在一种认知：由于语言与文化鸿沟，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常被误解或低估。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主要障碍在于双方缺乏充分理解，我感觉外国学者对我们信任不足。”

这一问题在英国回应中基本缺席，反映出英语研究的结构性优势。我们的研究对象掌握多种语言（受访者常用的语言达十种），这表明尽管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交流和出版中英语占主导地位，但仍存在隐性的多语言潜力。英国学者承认语言优势及其对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作用。然而，尽管众多英国学者具有多元国籍和多语言背景，语言因素在英国数字人文讨论中却鲜少凸显——这种隐性反差展示了数字人文可见度与语言霸权相关的全球性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或推广语言及多语言主义的学科（如现代语言学、区域研究与语言学）历来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根基深厚。近期研究致力于推动英国与爱尔兰的多语言数字人文发展，其部分基于过去的数字人文项目，旨在促进对两国境内其他语言（如英国境内的爱尔兰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及苏格兰盖尔语）的数字化研究。

英国和中国的部分数字人文学者同样关注资源匮乏语言在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中被边缘化的问题。两组学者均指出资源限制、技术偏见和协调不足等系统性障碍，但基于不同国家背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诠释。英国学者着重于克服英语主导工具和政策中固有的文化偏见，而中国学者则着重强调技术缺口（如字体库、输入法或分词算法）及区域差异对低资源语言的影响。英语作为国家语言及技术工具默认语言的双重主导地位，使其他语言在英国数字人文话语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而多语言项目的战略视野与资源匮乏更使问题雪上加霜。

中国学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优先服务于主流语言——汉语普通话，而少数民族语言面临巨大挑战。他们认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可成为语言包容的催化剂，但强调目前该领域在支持藏语、壮语和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仍显不足。尽管在方言研究和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努力仍规模较小且协调不力。中英两国学者均认为，通过加强协调并投资于多语言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可为提升语言多样性创造机遇。

多位学者关注数字人文能否切实惠及资源匮乏的语言，例如通过“促进方言、古典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保存与研究”，搭建促进跨语言对话的共同平台，并探讨人工智能与大型语言模型的兴起将如何增强或削弱对其他语言及变体的支持力度。

5.14  中英合作

本报告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发掘中英两国数字人文研究者深化合作的机遇。在最后部分，我们询问了参与者与“对方”国家数字人文研究者的合作程度、对这类合作整体情况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认为未来中英合作的主要机遇所在。

正如我们所见，由于该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学者往往比西方学者更了解西方学术动态。例如，某英国期刊主编指出，尽管其期刊三分之一的投稿来自中国研究者，但由于两国学者缺乏互动、协作与互鉴的机会，他们仍感到与中国知识生产文化存在隔阂。目前尚未出现类似欧洲层面的“研究议题与兴趣领域的校准”机制，例如通过DARIAH和CLARIN合作项目实现的协调，也未对不同研究优先级进行严肃评估，更未深入探讨跨文化认知挑战。

英国学者认为与大陆的合作有限，且往往发生在个人层面而非通过正式的机构框架。部分合作关系由在英留学的中国学生发起，他们毕业回国后双方仍保持着非正式的研究联系。英国学者虽认可合作潜力，但指出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地区与英国机构的互动更为活跃。相较之下，中国学者强调双方沟通不足与相互理解有限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承认合作尚处萌芽阶段，但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1）挑战

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对双方都是重大挑战。在英国，极少数字人文研究者具备足够的中文水平，能够达到开展严肃研究所需的有效沟通程度。英国学者指出，当前大多数合作仍依赖中国研究者的英语能力。此外，中文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英文译介仍相对匮乏。

中国数字人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将英文数字人文书籍或教材翻译成中文。然而反向而行时，鲜有中国数字人文著作被译成英文或以英文出版，这阻碍了其更广泛的影响力。部分受访者建议，若能成立专门机构专注于将中国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将显著提升其可见度：“若能成立专门机构将中国数字人文成果翻译传播至西方，我认为这将是更快捷的途径。”

机器翻译工具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鸿沟——至少能实现文本的表面互译，但它们无法解决文化差异乃至所有语言挑战，短期内亦难以突破此局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此设想的跨语言研究与分析（有时涉及比较翻译方法），即使是数据驱动型工作，也要求研究者对所有相关语言具备极高的语言理解力和文化认知力。

政治关切

政治与行政问题同样被提及——不同国家及机构的政策要求影响着旅行自由、信息获取、开放获取、隐私保护或敏感数据共享，这些都被视为潜在障碍。政治环境同样限制了可探讨的当代议题范围，并引发担忧：政治干预可能扭曲研究进程或结果。两组学者均承认政治挑战存在，但表述方式不同：英国学者侧重伦理关切与数字生态系统的限制，而中国学者则强调政策驱动的限制因素。

资金支持

两组学者均认为跨国资金渠道的匮乏是关键障碍。英国学者指出缺乏种子资金或制度激励来支持与中国的合作项目。而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合作或学术交流面临的后勤挑战，主要源于有限的财政资源。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既被视为挑战，也蕴含机遇。英国学者指出，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可丰富数字人文研究，但承认因学术文化规范差异导致优先事项难以协调。中国学者则更积极地将文化差异定位为互学互鉴的契机，同时意识到中国国内内向型的沟通方式可能阻碍与国际伙伴的主动合作。

数字生态系统与访问

数字生态系统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协作难度。英国学者指出，西方常用的平台在中国访问受限，导致沟通与研究传播受阻。中国学者则强调数据安全问题及限制跨国合作的政策。一位英国受访者观察到，研究人员根据所在地域可获取不同资源：“我们谈论数字世界，但实际上存在多个数字世界——并非所有人都能使用相同的基础设施和数据”。与此相关的是，“涉及数据及数据共享的不同基础体系或法律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2）机遇

英国数字人文项目中有大量中国籍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这为探索中英两国在教学与研究领域双向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绝佳且尚未充分利用的机遇。

技术获取

在技术领域，本研究发现两国存在诸多合作契机：双方均拥有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和快速的技术发展速度（尽管发展方向未必一致，这恰恰蕴含机遇），且对计算人文科学及人工智能相关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展现出浓厚兴趣。

文化遗产/共同历史

英国受访者指出，围绕文化遗产项目或共同历史开展合作存在重大机遇。部分人士提议利用数字工具创造全新参观体验，并推动文化数据的普及化，尤其考虑到英国拥有大量中国历史文物藏品。他们认为在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或跨文化语境下的观众行为方面开展比较研究具有潜力。一位英国GLAM机构受访者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GLAM参与模式差异正是值得深入比较的范例：“真正引人入胜的是〔探究〕双方在‘如何引导观众参与遗产活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根本性认知差异，以及从文化遗产资产中提取哪些重要内容”。中国快速的技术发展也被视为知识交流的领域，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方面。

中国学者同样强调知识交流的潜力，指出英国机构拥有宝贵的专业知识、标准和成熟的研究团队，可为合作提供指导。他们视数字人文为文化与学术交流的桥梁，能推动以数据驱动的东亚文化统一研究。数字化方法被视为打破传统壁垒、促进跨文化理解的途径。

双方均认同文化遗产保护与技术创新是核心合作领域。但英国学者侧重依托馆藏资源与专业优势开展联合项目，中国学者则聚焦运用数字人文整合区域研究力量，并借鉴英国的研究方法论。

建立机会网络的价值

两国受访者均认为，未来深化合作的关键条件在于建立更灵活的学术网络，使中英两国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平等交流，避免任何一方的知识生产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多位受访者建议设立高校专项计划，以支持此类学术联系与网络的建设。

（未完待续）

排版：樊军君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3期”；参考文献格式：陈静,保罗·斯宾塞,姜蕴芳,等.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J].数字人文研究,2025,5(3):3-40.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摘要：报告呈现了一项关于中英两国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生态的比较研究成果。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及对 45 位学者、资助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及文化与技术领域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该研究是首个针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进行的大规模、定性跨国比较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制度与基础设施环境如何塑造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学术实践。

研究发现了数字人文发展中既有的共性挑战，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轨迹。英国数字人文的发展具有更长的制度化传统——扎根于学术部门、基于项目的创新实践，并与文化遗产机构紧密结合；而中国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以及日益跨学科的学术环境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包括：

