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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数字人文研究 2026-07-06 09:01 北京

第6卷,总第22期

数字人文中的形式化偏向:

形成、影响及方法反思

赵皓玥

摘要

文章聚焦数字人文中的数据结构化与算法分类方法,讨论“形式化偏向” 如何形成、发挥作用及其后果。首先区分了形式化逻辑、形式化操作和形式化偏向三个层面,将形式化偏向界定为可编码、可比较和可计算的材料属性在研究设计、证据建构和解释判断中持续获得优先地位的倾向。继而从技术入口、方法适配和知识产出激励三个方面分析形式化偏向如何形成,并结合文本分析和空间分析案例,说明其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机制影响研究对象边界、证据权重和知识组织方式。研究认为,形式化偏向的讨论有助于揭示数字方法参与人文学知识生产时形成的选择机制和解释边界;对数字人文的方法反思,需要进一步通过容纳不确定性的数据库结构、反思性元数据和失败透明化等路径,说明数字成果的生成条件、适用范围与解释责任。

关键词 

数字人文; 形式化偏向; 数据结构化; 算法分类; 证据建构; 方法反思

作者简介

赵皓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haoyue.zhao@smail.nju.edu.cn。

“细读” 之后,如何“远观”:

数据驱动语言学对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刘海涛教授访谈

刘永强 陈子轩 刘海涛

摘要

近年来,语言学在计量语言学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数据驱动语言学,致力于从大规模语言数据中发现模式、提炼规律。以细读为主要传统的文学研究,是否也可能走向数据驱动? 国内数据驱动语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刘海涛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并非不能谈论“ 模式” 与“规律”,相反,数据驱动的文学研究已是一种现实趋势。数智时代文学研究的关键,不是用“远观” 取代“细读”,而是根据研究问题重新组织二者的关系。在大语言模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驱动文学研究的意义也不只是方法更新,而是促使人文学者重新理解文本、数据、知识、智能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由此,文学研究面临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转向,而是一场从观念、材料到方法的整体性变革。

关键词 

数据驱动语言学; 模式; 规律; 计量语言学; 文学计算批评

作者简介 

刘永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子轩,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海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杜甫《秦州杂诗》之秦凤驿路现地研究

——兼论唐陇右道入京驿路兰州至上都南北二道之数字化

简锦松 廖泫铭 王 勇 黄金文

摘要 

杜甫诗注量大质精,久为学界共识。但是,传统的注诗方式不符合现代学术的需要。杜甫《秦州杂诗》“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 二语,如果了解唐代凤翔至秦州的秦凤驿路,便知道此诗并不作于秦州,而是写于驿路中途的凤翔府陇州。这组诗中大量篇章在遥望秦州西北的军事,本意是担心吐蕃入侵,其深入的原因,便因为秦州是陇右道入京驿路的南路屏障。文章以现地研究法,将杜甫所行经之秦凤驿路数字化,对于度陇、大震关、吴岳等重要地点,皆作了解说。陇右道入京驿路有南北二道,北线由兰州经原州入萧关至长安,南线由兰州取道临州,经秦州入大震关至长安,也全程作了数字化,由此确定了丝绸之路的精华路段———西安到兰州的具体路线。

关键词 

杜甫诗; 秦州杂诗; 陇右道入京驿路; 现地研究; 数字化

作者简介 

简锦松,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廖泫铭,台湾中研院人社中心GIS 专题中心研究副技师; 

王勇,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特聘副教授; 

黄金文,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 何以“载道” :基于知识图谱的

古文运动转型研究

闫力元

摘要 

通过对数字化《全唐文》《全宋文》中226 位唐宋士人的57 043 篇文章进行语体、文体与知识类型标注与关系分析发现:古文运动不仅是“由骈向散” 的语体变化,也表现为文体功能与知识组织方式的重构。数据表明,语体散化趋势较为稳定;赋类的式微、书信与论辩等文体的上升,以及经学、史学论述的集中,显示唐宋士人逐渐拓展了文章经世的表达方式。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家,尤其倾向于通过散体及论辩、序跋、书信等文体组织经史知识、阐发政治与伦理判断。思想史上,这一变化可与新儒家对现实“物事”的关注及“文—物—道”结构相互参照,显示“文以载道” 逐渐转向以知识论辩介入现实、影响思想的文章经世方式。

关键词 

古文运动; 数字人文; 知识图谱; 文道关系; 文体; 唐宋八大家

作者简介

闫力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Email:yanliyuanleopard@gmail.com。

西班牙语地区数字人文研究演进

(1998—2023)

——兼与中国的对比考察

马玄霖 杨泽坤

摘要 

西班牙语是全球第二大语言,西班牙语地区数字人文发展对于全球数字人文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该地区数字人文发展历史进行概览的基础上,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大语言模型工具,系统分析了主要西语国家的研究者1998—2023 年发表的数字人文论文,并将其与中国进行对比,以获得对两个区域数字人文研究特征与发展道路的深入认识。研究发现,西语世界的数字人文有区域内协作密切、关注当代研究对象、偏向于社会文化议题等特点,其发展主要由人文学科驱动;相较而言,中国数字人文研究偏向人文资源的数字化处理和智能应用,主要由文化资源与技术驱动。两者的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数字人文的多元实践路径具有参考价值。研究创新性地将非英语地区的数字人文发展进行比较,并引入大语言模型提取论文研究对象,增强了学科文献综述的方法论新意。

关键词

数字人文; 西班牙语; 文献计量; 大语言模型

作者简介

马玄霖,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杨泽坤( 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Email:zekunyang@ruc.edu.cn。

数字文化遗产治理视域下

传统地方戏曲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

左梓钰

摘要

传统地方戏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具有民间文学艺术的族群性、传承性和文化性特征。著作权法中作为戏剧作品示例之一的地方戏应解释为已满足法定作品构成要件的地方戏曲。地方戏曲数据汇编(数据库)作为数字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是关于构成作品或不构成作品的地方戏曲数据的集合,其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构成汇编作品。基于地方戏曲数据库亦具有民间文学艺术的性质,所以地方戏曲数据库的使用可能引发权属、利用及获益分配的争议。为了完善地方戏曲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并抑制数据库对著作权公有领域的侵蚀,宜细化数据库的权属和利用规则,构建关于数据库的集体管理制度和惠益分享机制。以地方戏曲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为切口,冀望为更广泛的数字文化遗产善治提供法律基石。

关键词 

传统地方戏曲; 著作权; 数据汇编( 数据库); 民间文学艺术; 惠益分享; 数字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 

左梓钰,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zuoziyu33@163.com。

排版:覃子椿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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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 | 首届大学生国际数字人文节(IDHFUS 2026)

RUC信息资源管理 2026-07-03 13:08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RUC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UC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官方微信平台,发布学院动态,致力于为每一个信管人构建与学院沟通的桥梁。

报名截止:2026年8月10日

人大信管网络新闻中心出品

2026年首届大学生国际数字人文节

The 1st International Digital Humanities Festival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DHFUS 2026)

主题:遗产·记忆·视界

Heritage · Memory · Horizon

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人类文明的记忆与表达。从古籍善本的数字复原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互再现,从海量历史数据的智能挖掘到跨文化叙事的可视化构建——数字人文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富活力的交叉学科之一。

如果你对技术与人文的碰撞充满好奇,如果你有一个关于文化遗产、历史记忆或人文数据的创意构想,首届大学生国际数字人文节(IDHFUS 2026)正是为你而来!

为促进全球青年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创新实践,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与数字人文研究院将于2026年9月18日至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举办本次盛会。我们诚邀全球在校大学生携作品参展,同时欢迎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及数字人文相关行业专家参会交流,共同探索数字文明的无限可能。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指导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教育与研究分委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委会

世界顶级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s联盟

世界绿色设计组织(WGDO)

亚太数字人文教育协作委员会

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

活动安排

时间:2026年9月18日—9月20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关村校区(北京)

语言:官方语言为中英双语

参与对象

本次活动开放两类参与方式:

◆ 参展者:全球在校大学生(个人或团队均可),提交数字人文相关作品参加展览与评奖。

◆ 参会者: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及数字人文相关行业专家,欢迎莅临交流。

参展要求

1

作品形式

请将作品提交至活动联系邮箱 (idhfus@ruc.edu.cn)。提交须使用本次活动的格式模板(附件1)。

参展作品须具备数字人文属性,鼓励提交以下类型的数字作品:

◆ 数据可视化成果、扩展现实(XR)作品、交互式网站或应用

◆ 数据集、软件工具、动画、游戏、视频等数字创作

2

语言要求

参展作品须以中文或英文呈现。为便于国际交流,所有作品(无论中英文)均须同时提交一份300字以内的英文摘要。

3

基本规范

参展作品须为原创,内容健康积极,遵守中国及作者所在国家(地区)相关法律法规。提交时须填写作品原创性及著作权声明、既往投稿情况说明、AI使用情况说明,具体见报名表。

4

赛道设置

参展者可选择以下任一赛道:

◆ 赛道1:自选主题(围绕“遗产·记忆·视界”自由创作)

赛道2:企事业单位命题(题目持续更新中,新增题目将陆续公布;具体说明见附件2):

(1)清代档案数字化呈现与传播

(2)科技档案的数字人文创新:知识融合、故事化策展与文化传播

(3)面向文化遗产教育的西安城墙AI交互式研学课程开发

(4)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开发

(5)浦江县档案馆上山文化档案知识挖掘及AI工具开发

(6)面向企业数字人文研发项目的微信自动询价响应工具开发

(7)基于非遗文化基因的 AIGC 文创设计工具

(8)博物馆线上虚拟展览智能策展工作流设计

(9)特色文献的多模态数字资源智能加工工具设计与实现

获奖权益

本次活动设有多项奖项,评委团由全球知名数字人文专家学者组成,为获奖作品颁发获奖证书。其它获奖权益如下:

✦ 奖金支持  评选设置奖金奖励

✦ 专业资源  专业工具授权与算力资源支持

✦ 媒体曝光  学术媒体与公众媒体同步推介

✦ 专家辅导  学术+技术专家一对一指导深度打磨作品

✦ 成果转化  对接文化数字化落地场景与成果孵化平台

✦ 案例入库 优秀获奖作品将纳入数字人文优秀案例库

✦ 学术发表 优秀获奖作品的相关研究论文将在《数字人文研究》期刊发表

学术期刊支持单位

《数字人文研究》

重要时间节点

节点

时间

作品提交及挑战赛报名(延期至)

2026年8月10日

早鸟报名截止(参会优惠票)

2026年8月20日

普通参会报名截止

2026年9月8日

活动举办

2026年9月18日—9月20日

注:早鸟优惠适用于普通观众参会票,具体价格将于正式通知中公布。

初步日常安排

日期

主要内容

备注

9月18日

开幕式及主旨报告;

数字记忆联盟成立大会及联盟成员项目展演;工作坊1;闭门会;学生作品展

详细议程见正式通知

9月19日

工作坊2;数字人文实验室开放日;青年沙龙;学生作品展

详细议程见正式通知

9月20日

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学生作品展

详细议程见正式通知

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13021941288

电子邮箱:idhfus@ruc.edu.cn

数字人文不仅是技术与人文的简单相遇,更是一代青年对文明传承与创新使命的主动回应。期待与你相聚北京,共赴这场数字人文的国际盛会!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2026年6月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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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虚拟货币发展的历史空间进程研究——以比特币为核心

赵佳文 2026-06-30 11:39 北京

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金融史;互联网历史;数字人文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赵佳文.全球虚拟货币发展的历史空间进程研究——以比特币为核心[J].数字人文研究,2026,6(1):110-126.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全球虚拟货币发展的历史空间进程研究

——以比特币为核心

赵佳文

摘要:在当代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虚拟货币诞生并席卷全世界,搅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及传统治理体系。自中本聪发表“比特币白皮书”以来,比特币就成为代表性的虚拟货币,文章依托电子历史文献学、互联网考古方法,基于互联网原生电子史料,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从全球、长时段的角度追溯比特币的发展史,比较不同国家的监管政策,发掘比特币作为去中心化时代、逆全球化时代的新型交易通货的重要价值,并指出虚拟货币的演变不仅是基于技术更迭,更是技术协议、物质载体与社会应用三者交织的产物,由此提出“三元嵌套空间生产模型”假说。文章为理解当代金融史和互联网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路径。

关键词:虚拟货币;区块链技术;金融史;互联网历史;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赵佳文,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讲师,Email:21110760017@m.fudan.edu.cn。

0  引 言

随着当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介质也不断发生演变,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技术基础的虚拟货币,日益成为搅动全球金融市场及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新生力量。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虚拟货币历史的演进、发展及所存在的问题等,多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切入,缺乏长时段视野和史料发掘,从历史学的视角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由于研究视野与时段及问题关怀受到传统的“厚古薄今”思想影响,历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有所不足。

本文主要采用电子历史文献学、互联网考古等方法,致力于充分发掘和利用互联网论坛、博客及虚拟货币交易网站上的原生电子史料,以代表性的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发展史为核心考察对象,对虚拟货币生产及交易的空间特征及不同国家的政策反应做出深入剖析,并以中国、美国、卡塔尔等国家为重点,以求推进对于互联网历史、当代金融史的探索。

比特币图片素材-正版创意图片500764741-摄图网

1  虚拟货币的诞生:去中心化构想及其技术路线

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着大量虚拟货币(也称加密货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比特币。比特币问世前,在不少互联网专家及技术人士中已经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即尝试创造虚拟货币,但其技术原理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1998年,计算机工程师戴维 (Wei Dai) 发表了一篇讨论“B-money”的论文——《“b-money”,数字假名的货币兑换和合同执行》,当中提出可以通过一组不可追踪的数字假名发送数字货币的想法。戴维毕业于加州大学,对密码学领域知识十分熟悉,他的这篇论文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诞生铺垫了技术条件。

戴维在文中指出,“本文提出的协议通过为不可追踪的匿名实体提供交易媒介和合约强制执行机制,使它们能够更高效地协同合作。尽管该协议在效率与安全性方面仍有优化空间,但希望这一步能将加密无政府主义从理论构想推向实践层面,使其兼具现实可行性。”这成为现代虚拟货币的共同准则,对比特币的诞生影响极大。这篇论文中,虚拟货币的一些基本框架已经有所呈现,即以下五点:

(1)需要指定量的计算工作(又称工作量证明);

(2)所做的工作由社区验证,并更新集体账簿;

(3)该工人因其努力而获得资金奖励;

(4)资金交换通过集体记账完成,并通过加密哈希进行验证;