• 对数字人文的多元理解：英国受访者通常将数字人文视为实验性、跨学科且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则描述了一个分散但快速发展的领域，其发展往往受制度约束及务实目标的影响。

• 资助环境：在英国，数字人文资助通常为竞争性项目资助，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众参与的支持日益增加。中国的资助则更为集中，并与政府重点领域战略保持一致，尤其在文化遗产及智慧技术相关项目上。

• 基础设施差距：两国在维持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均面临挑战。英国利益相关者强调互操作性、多样性、可及性及可持续性；中国受访者则关注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以及数据标准化问题。

• 职业认同与职业路径：英国学者对数字人文角色的认知更为明确，但技术岗位的职业发展仍存在困难。中国数字人文身份尚未完全制度化，职业路径正在形成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 合作机会：中英双方均对合作兴趣浓厚，但存在语言障碍、缺乏共享平台、跨国资助有限以及研究实践中知识体系不连贯等障碍。

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资助机构、研究人员、大学以及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的战略建议，旨在加强跨国合作，建设包容性基础设施，支持新兴专业人士，并促进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

关键词：中英比较； 数字人文； 批判性基础设施； 学科； 教育

作者简介：

陈静（通讯作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Email：cjchen@nju.edu.cn； 

保罗·斯宾塞，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姜蕴芳（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郑昕奕（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接上一篇：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一）

5 研究发现

5.1 数字人文学科的现状

在访谈研究的开端，我们首先探讨了受访者对本国（中国或英国）数字人文现状的看法。我们要求他们给出三个最能代表本国数字人文现状的词语（单词或短语），并据此展开讨论，包括数字人文的主要特征、当前领域内的核心议题或争论焦点、数字人文对其个人学术/职业身份的意义，以及他们对数字人文专业协会当前或未来角色的理解。

（1）数字人文的主要特征

 我们收到的反馈显示，中国与英国的数字人文社群都展现出充满活力、快速演进的景象。然而，两者在发展轨迹、制度结构与主要关切上，既存在共性，也呈现显著差异。

中国数字人文社群所使用的术语与主题显示出以下特征：

· 频繁提及“具有中国特色”，反映出语言、文化与历史取向塑造的独特性；

· 研究重点集中于“记忆、历史与资源建设”，而非西方数字人文中常见的当代议题或社会批评；

· 呈现出一种务实与工具化倾向，数字方法常被作为策略性手段（如提升发表机会）使用，而非深度融合于研究；

· 普遍被描述为“新兴”“上升期”的学科领域，发展迅速且潜力巨大；

· 同时，该领域被认为分散、碎片化，学科与机构之间协调性不足；

· 存在关于研究深度与原创性的担忧，部分批评指出其重形式与数量，轻学术实质；

· 协作不足被反复提及，被形容为“缺乏合作”或“短视”，导致重复劳动与基础设施缺失；

· 出现“工具与人文分离”的认识论断裂，被称为“两张皮”现象；

· 弥漫着“人文焦虑”，许多学者感到数字能力不足，方法创新有限；

· 普遍关注“全球基础设施鸿沟”，认为中国在语料库、标注文本、大语言模型及深度学习应用方面落后于西方；

· 尽管如此，跨学科交流氛围逐渐升温，态度上开放，但实践层面仍有限。

相较之下，英国数字人文社群展现出以下特征：

· 以“蓬勃”“活跃”“令人兴奋”等积极词汇描述，但同时存在“身份危机”“有点迷失”“被误解”等不确定感；

· 对数字人文学科的自信逐步增强；

· 被视为具成长潜力，但目前仍属“小众”“规划不足”或“精品化”领域，未来方向未明；

· 以项目与实践为核心，虽对其普遍性意见不一；

· 强调实验性、开放性、社群性与连接性；

· 突出跨学科与协作的特征；

· 逐渐倾向于计算方法、数据与基础设施建设；

· 多元视角被视为优势，但同时也需关注学科多样性。

· 英国在早期国际数字人文项目中具有先驱地位；

· 首批正式设立数字人文教学项目的国家之一，尤其在硕士阶段；

· 全球首个数字人文学术系设立于伦敦国王学院；

· 然而，全国性投入仍不均衡，整体上更像“实践者联盟”而非独立学科；

· 英国数字人文历史上相对少聚焦文学研究，更深植于高校研究部门，并保持与人文学科的紧密联系；

· 学术培养路径尚不完整，从本科到博士的衔接不足；

· 面对“计算转向”，学界既充满期待，也存忧虑。

（2）影响性事件

访谈回答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与受访者个人经历的影响，但我们仍认为有必要基于本研究的材料，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发展的若干形成性事件进行概览。

中英两国受访者均强调了学术协会、国家或地区性会议、学术项目设立以及数字化工程在塑造数字人文领域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英国的发展扎根于更为悠久的制度历史，伴随着多样化的资助渠道、数字化项目的能力建设（早期多与文献数字化相连）及正规化的教学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路径更为近期，特点是快速制度化、国际合作以及新兴技术和政策导向的显著影响。

在英国，受访者将数字人文的起源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时国际文学语言计算协会（ALLC，现为欧洲数字人文协会 EADH）成立，随后创办的权威期刊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现更名为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并归属 EADH）奠定了学科基础。伦敦国王学院开设首个数字人文硕士学位是标志数字人文从“小众”走向主流学术认可的重要转折点。数字资源与人文学术大会（DRH）、2010 年英国主办的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均在社区建设与学科可见度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诸如“旧贝利法庭项目”（Old Bailey Online）及谢菲尔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伦敦国王学院数字实验室的成长，确立了数字人文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单纯“服务性工作”的学术价值。资金与数字化倡议同样关键，例如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的资源提升计划、新机遇基金，以及 JISC 对大规模数字化的支持，为数字研究提供了专项资助。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建设（如 1996—2008 年运行的英国艺术与人文数据服务 AHDS 及其学科分支中心——牛津（文本）、约克（考古学）、埃塞克斯（历史）、格拉斯哥（表演艺术）、萨里（视觉艺术），以及文化遗产机构作为研究伙伴的加入，进一步稳固了该领域的发展。近年来，英国-爱尔兰（UK Ireland） 数字人文协会的建立，以及“走向国家级馆藏”计划等大型项目，继续标志着学科的重要进展。

在中国，数字人文作为新兴领域最早于 2009 年被正式提出，王晓光的文章被视为“标志性事件”。其中，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项目的影响被多次强调——其传播与推广不仅通过学者及其私人网络奠定了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基础，也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制度化进程在 2023 年加速，当年 4 月 6 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将“数字人文”纳入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专业目录，这也得益于武汉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曾三次举办国际数字人文大会，并设立数字人文微信小组，对学界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数字人文年会”则成为凝聚学界的重要平台，标志着领域的正式集结与联盟形成。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创办的学术期刊，以及数字人文重要文献的翻译与出版，也被视为关键事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出现，被认为深刻改变了中国学界乃至公众对数字人文的理解。古籍与档案的数字化，以及国家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系统等大型工程，进一步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

（3）学术领域与论坛

尽管在与数字人文相关的核心学科方面，例如历史、文学与信息科学，中英学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点，但在具体领域的整合上也表现出区域性的差异，如数据科学、艺术史、语言学与社会科学等。这些差异反映了各自国家独特的学术优先考量与技术参与方式。

中英两国的数字人文学者都强调历史、文学以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但英国学者更常突出文本研究与语料库语言学，而中国学者则更加强调哲学与社会史。在中国的语境中，数字人文最常与文学相联系，学者们指出：“古代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优于现代文学。”同样，历史也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领域，中国学者观察到历史与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量化和半渗透式”的关系，往往通过数字工具来实现。英国学者对此也有呼应，他们强调历史在数字人文中占据主导地位，指出“如果对全球已经完成的所有数字化项目进行调查，我认为历史将主导这一领域”。他们还进一步强调，英国文学与数字人文的联系非常紧密，尽管部分学者对将数字人文局限于“文本分析”表达了谨慎态度。

虽然两国在历史与文学的重要性方面达成共识，但在对其他学科的强调上仍存在差异。中国学者特别强调信息科学，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在数字人文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尽管信息管理及相关领域在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与GLAM部门的关系也同样重要。