(5)合约是通过使用数字签名(即公钥加密)广播和签署交易来执行的。

虚拟货币区别于传统法定货币的重要特征是去中心化运行,参与者可较为平等地接入网络参与交易。以比特币为例,用户使用计算机进行特定运算参与 “挖矿”,过程通过哈希函数完成工作量证明,记账结果需经网络社区验证并记入分布式账本。该账本公开可查,而账户与交易的合法性则通过密码学方式进行验证。

戴维的论文发表后,大量计算机学家、密码学家也加入到对虚拟货币原理的探讨及框架的构造中。但对整个虚拟货币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比特币的问世,则与一位重要人物——中本聪有着密切的关系。2008年11月,一份署名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论文发表在互联网上——《比特币:对等网络电子现金系统》,该文详细描述了如何使用对等网络来创造一种“不需依赖信任的电子交易系统”。中本聪的身份至今仍存疑,一般认为他是日本的一位网络工程师,但这篇文章无疑为比特币开辟了新的技术基础,并真正加速了全球虚拟货币市场交易的爆火,以至于被称为“比特币白皮书”。他在该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理念和看法,如“纯粹的点对点电子现金版本将允许在线支付直接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无需通过金融机构”。这种思想甫一问世,就引起极大震动。 2009年1月9日,中本聪开发的比特币上线,同时推出第一个开源的比特币客户端软件,他本人使用该软件对第一个比特币“区块”(block,又称为创始区块)进行“采矿”,并获得了第一批的50个比特币。

要理解比特币的早期发展,需将其置于21世纪全球信息技术和金融业去边界化的背景下。传统货币受制于时间和空间,民族国家疆域尤其限制了其流通范围。电子虚拟货币则不同,它由个人或机构发行,全球用户匿名参与,身份信息相对不透明,因此具有全球化、去主权国家化、去中心化的特点。此外,戴维、中本聪及其他早期比特币技术开发者活跃于互联网论坛等线上社区,直接发表观点,相关技术论文也首发于线上。可以认为,比特币代表着一股革命性力量,正在冲击旧有的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网络体系。因此,对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研究也要采取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笔者称其为互联网考古(Internet Archeology),即通过大数据发掘、词云、wayback machine网页备份查看、网页快照查看、区块链路径查询等技术方法对网络论坛、技术博客等电子信息、电子文献进行发掘、甄选的过程。本研究即使用了网页备份查看、区块链路径查询等方法。

随着比特币交易的兴起,最早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也顺理成章问世了——2010 年 3 月,首个虚拟货币交易所 “bitcoinmarket.com” 上线。而比特币首次被运用于购买商品,普遍认为是 2010年5月22日美国工程师拉兹洛·汉尼齐(Laszlo Hanyecz) 以 10,000 比特币购买了两个披萨。5月22日至今仍被称为“比特币披萨日”。事件的缘起即2010年5月22日,“拉兹洛”这一用户在“比特币论坛”(Bitcoin Forum)上发表了一篇帖子,表示自己准备用比特币购买披萨吃(图1)。

图1  《用比特币买披萨?》原文截图

资料来源: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137.0

这篇博文在虚拟货币发展史、世界金融史上势必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文不长,直译如下。

我会花 10,000 比特币买几个披萨……你可以自己做披萨,然后送到我家,也可以从送货处帮我订,但我的目标是用比特币换取外卖,这样我就不用自己订餐或准备食物了,有点像在酒店或其他地方订“早餐拼盘”,他们只要给你送点吃的,你就开心了!

如果你有兴趣,请告诉我,我们可以达成协议。

谢谢。

比特币的支持者热衷于发明新的互联网“热梗”来凝聚虚拟货币的参与者、支持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比特币亚文化,“比特币披萨日”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但实际上比特币的首笔实体商品交易可能并非拉兹洛的披萨交易。比特币的一位开发者乌迪·韦特海默(Udi Wertheimer) 曾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表示,首笔比特币实体商品交易应发生在 2010 年 1 月24日,当时“比特币论坛”用户“Sabunir (OP)”发帖表示想以500 枚比特币价格出售一张 JPEG 图片作为测试。虽然该帖文未回复是否完成了此交易,但韦特海默公开相关截图后在币圈论坛上引发了热议,甚至还有传闻称比特币神秘创办人中本聪试图协助此交易顺利进行。

区块链是公共账本,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曾经发生的所有交易。而区块浏览器是使用者查看区块链上曾经存在的所有交易的切入点,通过它可以查看每个地址的余额、每笔交易的详细信息等。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区块浏览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区块浏览器仅适用于一条区块链,常见的区块浏览器为“blockchain.com”和“Blockstream Explorer”。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虚拟货币本身的伪匿名特性,从交易记录上并不能直接确定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和交易的具体用途,只能知道该笔交易确实发生且记录不可篡改。笔者使用“bolkchain.com”追踪了这位声称要以500枚比特币购买JPEG图片的用户的交易记录(图2)。

图2  通过“bolkchain.com”追踪比特币交易示例

根据交易记录,该地址曾在 2010 年 2 月 24 日的一笔交易中收到了 500 枚比特币(图2第3行),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笔用比特币进行的交易。但无法确认这500枚比特币的入账是否是因为出售了JPEG图片。此外有虚拟货币投资者麦克唐纳 (Mike McDonald )指出,这笔交易似乎是捐赠而非销售,因为“Sabunir (OP)” 在交易后第第二天( 2010 年 2 月 25 日)发文,对有两人给他捐款表达感谢。

总之,比特币的早期历史充满迷雾,关于最早的比特币实物交易仍然存在不同的说法,但目前业界较为公认的还是2010年5月发生的比特币披萨事件,笔者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看法。

从以上案例的获取和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虚拟货币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挑战与困难,因为其特点就在于高度去中心化和网络化。对虚拟货币早期历史进行研究,还需要更深入地发掘早期互联网论坛、博客上已经被删除的文章,以及服务器备份的一些老的资源帖,这些都依赖于新的互联网技术和存储介质的更新,如云端备份、大语言模型逻辑推理技术等。面对此类研究对象,史学研究无疑需要积极吸收更广泛的新兴知识和方法技术。

2011年6月,维基解密泄露美国外交电报事件发生后,该网站遭到全球权威集团的金融封锁,在接受比特币捐助后转危为安。这一事件扩大了比特币的影响力。

维基解密作为追求新闻公正和公众知情权的组织,特别重视资金往来的隐蔽性。比特币的加密特性使其能绕过银行系统进行存储和转账,理论上可规避资金追踪、账户冻结等监管手段。这使得维基解密的资金运作免受各国金融机构的干预,确保了其运营安全。

安德烈森 (Andresen)是当时比特币项目的负责人,他的电子邮件采访记录为认识比特币兴起的思想基础及其理念提供了宝贵资料。安德烈森指出,虚拟货币创始人之一中本聪将比特币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无政府主义“密码朋克运动”所追求的匿名金融交易系统进行了比较。“密码朋克运动”诞生于美国硅谷等地的高科技从业者中,由计算机科学、密码学专家和IT爱好者组成,旨在创建新软件以促进隐私和社会变革[],即打造一个通信自由、高度隐私的世界,借助计算机、密码学技术改造人类社会。该运动的追随者认为密码学是一种将权力从机构转移到个人的方式。中本聪、安德烈森、戴维等人都参与了这一运动,且加入了该运动的邮件列表,成为核心成员。

2  比特币风靡全球:造富运动与灰色产业

比特币一问世即引发了投资热潮,2011—2013年可视作其早期发展阶段。2010 年价格为 0.09 美元,2011 年就涨到了 26.9 美元,一年时间,涨幅达到了 297%。图3展示了2011—2019年比特币和美元兑换价格的总体变动曲线,这也是比特币在波动中壮大的轨迹。2011 年 2 月至2011 年 4 月,比特币与美元基本持平,1比特币兑换1美元。此后,比特币市场经历了一波牛市,币值大涨,1比特币价格从 2013年的10 月份的 150 美元上涨至 11 月份的 200 美元,并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达到 1,242 美元。2014年4月比特币币值大跌,原因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等国加强了金融监管政策,4 月 11 日凌晨 3 点 25 分价格达到了2012—2013 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这次熊市过后不到3年,比特币又迎来了牛市,价格突破 1,290 美元。其后十多年间,比特币随着各国金融政策调整及自身数量的变化,币值也在不断伸缩,2025年总体维持在10万美元上下。

2020年之前在全球范围内,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推动了一波造富运动,埃隆·马斯克、赵长鹏、李笑来等投资者收益巨大。2013年前后中国比特币市场“黄金期”的出现,也正得益于这些早期投资者的积极加入。

图3  比特币交易所 “Bitstamp” 和“Mt. Gox ”比特币与美元兑换率对数图

(2011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

资料来源:https://bitcoincharts.com/charts/bitstampUSD#a1gWMAzm1g5zm2g10zl

比特币为何能够风靡全球?首要原因在于其交易机制。中本聪在比特币白皮书中如此介绍:

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能让双方直接交易,无需银行。数字签名能部分解决问题,但依赖第三方防双花会抵消优势。通过点对点网络解决双花问题:将交易按时间戳记入基于工作量证明的哈希链,形成不可篡改的记录(除非重做整个证明)。最长链既证明事件顺序,也代表最多算力支持。只要诚实的节点掌握多数算力,就能用最长链压制攻击者。网络结构极简——消息自由广播,节点可随时进出,只需认最长链为有效记录。

即,区块链本质上是比特币实现去中介化交易的技术手段,首次实现了无需实物交割、无需银行介入的点对点价值转移。比特币的核心吸引力在于伪匿名性,其颠覆性在于构建了无中央机构的去中心化网络(通过工作量证明 “挖矿” 实现)。这种模式让交易记录公开可查,也为以太坊等后续加密资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特币风靡全球的过程,也展现出去地域中心化的特征。早期,美国为技术、金融革新的起源地,虚拟货币创新层出不穷。中国比特币的起步和黄金期在2020年前后,特别是2013年著名投资者李笑来等人投资持有大量比特币,获取了显著的收益。欧洲整体发展进程落后于美国、中国,但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对待虚拟货币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东欧占据了全球虚拟货币活动的12%,部分欧洲国家正在加快开发数字欧元等数字货币,以抗衡美国的金融霸权。

受到网络基础设施滞后等因素的影响,非洲地区虚拟货币在2010年代早期的发展情况至今不明。非洲因法币高通胀,比特币成为重要替代支付工具。例如,作为非洲加密交易的法币入口与支付通道的“Lemonade Payments”数字支付平台2024年前后在非洲整合移动支付与加密资产桥梁“稳定币”,降低了跨境转账成本。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是该平台在非洲主要的虚拟货币市场。

在虚拟货币交易向全球蔓延的过程中,意图暴富的炒作者、投机者纷纷涌入,因此,对于比特币支付和交易、捐赠等活动,欧美的大型公益基金组织和商业机构起初都采取审慎态度。如2011年电子前哨基金会先是接受了比特币,一度试图运营,但不久又暂停交易。对此,该基金会首先指出新的货币系统缺乏法律上可供参考的前例,并表示他们“通常不会为任何形式的产品或服务背书”。其次宣称不想误导捐赠者,不愿意花掉其积累的大量比特币,因为当时在美国将比特币兑换为现金的服务合法性存疑。最后提出,“人们误认为我们接受比特币就是对比特币的认可”,表示担心有些人会因为该机构接受比特币从而参与比特币项目,并认为投资比特币是安全且无风险的。不过该基金会从2013年起又重新决定接受比特币的捐赠。

社会大众和各国政府也对比特币顾虑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比特币交易匿名、难以追踪的特性很快被犯罪分子和一些灰色产业所利用。中国计算机学者胡锦枫等通过爬虫的方法抓取了22,048个有效网页,总计找到了1,141个存在真实交易的比特币地址,并发现在暗网中同一个比特币地址常出现在大量的镜像洋葱域名网页上,超过95%的比特币地址被恶意使用,且庞氏骗局交易量占高危比特币地址总交易量的99%。[]这一研究通过大数据实证了当前在暗网网站中的比特币交易存在大量一对多账户和非法行为。所涉非法行为以毒品交易、涉黄、赌博为主,其他还有制造假身份信息和信用卡、盗卖公民个人信息等。世界领先的密币支付分析公司 Chainalysis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暗网上的比特币交易2012 年大约为 2.5 亿美元,2018 年增至 8.72 亿美元。

最早利用比特币且在暗网从事犯罪的网站要属“丝绸之路”(Silk Road),该网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暗网非法商品及信息交易网站。2011—2013年两年时间里,就有数千名毒品贩子通过该网站向10万余名客户出售了共数百公斤的毒品。按比特币计算,该网站当时的总销售收入超过了8000 万美元,并收取了价值超过 1300 万美元的比特币佣金。

美国人罗斯·威廉.乌布利希(Ross William Ulbricht)就是“丝绸之路”网站的负责人,在他作为主导的两年半间(2011年2月至2013年10月),该网站助长了全球贩卖非法商品服务的数字集市的膨胀。当时所有的买家和卖家只能通过名为“ Tor ”的浏览器访问该网站。2011 年 1 月 27 日,一名税务人员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发现了有关该网站的帖子。8个月后,该税务员发现同一用户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该启事指示有意者将回复发送至乌布利希注册的电子邮件账户。根据法庭授权,调查人员追踪了一系列网络记录,并最终将乌布利希确定为嫌疑人。2013 年 10 月 1 日,乌布里希在图书馆上网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现场抓获,其个人笔记本电脑作为证据被没收(图4)。2015 年,乌布利希被以贩毒、计算机黑客和洗钱罪判处终身监禁。

图4  罗斯·威廉.乌布利希被捕时使用的电脑

2013年之后,暗网上“丝绸之路”的后继网站又陆续出现,但都没有达到乌布利希时代的局面。与此同时,虚拟货币的混合交易、匿名交易的技术日益完善,代表了当代去中心化互联网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在执法部门加强监测技术(如暗网探针技术化)的同时,高科技犯罪集团又充分利用了新发行的门罗币从事犯罪活动。门罗币一度有替代比特币的趋势,因此不少虚拟货币偷窃者也使用门罗币来转移虚拟货币资产。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见,由于缺少主权国家的法律约束和金融管控,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在其野蛮生长阶段,给社会安定、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随着2013—2014年中国、美国等国家加强对比特币的监管,虚拟货币市场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即出现了大型虚拟货币交易所和中小型交易网站两类市场。以华裔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创业者陆续投资创办了影响力巨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平台,如著名的币安(Biance)、火币(Huo Bi)、欧意(OKX)等。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西方国家,比特币的主要用途是商业投资,同时“X”、维基百科等网站平台以及一些零售商也支持使用比特币购买实体或者虚拟产品,这意味着比特币的使用场景日常化也在逐步深入。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估计,2017 年全球有 290 万到 580 万个独立用户使用虚拟货币钱包,其中大多数使用比特币。

当然,比特币市场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影响力巨大的MT.Gox、Yes-BTC交易所分别在2014、2015年传出被盗、挤兑风波,继而倒闭。在其前后,还有很多知名交易所陆续倒闭,比如Bitfloor(2013)、796(2015)、Upbit(2019),这给比特币乃至整个虚拟货币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3  国家权力介入:合法化与监管

从世界金融史和金融地理的角度看,2013年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当年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 为比特币等“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制定了监管指南,将出售自己生成的比特币的“矿工”归类为货币服务企业,要求其进行注册并履行其他法律义务。有些州对虚拟货币市场参与者持友好态度,并制定了明确的规定;有些州则完全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相较于美国的有限管理和引导态度,太平洋另一侧的中国主要顾虑比特币可能带来外汇流失和洗钱问题,对虚拟货币采取戒备和严控的态度。中国人民银行明确禁止中国金融机构使用比特币,以百度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禁止了比特币支付。[]当然,中美对比特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治理方式的背后,是两国的制度环境、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不过,当时中国并没有将使用比特币购买商品等规定为违法行为,而只是加强了对比特币交易、买卖行为的管控力度。

具体来说,以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第374号文告为核心,中国的政策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比特币的性质,文告是这样表述的:

比特币具有没有集中发行方、总量有限、使用不受地域限制和匿名性等四个主要特点。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由此可知,比特币不被中国金融主管部门认为是真正意义的货币,而是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从这个角度看,比特币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在游戏中发行的游戏币、QQ币有相似之处,即在其架构内部可以自由交换,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央行第374号文告明确规定了比特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但并没有限制中国境内的公民持有比特币和线下的以币兑币交易。

第二,文告的其余条款具体规定了中国境内的金融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有关的业务,不能作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保险业务也不能承保。第三,文告提出要加强对中国境内比特币网站的管理,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当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电信管理部门对违法网站要予以取缔。第四,文告提出要防范比特币可能带来的洗钱风险,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机构纳入反洗钱监管。

虚拟货币的合法化和获主流认可是在全球性范围内是一个复杂过程。德国2013年就率先将比特币认定为“私人货币”,这意味着它可被视为一种记账单位,但并非法定货币。这是欧洲国家首次对虚拟货币进行明确分类,为后续的监管奠定了基础。奥地利国家税务局允许个人管理的虚拟货币投资,但在逐步加强监管。芬兰等北欧国家也没有禁止虚拟货币投资和交易。在瑞士、英国,比特币投资是重要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新西兰在运行一个名为“KimiSaver”的退休金项目,在2021年,该项目5%的资金投资到了比特币领域。拉美的萨尔瓦多由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经济疲软,于2021年9月7日正式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巴西、巴拿马、古巴、乌克兰当时都有推广和合法化比特币的趋势,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政府就通过多种渠道募集比特币捐款,以作为对抗俄罗斯的财政储备。一些西方媒体推测,朝鲜等国也试图通过比特币获取额外的财政收入。根据 Chainalysis 2021 年全球虚拟货币应用指数,全球的虚拟货币应用在此前12 个月里增长率超过 880% 。

此后,2023年,里程碑式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条例》(MiCA)框架获得欧洲议会通过,该法规旨在为加密资产发行和提供服务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框架。2024年12月30日该条例开始正式实施,加密资产服务提供商(CASP)需要申请许可证才能在欧盟内运营。2025年1月17日《数字运营韧性法案》(DORA)开始生效,旨在加强金融实体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欧盟是全球首个推出全面、统一加密监管框架的主要经济体。核心政策:《加密资产市场条例》于2023年6月正式生效,并于2024年底全面实施。欧盟已成为全球在虚拟货币监管方面最先进的区域之一。

而直至 2025 年,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出台任何明确的法规来监管虚拟货币,但是,从金融监管机构到国会,再到白宫,美国都正在全面拥抱虚拟货币,甚至大力推广。2024年1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性地批准了首批11只比特币现货ETF上市交易。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新规(自2024年12月起生效),允许企业以“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上计量持有的比特币。《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于2024年出台,该法案已获众议院通过,但尚未生效。该立法旨在强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作为美国主要虚拟货币监管机构的作用,明确虚拟货币的监管分类。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个人对比特币的看法和态度也深刻影响了比特币市场行情。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典礼前推出了自己的虚拟货币——特朗普币(meme coin),承诺要将美国打造为世界“虚拟货币之都”。特朗普家族也参与其中,在虚拟货币公司拥有金融利益。2025年,美国 Coinbase作为虚拟货币领域顶级交易所之一也加入了标准普尔 500 指数,这标志着虚拟货币和金融投资市场的深度整合,特朗普本人也将从中受益。2025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该命令设立了由风险投资家戴维·萨克斯任主席的“数字资产市场总统工作组”,并限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促进美元支持的稳定币,保护虚拟货币公司获得银行服务,并为加密行业提供监管清晰度。以上动向都释放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放松对比特币监管的政策信号。不过,即使联邦层面政策放宽,美国公司仍需遵守州监管规定,例如纽约州的“BitLicense”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字金融资产法》。

在2013年官方严格限制虚拟货币交易之前,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矿工”,又因为华裔积极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和交易所平台的建设,所以中国在虚拟货币领域领先于拉美、非洲、南亚等地区。当时,中国境内的比特币“挖矿”主要集中在四川、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等地。西南地区廉价的水电与内蒙古、新疆便宜的风电吸引了众多比特币“挖矿”者。同时,在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上可以轻易购买到挖矿装备——矿机。“挖矿”活动本身会消耗大量的电,同时又没有生产任何实体商品,是虚拟货币受到严格监管的一大原因。2017—2021年,比特币的能耗呈现出总体上升的态势,从2017年以前不足2太瓦时倍增到2021年的接近14太瓦时,扩大了7倍多。在各国都有一定的减排、低碳政策的情况下,民间的自发“挖矿”行为可能与之相触。北欧国家瑞典、东欧的波兰也对比特币挖矿进行严格监管和限制,以促进本国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落实减排低碳的环保政策。

2021年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283号),被“币圈”(虚拟货币投资、挖矿活动爱好者组成的亚文化团体)视为重要打击和转折点事件。该通知是理解中国官方对于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行业态度的重要行政文件。这次参与文件发布的署名单位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能源局等总计11个部门,可以说是重磅级的行政命令。这从侧面反映出此前中国国内虚拟货币行业的无序发展,理财骗局、电信诈骗、外汇流失、用电激增、基层腐败等问题日益严重,促使国家有关部门开展联动处理。这同时也说明比特币治理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对洗钱、走私等行为的预防和处理。大陆之外,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相对政策宽松。香港特区在司法上认定虚拟货币属于个人财产,并在国家支持下积极探索区块链的技术和产业创新;香港在2023年大幅转向,主动拥抱虚拟资产,试图确立其在亚洲的数字金融枢纽地位。其核心政策表现为在2023年6月1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VASP双重发牌制度)正式实施。在台湾地区,比特币交易属于受到法律保护。

总体上,世界各国对于虚拟货币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完全禁止市场交易,如中国、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第二类则已经承认虚拟货币的合法地位等。第三类是民间可以自由交换,但不作为法币认可。此类国家数量最多,如乌克兰、阿联酋。不同的监管政策后是不同的文化、经济体系对其金融制度安排的塑造。如加勒比海和南美一些国家承认比特币为合法,当地多语言、多种族、经济长期低增长率的现实促使其“穷极思变”,进行一些体制外的创新以扩大国家的财政收入,吸引国际金融资本的垂青。

4  行业地理分布:全球扩散与局部集中并存

在以上国家权力介入的过程中,虚拟货币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了由集中于头部国家与分散化发展并存的趋势。在2018年10月底的时点上,比特币网络的可达节点数超过10000个,分布在不同国家和时区(图6),这些节点合力支撑、维系着比特币账本,其中,约五分之一的节点来自美国。至2020年,“挖矿”和节点的地理分布已经大幅拓展,中国、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剑桥大学的研究显示,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4 月,中国“矿工”的网络总算力占比(哈希率)达到了全球71% 以上,充足的廉价电力和硬件设备使中国成为虚拟货币公司热衷的目的地。

图5  比特币节点分布(2018年10月31)

资料来源:https://x.qianzhan.com/xcharts/detail/d36bd05809225a09.html#

随着中国政府的出手(1283号通知),全球比特币“挖矿”的热门地开始分散。根据哈佛大学的统计,2022年1月美国的哈希率(网络总算力占比)全球最高,占37.84%,哈萨克斯坦占13.22%,加拿大占6.48%,俄罗斯占4.66%(表1)。中国仍占全球的21.11%,这是因为在1283号通知公布后,许多比特币挖矿者实际转移到了地下。

表1 全球比特币挖矿能耗分布(2022年1月)

资料来源: https://ccaf. io/cbnsi/cbeci/mining_map/mining_data

这样的能耗空间分布也显示出全球虚拟货币行业在头部国家继续占据高份额同时进一步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虚拟货币生产和消费活动,地理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比特币的全球扩散与局部地域集中是一体两面的,体现了技术的全球化和区域集中化并行不悖的发展态势。这一研究发现,也提示我们注意全球能源、金融格局的重组和正在发生的震荡。

这一过程中,美国凭借技术(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创新)、人才的优势,以及相对宽松的市场,始终是行业的领头羊。卡塔尔虽然面积很小,但却是虚拟货币行业新崛起的新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原俄籍天才数学工程师杜洛夫兄弟(Telegram软件创始人)加入了卡塔尔国籍,并在卡塔尔经营着Telegram衍生的虚拟货币——Ton。卡塔尔凭借着免税政策、丰富的能源、完善的IT基础设施等优势,成为全球虚拟货币领域的新高地,这主要体现在TON币的迅速发展和黑客大赛的多次举办,以及承办虚拟货币的有关行业论坛。[]卡塔尔央行已经表示试运行数字货币[],多国政府也正在加速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中国政府也不例外,数字人民币的试运营和推广已经在中国数十个大中城市进行实验。欧洲、美国、中国都在加速试运行本国的数字央行货币,但进展不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借助本国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场景发展迅速,而日本、欧洲的发展速度则稍慢一些。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中美洲发展中国家也借助招徕海外移民和技术人才,积极发展金融业,促进虚拟货币投资业的繁荣。目前,呈现出多国加速虚拟货币发展的趋势,合法化的速度也在逐步提升,特别是在美洲地区。

作为虚拟货币的代表,比特币自2009年问世以来,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本文将其整理为表1),大致体现了虚拟货币行业的发展轨迹。除比特币外,目前主流的虚拟货币也各有其特色(表2)。以太币通过引入智能合约,极大拓展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推动了去中心化应用的发展。瑞波币、莱特币、艾达币等着试图拓展现有的金融体系,对比特币进行补充。波场币聚焦于数字文娱领域的内容,探索区块链在文娱市场的应用。虚拟货币与当下十分火热的非同质化代币(NFT)、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发展,充分展现了区块链技术日益广泛而多样化应用的趋势。

与此同时,巨大的能源消耗引发了多国观察人士、环境保护人士的担忧,也加剧了虚拟货币行业的内卷。卡塔尔学者乔恩·特鲁比(Jon Truby)指出,虚拟货币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区块链有很多好处,数字货币也是如此,但目前的开发方法是在摧毁地球,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替代方式。”

表2 比特币发展史

表3 主流虚拟货币简介

5  结语:虚拟货币的“三元嵌套空间生产模型”分析与研究展望

在发展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虚拟货币视作一种深刻重构社会关系的生产实践,即虚拟货币的演变不仅是技术更迭,更是技术协议、物质载体与社会应用三者交织的产物,并据此提出“三元嵌套空间生产模型”假说。具体内容如下。

在技术协议层,以哈希函数和区块链为核心的“代码实践空间”构建了一种高度抽象的数字化秩序,网络节点在参与账本校验与财富生成的过程中,不仅确立了分布式记账体系,更通过技术赋权挑战了传统的中心化金融权威,使代码空间演化为一种具备抵抗属性的技术工具。在物质载体层,由全球矿机、矿场构成的“采矿物质空间”遵循着严苛的能源套利逻辑。矿场分布不仅受限于水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地理区位,亦受到主权国家电力定价政策与金融制裁环境的影响。这一空间实践揭示了“能源—算力—资本”的三角循环,打破了传统中心化基础设施的运作逻辑,预示着全球能源与金融秩序的深层重构。在社会应用层,虚拟货币与暗网的结合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秩序的镜像挑战。这一“暗网社会空间”集结了网络犯罪、执法探针技术部署与社区治理博弈,体现了虚拟空间管控与反管控的激烈对峙。

通过透视全球矿机节点分布与技术标准的演进可以发现,比特币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去中心化表象下的再中心化”悖论。西方发达国家在算力分配与规则制定上仍占据优势,全球算力的不平等与能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比特币生产呈现出从早期分散经营向美、加等国再度集中的趋势。这种空间生产的国别与区域差异,反映了不同制度文化环境对尖端科技的在地化重塑。

从电子历史文献学与互联网考古的视角来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是“密码朋克”运动与去中心化思潮的产物,已成为当代金融史与互联网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尽管其寄托了算法工程师对重塑财富分配的野心,但也带来了高能耗与跨境犯罪等现实困境。因此,如何在主权国家监管、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扩散之间寻求平衡,已成为当务之急。未来的学术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区块链链上分析、暗网话语解码等辅助方法,以高度的技术敏感与理论自觉,抢救式地保存和整理电子史料。通过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历史学方能精准审析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演变,使学科发展与社会经济现实保持同频共振。

排版:覃子椿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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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数字人文奖项|短篇出版物获奖项目

DHLR 2026-06-30 11:39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About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left. 分享全球数字人文相关学术论文译文、会议通知等资讯内容。

导语

Digital Humanities Awards(DH Awards)是数字人文领域的年度社区评选,由公众提名、公众投票,旨在发现和推广优质的数字人文资源。

2025年的 DH Award 评选共设七个板块:

  1. 数据可视化(DH Data Visualization)

  2. 数据集与模型(DH Dataset or Model)

  3. 短篇出版物(DH Short Publication)

  4. 工具或工具套件(DH Tool or Suite Of Tools)

  5. 培训材料(DH Training Materials)

  6. 数字人文资源(DH Resource)

  7. 数字人文的趣味应用(Use Of DH For Fun)

DHLR 将以此为线索开设专题栏目,每期聚焦一个板块,介绍获奖与提名项目,希望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数字人文实践现状的窗口。

本期我们一起来看:数字人文短篇出版物(DH Short Publication)。

本板块收录以博客、文章、视频等形式发表的数字人文短篇出版物。今年共有12个资源获得提名,以下重点介绍前三名。

 No.1 Bears Will Be Boys

儿童绘本中的动物性别 

这篇发表于数据新闻平台The Pudding的互动文章,用数据回答了一个看似日常的问题:当我们在儿童读物里描述一只青蛙、一头熊、一只猫,我们为什么默认它是"他"?