此外，中国学者提及数字人文与语言学及计算语言学的交叉关系，其中一位受访者强调，计算语言学“天然适用于”数字人文研究。英国学者则突出数据科学的日益影响，指出学者们正在将“更多计算方法应用于大规模数据”之中。两国均认可技术在这些领域中的日益重要作用，但关注点略有不同。

中英两国在数字平台方面都面临挑战，但表现方式不同。一些英国学者惋惜Twitter 的衰落，因为它曾是数字人文讨论的关键场域。虽然 Bluesky 或 Mastodon 等替代平台已经出现，但它们尚未完全取代 Twitter 先前的角色，促使学者们重新回归电子邮件与博客等较为传统的交流形式。在中国，国内平台如微信、小红书与“哔哩哔哩”主导着非正式交流，提供了快速互动的机会。然而，尽管数字平台数量众多，学者们指出这些场域往往缺乏传统学术环境中的深度讨论。这导致人们观察到，中国数字人文讨论中的理论严谨性仍显不足，辩论往往缺少在更成熟的数字人文社群中可见的概念深度。

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讨论在成熟的学术会议与学者社群体系中蓬勃发展，其中“谢菲尔德数字人文大会、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会议、牛津与兰卡斯特暑期学校”等构成了交流的核心支柱。讨论常常在正式边缘蓬勃展开，例如走廊交谈、共餐，或非正式的数字侧沟通。这种现象反映了英国更为非正式、去中心化的数字人文参与风格，强调自发的、生成性的互动。这些非正式交流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语境中至关重要，学者们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坦率的对话。

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则遗憾于缺乏概念上的严谨性，有时甚至将讨论形容为“浅层次”。技术性场所如培训工作坊，反而意外成为提出基础性问题的催化剂。这凸显了中国数字人文在寻求更深入的理论参与与当前以工具为中心的务实讨论之间的张力。大型正式活动往往受制于“面子”的传统需求，从而导致礼貌而表层的交流，而更真诚的对话则往往出现在小型闭门会议或以工具为导向的培训活动中。这反映出中国数字人文社群中的谨慎乐观态度，尽管其发展仍时常受到文化规范与制度惯性的制约。

在两国都占据主导的议题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英国数字人文讨论的核心趋势，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意义既充满兴奋也心存担忧。学者们尤其关注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工具在教学、研究与伦理中的应用。这些讨论反映了英国更为成熟与去中心化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人工智能被置于更广泛的讨论框架中，包括数字保存、大规模数据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与伦理考量。英国学者尤其关注如何在研究实践中负责任地整合人工智能，同时也意识到大规模数据所带来的挑战与数字人文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涉及研究软件工程师以及其他工具与资源建设人员。

在中国，尽管人工智能同样是数字人文讨论的核心，但关注点更多在于基础性问题，例如数字人文的定义、编程是否为必要技能，以及如何将数字人文有意义地应用于文本研究、文献学与历史研究等传统学术优势领域。数字工具在这些领域的整合是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焦点，人工智能既被视为增强研究的工具，也被视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务实导向也体现在中国学者对更结构化与制度化理论辩论的渴望上，这与英国更为碎片化、自下而上的讨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将在后文更详细地探讨这一“计算转向”。

在制度层面，英国受益于历史悠久的数字人文中心的遗产结构，同时还有诸如艾伦·图灵研究所“人文学与数据科学小组”这样的非正式网络，它们为学术合作提供了充满活力的论坛。然而，对排他性以及形成“绅士俱乐部氛围”的担忧依然存在，引发了关于数字人文领域可及性与包容性的讨论。在中国，数字人文网络仍处于成型阶段，新兴的制度化平台，如“未来学者论坛”与数字人文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一些企业将数字人文改造为服务，从而模糊了界限并创造了新的讨论空间，但这一趋势也稀释了学术焦点，反映出一种在英国较少出现的混合型商业化。

我们的研究回应表明，在英国，数字人文领域受到直到最近才拥有全国性专业协会这一事实的影响。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协会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以高度包容的方式面向英国与爱尔兰的数字人文社群，根据社群需求发展项目与兴趣小组，并编制了与职业发展、培训和价值传播相关的文档。访谈回应也表明，该协会在跨领域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数字人文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技术辩论（如人工智能）中扮演了角色，而这一点在过去并不常见。一些受访者认为，该协会能够帮助人们在“倡议泛滥”的局面中找到方向，并以“数字人文一站式信息平台”的方式更具战略性地引导活动，尤其能惠及初级学者或首次接触该领域的人们。协会在倡导方面的潜在作用十分明确，例如针对资助机构或高校政策制定者，涉及不同职业类型的流动性等议题。

转向中国，目前有若干新兴组织与非正式联盟在推动本国的数字人文发展。一位受访者指出：“中国数字人文（机构）联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然而，这些组织仍然相对松散与非正式，缺乏强有力的整合结构或统一的方法。来自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院校的学者在推动该领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一些人认为这些院校与倡议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有学者提到，“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中的作用极为重要”。这些非正式结构（包括“中国数字人文大会”等会议）在提高认知度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许多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具权威性与凝聚力的组织，以更好地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努力。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缺乏协调，迫切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组织。”

总之，在英国与中国，学者们都表达了对专业协会的需求，以促进更多合作，提供倡导，并为数字人文的未来发展制定明确的战略方向。其关键挑战在于资源有限、领域碎片化，以及在制度与学术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5.2 学术身份与数字人文认知

我们的研究发现，数字人文为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职业机会和跨学科合作的可能性。但这也带来了某种“双重约束”：在重塑学术身份的自由背后，也伴随着在传统学术结构中处于模糊且常常不被充分重视的位置的挑战。

图2　受访者的学术身份与对数字人文的认知(橙色:中国学者;蓝色:英国学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学者逐渐获得了更多认可，并形成了以数字人文为核心的支持性社群，使得许多人能够公开地以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自我认同。而中国学者虽同样充满热情，却常常在更受限制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使得数字人文在他们的学术生活中更像是一股相对低调的暗流。无论在英国还是中国，数字人文身份不仅仅关乎学科标签，更涉及学术机构中的可见度、个人承诺，以及跨学科开展有意义工作的愿望。随着数字人文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阐述自身在这一领域位置的方式也将随之演变。

在英国和中国学者中，数字人文在塑造学术身份方面所起的作用既多样又常常带有深刻的个人色彩。对许多英国学者而言，数字人文不仅是一种方法或工具，更是他们学术存在的根基。一位学者指出：“我会说它是核心。没有它，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工作……我感兴趣的是数字人文如何能够在广泛的学科范围内促进新的研究。”对这位学者来说，数字人文提供了跨越学科的思想自由，帮助他们抵抗传统学术专业化的僵化。

另一位英国学者则将数字人文视为“学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称其为一种“思想之家”。然而，这位学者也指出了数字人文在概念上的模糊性：“我确实认为数字人文存在一些问题……它已经扩展到涵盖那些实际上属于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的领域，而不是数字人文学科。”这些复杂情感表明，尽管数字人文为他们的学术身份奠定了基础，但它同时也伴随着关于范围和意义的张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在将自己定位为“数字人文学者”时更为谨慎。许多人仍然将自己视为历史学家、图书馆学者或计算机科学家，只是恰好使用数字人文工具，而不是直接认同数字人文学者的身份。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反思的那样，他们的数字人文工作往往是自愿进行或处于边缘状态，原因在于缺乏制度性框架：“我的身份是模糊的，缺乏机构层面的支撑。”这常常导致一种“双重身份”——在个人层面上数字人文是令人满足的，但在专业上却缺乏认可。制度支持（或缺乏支持）成为影响学者如何认同数字人文的关键因素。在英国的研究部分，我们观察到拥有成熟数字人文中心的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招聘启事中对数字人文的明确要求也帮助其学术身份获得了合法性，尽管传统上“学术”与“非学术”角色之间的区分及其等级化结构仍然使问题复杂化。

而在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缺乏正式的数字人文项目或职称。一位学者指出：“大部分数字人文工作是自愿完成的……没有结构化的资金支持或正式职位。”这种缺乏制度化的状况使得数字人文实践者在学术共同体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往往需要在完成本职工作或政策驱动的任务之外，额外维持数字人文研究。因此，中国的数字人文身份往往是隐性的、次要的，或被遮蔽在其他学科身份之下。