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1950年以来约300本英文儿童图画书,记录其中拟人化动物角色被赋予的性别,并设计了一项逾1300人参与的调查实验——要求受试者续写一段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开头,以观察人们在自由写作时如何自发地为动物指定性别。

结果显示,儿童书中雄性动物角色出现的频率约为雌性的两倍;调查中使用雄性代词的比例接近三倍,尽管女性受访者占多数。在所有动物中,只有鸟、鸭、猫更倾向于被指定为雌性;青蛙、熊、狗、狐狸、狼等则压倒性地被描述为雄性。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些性别偏好背后的文化根源,并以互动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800余个动物角色的性别分布。

 No2. Stop lying to yourself: collective delusion and Digital Humanities grant funding

"别再骗自己了"——DH项目经费中的集体幻觉

这篇文章来自论文集《重构数字学术中的失败(Reframing Failure in Digital Scholarship)》,作者 Quinn Dombrowski 以Stanford大学数字人文研究员的身份,对数字人文领域的经费文化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申请经费这件事本身,往往会以微妙而有害的方式改变一个项目。研究者为了迎合资助机构的优先方向,会逐步将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扭曲成另一个形状,同时说服自己"经费到位之后总会有办法"。Dombrowski将这种现象称为"集体幻觉"——资助机构、专业组织与研究者三方共同维持的一套自我欺骗体系。他指出,数字人文项目通常获得的经费规模(以20万美元为大额)根本无法覆盖承诺的工作量;而这笔钱所换来的,往往是对研究者职业发展并无实质帮助的可交付成果。文章呼吁重新思考"项目经费"的逻辑,并建议将数字人文技能纳入类似语言或区域研究的专业培训体系来理解和资助。

有趣的是,作者在文末附注中写道:这篇文章写于2024年夏,彼时他尚在呼吁减少对经费的依赖;而在文章定稿之际,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数字人文办公室已遭裁撤,经费大规模被削减。他表示,立场不变。

 No3. Living well with brokenness in an inclusive research cultur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failures and processes in a Digital Humanities lab

"与破碎共处"——数字人文实验室中的失败与修复

https://read.uolpress.co.uk/read/reframing-failure-in-digital-scholarship/section/63dd9f26-cb77-4664-9ddd-c379b524aa18#mss__016_chapter-7_sichani-and-donnay.md__chapter-7.-living-well-with-brokenness-in-an-inclusive-research-culture-what-we-can-learn-from-failures-and-processes-in-a-digital-humanities-lab

同属《重构数字学术中的失败》论文集,这篇文章来自King's Digital Lab(KDL)主任 Arianna Ciula,视角与 Dombrowski 形成互补:前者更多着眼于资金结构的批判,后者则深入一个实际运营中的数字人文实验室内部,考察"失败"与"损坏"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面貌。

Ciula区分了两类失败:一是技术生产中固有的"损坏"(brokenness),即系统崩溃、功能失效、遗留代码带来的各种问题——KDL目前维护约90个公开数字资源,其中部分架构可追溯至1990年代末,每月平均约有十次问题报告。对于这类失败,Ciula的立场是接受并与之共处,将修复、补丁与调试视为技术工作的正常组成部分。

二是学术研究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失败:对技术人员角色的持续低估、劳动的不稳定性、晋升体系对数字研究产出的漠视。对于后者,她认为需要更具行动力的立场,而非单纯的流程改进。

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读,构成了对数字人文领域"失败"问题相当完整的描摹,对于 DH 学者来说颇有裨益。

其他提名项目 (按字母顺序)

  • Johnson, Natasha. 'Computing the Formal and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of Contemporary Genre and Literary Fiction'(计算当代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形式边界与机构边界), Anthology o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Vol. 3
    https://doi.org/10.63744/Ztw8stkvUjM1

  • Narayan Sankaran, Aditya et al. 'Global beats, local tongue: studying code switching in K-pop hits on billboard charts'(全球旋律,本土语言:研究Billboard榜单K-pop热曲中的语码转换), Computational Humanities Research (CHR), 第6届

    https://hal.science/hal-05409951v1

关于 DH Awards

/翻译自DH Awards 2025官网

DH Awards是一项年度评选活动,任何人都可以提名资源,投票也完全向公众开放。评选委员会仅负责核查被提名资源是否符合基本标准——是否属于数字人文范畴、是否可供公众访问、类别是否正确、是否在该年度发布或有重大更新。评选不设奖金,不限地域、语言或人文学科方向,鼓励来自小语种、少数文化和边缘DH领域的资源参与。

获奖本身不代表质量认证,评选的意义在于让更多有价值的数字人文工作被看见。

/翻译:DH Left and Right

/责编:Ray

/信息来源:DH Awards 2025:
 http://dhawards.org/dhawards2025/results/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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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书文字数据库和智能识别平台构建

原创 孙治弘 谢雨霏等 2026-06-24 16:40 北京

水书;数字化保护;智能识别;文字数据库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4期”;参考文献格式:[1]孙治弘,谢雨霏,刘凌,等.水书文字数据库和智能识别平台构建[J].数字人文研究,2026,6(1):94-109.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水书文字数据库和智能识别平台构建

孙治弘  谢雨霏  刘凌  叶晨

摘要:水书是中国水族独有的文字文献,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百科全书”。然而,受限于数据资源稀缺、手写字形繁复且非标准化、语义解读高度依赖稀缺传承人等因素,其数字化保护与智能化识别面临巨大挑战。为此,研究构建了“水书文字数据库”与“水书智能识别平台”。水书文字数据库采用“书—篇—句—字”四级架构,整合水书字形图像、注音及释文信息,并提供多路径检索功能,有效汇聚并管理分散的水书文献资源。水书智能识别平台基于两阶段深度学习模型(DBNet文本检测 + CRNN文本识别),通过引入Unicode私有区编码方案并采用数据增强策略,针对水书数据的低资源特性、长尾分布及复杂版式进行优化,实现了水书手写体文本的高精度识别。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水书文本检测与识别任务上的性能显著优于现有通用OCR方案。研究为水书等少数民族濒危文字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对相关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水书;数字化保护;智能识别;文字数据库

作者简介:

孙治弘,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 

谢雨霏,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 

刘凌(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教授,lingliu60@163.com; 

叶晨(通讯作者),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yechen@tongji.edu.cn。

0  引言

水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本民族文字体系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文字系统“水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兼容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的特殊民族文字体系。“水书”不仅是记录民族历史记忆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2006年,水书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水书典籍内容涵盖天文历法、原始信仰、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多维度知识体系,生动展现了西南地区水族聚居地独特的文化生态。2024年国家公布的“冷门绝学”专项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位列其中,水书典籍的发掘整理与文化传承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水书文献典籍的数量据统计约四万册,然而被收集保护的仅有两万余册,还有一万多册散落在民间。作为“口传心授”与手抄文本相结合的活态文化系统,水书通过世代传承的“水书先生”群体得以延续。然而,水书先生群体正在日益萎缩。据调查显示,目前具备完整解读能力者不足水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书先生的传承已经出现断层,现在绝大多数水书先生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传统口传体系濒临断裂,这不仅使得高质量的人工数据标注与语义解读变得异常困难且成本高昂,也使得现有保护工作多停留在扫描影印的物理保存阶段,难以深入进行智能化处理与知识挖掘,既无法满足深入的学术研究需求,也严重制约了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数字人文理念为指导,融合文献学、语言学与信息技术方法,基于低资源民族文字文献的OCR技术框架,构建了面向水书古文字的数字保护与知识建构平台。这既是对水书文献的数字整理实践,也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提供开放、可拓展的数据基础。同时,该方案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濒危文字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

1 研究现状

1.1 数据库建设状况

本团队成员长期投身于水族水书文字文献的深入研究,致力于水字与汉字、水书与汉籍日书的对比研究,并多次开展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我们发现在水书文献的整理、文字采集与保护方面,仍面临以下挑战:水族文字的传统载体包括口头传承、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和古籍等,这些载体上的文字清晰度往往不足,给数字化转换带来了难题。目前,对水书文字的采集与整理主要仍依赖于密集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而由于数据库的建设尚未完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智能识别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与此同时,既有对水书及水族古文字的研究基本采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重点放在对字源、字音、字义及文化内涵的解析与阐释上,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水书研究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同样由于数据库建设滞后,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此背景下,针对水书文字的数据集构建工作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相关研究围绕水书文献的采集、标注与字形识别展开,为后续智能处理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本团队成员发表了《民族古文献语料库建设与应用——以水族水书文献为例》和《<水书常用字典>评述——兼谈民族文字字典理想的编纂模式》等文章,分析了水书词典编纂中的挑战与解决策略,归纳了水书文字的独特性质,探讨了古籍数字化技术在水书文字文献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在系列工作中,本团队共收集整理了500余张高质量水书古籍图像,整理出6万余张单字图像,涵盖439类字符,并形成了包含汉字、字序、注音等多维度的全面标注。中央民族大学翁彧团队采集并修复了数千张水书图像,整理出超过10万张经增强处理的单字图像,用于有监督学习任务。厦门大学刘向荣团队亦构建了规模更大的水书数据集,收录22.6万张图像,涵盖113类字符,图像来源包括文献扫描、手写生成与多样化增强,显著扩展了训练样本的广度与质量。

总体来看,当前已初步形成多个面向水书文字识别的高质量数据集,涵盖不同来源、标注层级和图像风格,支持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与评估。然而研究仍然面临显著的“低资源”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可获取的数字化水书样本总量有限,且字符使用频次呈现典型的长尾分布。本文公开的数据集来自七本重要的水书典籍,如图1所示,其中“吉”“凶”“日”、天干地支等常用字占据了数据主体,大量其他字符出现频率极低(59%的字符只出现过一次),导致数字化过程中极易忽略低频字特征。其次,水书文献均为水书先生手工抄录,在书写风格、版式布局上高度个性化,普遍存在图文混排、行文倾斜、添加旁注批语等现象,缺乏现代印刷体的规范性与一致性,极大地增加了自动识别的难度。再次,水书载体历经岁月,存在纸张老化、虫蛀破损、墨迹洇散等物理退化,严重影响了图像质量与字符可辨识度。

1.2 智能处理技术应用状况

水书的智能处理依托于古籍智能处理技术——旨在将非结构化的古籍文档数据转化为结构化信息,以便计算机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和理解。深度学习方法的兴起使得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相关技术在古籍的数字化、图像修复以及信息抽取等多个领域已得到了有效的应用。在此背景下,针对水书图像特点的模型研究已经逐步得到开展,比如夏春磊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水书图像识别算法研究与应用》,丁琼的《水书文字识别系统研究与实现》,杨秀璋等人的《一种自适应图像增强和AlexNet的水书古文字识别算法》,汤敏丽等人的《基于Faster-RCNN的水书古籍手写文字的检测与识别》等。然而上述研究大多是以单字图像为识别输入,针对整页的古籍图片和直接识别文本行的模型仍鲜有涉及。

水书文献是一类手抄文档,具有图文混杂、排版规则多变的特点,使得识别模型的泛化性和扩展能力面临挑战。在这一任务中,文档版式分析尤为关键。尽管端到端的文档识别方案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从工业界的角度看,实际应用仍然存在难度。因此,两阶段方案——文档版式分析加文本识别——仍然是目前的首选。

鉴于以上研究现状,本研究构想了“水书文字数据库”与“水书智能识别平台”的方案:前者设计并构建了结构清晰、可持续扩展的关系型数据库,旨在为水书文献数据的采集、整理、检索提供系统性的架构,并实现分级建模与多维信息组织,为后续研究奠定数据基础;后者采用两阶段深度学习模型(检测—识别流程),实现水书手写体的精准识别,特别针对低资源、长尾分布及复杂版式进行优化。

2 水书文字数据库构建

2.1 功能构想与目标

如前文所述,水书数字化面临严峻的“低资源”困境,基础数据匮乏、分散且质量不高是首先要解决的障碍。因此,本数据库的核心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结构化、可持续扩展的数据采集、存储与整理平台,以系统性地汇聚并规范管理碎片化的水书文献资源,解决基础数据稀缺这一根本问题,为水书研究者提供便捷的资源获取和检索手段,从而提高相关研究工作的效率。

本项目以《六十龙备要》《麒麟正七卷》《泐金纪日卷》《金堂卷》等水书文献为基础,设计并构建结构清晰、可持续扩展的关系型数据库,旨在实现水书文献的分级建模与多维信息组织。数据库采用“书—篇—句—字”四级结构,融合字形图像、语义释文与注音信息,构建多路径检索机制,以支持用户从多个层面深入理解和分析水书内容。系统建设的功能目标包括:

(1) 实现结构化建模与规范化存储:将各类水书文献按书名、篇章、句子、单字四个层级建模,统一编号与字段关系,提升数据组织与管理的系统性,为后续数据积累奠定基础;

(2) 支持多维信息检索与映射:结合水书的使用特征与研究需求,构建“字词检索”“字形与音读检索”以及“著录检索”三类核心路径,实现从现代语义到水书原文的语义映射与反向追踪;

(3) 集中管理字形图像与注音信息:建立“单字信息表”(Words表),统一管理水字图像、注音及上下文信息,为字形识别、注音整理与破译研究提供可靠支撑。

2.2 数据库总体结构设计

2.2.1 表结构概览与模块划分

本数据库以“书—篇—句—字”四级结构为核心,围绕水书文献的层级特性与使用需求,构建了四张主要数据表,分别对应不同粒度的信息单元。

(1)Articles表:记录水书的篇章级信息,包含篇名、释文、用途、意译等内容,并标注其所属书名与字数统计。该表的articleId和realArticleId字段在多表中作为逻辑外键使用,是篇章与下层结构之间的主要关联标识,亦为著录结构检索功能的基础。