数字人文所固有的跨学科特质，在两种语境中都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紧张。一位英国学者强调了这种跨学科带来的流动性：“成为某个特别狭窄领域的专家的想法……从未真正吸引过我。”数字人文提供了跨学科参与的平台，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既是思想上的解放，也符合他们更广泛的学术好奇心。

然而，这种流动性有时也会导致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传统结构化的学术机构中。许多学者通过数字人文深化了对不同学科运作方式的理解，形成了独特的思维与工作方式。对许多人而言，数字人文既是一种灵活而令人兴奋的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受到争议或边缘化的身份，尤其当他们所在的院系或国家学术体系并不完全接纳跨学科时。

在中国，个人兴趣也驱动着许多学者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从事数字人文项目。然而，这往往导致一种“身份分裂”：他们可能发表数字人文相关成果，但主要仍然以历史学或图书馆学的身份自我认同。这种双重身份既可能是滋养性的（丰富他们的学术路径），也可能是负担，因为他们必须在不总是奖励数字人文投入的制度结构中来回游走。

一些学者预见，数字人文未来可能会逐渐融入更广泛的学科实践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认为它会变得更加融入不同学科，而不是作为一个边缘存在。”这一预测也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愿景，即数字人文不再需要为自己作为独立身份而辩护，而是能够被主流学术生活自然接纳——尽管我们仍需质疑，数字人文与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究竟会真正融合，还是像当下这样保持互补关系。

“数字人文”这一标签本身的模糊性，是学者们在身份反思中反复提及的主题。一位英国学者直言：“我知道有很多关于是否应该称其为数字人文的争论……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和认同的称谓。”这种务实态度反映了数字人文标签的战略用途——无论是在职业可见度，还是在社群建设上——即便其概念边界仍然存在争议。

在中国，数字人文融入制度结构的进程仍在演变。虽然它目前尚未在顶层战略文件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在个体研究者之间，其价值正在逐渐获得认可。随着认知与支持的持续增长，数字人文有望从边缘走向学术版图中更可见、更具合法性的角色。

5.3 研究资金

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人文学科整体面临的资金状况较为严峻。我们对中英两国资助背景的研究发现，数字人文工作往往缺乏长期资金支持或可持续发展计划。在英国，学者主要依赖竞争性资助，通常来自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或来自私人及慈善机构，资助的成功取决于项目的创新性、跨学科性和公众参与度。与中国相比，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往往能够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并且在“脱欧”带来暂时性中断之后，仍然从欧洲研究资金中受益。近年来，英国资助模式日益强调主题化和大型合作研究。

在中国，则存在更为集中和战略导向的资助模式，尤其是针对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项目，例如数字文化遗产、智慧城市，或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的结合。这类资助能够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广泛的机构参与，但也可能限制项目范围，减少学术自主性。因此，当英国的数字人文因主题性和项目制模式而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时，中国的数字人文则在自上而下的结构中运行，其优先考虑战略契合度，而非自下而上的创新。

（1）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

数字人文研究容易获得资金吗？英国和中国的受访者都认为，带有数字特色（尤其是使用计算方法）的人文项目更可能获得资助，部分原因在于数字人文可以在传统人文与“数字化转型”或“创新”议程之间架起桥梁。然而，人们也担心这种趋势可能导致一些研究者“挂名式”使用数字人文标签来获得资助，却并未真正投入数字方法的应用。

在英国，资助已不再局限于“应用型”的数字人文研究（通常是与其他人文学科合作），而是越来越多地支持以数字人文为核心或主导的研究，用于开发新工具、新方法和新型研究基础设施，或开展与文化遗产机构的技术前沿合作。更积极的一点是，如今英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者比过去更容易担任首席研究员（PI）或联合研究员（CI）。

在中国，则更依赖政府资助项目，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教育部项目，以及与企业的合作。数字人文的资金分配依然主要在高校内部进行，而非通过国家层面的专门数字人文项目。少数头部高校掌握了更多的资金渠道，而商业化也带来了新机遇，但同时伴随着学术伦理风险与声誉挑战。一些中国受访者认为，数字人文常常受制于制度约束、短期资助模式以及不切实际的期望，“大规模数字化项目更容易获得资金，而专门面向数字人文的资助仍然稀缺”。

（2）资金如何塑造数字人文研究？

在英国，研究资助日益强调“现实世界”或“全球”影响（real world / global impact），或是“可证明的社会价值”（demonstrable value）；而在中国，则更强调“新文科”框架下的“可商业化”项目和技术驱动的生产力。人们担心，这种对规模和“新趋势”的强调，可能导致对短期成果的追逐，以及形式重于内容。在任何时期，一些“流行词”似乎对资助决策具有过度影响——几年前是“大数据”，现在是“人工智能”。英国学者也常常感到在申请书中不得不“过度承诺”，这会导致压力和不切实际的期望。

与英国近年来大规模数字化项目逐渐减少不同，中国仍将数字化（尤其是文化遗产数字化）作为重要优先事项。英国的资助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放大边缘群体声音、推动社会公正的研究，而中国的资金则更多集中于国家或社会层面的战略目标以及文化遗产研究。两国都越来越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培训。

    在英国，资助日益支持数字研究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战略与欧洲更广泛的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相一致，推动了 DARIAH、CLARIN 等项目的诞生。英国的资助也逐渐将数字人文纳入更广泛的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议程中，例如 “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 项目，旨在促进公众与研究群体更深入地接触文化和社会数据。

在中国，尽管近年来数字人文项目资金有所增加，但部分大规模项目存在重复建设的风险，被一些学者视为资源浪费。数字人文学者还面临“双重劣势”：他们的计算机技能不及技术专家，同时在人文学术地位上又不如传统学者稳固。这使得他们既无法与行业技术人才竞争，又容易被边缘化，导致有些人利用“数字人文”标签营造一种表层的中介身份，而不是为学科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

在英国，教学经费逐渐替代了历史上对短期项目经费的依赖，从而为数字人文中心提供了更稳定的发展基础。而在中国，许多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仍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难以维持连续和系统的研究计划。这使得高校越来越多地通过与字节跳动等科技公司合作来寻求企业资金支持。一些研究者则通过为图书馆和文化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来获得经费。中国学者普遍描述了一个更为刚性的资助环境：数字化成果很少在基金评审中被优先考虑，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支持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从项目驱动、短期化的资助模式，转向长期的、结构性嵌入的资助体系，并将数字人文视为一种基础性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辅助性工具。

（3）人们希望看到的资助模式变革

关于未来数字人文研究资助模式的理想变革，受访者提出了多种建议，在许多方面中英两国之间呈现出高度共识。两国学者普遍希望建立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人文研究所需的长期周期、合作结构和技术要求的资助框架。

跨学科边界被认为是一个主要挑战。受访者普遍感到，数字人文研究往往由缺乏相关跨学科评审经验的人来评估，导致人文学者和技术评审者都可能误解数字人文的学术贡献（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历史学家未能从方法论角度承认“数字人文”研究属于有效的历史研究，而计算机科学家则将其中的方法视为“仅仅是应用”）。数字人文研究缺乏合格的评审人员，同时，资助机构和研究评估体系（例如英国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尚未对数字人文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给予正式认可，这被一些人视为一种限制。

在如何重构资助模式的问题上，受访者也提出了多种建议。英国的受访者批评了三年期资助模式的主导地位，建议更频繁地采用其他形式，例如两阶段资助机制，即先设立为期一年的准备阶段，用于概念验证，再进入“主体”研究阶段。中国学者则强调，相较于理工科新兴领域所享有的灵活性，人文与社会科学资助的刚性特征过于明显。英国受访者呼吁提供更透明的同行评审反馈，并建议在申请过程中引入更为稳健的伦理评估环节。

另有受访者建议，在英国设立一个专门负责数字人文资助的机构，类似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数字人文办公室的角色，并且能够“贴合数字人文项目的需求与生命周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克服目前数字人文必须依附于“其他人文学科叙事”的局限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初级研究人员和小规模的数字人文项目都在获取研究资助时面临显著挑战，而这种困境因近年来资助模式转向大型项目以及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而愈发严重。中国学者主张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由领导层来驱动；而英国受访者则提倡设立小额资金（约 5,000 英镑）支持初级学者或其他研究者开展探索性研究。开放获取和合作出版的资助模式被认为仍不够成熟。然而，在英国，从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都在推动开放获取出版，而“开放研究”的下一个前沿领域很可能是围绕“开放数据集”和工作流程，这一趋势与欧洲开放科学议程保持一致。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工具与数字成果的可持续性问题仍然是两国共同的核心关切。在两国学界，都有人呼吁应当更多投资于数字人文的长期发展，而不是依赖那些受短期趋势驱动、只能带来即时效益的资助。

数字人文被认为在与学界之外的合作伙伴（如产业界）建立合作方面具有优势。从英国资助方的角度来看，数字人文在部分人文领域的活跃程度高于其他领域。例如，他们指出，在创意产业领域，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实践的交汇处，数字人文研究者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有潜力在阐释艺术、人文学科和文化数据如何“驱动多个行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业包括出版、屏幕媒体、表演和戏剧。

在英国，数字人文相关资助已经逐渐从一次性、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项目型资助，转向更大规模的“战略性”或“集群式”模式，以构建数字技能网络。但来自 GLAM 领域的一些声音则担忧，数字人文研究的快速议程，以及对“持续创新”的不断要求，并不总是能让新思想与新方法真正“落地生根”。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之间建立更具战略性的统筹。

5.4 基础设施

数字研究基础设施（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DRI）通常被理解为由数字平台、工具/方法、标准、服务、人力资源和网络所构成的学术研究支撑体系。与STEM学科相比，人文学科的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往往因资金有限而受到制约，而许多人文学者在历史上对其漠然的态度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所使用的基础设施设计中的主动性。过去十年中，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例如2011年欧洲科学基金会（ESF）关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报告]，以及战略性举措（如泛欧洲研究基础设施 DARIAH 和 CLARIN）。此外，近年来学术关注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基础设施的社会与文化维度，以批判性基础设施研究（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Studies）范式为基础的视角，力图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使用或创造的基础设施如何在塑造（甚至限制）我们能够生成的知识类型。

（1）对基础设施的认知

我们的研究要求受访者评估本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现状，并提出他们希望未来看到的变化。尽管存在不同的国家语境，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学者在许多方面共享共同的关切，例如基础设施碎片化、短期资助模式、技术壁垒以及资源分配不均。两国学者均强调需要持续投入、更好地将数字工具整合进人文研究，并建立更为标准化的平台，以促进合作与提升可及性。

当然，也存在一些差异。英国受访者更多关注如何扩大研究基础设施的可及性与教育推广，如何应对法律、伦理与环境挑战，以及如何在不同机构之间实现内容的开放获取与互操作性。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更常强调培训缺口，同时在凸显发展不均衡时，会特别置于地区差异的语境之下。位于城市中心的一流大学通常能够获得更优质的资源，而较小的院校及农村地区则资金不足。尽管大规模数字化项目正在推进，但许多档案仍因版权问题与政策不一致而难以获取。

（2）基础设施模式

在两国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存在哪些基础设施模式？英国受访者强调了研究基础设施发展的多个关键阶段：从早期的资源建设项目（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与工具方面的专业知识），到战略性的能力建设项目（如AHRC ICT Methods Network），再到国家级数据存储服务（如“牛津文本档案库” Oxford Text Archive，现由语言与语言数据服务中心LLDS托管）。1996年英国艺术与人文学科数据服务的建立，被许多受访者视为关键里程碑，而其在2008年的解散则导致研究基础设施与数据管理在数年间陷入碎片化支持状态。从资助者的视角来看，近年来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加大了对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涵盖艺术、人文与文化遗产领域，例如“保护与遗产科学研究基础设施”（RICHeS）、“实时融合屏幕技术与表演项目”（CoSTAR）以及“艺术与人文数字创新与策展基础设施”（iDAH）等计划。

不同英国利益相关者之间普遍达成共识，即需要更具整体性的国家层面方法来推动（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发展，以打破孤立的研究“孤岛”，促进合作并扩大访问范围，使其超越少数训练有素且资源丰富的研究中心与机构。学者们认为有必要在“整个研究生命周期”中考量数字工作，并将数字方法与工作流“嵌入”人文研究实践，重点放在研究数据管理上，以支持数据集的发展、再利用与长期可持续性。

在如何降低数字人文研究的准入门槛方面，虽然存在共识，但缺乏统一的实现路径。有学者呼吁建立一个通用工具箱，使任何人文学者无需大量资金或机构支持即可便捷获取数字方法与工具。一位学者指出，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云端研究资源来使用工具，而不是依赖本地电脑运行（往往面临安装与安全问题），并能按需访问广泛的工具资源。一位资助战略高层提出，应当打造一个“更宏大、由学界主导”的数字学术实验室版本，类似于Gale与ProQuest所提供的平台，即不仅能访问经过筛选并适配特定研究项目的内容，还能提供文本挖掘与可视化工具（同时为熟悉Jupyter Notebook等在线交互式编码环境的研究者提供编程式访问）。在这种设想下，研究者面对的不仅仅是“被动的存储库”或数据集合，而是拥有内置工具的研究基础设施，使其能够对广泛的人文材料进行复杂分析，而无需在本地设备上进行复杂安装，或依赖难以获取的技术支持。

英国受访者还特别提到其在欧洲区域性研究基础设施（如DARIAH与CLARIN）中长期的参与，这些项目显著影响了英国数字人文的格局，使英国研究者能够为跨欧洲的数字人文研究与教育贡献力量。

中国受访者同样指出，数字人文基础设施的概念在该领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及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平台对中国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例如哈佛大学的CBDB、莱顿大学的MARKUS、上海图书馆数据库、中国古籍数字化影像总目录、“籍合网”、“搜韵”以及“识典古籍”等。若干受访者指出，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在历史上较为常见，部分原因在于机构间竞争，而更大程度的合作能够帮助最大化有限资源的利用。同时，普遍认为缺乏开放数据集与API阻碍了合作，亟需更强有力的数据共享框架，以充分释放现有数字人文研究与创新的潜在价值。有受访者认为，这也有助于提升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的国际可见度。

尽管存在强烈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受访者同时强调需要关注数据的“验证”（validation）与“数字批评”（digital criticism），即数据如何被创造与使用。在一位受访者的话中，“基础设施的工作就是提供学术共同体的互信与互认规范”。部分学者指出，中国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在“资源发现”机制上仍存在不足——有时确实存在优质资源，但缺乏足够的信息帮助用户定位。

研究参与者还指出了中文处理中的特殊挑战，尤其涉及古籍汉字。这包括获取原始数据集的难度，从而需要进行大量人工OCR校正与标注。学者们认为，还需要更多工作来处理已不再使用的字符，同时在不同工具与平台之间的字符处理标准化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博物馆数据在标准化方面面临显著挑战，因为其格式分散且异质化；相比之下，图书馆在标准化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

最后，受访者提出了国内与国际基础设施之间的张力问题。但同时，他们也高度认可基础设施在“记录、恢复、传承、传播、衍生与转化历史文化资源与人文学术知识”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基础设施能够连接不同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并与GLAM（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与图书馆）部门合作，将大规模的历史与文化内容转化为“极为丰富的数字产品与应用”，其价值远超各部分的总和。

结论

两国学者在共识中强调，数字人文在构建新的研究基础设施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这也是生成新知识的重要前提。中国学者尤其强调建设国家级数字平台的重要性——例如大规模档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以及多模态数据库——以促进长期合作研究与文化传承。这些基础设施不仅被视为技术资源，同时也是定义可生产何种知识的认识论环境。学者们还建议改进资金模式，以平衡短期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并呼吁建立标准化数据实践，以应对数据库之间的不兼容问题。

英国学者同样重视基础设施，特别是开放获取存储库与跨馆藏研究的相关努力，并常常将这些工作置于透明性、数据伦理与学术劳动的讨论语境之中。他们更倾向于倡导模块化、联盟式与项目驱动的平台，以支持资源共享、批判性再利用与解释的灵活性。尽管基础设施在两国都被视为创新的重要场域，但英国学者更常从社会—技术基础角度加以批评，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强调其在国家文化发展与机构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5.5 数字人文的制度化

英国与中国的数字人文发展在结构层面均面临挑战，但其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

在英国，数字人文存在多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作为独立的学术院系、作为跨学科中心、作为“实验室”、作为其他人文学科院系内部的研究领域，或作为其他单元（例如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受访者指出，英国“长期存在的数字人文中心与院系”使该领域在英国具有更高的可见度——因为这确立了数字人文从事严肃且有意义的学术研究的认知，并帮助其获得了更强的制度支持。尽管部分数字人文机构相对稳定，但其他受访者认为，在大学结构中的边缘化位置导致其角色并未得到充分理解，从而容易受到制度性变动的冲击。