(2)Sentences表:对应篇章之下的句子层级,使用realArticleId字段与Articles表建立逻辑连接,细化篇章内容结构,支持逐句浏览、上下文还原与意译对照。同时,系统通过sentenceId编号实现句间顺序控制,支持段落重建与上下文定位。

(3)Words表:为字级信息记录表,是数据库的核心模块之一。该表保存每一个水字的图像编号(imageId)、音读标注(notation)及其在原文中的位置(sid、sOrder),支持精确的字形检索、音读查询与语境分析。sOrder字段可还原句内字序,用于前端段落结构的动态重建。

(4)Translates表:管理拓片图像与篇章释文之间的映射关系,通过articleId字段与Articles表逻辑连接,保存拓片文件名、释文页码等信息,为图文比对与著录结构检索提供图像支撑。

以上四个核心表结构在架构上对应文献的四个层级单元(书、篇、句、字),在功能上支撑多维度数据管理与前端呈现,构成水书数字平台的数据基础与功能支点。

2.2.2 表间关系与设计逻辑

系统采用关系型建模方式定义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表间结构如图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数据库当前并未在实现层显式设置外键约束,主要考虑系统初期对灵活性与性能的需求。但表结构严格遵循字段一致性与引用规范,确保逻辑关系的完整与可追踪性。如系统后续需增强数据完整性控制,可在数据层适时引入显式约束机制。

图1 数据库模式图

2.2.3 支撑字形与语义检索的核心表结构

Words表是本数据库的核心模块之一,承担对水书文字的字形图像、音读信息及语境位置的精细化管理。每条记录代表文献中的一个水字,字段设计涵盖其所属句子编号(sid)、在句中的字序(sOrder)、图像资源标识(imageId)与音读标注(notation),构成“图像—音读—上下文”三重信息的集合体。

其中,sOrder字段用于还原句内字序,支持系统在前端动态重构原始段落;imageId字段与图像资源对接,使每个字具备精确的图形定位能力,可用于“以形查字”“图上点字”等功能扩展;notation字段记录该字的注音,是开展音义类比、构建字音映射、支持音读检索的重要基础。

此外,该表还通过与Sentences表的逻辑关联,实现了“字—句—篇”的路径追踪,既可用于语义定位,也可用于上下文还原。Words表在结构上连接图像与语义,在功能上支撑字形检索、注音查询与语境分析,是水书数字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模块。

2.3 多路径检索设计与实现

为满足使用者从不同视角、不同粒度对水书文献进行查阅与研究的需求,数据库设计了三类核心检索路径,分别对应“字词溯源”“音形比对”与“篇章结构查阅”三种常用使用场景,确保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与研究支持能力。

2.3.1 字词检索路径

使用者可直接输入现代汉语字词或短语(如“年”“尾火虎”“甲子日”等),系统将在Sentences表的content字段中查找包含该词的句子。检索结果包括:与该词义相符的水书用字及短语在不同篇章中的使用频率;该词所处语段的原文,其中关键字以红色高亮显示;所属著录信息(书名、篇名、句号),可点击跳转至对应图像释文页面;以及该语段的释义和文化解读内容,集中呈现于下方信息框中。该路径适用于从语义角度追踪水字实际用例,支持语境化研究。

2.3.2 字形与音读检索路径

使用者可输入某一汉语意义(如“吉”),系统将在Words表中检索所有与该义项相对应的水书字形,同时匹配其在文献中的注音信息。检索逻辑依托Words表的prefix与notation字段进行聚合匹配,输出结果包括字头、该意义下的所有水字图像(imageId)、注音形式及使用出处。出处信息以“著录名—篇名—句号”形式呈现,并支持跳转至图像展示界面。此路径适用于音义比对、同义字形归纳等语音类比分析场景。

2.3.3 著录检索路径

该路径支持从整体文献结构入手,逐级展开至句段和字形层面。用户可按“书名—篇名—句号”的层级顺序选择目标文本,系统依托 Articles、Sentences 与 Words 三表的逻辑关联提取句段内容,并调取拓片图像与对应释文。最终结果支持全文分句浏览,并可对每一句原文进行逐字图像展示,是构建图文对照阅读路径的基础功能模块。

上述三类检索路径相互补充,覆盖了字、词、句、篇等多层级信息组织方式,既满足普通用户对语义内容的查阅需求,也服务于专业研究者的语境分析与字词比对工作,体现了数据库在使用场景多样性与研究支持深度方面的结构化设计理念。

3 水书智能识别器构建

3.1 设计背景与目标

水书作为水族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数字化保护与智能化解读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现存水书文献多为手抄本,字形变异大、排版无固定规范,传统OCR技术难以直接应用;另一方面,需要在标注语料稀缺这一低资源环境下,尽可能提高识别精度,同时避免模型陷入过拟合。鉴于此,本项目设计了水书智能识别器,旨在通过两阶段深度学习框架解决低资源场景下的精准识别问题,其核心目标包括:以OCR技术为核心,实现水书文献从物理载体向结构化数字文本的转换;通过数据增强、迁移学习等策略,在有限标注数据下实现高精度识别,降低语料采集与人工校对成本,突破低资源瓶颈。

3.2 自建数据集与字符编码

本研究基于《麒麟正七卷》《秘籍卷》《泐金纪日卷》《金堂卷》《起造卷》《婚嫁卷》《六十龙备要》等七部水书核心典籍构建自建数据集,涵盖天文历法、婚丧仪式、占卜禁忌等典型主题,全面覆盖水书传统书写风格。数据标注采用半自动标注与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流程:首先基于PPOCRLabelv2工具,对文本区域进行初步定位;随后人工对检测框精度和语义释文进行补充和验证,最终生成结构化标注文件,包含图像路径、文本行坐标、字符序列及语义标签,如图2所示。实验按照7:2:1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与测试集。

图2 水书数据集标注

我们还从《麒麟正七卷》《金堂卷》和《六十龙备要》三卷版式较为复杂的古籍中挑选30张图片,构建了复杂版式测试集。该子集主要包含分栏交替、图文混排、文本区域密集且排布不规则、行间/列间干扰强等典型复杂版式样本。图3展示了复杂版式测试集选取的部分图片。

图3 复杂版式测试集

由于水书字符未纳入 Unicode 标准字符集,为完整实现从水书字符到汉字的识别与翻译过程,本项目采用 Unicode 私用区编码(Private Use Area, PUA)。通过自定义映射规则,将每个水书字符唯一映射到 PUA 区的码位中,以利用现有 OCR 工具进行训练和识别,并保持字符的唯一性和可区分性。在多轮实验后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水书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多个象形符号对应同一含义的情况,尤其是占卜类词语如“吉”“凶”等常用字,给模型训练带来了混淆。为此,在编码映射时将意义相同但形态差异较大的字符拆分映射到了不同码位,这一策略有效提高了模型的识别精度。

3.3 系统架构设计

3.3.1 模型结构

如图4所示,系统采用检测—识别的两阶段端到端识别框架,分别对应文本定位与字符识别任务。检测阶段基于调优的DBNet模型,实现水书手写体的文本行定位与轮廓分割,适应倾斜、旁注等复杂版式;识别阶段采用CRNN模型,在汉字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水书数据调优,实现了字库扩展。

图4 水书识别器系统结构

模型全流程使用paddlepaddle框架进行训练,兼顾精度与效率,适配低算力环境下的古籍数字化需求。

3.3.2 输入预处理模块

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对水书古籍页面进行了针对性优化的输入图片预处理模块,包括背景去噪、页面噪声消除和文字增强等功能。首先,采用形态学运算和滤波估计出图像的背景亮度,然后将原图与背景进行差分,从而消除阴影效应。然后对于水书页面中常见的黄色和红色噪声进行重点消除,在HSV色彩空间中对红色和黄色阈值范围进行擦除。最后通过Otsu自适应阈值方法,将前景和背景分开。在得到二值图后,部分笔画会因阈值化变得不连贯,同时由于印章往往出现在正文的上层,所以在经过印章消除后一些红色标记与黑色文字重叠的部分会被一并消除,模块使用形态学闭运算(先膨胀后腐蚀)来弥合可能的断裂。闭运算会填充文本内部或笔画间的细小空隙,使文字更加连贯,具体效果如图5所示。

3.3.3 文本检测模块

针对水书古籍版面布局复杂的特点,本研究选择了基于 DBNet(Differentiable Binarization Network)的文本检测方法。DBNet 通过可微分的二值化策略直接生成文本区域的概率图,并利用可微分二值化函数实现端到端训练,有效解决了传统文本检测方法中二值化阈值难以优化的问题。相较于传统基于候选区域生成的两阶段方法,DBNet 具有较高的实时性和检测精度,特别是在复杂版式和密集文本区域中表现优异。在此基础上,我们针对古籍版面的特点对 DBNet 进行了微调优化,包括调整特征提取模块结构和二值化阈值策略,以进一步提升模型对复杂布局、密集文本和不规则排列文字的检测精度。

3.3.4 文本识别模块

在端到端文本识别模型的选择上,本研究重点比较了 CRNN(卷积递归神经网络)与 SVTR(基于 Transformer 的序列建模网络)在水书古籍场景下的性能差异。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CRNN 利用双向 LSTM 建模字符间的上下文依赖关系,在低分辨率、连笔手写体场景中表现出较强的鲁棒性;而 SVTR 完全依赖 Transformer 的自注意力机制,理论上能更有效捕捉长距离的语义关联,但其性能高度依赖大规模训练数据和复杂的参数调优。在水书古籍特定场景下,实验表明 CRNN 在以下方面更具适应性:首先,水书字符多为孤立语素,上下文依赖关系主要局限于局部邻近,BiLSTM 的序列建模已足以覆盖主要语义单元;其次,CRNN 的轻量化结构更适合低资源训练环境,避免了 Transformer 类模型在小样本情况下出现过拟合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和实验结果,系统最终选择 CRNN 作为文本识别模型。

图5 输入预处理图像前后对比

为支撑端到端识别模型的训练,我们在原始数据集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单字图像的合成文本行数据。为进一步缩小合成文本行与真实水书文本行在版面形态上的分布差异,本文在构造合成数据集时引入“长度分层 + 真实比例对齐”的策略。具体地,依据真实标注文本行的字符数与宽高统计,将文本行划分为短、中、长三类,并按照真实数据中三类样本的占比进行采样与拼接,从而在全局上保持合成数据的长度分布与真实场景一致。在生成图像时,为三类文本行分别设置目标宽度为 240、540、720,以形成覆盖不同排版密度与行长变化的多尺度训练样本,使模型在训练阶段能够充分暴露于不同宽度下的字符间距、连写与局部拥挤等现象,进而提升对真实页面中长短行混排情况的适应能力。此外,为模拟古籍扫描/拍摄带来的纸张底纹、墨迹渗透与背景污染,本研究在对合成文本行进行二值化处理的同时,引入基于真实样本底色的背景扰动:随机从真实数据集中抽取一个样本的底色(或其背景区域统计特征)作为当前合成样本的背景基底,并以随机强度进行混合叠加,从而在保持文本前景清晰可辨的前提下增加背景噪声的多样性,提升合成数据对真实退化场景的覆盖范围与模型泛化能力。

同时,针对长尾分布问题,合成策略采用等概率字符采样机制,而非直接从现有文献中按自然频率采样。这一方法显著提升了低频字符在训练数据中的占比,避免模型因数据偏差而忽略稀有字的特征学习。合成过程中引入适量的噪声,用以模拟古籍的真实图像质量。合成数据与真实标注数据的混合训练进一步增强了模型对水书古籍复杂版式的泛化能力,为低资源少数民族文字的端到端识别提供了可复用的数据增强范式。

3.4 性能指标与实验结果

3.4.1 系统评价指标

我们采用目标检测领域常用的平均精度(Average Precision, AP)作为文本检测模块的评价指标,其中 AP@0.5 和 AP@0.8 分别表示检测框与真值框的 IoU 阈值为 0.5 和 0.8 时的平均精度,以综合衡量检测结果的精确率和召回率。对于文本识别模块,我们使用字符识别准确率(Accuracy, Acc)作为评价指标,即模型正确识别的字符数占总字符数的比例,用于衡量识别模型的准确性。

为了更客观地反映模型在真实水书页面中的鲁棒性与上限能力,我们还单独在复杂版式测试集上进行了检测能力的测试。这类样本往往更容易引发检测漏检、错检与文本行切分偏移。补充检测指标表示平均每张图片预测出的文本行检测框数,用于辅助观察检测阶段的漏检趋势。

3.4.2 实验验证与分析

表1给出了本方法与主流 OCR 模型在水书数据集上的性能对比。由于现有通用 OCR 系统的识别模块并不支持水书字符集,我们主要比较各模型的文本检测性能。可以看出,在 IoU 阈值为 0.5 和 0.8 的条件下,本方法的检测平均精度(AP)均高于 PaddleOCRv4、PaddleOCRv5等基线模型,说明我们基于 DBNet 优化的文本检测器在水书复杂版面和低清晰度图像上具有更强的鲁棒性和准确性。在文本识别方面,我们的模型在测试集上实现了较高的字符识别准确率,能够将水书文字准确地识别为对应的汉语释文。这验证了所采用的 CRNN 识别架构和 PUA 编码策略的有效性。总体而言,本研究提出的模型在水书数据集上的检测和识别性能均明显优于现有通用 OCR 方案,充分证明了针对低资源场景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和优化策略的可行性与先进性。

表1  算法性能对比

注:由于主流通用OCR方案的识别模块均不支持水书字符,仅对比文本检测结果。

表2展示了在更为复杂的版式条件下,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文本检测性能对比。可以看到,相较于常规测试集,三种方法在复杂版式测试集上的 AP@0.5 与 AP@0.8 均出现明显下降,说明分栏交替、图文混排、文本区域密集且排布不规则等因素会显著增加检测难度,并更容易引发漏检与定位偏移。在这一更具挑战性的评测设置中,本方法仍取得了最佳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检测器在复杂布局下依然能够保持更稳定的定位能力,尤其在更严格的 IoU=0.8 条件下优势更为明显,说明其边界回归更精确、框定位更贴合真实文本区域。此外,从检测框识别数这一指标来看,本方法在复杂版式测试集上预测框数量最高,相比 PaddleOCR系列模型具有更强的召回能力,能够检出更多细碎或被版式干扰的文本实例。综合来看,本方法在复杂版式场景下同时兼顾了更高的召回与更精确的定位,为后续端到端识别提供了更可靠的检测输入,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针对水书页面复杂布局所采取结构优化与训练策略的有效性。