本研究给出的观点是，英国学界存在一种结构性分化：少数拥有相对充足资源的院系或中心已实现了“某种临界规模”，能够因此维持数字人文的学术形象与研究活动；而在大多数大学或其他机构中，数字人文工作仍处于较为脆弱的状态。这提示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如何在制度与个体层面支持处于不稳定条件下的数字人文研究。

即便在条件较好的机构环境中，研究人员仍可能感到困惑。一位来自国家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学者指出，尽管该中心的使命宣言强调其“旨在鼓励跨学科以及跨部门合作”，但现实中“学院和大学的学科壁垒一直妨碍这种合作”，其原因在于制度流程缺乏跨机构规划机制，且相关表格无法记录跨机构的合作。中国学者同样强调“小规模社会网络所构建的学术共同体（或许是非正式的）”的重要性。

两国的受访者普遍认识到，现行的学术结构常常深陷学科壁垒，这并非促进真正跨学科合作的最有效方式。

多数英国受访者认为，他们所在的机构总体上对数字人文是支持的，即便对其的理解并不深入：“他们大致知道自己想要一些数字化的东西，但并不真正清楚那是什么。” 关于哪种制度模式最有效，学界存在持续争论，受访者分别强调了不同模式的优势（例如院系模式的稳定性与中心或实验室的灵活性）。整体印象是，英国的数字人文目前在多样化的制度语境下运作，若推动更为同质化的模式或许能带来一定成效，但“一刀切”的策略很可能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描述了一个数字人文中心与实验室快速增殖的景象，但往往“只是一个名号”，其实际效能存疑：“在一些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之后，我并不确定它们是否真正运作并发挥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如此。” 中国学界高度强调“实验室”和“基础设施”的需求，理想状态是“一个能够直接访问所有资源的实验室”，既支持硬件，也支持数据。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组织“仍然由科研机构主导”，或者仅以“虚拟机构”的形式存在，部分学者希望这些机构能够“更具远见与雄心”。此外，中国还在建立数字人文全国性学会方面面临挑战，有学者指出：“目前并没有全国一级学会来推动数字人文发展。在中国实现这一点也很困难，因为现在要建立一级学会本身就非常艰难。” 

5.6 职业与角色

在中国，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是数字人文专业化的一大障碍。在英国，情况则更为复杂：沿着正式“学术”路径发展的学者相比于从事“非学术”合同岗位的人具有显著优势。两国的一些受访者都认为，进入数字人文领域往往是偶然的，而非有计划的选择。一些英国学者认为从业者是通过接触数字工具而“偶然进入”数字人文，而中国学者则将数字人文描述为仍处于“实验阶段”，因此对新毕业生提供的指引有限。近年来，英国无论在高等教育机构（HEI）还是非高等教育机构（如图书馆）中，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带有“数字人文”头衔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数字人文的身份认同。然而，也存在担忧，即“数字人文”在工作职责中的定义有时含糊不清。

在英国，数字人文岗位最常见于学术院系，而非图书馆，这与美国模式形成对比：“英国与美国不同，我认为英国的大多数数字人文岗位仍然设置在学术院系。因此，‘某某学科与数字人文讲师’可能是最常见的形式。”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院系锚定使数字人文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研究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支持服务：“大学并不太会期待设立一种服务部门，其唯一职责就是为数字项目提供类似 IT 的支持。”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该领域缺乏明确的职业路径和稳定的身份标签，许多人“不确定自己是否算作数字人文学者”，并表示“我并不觉得这里存在一个清晰的结构”。职业晋升往往灵活却也充满挑战，尤其是对技术人员或专业服务人员而言：“大学的合同体系和薪酬等级制度，使非学术人员的职业晋升极其困难，这反过来又导致难以留住优秀的技术人员。”在一些机构内部，晋升还常常受到传统评价标准的制约，这些标准并不总是承认数字成果：“人们并不理解，一个数据库、多个数据集以及一个工具的工作量，相当于甚至超过写一本书。” 尽管如此，随着更多数字人文团队和中心的建立，该领域仍保持乐观氛围，并因其“新兴性”而拥有更多试验空间，能够发展新的职业身份。

在中国，数字人文相关岗位仍在不断涌现，且往往依附于图书馆、博物馆或传统人文学科院系的既有职位。学者们普遍感受到对“什么是数字人文岗位”仍缺乏明确界定：“作为数字人文的本科专业，究竟应该学习什么？”以及“评价与晋升缺乏清晰机制；数字人文项目需要新的机制”。 大多数数字人文毕业生进入图书馆、档案馆或高校教师岗位，从事数字化、数字保存或数字资源管理的相关工作。中国的数字人文就业市场被描述为“实验性”和“不确定性”，在产业中几乎没有专门岗位：“目前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可以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岗位组合，但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类似机会。” 学者们期待，随着该领域的发展，未来会出现更多专门化与被认可的岗位，既涵盖学术界，也涉及数字文化产业。

正如前文所述，在英国，非传统学术路径的从业者在数字人文中面临更大挑战，但在数字人文语境下确立“科研软件工程师”（Research Software Engineer, RSE）及其相关岗位的框架，是英国数字人文共同体的重要贡献之一。该框架推动了对技术岗位在研究项目中贡献的认可，特别是承认这些工作本身构成研究。然而，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以确保这些角色获得应有的学术认可——例如，如何确保科研软件工程师能够有效利用这种认可来管理自己的职业发展；英国现行的大学体系仍然阻碍这一类别人员的晋升。

（1）制度障碍与参与文化

英国和中国的学者都在维持广泛而包容的参与方面面临挑战。英国学者担心“隐性工作”（hidden work）以及“需要主动构建”网络的必要性，而中国学者则指出“制度性障碍”，并提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纯粹的、全面的合作”，以及“数据开放极其困难”，这些都构成了重要的障碍。

英国学者在历史上一直拥有较强的参与文化，但这种文化有时因缺乏英国本土的专业协会而受到阻碍。我们的研究显示，诸如两年一度的数字人文大会和牛津数字人文暑期学校等活动在强化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专业协会的成立，该领域开始变得更加连通，并向比以往更广泛的人群“开放”。

参与往往植根于与母学科的紧密联系，学者们能够“把自己视作一名古典学者或其他学科的成员，并成为该学科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该领域也有欢迎那些不自我认同为数字人文学者的传统。英国语境高度重视跨机构合作，尤其是与大型 GLAM机构的合作，并支持多样化的知识形式——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与英国研究型图书馆联盟（RLUK）的合作非常有益，它承认并肯定了不同知识形式的学术和学者的价值”。英国学者为拥有“世界上最开放、最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研究文化之一”而自豪，但一些人也指出，参与常常集中在数字人文研究者的需求上，而未能真正赋权公众，有时参与被理解为：“公众能为我提供什么？公众能为我提供哪些信息？”而不是“数字人文的方法如何能帮助公众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作型博士奖学金和跨学科项目被认为是积极的案例，但仍有人担忧数字人文工作“过于聚焦于数字人文自身的需求，而不够向外延展”。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描述的参与文化更多是由个人驱动的，但也深受等级制度和集体组织的影响。许多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文参与仍然主要由个人兴趣驱动”。然而，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障碍依然存在：“在国内，学者们仍然存在不愿参与的情况，受到职称评定或学术追求的压力。” 尽管如此，团队合作和集体组织在大规模项目中日益重要：“中国无疑仍然是集体性的。国家也在倡导所谓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等级结构普遍存在，有些项目“往往由一位学者主导，其他学者则协助其工作 ……一般是围绕某位著名或深耕人文学科的学者的研究需求来开展”。合作往往是非正式的，并基于个人网络：“仍然更多是小团队的合作……学者的个人关系网络更为重要”；“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个人驱动……但这种动力的持续性和研究水平可能存在一定局限”。