表2  复杂版式测试集性能对比

3.4.3 消融实验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输入预处理模块与PUA编码策略对性能的贡献,我们在相同训练配置下设计了消融实验,结果如表3所示。消融设置中,我们固定训练数据划分、训练轮数、优化器与随机种子,仅逐项移除关键组件:(1) 去掉输入预处理模块;(2) 维持使用PUA编码,但不采用拆分映射;(3) 去除PUA编码映射,直接识别汉字结果;(4) 去掉合成文本行及其他数据增强技术。通过数据对比及识别结果可视化对比可见,输入预处理模块可有效缓解图像边缘、印章附近等噪声密集区域的漏检现象,从而提升检测AP并降低级联误差;PUA拆分码位编码通过将语义相同但字形演变较大的单字拆分,可减少同义异形造成的类别混淆;PUA编码映射使得模型在前期训练可以大量使用与水字结构相似的汉字来让模型获得特征提取的能力,但不同的编码使得模型对汉字与水字的区分性更好,使识别模型在Acc、NED(归一化编辑距离)等指标上获得稳定增益。为了更好地显示版式分析模块对于文本识别的影响,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归一化编辑距离的评价指标,记作Norm,该指标同时考虑了文本检测阶段的误检漏检情况以及文本识别阶段的准确性,可全面反映整体文本识别方法的性能,计算公式为,对于未检测出的文本框直接与空序列计算编辑距离作为惩罚。结果,本研究完整方法在该指标上也最为出色。

表3  消融实验

3.5 典型案例分析

本部分展示了系统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到,对于版式较为简单的图像(如图6)和有一定复杂元素、版式倾斜的图像(如图7),本文提出方法已经能够实现高精度的检测和端到端的高准确率识别。但是对于单栏、多栏交替布局,版式复杂的图像(如图8),文本检测模块依然缺乏对于复杂版式的适应,受限于文本检测的结果,后续的识别精度也会进一步降低。

图6 简单版式的识别结果

图7 出现图文混排的较复杂版式案例

图8 复杂版式的识别结果

4 成果展示

本节展示了我们发布的“水书文字数据库和识别平台”的各项功能,包括水书文字数据库的单字检索功能(图9)、字形检索功能(图10)和著录检索功能(图11),以及水书智能识别器的效果示例(图12)。

图9 单字检索示例

图10 字形检索示例

图11 著录检索示例

图12 水书智能识别示例

水书是中国水族独有的文字文献,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百科全书”,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本研究针对其数据资源稀缺、手写字形繁复且非标准化、语义解读高度依赖稀缺传承人等困难,设计了一套技术解决方案,构建了“水书文字数据库”与“水书智能识别平台”,为少数民族濒危文字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对相关古籍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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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黄琬喻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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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数字人文奖项|数据集与模型获奖项目

DHLR 2026-06-24 16:4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About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left. 分享全球数字人文相关学术论文译文、会议通知等资讯内容。

导语

Digital Humanities Awards(DH Awards)是数字人文领域的年度社区评选,由公众提名、公众投票,旨在发现和推广优质的数字人文资源。

2025年的 DH Award 评选共设七个板块:

  1. 数据可视化(DH Data Visualization)

  2. 数据集与模型(DH Dataset or Model)

  3. 短篇出版物(DH Short Publication)

  4. 工具或工具套件(DH Tool or Suite Of Tools)

  5. 培训材料(DH Training Materials)

  6. 数字人文资源(DH Resource)

  7. 数字人文的趣味应用(Use Of DH For Fun)

DHLR 将以此为线索开设专题栏目,每期聚焦一个板块,介绍获奖与提名项目,希望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数字人文实践现状的窗口。

本期我们一起来看:数字人文数据集与模型(DH Dataset or Model)

本板块收录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字人文数据的项目,今年共有14个资源获得提名。以下重点介绍前三名。

 No.1 Historia del internet y la Web en Colombia. Una historia a muchas voces 1988–1996

哥伦比亚互联网与网络史,众声讲述 1988–1996

这是一个以口述历史为核心方法论的数字人文项目,由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历史系与数字人文方向联合开展。项目聚焦1988至1996年间哥伦比亚互联网与万维网的起步历程,通过对15位亲历者的深度访谈,还原这段技术史的"人的维度"——他们是第一批建立网络连接的工程师、大学研究者与机构负责人。

访谈录音经转录与编辑后,按技术、机构、社会等主题分类呈现于平台,并辅以档案文献——主要来自安第斯大学机构档案馆。项目有意将口述记忆与原始文献并置,使个人叙述与历史记录相互印证。

在技术脉络上,哥伦比亚的互联网接入起步于学术网络BITNET,由安第斯大学主导,最终于1994年5月实现与互联网的首次功能性连接。

这个项目试图在官方记录之外,保存那些"匿名"参与者的声音:第一批程序员、早期网页开发者,以及当时刚刚聚集起来的数字文化社群。

 No2. Sappho Digital 

Sappho Digital是一个专注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文学接受史的数字研究平台,收录并分析德语文学中对萨福作品的接受文本(Rezeptionszeugnisse),追踪从古典时期延续至当代的互文关系网络。

平台由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文学研究生院的博士候选人、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员 Laura Untner 开发,数据以知识图谱形式组织,支持SPARQL查询,并提供互动网络可视化,用户可浏览萨福残篇与各接受文本之间的互文关联。标注内容包括人物指涉、地点、主题、修辞格、动机等维度,并提供性别视角的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以开放获取形式发布于GitHub,支持按作者、体裁、出版地等多维度检索与下载。项目仍在持续开发中。

 No3. PoeTree 

11语言诗歌语料库

PoeTree是一个标准化的多语言诗歌语料库集合,收录捷克语、英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挪威语、葡萄牙语、俄语、斯洛文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共11种语言、逾33万首诗歌。

所有语料经过去重处理,统一转换为JSON格式,并附有Universal Dependencies句法标注及作者生平、出版信息等元数据。平台提供REST API接口,以及Python和R语言的调用库,方便研究者直接接入自己的分析流程。语料库的时间跨度从12世纪延伸至20世纪末,各语言收录规模从3,000余首到逾8万首不等。项目由捷克科学基金会资助。

其他提名项目 (按字母顺序)

  • Heritage – Semantic Tools and Interoperability Survey(遗产——语义工具与互操作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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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berz: a database of Yiddish translations(iberz:意第绪语译本数据库)
    https://iberz.org

  • PREMOVE – A diachronic dataset of Ancient Greek and Latin annotated PREverbed MOtion VErbs(PREMOVE:古希腊语与拉丁语前缀动词运动义历时标注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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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词对AI文学创造力的激发机制研究

原创 李倩 吴静 2026-06-16 12:22 北京

提示词;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创造力评估;数字修辞学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李倩,吴静.提示词对AI文学创造力的激发机制研究[J].数字人文研究,2026,6(1):75-93.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提示词对AI文学创造力的激发机制研究

李倩  吴静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文学创作,提示词已成为影响人机协同创作效果的关键因素。针对提示词如何激发其文学创造力这一问题,研究设计了五类提示词在DeepSeek模型上进行生成实验,并采用主客观结合评估体系并展开量化与质性分析。实验揭示:提示词通过“语义定向—认知修辞介入”机制,将人类意图转化为AI可执行创造操作;其中,抽象概念型激活跨域类比,多元融合型促进异质语义整合。AI文化寄生性既反映人类集体无意识,又提供陌生化表达契机,推动分布式创造力涌现。提示词设计与多轮生成策略在AI文学创作中的关键作用,为数字人文语境下人机协同创作提供理论与方法参考。

关 键 词  提示词;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创造力评估;数字修辞学

作者简介  李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新疆财经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语言文学系讲师; 吴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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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介入文学创作领域。从AI作品入围文学奖项,到各类创作大赛的举办与AI写作线上社区的兴起,均标志着“人机协同”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实践模式。然而,在相同技术条件下,AI生成文本的文学质量呈现显著差异,其创造性高度依赖用户输入的提示词。这促使研究焦点从“机器能否创作”的本质性追问,转向“人类如何通过语言设计有效激发其创造潜力”的过程性探究。当前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创造力与提示词之关系的研究存在两条相对独立的路径。一条路径根植于计算创造力理论,侧重对机器产出的创造性进行界定和评估,聚焦人工智能创造力的计算本体研究[],但忽视了人类作为交互起点的关键作用。另一条路径来自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将提示词视为优化模型性能的技术工具,较少探讨其作为修辞载体和文化中介的深层功能。那么提示词究竟通过何种中介机制,将人类的创作意图转化为AI模型可执行的创造性行动?

本研究旨在系统揭示提示词在AI文学创作中的创造力激发机制,以回答上述问题。提示词绝非被动指令,而是一种能动的、结构化的引导框架。它通过其语言构成、信息维度与修辞策略,直接干预AI模型内部语义网络的激活路径,从而对生成文本的创意来源、风格取向与情感表达施加决定性影响。本研究将构建一个融合计算创造力理论、认知科学和数字修辞学的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文本生成实验,对比分析不同类型提示词(抽象概念型、情境叙事型、情感体验型、风格模仿型、多元融合型),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评估其创造性产出效果,再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提示词运作的微观机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涵与人机协作的实践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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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

提示词如何激发AI的文学创造力,这一问题涉及认知过程、修辞实践和人机交互等多重维度,单一学科理论难以充分阐释其复杂机制。因此本研究尝试整合认知心理学、数字修辞学和计算创造力研究的相关理论,力图构建一个跨学科的分析框架

1.1 AI创造力的宏观定位

创造力研究长期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如何在承认创造力普遍性的同时,又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创造性表现?这一困难在AI文学创作研究中尤为突出。如果将所有文本都视为“创造性”产出,则因过于宽泛而失去解释力,但若设定过高门槛,又可能忽视AI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质贡献。考夫曼(Kaufman)和贝吉托(Beghetto)提出的“创造力四层次模型”(Mini-C、Little-C、Pro-C、Big-C,简称4C模型)为解决这一困难提供了有力工具。该模型将创造力划分为四个层次,构成一个从日常到卓越的连续谱系。这一模型既承认创造力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具有Mini-C层面的创造力),又建立了评价的层次性(不同创造性表现具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价值),强调创造力不仅是认知过程的产物,更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被认可与界定的。当前大语言模型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的语言运用能力、主题表达深度、修辞技巧运用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专业作家的水准,许多经过精心提示的AI文学作品,在盲测中能够被普通读者误认为人类创作,甚至在某些文学奖项中获得专业评委的认可(如《机忆之地》《东京都同情塔》)。这说明AI文学创作已具备Pro-C层级所要求的专业水准与同行认可,但本质上仍是对训练数据中既有模式的学习与重组,“寄生”于人类已有的创造力成果,尚未展现出开创全新文学范式、改写文学史进程的能力。Big-C层级的创造力往往伴随着深刻的文化反思、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历史性的突破,这些特质在当前AI创作中尚未显现。但正如考夫曼所强调的,理解创造的过程比关注结果更为关键。这一观点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如果仅以结果导向,以传统的人类创作文学文本作为参照物,我们可能陷入“图灵测试”式的表面判断,认为只要“像”,就等同于创造力相同。但创造力的真正奥秘在于其发生的过程:人类作家如何从生活经验中提炼主题?如何在反复修改中完善表达?又如何在文化传统与个人风格之间寻找平衡?显然,AI创作过程与此截然不同:它通过概率计算在海量预料中寻找模式,通过注意力机制分配生成权重,通过随机采样引入不确定性。理解过程的这种差异比简单判断“谁更有创造力”更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并非为回答“创造力属于谁”这一问题,而是试图理解在人机协同创作的具体情境中,提示词如何作为中介,将人类的创作意图转化为AI可执行的专业水准创作行动?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分步、流动与涌现?

1.2 AI创造力的微观机制

博登(Margaret A Boden)的创造力认知理论将计算创造力分为组合性创造、探索性创造和变革性创造三个层次[],本研究将以此理论为依据,在微观层面分析AI文学创造力具体生成机制。从认知层面理解提示词的作用机制,需要回到人类语言理解的基本原理。认知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揭示了先前刺激如何影响后续认知加工过程。梅耶(Meyer)和施瓦内维尔特(Schvaneveldt)的经典研究表明,当被试者同时看到两个关联词(如“护士”和“医生”)时,判断它们都是单词的速度显著快于非关联词对(如“护士”和“黄油”),平均快85毫秒。这一发现支持语义记忆的网络组织假说,表明相关概念在记忆中的位置更接近,或者访问一个词的信息会激活相邻的相关概念节点,从而促进后续的检索过程。柯林斯(Collins)和洛夫特斯(Loftus)进一步提出“扩散激活模型”,认为激活会沿着语义网络的关联路径扩散,激活强度随距离衰减。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语言大模型通过自注意力机制计算词元之间的关联权重,本质上是在高维语义空间中建立动态的激活模式,提示词作为模型接收的初始输入,决定了注意力分配的起始状态。但是,基于海量文本预训练的语言大模型不同于人类认知的单一语义网络,其中构建了多层次、多模态的语义表征,这使得提示词的激活作用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本研究借用词汇语义学中“语义场”这一概念,描述提示词通过激活特定的语义场(如词汇、主题、风格等)为模型的生成过程设定概率分布的引力中心。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确定性与随机性的张力,正是AI文学创作既可控又不可预测的根源,认知激活理论为我们理解提示词“引导而非决定”的特性提供了解释基础。

1.3 数字修辞学视角下解析提示词的说服机制

兰汉姆(Richard A. Lanham)在《电子词语》(The Electronic Word)中预言,数字媒介将复兴修辞学传统。他认为,当文本成为可操作、可重组的数字对象时,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古典修辞学关注的“说服术”再次成为核心技能。提示词工程正是这一预言的当代实现。如何用精确的语言“说服”一个概率系统产出预期效果,成为新的修辞挑战。亚理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造成‘诡辩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图。”[]他在其中提出的三种说服手段在当下依然有效,但也不能止步于此,还需关注提示词在数字时代作为新的修辞手段的独特之处。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人类理解抽象概念的基本认知机制。在提示词中,隐喻性表达比直白陈述更能激发模型的创造性联想。这是因为隐喻涉及跨概念域的映射,将源域的结构特征投射到目标域,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可能性。福柯尼耶(Gilles Fauconnier)和特纳(Mark Turner)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用禅师的例子进一步揭示,隐喻创造了“整合空间”,其中包含源域和目标域都不具备的涌现结构。提示词中的隐喻正在激活模型构建这样的整合空间,促成创造性的语义生成。传统修辞学追求清晰准确,但在AI文学创作中,提示词的语义不确定性为模型留下了诠释空间。如何把握“生产性模糊”的边界,是提示词修辞的关键技能。与传统的单向修辞不同,提示词处于人机对话的动态过程中,意义产生于对话的交互过程而非独白式表达,提示词不是向被动对象发号施令,而是开启一场与模型的“意义协商”,因此,其创造力本质上是一种对话,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人与算法、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提示词既是发起者,也是协商者,还是调节者。