（2）职业发展路径

在英国，数字人文的职业发展路径呈现出制度差异性、流动性，以及职业身份持续协商的特征。我们的研究显示，该领域需要更清晰地阐明其所能促成的学术发展与职业历程。由于传统的学术路径相对稳定且广受理解，人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非学术”数字人文岗位与角色上。与美国关于“Alt Ac”（替代学术职业）现象的讨论相比，英国的相关辩论在语气上更具功能性，主要围绕科研软件工程师（RSE）这一角色展开。该角色旨在为技术岗位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强的职业身份和更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然而，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一位受访者指出，从事计算机科学的RSE “拥有更加结构化的职业路径，且通常薪资更高”。尽管如此，建立RSE（以及科研软件分析师等相关职位）框架在推动英国数字人文中技术类岗位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住技术人员的难题。我们的访谈表明，未来还需要更多努力来探索学术数字人文与 GLAM领域中技术/RSE 岗位的差异，并可能推动更好的一致性。

在中国，数字人文的职业路径尚未成型，并面临自身的挑战。大多数数字人文相关职位出现在图书馆、档案馆，或作为传统教学和研究岗位的延伸。在这种语境下，“从事资源建设的岗位也是数字人文岗位”“负责数字化工作的图书馆员也被视为数字人文工作的一部分”。目前在产业界或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专门的数字人文职位，并且“就业市场对数字人文尚无清晰认知”。一些学者对新兴数字人文项目的快速建立表达了谨慎担忧。同时，也存在对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感，例如,“首批数字人文毕业生正在进入就业市场，而其中许多人来自学术声誉尚在发展的院校”。不过，也有学者更为乐观，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是“其他岗位的一种迭代或升级，一种进化状态”，并设想未来数字人文毕业生能够“赋能各种传统行业”，并在“数字文化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受访者普遍表达了对“学术界能够认可数字人文学科与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的渴望，以及对建立“专门的数字人文职业体系和适用于数字人文教学的评价体系”的期望。

（未完待续）

排版：覃子椿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3期”；参考文献格式：陈静,保罗·斯宾塞,姜蕴芳,等.联结与壁垒：跨越疆界的中英数字人文[J].数字人文研究,2025,5(3):3-40.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摘要：报告呈现了一项关于中英两国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生态的比较研究成果。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及对 45 位学者、资助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及文化与技术领域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该研究是首个针对中英两国数字人文进行的大规模、定性跨国比较研究，旨在探讨文化、制度与基础设施环境如何塑造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学术实践。

研究发现了数字人文发展中既有的共性挑战，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化轨迹。英国数字人文的发展具有更长的制度化传统——扎根于学术部门、基于项目的创新实践，并与文化遗产机构紧密结合；而中国数字人文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建设目标以及日益跨学科的学术环境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包括：

• 对数字人文的多元理解：英国受访者通常将数字人文视为实验性、跨学科且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而中国学者则描述了一个分散但快速发展的领域，其发展往往受制度约束及务实目标的影响。

• 资助环境：在英国，数字人文资助通常为竞争性项目资助，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众参与的支持日益增加。中国的资助则更为集中，并与政府重点领域战略保持一致，尤其在文化遗产及智慧技术相关项目上。

• 基础设施差距：两国在维持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均面临挑战。英国利益相关者强调互操作性、多样性、可及性及可持续性；中国受访者则关注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以及数据标准化问题。

• 职业认同与职业路径：英国学者对数字人文角色的认知更为明确，但技术岗位的职业发展仍存在困难。中国数字人文身份尚未完全制度化，职业路径正在形成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 合作机会：中英双方均对合作兴趣浓厚，但存在语言障碍、缺乏共享平台、跨国资助有限以及研究实践中知识体系不连贯等障碍。

报告最后提出了针对资助机构、研究人员、大学以及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的战略建议，旨在加强跨国合作，建设包容性基础设施，支持新兴专业人士，并促进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相互理解。

关键词：中英比较； 数字人文； 批判性基础设施； 学科； 教育

作者简介：

陈静（通讯作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Email：cjchen@nju.edu.cn； 

保罗·斯宾塞，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姜蕴芳（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郑昕奕（译者），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报告原文为英文，名为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barriers in DH: a UK-Chinese case study，发表于https://zenodo.org/records/16035797 （开放获取）。此中文版本略有删减。】

0 引言

近年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DH）在推动人文学科（及更广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通过数字工具、方法与研究基础设施，愈发展现出重要影响力。该领域日益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化文化遗产以及更广泛的数字研究方法交叉，并不断向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延伸。在正式学术体系中，数字人文已具相当规模，但同时也处在其演进的转折点：它不再是当初那个“年轻的颠覆者”，却尚未完全成为一个在教学与研究实践上高度稳固的成熟学科。

尽管数字人文具有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但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极为不均衡。一方面，其在制度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全球差异反映了学术界更为普遍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数字人文在知识架构的设计与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引导我们重新审视数字化工具与基础设施背后潜藏的语言与文化影响。目前，大部分数字人文的文献与基础设施仍以英语世界为中心，主要由全球北方主导。近年来，一些研究尝试从多种视角回应数字人文发展的全球失衡，并强调数字人文在不同语境下的地方性实践与表现。因此，我们亟需深入理解塑造数字人文（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数字化研究）的特定国家与地区条件，以便更好地把握并应对影响全球知识流动的因素。

1 研究目标与影响

2024年，我们启动了一项比较研究，旨在探讨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身份建构、研究基础设施与学科职业化方面的态度与实践差异。本研究的工作包括文献综述、两国数字人文相关文献分析，以及对来自文化领域、资助机构、政策机构、文化遗产组织、出版商及软件开发公司的45位受访者的访谈。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探索影响决定中英数字人文学者研究态度的具体认知、社会技术条件以及体制化机制，以及这些影响要素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了这些学者所能够开展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报告的具体目标包括：

分析中英两国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的发展现状，并从中提炼出数字介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走向的启示。

审视全球范围内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多样性现状，并分析实现更具包容性的跨国合作战略所需的条件。

考察中英两国在数字人文领域已有的合作案例，评估未来在该领域（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介入人文研究）中深化合作的需求与可能性。

本报告对赞助者、数字化实践者、平台设计者、学术政策制定者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具有普遍意义。更具体而言，它将惠及两类群体：一方面是正式隶属于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虽不直接从事数字人文研究，但其工作与文化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密切相关的学者。

2 研究背景回顾

此类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即过于内向化，把“数字人文”本身作为一个“品牌”进行讨论。尽管学界对于数字人文在研究与教学中的未来角色仍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当下，数字人文不仅是人文学科更广义数字化研究的有效参照，同时也象征着一种跨国研究实践日益凸显的特征：协作性、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网络化以及项目制。本研究不仅梳理了当前中英两国数字人文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进一步回应了“数字”与传统人文学术实践之间关系的诸多未解难题。

本研究尤其受到近年来关于数字人文全球性与语言多样性之学术讨论的启发。早期的“全球性”数字人文表达实际上深受英语学术传统与西方研究实践的影响，尽管在日本、意大利等国早已有成熟的数字人文社群。对于数字人文中“全球北方偏向”的批评集中在多个层面，包括专业协会内部的代表性不足、基础设施设计的偏倚，以及交流与出版实践中的不均衡。这些批评催生了 “Global Outlook::DH (GO::DH) 社群”，作为对包容性与多样性挑战的策略性回应，同时也推动了大量旨在打破文化与语言壁垒的新倡议。

尽管近年来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等地逐渐涌现出活跃的国家与区域性数字人文社群，但它们在全球数字人文学术话语中的能见度仍然不足。

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研究，数字人文仍然倾向于从英语世界与全球北方的视角出发，并将其表述为一套“文化中立”的知识实践。然而，事实上这些实践高度依赖于人力或技术层面的计算资源，却很少质疑其工具与数据的获取、设计、分析与传播背后的语境与偏差。与此同时，迄今为止关于数字人文在不同地区如何生成知识、又有哪些因素塑造其国家或区域特征的实证性研究仍然相对匮乏。早期数字人文话语普遍采取一种“隐性普遍主义”立场，牢牢植根于全球北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的研究视角，几乎忽视了地方语境的作用。

考虑到英国在数字人文领域的长期参与，相关研究文献的相对匮乏或许令人意外。目前尚无关于英国数字人文发展的权威性历史著述，但其早期奠基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有许多在文学与语言学文本分析方面的先驱者。英国数字人文的历史痕迹散见于更宏观的学科史中，例如苏珊·霍基（Susan Hockey） 对“人文学科计算”（当时的称谓）的研究，或 朱丽安·莱恩（Julianne Nyhan） 和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所开展的大规模口述史工作。然而，关于英国数字人文发展的过去与现状的实证性材料仍然有限。尽管已有少量相关研究，国家层面的数字人文视角并不常见，且有观点认为，按照学科主题（如数字历史或地理空间研究）而非国家地域来考察研究现状更具意义。然而，若借用朱丽安·莱恩和安德鲁·弗林的论点——数字人文“缺乏”历史自觉已“阻碍了数字人文对自身及其独特性的理解”——则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理解其地方性条件是提升这种自我认识并更好阐释数字人文对“更广阔知识海洋”贡献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并不旨在构建中英两国数字人文的学科史，但如果能对英国历史上特定事件与计划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朱丽安·莱恩和安德鲁·弗林所指出的，尽管数字人文一直深度参与数字化保存事业，但作为一个学科，却并未能有效保存自身的历史。为英国数字人文撰写一部权威性的历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莱恩和弗林对全球数字人文制度化进程的研究已显示，早期的基础源自一系列逐渐汇聚的学术会议，其中包括文学与语言学计算协会（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ALLC，后演变为欧洲数字人文协会）的年会。

此后，诸如“数字人文学科资源”（Digital Resources for the Humanities, DRH，后扩展为包含艺术领域研究的 DRHA）会议论文集（跨越千禧年前后十余年），以及 2005—2008 年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的 “ICT 方法网络”（ICT Methods Network）所发布的资源、活动与出版清单，都展现出英国数字人文在开放性、协作性与人文导向的数字工具与方法上的深厚传统。1996 年成立的艺术与人文数据服务中心（Arts and Humanities Data Service, AHDS）曾是支持人文学科数字化保存与研究管理的开创性机构，直至 2008 年关闭。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Digital Humanities Institute）等机构的项目网页上，我们仍可清晰看到英国数字人文深植于人文学科的传统。

与此同时，近年的一些新兴计划则更多地建立在贯穿数字人文领域的计算脉络之上。2020 年，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人文与数据科学特别兴趣小组发布白皮书，提出如何促进人文学科与数据科学之间更紧密联系的建议。而与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GLAM）部门日益紧密的合作，则推动了众多计划与研究成果的形成，例如英国图书馆的 BL Labs 项目，以及近期的 “迈向国家收藏”（Towards a National Collection, TaNC）计划；再如由爱丁堡大学创意信息学小组（Creative Informatics Group）于 2024 年发布的 《数字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未来》 报告，它们不仅汲取数字人文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反哺并塑造了该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学会（UK-Ireland Digital Humanities Association）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英国缺乏国家级数字人文专业学会的担忧（本研究后续的访谈也会进一步触及此问题）。该学会已经制定了纲要，并发布了一系列过渡性或白皮书文件，重点聚焦于能力建设、学术职业发展、多样性与包容性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的数字人文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数字人文发展迅速，如今已被广泛视为最具潜力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具有全景视角的研究成果。例如，《世界人文发展报告：中国数字人文（1980–2020）》；《中国数字人文的争论与发展：新事物还是旧传统？》；以及《数字人文的理论演进与范式转向：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到“后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最新进展则体现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数字人文发展报告》（第一辑）。

总体而言，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可以分为两条发展路径：其一由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cience, LIA）主导；其二则由传统人文学科内部驱动。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发表渠道与研究方法上常有交叉，并且都关注数字技术在人文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但前者更强调数字技术、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知识管理流程；后者则更注重探讨数字方法如何激发新的研究问题，并生成新的学术洞见。

从全球视野来看，与中国相关的数字人文发展并不限于大陆地区。大陆之外，许多具有深厚中国学传统的研究中心主持了具有影响力的数字人文项目，并建设了基础性研究基础设施。例如，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莱顿大学的 MARKUS 平台；台湾大学的 DocuSky；以及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地方志研究工具（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 LoGaRT）。

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通过与大陆学者的广泛合作，帮助催生了最早的数字人文社群。关于大陆以外的中国地区数字人文的更广阔图景，可参考《台湾数字人文研究发展综述（2009–2017）》以及李友仁（Paul Vierthaler）关于北美与西欧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现状的分析。尽管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数字人文会议并发表论文，但与国内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国际产出仍相对有限。

在发展早期，中国大陆的数字人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引介西方数字人文模式以及考察海外华人数字人文项目。其中一个持续性的主题是围绕“数字人文是什么”以及“何为‘良好’的数字人文”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间，数字人文在与数字化和数字学术密切相关的图情档领域取得了显著增长。同时，它也快速扩展到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研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艺术史，以及数据可视化。这种扩展得益于两本专门数字人文学术刊物在中国的创办，它们不仅显著提升了发表数量与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领域。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迄今为止首个在此规模上对中国与英国数字人文研究者进行比较的跨国研究。我们采用了定性比较的跨国研究方法，结合文献综述与半结构化访谈，邀请了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数字知识生产相关领域的多类学者、从业者及利益相关方（英国 23 人，中国 22 人）。研究设计借鉴了批判性基础设施研究（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tudies）与社会技术方法（sociotechnical approaches），关注数字人文网络与基础设施的物质层面与符号层面，并置于不同的制度、文化与社会政治语境中加以分析。

我们在选择访谈对象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与知名数字人文中心或项目具有明确关联——

在数字人文的战略讨论中发挥过作用，和/或在创意与文化产业或学术界推动过战略与创新；

来自多元机构类型，包括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文化遗产机构、资助机构、政策机构、学术出版商以及在文化领域从事研发的软件公司；

特别地，我们还邀请了近年来积极参与两国专业化建设的代表性人士，例如英国-爱尔兰数字人文网络（UK-Irish Digital Humanities Network）、中国数字人文机构联盟（Chines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stitutions）的成员，以及香港的知名数字人文学者；

虽然研究对象中“国家级”机构的加入使得样本具有一定的首都集中倾向，但我们仍尽力保证两国样本在地理与主题上的代表性。

访谈分别由研究团队成员主持（中国部分：陈静；英国部分：保罗•斯宾塞），通过 Microsoft Teams 与腾讯会议平台在线进行。访谈问题主要涉及资助策略的影响、学科专业化结构、学术社群与协会的作用、学术生态系统、参与文化、学术评价机制、制度支持与教学项目等方面。

访谈完成后，我们根据伦理申请的要求对访谈文本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对两国样本分别进行整理，将回答归纳至若干主题类别，这些类别也构成了本报告的基本结构。我们在对比分析中既关注“共同性”回应，也关注“异质性”回答；同时结合机构类型与受访者角色，探讨他们在描述自身数字人文经验时所使用的语言特征。

4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在设计之初力求具备跨越不同机构类型、角色类别、国家内部区域分布以及学术生涯阶段的代表性。我们纳入了一部分初级研究人员，但由于研究重点之一在于那些在数字人文学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参与的人群，因此在受访者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深学者比例偏高的倾向。

同时，样本中偏向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认同为数字人文学研究者的人群（尽管并非所有人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各国数字人文学计划和网络中活跃个体的关注。尽管我们尝试通过主动联系既有学术网络之外的群体来缓解由此带来的偏差，但仍然存在部分数字人文学领域未能充分覆盖的情况。

我们在区域分布上力求平衡，但在某些地区寻找受访者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地区，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网络资源差异，也揭示了该领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这将在后文进一步探讨。尽管数字人文学与更广义的数字化学术之间的边界模糊且高度渗透，我们认为，本报告仍然提供了对中英两国数字化学术现状及数字人文学所扮演的具体角色的批判性评估。我们意识到，将数字人文学共同体视作封闭的生态系统存在风险，但如果在分析中保持谨慎，这种处理方式反而有助于纠正缺乏文化敏感性的“全球化”叙事，并为我们解释区域差异提供必要的参照。

基于本研究，我们认为，未来若能开展更多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深入探讨数字人文学及更广泛人文学数字化研究实践，将有助于凸显全球学术活动的多样性。

（未完待续）

排版：樊军君

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加小双副教授主讲的《数字人文概论》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通识核心课程之一，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课程内容包括数字人文的基本概念、历史源流、发展脉络、基本方法和技术、前沿议题等。本系列推文是该课程学生的学习成果展示。

本期作者：

于小曾 大二 艺术学院 创意传播

2024 年国际数字人文奖 数据可视化 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