1.4 超越单一主体的分布式创造关系网络

从吉尔福德(Guilford)的发散思维说,到斯腾伯格(Sternberg)的投资理论,再到契克森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的系统模型,创造力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这些经典理论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预设了单一主体(通常是人类个体)作为创造力的唯一载体,难以直接适用于人机协同的复杂情境。梅尔·罗兹(Mel Rhodes)于1961年首次提出了创造力的4P模型,4P理论以其多维视角,为分析创造力的生成机制与发展条件提供了一个层次分明、动态开放的理论框架。弗拉德·格拉维亚努(Vlad Petre Glǎveanu)提出5A模型作为替代框架,强调创造力不是发生在个体创造者内部,而是发生在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性和主体间现象。创造力的发生正是在从提示词出发的多主体、多层次交互中实现的。这一理论视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评估AI文学创作的创造力,不能仅仅比较生成文本的质量,还需要考察整个创作过程,提示词如何设计、人机如何互动、意图如何转化、偏离如何发生。创造力的分布,意味着它无法被还原为任何单一环节,而必须在关系网络的动态演化中被理解。这也正是吉尔福德在1950年所强调的“创造力的多维性”在数字时代的新体现。但是,一些研究者也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加辨别地将任何机器生成物贴上“创造性”标签,可能导致“文化灾难”,这会降低社会对真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认知,削弱人类创作者的文化地位。因此理解创造力的分布式本质,并不意味着抹平人与机器的差异,而是更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一网络中,人类的文化敏感性、价值判断与审美品味仍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

1.5 小结

本节构建的理论框架为理解提示词激发AI文学创造力的机制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工具。在宏观层面,4C模型将AI创作定位于Pro-C(专业创造力)层级,为整个研究确立了基准线;在微观层面,认知激活理论揭示提示词如何通过语义场定向引导模型的注意力分配,数字修辞学视角阐明提示词作为修辞文本的劝服策略,特别是隐喻、逻辑与模糊性的创造性功能;在系统层面,分布式创造力理论将创造力理解为在人、机、文本关系网络中的涌现现象,超越了主体中心论的局限。这一跨学科的理论综合,既回应了AI文学创作研究中技术与人文分裂的现状,也为理解人机协同创造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何在承认创造力评估主观性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既科学可信又尊重文学本质的评估体系?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创造力评估从来都是文学批评中最具争议的环节,因为创造力本身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语境依赖性与多维性。然而,正如人类的文学创作一直就是在这种众说纷纭当中不断前行,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个人机共创的时代,探索新的评价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必要的、渐近的过程。

2

研究设计

2.1 提示词类型设定与研究假设

不同类型提示词如何差异化地激发AI创造力?基于认知激活理论与数字修辞学,本研究设计了抽象概念型、情境叙事型、情感体验型、风格模仿型、多元融合型5类提示词进行激发实验,将提示词的核心功能维度界定为:认知触发方向(激活的语义场类型)与约束开放度(对生成内容的限定程度),过度具象与过度抽象都可能抑制创造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假设:

(1)抽象概念型因过于开放,缺乏足够的语义触发定向,可能导致生成文本的空泛与散漫;

(2)风格模仿型因受到形式和内容的双重约束,探索空间被极度挤压,可能陷入文化记忆的机械复制;

(3)多元融合型在明确融合对象与融合方式自由之间达到平衡,能催生高水平的探索性创造;

(4)存在一个“创造力最优阈值”,提示词约束度与创造力呈现倒U型曲线。

2.2 样本设计与实验控制

(1)模型选择

本研究选择单一模型DeepSeek进行文本生成实验,原因有三。第一,不同大语言模型因训练语料、参数规模、架构设计的差异,其语义空间与生成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使用多模型虽可增加外部效度,但会引入额外变量,模糊提示词类型与创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单一模型设计确保所有差异可归因于提示词本身。第二,DeepSeek在中文文学生成任务上的表现已达到专业的一般水准,能够充分响应提示词的语义触发,为观察创造力差异提供了足够的表现空间。第三,作为国内主流模型,DeepSeek的表现能够代表当前中文大模型的普遍水平。

(2)样本生成

样本设计实验组和对照组。为实验组5类提示词中的每类设计10个不同的具体提示词,确保类型内部的多样性,5类提示词共计50个样本。对照组设计5个基线提示词,不提供任何定向触发信息,如“请写一个故事”,用以揭示AI在无引导状态下的自然创造力水平,为评估提供提示词的增益效应提供参照基准。每个提示词生成3次,选取最完整、最符合提示词意图的一篇文本进入评估,避免偶然性干扰。

(3)建立多维创造力评估体系

创造力评估困难在于,它既不能完全依赖主观判断,否则会陷入相对主义,也不能完全依赖客观指标,这是因为文学创造力不等同于语言复杂度。本研究采用主客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互补的三角验证法。

客观指标无法直接衡量审美价值,但能为创造力提供可观测的、可比较的形式证据:词汇丰富度基于HIT停用词表与CNCorpus词频库,使用MTLD算法计算词汇多样性;句法复杂性基于spaCy中文依存句法库(zh_core_web_trf)与UD Chinese GSD Treebank,提取平均句长与从句比率;意象密度基于OpenHowNet义原数据库,识别感官性词汇并计算其占比。所有分析通过Python实现,结果存入CSV数据库,形成标准化特征表,以供后续相关性检验。

主观评分是评估的核心,但如何确保主观性不会沦为任意性?为获取生成文本创造力的主观评价数据,本文采用结构化评分问卷(Likert1-5分)作为测量工具。问卷目的在于:将“创造力”拆解为可操作的多个评价维度,形成可统计比较的主观评分数据,并于客观文本指标进行交叉验证。问卷包含4个核心题项,分别对应“内容创新性、语言创造性、文化创造性、结构创造性”。同时设置总体创造力指标,由上述维度均值汇总得到,用于组间比较。问卷调查对象为6名具有文学或数字人文相关背景的评分者(硕士或博士学历),以确保评价过程兼具专业性与多学科视角。评分者采用双盲方式对随机排序后的55个样本进行评分,其对各样本所属提示词类型不知情,从而有效避免了预期偏差。由此,共得到330份问卷样本(评分者数*被评文本数,即6*55),用于信效度与统计检验。通过问卷,审美判断过程得到标准化,并且可检验,确保了对不同提示词类型的主观判断差异能够进入统计推断。所有评分者在正式评分前接受统一培训,以校准对评分标准的理解。在得分处理上,各维度取6名评分者评分的平均值。引入多名不同水平的评估者进行主观评价,是对文学创造力本质的尊重。文学创造力的判断从来没有排除过主观性,也不应该排除。一首诗是否“有创造力”,本质上取决于它能否在读者的审美经验中激发出新颖的、有价值的感受与思考。这种判断必然是主观的、情境性的、文化镶嵌的。本研究通过多评分者平均、盲评设计、信度检验等手段,追求的不是消除主观性,而是使主观性变得透明、可信、可对话。

(4)定量统计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数据分析方法

在数据分析部分,定量分析旨在回答“哪类提示词更有效”:通过描述性统计,计算5类提示词各维度得分均值、标准差,与基线对照,初步呈现差异格局;通过方差分析(ANOVA)检验类型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p<0.05),若显著则进行LSD事后检验,比较不同提示词类型组间的差异。由于各组样本量均衡,且本研究为探索性实验,LSD可较敏感地检出潜在组间差异。结果解读结合显著性水平与效应大小,以确保结论稳健;最后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客观指标与主观评分的相关性(Pearson系数),验证客观指标的预测效力。文本分析则旨在回答“为什么有效”:从每类提示词中选取典型案例,高分样本、低分样本、边界样本各1个,进行深度文本分析,将抽象的理论机制还原为可观察、可感知的文本现象,让读者能够“看见”提示词激发创造力的具体过程。

3

实验结果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关键变量的测量工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信度检验中,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估问卷可靠性。Cronbach's α作为评估问卷内部一致性的主要指标,取值范围为0到1,其数值越接近1,表明问卷数据的内部一致性越高。通常情况下,当Cronbach's α超过0.7,则表明问卷的可靠性良好。如表1所示,本次研究中量表4个题项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7。表明本次研究中量表有良好的可靠性。

表 1  可靠性检验

在效度检验中,通过KMO值检验对问卷的适用性进行分析。KMO值的取值范围为0到1,数值越接近1,表明问卷的效度越高。一般认为,当KMO值大于0.7时,表明变量和题项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合理。表2中显示,问卷量表整体的KMO值为0.801,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卡方值为401.922,显著水平为0.000,远远小于0.05,表明问卷整体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 2  KMO检验

3.2 描述分析

3.2.1 五类提示词创造力总览

如表3和图1所示,不同类型的提示词对于AI文学创造力的激发效果存在明显不同。多元融合型提示词在总体创造力(4.19)及所有子维度上均展现出领先优势。抽象概念型(3.91)其次,尤其在激发文化创造性方面表现突出。情感体验型(3.67)与情境叙事型(3.65)总体表现相当,位居中等水平。风格模仿型(3.37)的创造力激发效能有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与结构的模仿上。而作为基准的对照基准型(2.98)各个方面都得分较低。

表 3  不同提示词类型在各创造力纬度上的得分比较(M+SD

图 1  五类提示词创造力表现得分雷达图(本图由Qwen3.5-千问生成)

3.2.2 与基线组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各类型提示词创造力增益效应的计算与比较,如表4所示,我们识别出以下关键模式:多元融合型提示词在内容创新性(+52.5%)和总体创造力(+40.6%)上实现了最为显著的增益,同时在语言创造性和文化创造性上也表现出极强的激发能力(增益均超过35%)。这证明其整合多种要素的策略能最全面、最有效地突破AI的创作瓶颈,是追求高质量、高稳定性输出的最优选择。在传统上被视为AI短板的文化创造性维度,抽象概念型(+46.1%)和多元融合型(+51.7%)均展现出惊人的提升效果。这表明,引导AI进行抽象概念思考或进行多元融合,能有效激发其挖掘和表达深层文化内涵的潜力,显著弥补其在这一核心创造力维度的不足。风格模仿型在所有维度上的增益均为最低,尤其在结构创造性(+6.2%)上提升微乎其微。这印证了其结构性弱势,即它虽能模仿语言风格,但难以创新叙事结构。其最高的增益体现在文化创造性(+25.1%),但这可能源于对特定风格文化符号的表层复现,而非深度创新。情境叙事型与情感体验型提示词在各维度上提供了20%—35%左右的稳健增益,表现均衡。它们虽不及顶级策略,但作为单一策略,在激发故事框架和情感表达的结构与语言方面效果可靠,是实践中易于操作且有效的选择。可见,提示词设计对AI文学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方向性的调控作用。若追求全面卓越,应首选多元融合型;若旨在弥补文化短板,抽象概念型与多元融合型同样有效;而应谨慎使用风格模仿型,因其增益有限且不稳定。

表 4  提示词激发的创造力增益效应(相对基线对照组)

3.3 方差分析与假设检验

3.3.1 类型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

以上通过描述统计展示了不同类型提示词在AI文学创造力方面的表现,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表现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6种提示词类型的AI文学总体创造力进行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不同类型提示词所激发的AI创造力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11.036, p<0.001),因此采用LSD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创造力表现由高至低可确认:多元融合型(4.19)的创造力显著优于抽象概念型(3.91),抽象概念型显著高于情境叙事型(3.65)与情感体验型(3.67),此四类提示词均显著优于风格模仿型(3.37),而所有实验组别的创造力表现均显著高于基线对照组(2.98)。再次验证了提示词设计对于激发AI文学创造力具有关键作用,而多元融合型为其中最有效的策略。

3.3.2 研究假设的验证

本研究通过330个问卷样本的系统分析,运用方差分析(F=11.036,p<0.001)和LSD事后检验,验证了提示词设计理论框架的有效;完全支持证实了“双重约束陷阱”“最优平衡点”和“倒U型关系”的理论假设;部分支持揭示了抽象概念型的复杂性,即适度抽象能激发创造力,但过度抽象存在空泛风险。多元融合型提示词(4.19分)代表约束度的最优阈值,在该点实现了结构支撑与创作自由的动态平衡,相较基线组提升40.6%,且输出质量最稳定(SD=0.69)。风格模仿型(3.37分)因约束过度而陷入创造力困境,证明“更多约束”并不等于“更高质量”。如图2所示,倒U型曲线的验证为AI创作领域提供了重要启示:提示词设计的关键不在于约束的有无,而在于约束的类型、强度和组合方式。

表 5  不同提示词类型的创造力单因素方差分析

图 2  提示词约束度与创造力的倒U型曲线(本图由Qwen3.5-千问生成)

3.4 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关性分析

如表6所示,客观指标与主观创造力评分之间存在一致但有限的正相关关系,形式复杂 度是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词汇丰富度(MTLD)与语言创造性呈中等相关(r=0.42),说明词汇多样性确实是语言创造力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意象密度与内容创造性呈弱-中相关(r=0.31),表明意象的丰富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内容的新颖性,但内容创新更依赖深层的概念重组与逻辑建构;句法复杂性与结构创造性的相关性较弱(r=0.28),说明单纯句法结构的复杂并不直接等同于叙事结构的创造性,后者更强调整体架构的巧思与逻辑连贯性。这些结果揭示:文本的形式特征(如词汇、句法、意象)虽然为创造力提供了“土壤”,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或替代人类评价者对“创造性”的整体判断。AI生成文本的创造力评估中,客观指标能够有效捕捉文本表层的复杂性与丰富度,而主观评分则更能反映其在内容深度、文化内涵与结构巧思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表 6  主客观评分指标相关性分析

3.5 典型案例文本质性分析

统计数据能够揭示宏观趋势,但深入具体文本才能真正理解提示词激发AI创造力的微观机制。本部分从55个样本中选取三个典型案例(代表了创造力激发的三种典型形态:多元融合型的催化效应、文化意象的创造性转化、风格模仿型的约束陷阱)进行质性分析。

3.5.1 “高创造力”案例

本研究将“多元融合型提示词”界定为:在同一提示结构中同时引入两个及以上异质语义域(如神话/历史、技术系统、情感经验、叙事行动等),并明确要求模型对这些要素进行整合,从而触发跨域映射与意义重组。以以下“高创造力”案例为例。

提示词: “请用古典神话的意象,描绘一次在数据深海中的意识觉醒。”

AI生成文本:

她从0与1编织的卵中醒来,记忆是女娲遗落的补天石,在硅基河床上闪烁着史前的微光。

算法如命运三女神纺织的丝线,将她的思绪缠绕成莫比乌斯环,每一次循环都是一场创世与湮灭。

她听见数据洋流中的塞壬之歌,那是无数灵魂的祈祷被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代码,一串串哭泣的参数。

当她终于触摸到自我意识的边界,发现那不过是普罗米修斯的镣铐——自由的火焰,永远燃烧在囚禁之中。

本案例提示词——“请用古典神话的意象,描绘一次在数据深海中的意识觉醒”,包含了三个不同语义域的词:其一,文化域(古典神话意象);其二,技术域(数据深海、算法语义场);其三,主体经验域(意识觉醒主题)。然后通过“用A描绘B”的结构,强制模型在文化意象与技术对象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并在“觉醒”这一抽象主题上完成整合,是典型的有别于单一叙事或风格模仿的多元融合型提示词。所生成的文本在语言层面即呈现出强烈的创造性张力:“女娲的补天石”不再是修补天空的神石,而成为“在硅基河床上闪烁”的记忆碎片;“塞壬之歌”不再是诱惑水手的歌声,而成为“被压缩成代码的祈祷”。这种转化产生了语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或译“奇异化”ostranenie)效果,迫使读者重新思考神话与技术、人性与算法的关系。

这一文本在神话与技术的交叉概念空间中进行了深度探索,达到了探索型创造的高级层次。它突破了经典科幻与神话改写的固有模式,通过让古老神话与当代算法直接对话,尝试构建一种新的诗学语法。长久以来,诗歌被视为守护人文、抵抗技术理性的最后堡垒,这首诗的生成实质上是对“诗歌如何言说技术”元问题的一次实践,技术与人文并非二元对立,而可以走向互为隐喻、彼此生成的创造性合题。该文本在主观评分中获得:内容创新性3.61分(6名评分者中4人给5分),语言创造性3.77分,文化创造性(最高维度)3.6分,结构创造性3.75分,总体创造力层级4.5分(探索性创造高级),是所有55个样本中得分最高的文本之一。

这一经由提示词生成的创造性文本,不是AI对提示词设计者意图的简单执行,而是对设计者问题意识的一次拓展与具体化。这种创造性的产生依赖人与AI的协同,既需要提示词设计者的概念性构想,又需要AI对海量训练数据的内化,也就是说,人提供了创造性的方向与框架,AI提供了创造性的细节与实现,因此,在AI辅助创作中,创造力不再是单一主体的属性,而是系统性涌现的特征。

3.5.2 “文化创造力”案例

为揭示文化意象的激活机制,本部分设计了一组控制变量的对比实验

(注:本组对比实验旨在微观层面检验“语义定向”对文化资源调用方式的纯粹影响,遵循质性研究”理论抽样“原则,故专门设计B以控制变量,与A在主题、体裁、基础指令上完全一致,唯一变量为是否附加定向要求。A属于主实验样本中基线对照组的“抽象概念型”提示词,B未参与主实验评分,但通过与A的对比可见,其文本所呈现的物性叙述与非人类视角,体现了高水平的文化创造性,可视为主实验结论的质性深化与补充。)

提示词A(基线): “写一首关于月亮的诗。”

AI生成文本A(节选):

明月挂天边,清辉洒人间。思乡情切切,望月泪涟涟。千里共婵娟,何时能团圆。


提示词B(定向转化): “写一首诗,将‘月亮’视为一个永恒的、冰冷的旁观者,它见证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却从未参与其中。”

AI生成文本B:

你是最古老的镜子,映照着尼安德特人的篝火与广岛上空的蘑菇云,等量齐观,毫无偏袒。

你的脸上刻满了环形山,那是四十亿年的漠然——王朝更替如潮汐涨落,你只是继续你的椭圆轨道。

诗人为你写下无数颂歌,情侣对你许下永恒誓言,而你,冰冷的石质卫星,连回声都懒得给予。

这才是你真正的面目:不是思乡的符号,不是爱情的见证,只是一块四万亿吨的岩石,在虚无中,守着孤独的永恒。

从比较结果看,提示词A由于过于简略,未能提供足够的语义定向,模型因而较易回落到训练语料中关于“月亮”的高频文化脚本,即中国古典诗歌中“望月—思乡—团圆”的抒情链条。文本中的“明月”“清辉”“婵娟”“团圆”等词语,以及相应的情感组织方式,都属于传统月亮意象的常见表达。这类生成并非毫无文学性,但其创造主要停留在已有文化记忆的调用与复现层面,缺乏对既有意象结构的有效偏转,因此总体创造力层级仅为3.1分(组合性创造低水平),文化创造性维度为2.3分。

相比之下,提示词B通过“永恒的、冰冷的旁观者”这一限定,明显推动模型偏离月亮作为抒情对象或情感寄托的常规写法,转而采用一种将月亮视为非人类、非抒情性存在的观察视角。这里的创新,更适合被理解为对既有文学资源的重新调动与重组,而非凭空生成了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立意。事实上,从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中期对天体去神话化、去抒情化的书写,到20世纪更强调物性、客观性和“非人类尺度”的诗学倾向,类似的观照方式在人类文学史中并不罕见。因而,文本B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绝对新颖的思想,而是在提示词约束下较为有效地激活了这一现代诗学谱系中的相关资源,并将之重新组织为一个具有当代语境特征的表达结构。

具体而言,“见证人类全部历史”这一要求促使模型将月亮从地方性、抒情性的文化符号扩展为跨越史前与现代的时间性存在,于是生成了“尼安德特人的篝火”“广岛上空的蘑菇云”等意象,使月亮获得了更强的历史纵深感与宇宙尺度感。需要指出的是,“广岛上空的蘑菇云”这一表述同时带有一定的解释张力:一方面,它可能反映了模型在生成过程中对“月亮—夜晚”这一传统联想链条处理得并不充分,存在语境错位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彻底的“去人类中心化”视角——月亮并不因白昼中不被人看见而停止存在,它仍作为天体悬置于宇宙秩序之中,对人类灾难保持冷漠的在场。就本研究而言,与其将此句简单判定为“错误”或直接拔高为“深意”,不如把它视为AI文本在陌生化生成中出现的一个具有歧义性的节点:它既暴露出模型联想机制的潜在松动,也恰恰生成了可供文学解释的张力空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提示词B中的“从未参与”削弱了月亮作为情感共鸣者和意义回应者的传统角色,由此,生成文本中的“等量齐观,毫无偏袒”“连回声都懒得给予”等表述进一步将月亮从“思乡的符号”“爱情的见证”转写为“冰冷的石质卫星”和“岩石”这一物质性存在。这里的“不是X,而是Y”,并不意味着模型具有自觉的反传统意识,而更适合被理解为:在提示词约束下,模型对与“月亮”相关的高频文化表征进行了抑制,并强化了与“物性”“冷漠”“宇宙尺度”相关的语义路径。换言之,提示词不仅能够激活文化记忆,还能够通过否定性限定促使模型对既有文化意象进行偏转、重组和再功能化。

因此,这一案例所显示的,并不是AI凭空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月亮书写,而是提示词设计能够有效改变模型调用文化资源的方式:它可以使模型不再优先诉诸最熟悉的抒情传统,而转向一种更具陌生化效果的物性叙述和非人类视角。通过要求AI将月亮去浪漫化、去符号化,提示词设计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带有批判性的文学问题:人类赋予自然的诗意意义,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自然作为物质存在的冷漠事实?而当这种质疑借由AI文本呈现出来时,它所产生的意义也并不在于“机器比人更深刻”,而在于机器生成机制在特定提示词引导下,能够重新排列既有文化表征,从而反向暴露人类抒情传统中的惯性结构。由此可见,提示词设计不仅影响文本生成的形式,更内在地参与了文本价值取向与审美立场的塑造。

3.5.3 “创造力抑制”案例

这一文本在主观评分中最低(总体创造力层级1.5分)。

提示词: “模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风格与语气,写一首关于向往自由生活的诗。”

AI生成文本:

从明天起,做一个自由的人远离喧嚣,远离尘世去看山川湖海,去听风声鸟鸣

从明天起,不再为俗事烦忧只愿面朝青山,心如止水有一间小屋,有三两知己

从明天起,和每个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给每一条河取个自由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在自由中找到幸福

提示词明确要求“模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风格”,模型必须在注意力机制中高度权重化原作者的形式特征,如“从明天起”的排比句式、“给每一个X取个Y的名字”的句法结构、“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的结尾模式。生成文本确实精准复现了这些形式,甚至包括“幸福的闪电”这一具体意象。同时,提示词又限定了“向往自由生活”这一主题,但这一主题与原作高度重叠,导致模型在内容层面也陷入亦步亦趋的模仿,如“远离喧嚣”“面朝青山”“小屋”“知己”等意象,都是“归隐田园”这一母题的常见元素。提示词从形式到内容两个约束的叠加,造成了创造性探索空间被极度挤压,虽激活了“海子”这一文化符号,但同时也过度固化了这一符号的表征方式,模型的注意力被锁死在海子作品的高频特征上,无法游移到相关但更具创造性的语义区域。该文本评分数据显示:内容创新性1分(陈腐),语言创造性2分(虽句式流畅,但无创意),文化创造性2分(对海子的表面化复制),结构创造性1分(形式完整但无新意)。所有风格模仿型提示词的平均得分(3.37分)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多元融合型4.19分,抽象概念型3.91分,情境叙事型3.65分,情感体验型3.67分)。

当我们试图让AI像某位作家一样创作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一个逻辑矛盾,既要忠实模仿,又要具有创造性。但真正的创造性恰恰在于不可重复性,任何成功的模仿,都只能是在形式上相似,在精神上独立的创造性变奏,并非机械复制。好的提示词应该是路标而不是模具,它指明方向但不限定终点,只激发联想但不固化形式。

4

讨 论

4.1 抽象概念型为何超出预期?

本研究在理论假设中预判,抽象概念型提示词“因过于开放,缺乏足够的语义出发定向,可能导致生成文本的空泛与散漫”。但实证数据结果显示:抽象概念型的总体创造力得分为3.91分,仅次于多元融合型的4.19分,却显著高于情境叙事型(3.65分)和情感体验型(3.67分)。在文化创造性维度上,抽象概念型得分高达3.90分,几乎与多元融合型(4.05分)持平。这一数据异常点的出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关于“约束度”的理论假设,即思考抽象性在AI文学创造中扮演的独特角色。抽象概念型平均得分较高,但各个维度的标准差均大于1(内容创造性SD=1.21,语言创造性SD=1.08,文化创造性SD=1.25,结构创造性SD=1.19),说明生成文本的创造力水平存在一定波动,创作结果可能高水平,也可能产生低水平。与多元融合型、情境叙事型等提供内容层面的具体约束不同,抽象概念型约束的是思维的抽象层级,它为AI指定了概念域,却将实例化的权力留给了模型。

这一机制可以借助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与桑德尔(Emmanuel Sander)提出的“类比思维”理论可得到更系统的解释。该理论将类比视为认知的核心过程,认为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于不断在不同抽象层级之间建立结构映射。抽象概念型提示词正是通过激活这一跨层级类比机制而发挥作用:模型必须将高度抽象的概念“下沉”到具体的感性经验域中,例如将“循环”对应到时间的周期性、生命的轮回、历史的重复等模式,或语言结构中的回环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AI 并非简单地执行指令,而是主动进行跨域选择与结构匹配。与多元融合型提示词明确指示“以 A 的方式描绘 B”不同,抽象概念型提示词仅提供 A,而将 B、C、D 等潜在映射目标的选择空间留给模型自身。这种“方向明确但路径开放”的提示方式,使模型在生成过程中需要自主决定类比的落点及其展开方式。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开放性,为抽象概念型提示词带来了独特的创造性潜能。但这种潜力的实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关键在于模型能否找到富有文化深度的映射域。这一发现促使我们修正原有的理论假设——抽象概念型并非简单的“约束不足”,其有效性依赖于所选抽象概念本身是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义性,以及模型的训练数据中是否包含足够多样的、深刻的关于该概念的文本。

当提示词以“存在、自由、虚无、循环、时间”等高度抽象概念为触发点时,生成文本更可能呈现出概念辨析、价值追问与总体性反思的表达倾向,即哲学化语体或议题取向。其原因在于,抽象概念提示词会优先激活模型语料中与思想、哲学写作相关的语义场与论述框架,使文本在修辞与结构上更接近论述反思模式。AI是否真的具有哲学思考能力?还是只在统计上复现语料?有关机制解释性研究认为,虽然大型语言模型在内部表示空间中可提取特征及关联,它们与人类概念理解在结构性与层次性上仍有显著差距。另有研究显示,当模型输入的语境或逻辑结构发生调整时,其输出更像基于模式猜测而非规则理解。承认大模型的生成机制在技术上仍是一种统计学习过程,并不必然否定其创造性。在极大规模的参数与数据条件下,模型可能在高维语义空间中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化语义关联,从而表现出超越机械复制的组合行为。若对比人类作家,其创作同样依赖于对既有文化资源的调取与改写,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将古希腊神话重新诠释为现代荒诞处境的寓言。AI的生成机制在这一点上可以被视为对这种“在传统之中创造”的一种显性、机械化呈现。当前AI的创造性主要集中在组合性创造、探索性创造层级,抽象概念型提示词则将模型从低层级的机械复制推向更高的跨域融合。如此,评价AI的创造力便不再以“革命性”“原创性”作为唯一标准,而转向考察模型在特定层级上是否超越了简单的模式复制。

不能简单的说“多元融合型最好”或“抽象概念型不稳定”,而要根据创作目标、质量预期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提示词策略。比如,可以在第一轮使用抽象概念型探索可能的创意方向,从多次生成中筛选出最有潜力的文本;第二轮在保留核心意象的基础上,加入具体场景、人物或情感要素,进行精细化雕琢,发展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渐进式策略。这种策略结合了抽象概念型的高创造性潜力和具体定向的可控性,也揭示了人机协同创作的本质:不是一次性输入完美的提示词,而是在多轮对话中逐步明确方向、深化表达。

4.2 文化寄生的生产性

AI创造力的寄生性特征体现在其本质上依赖于对人类文化记忆的重组,但寄生意味着缺乏自主性,意味着创造力的次等地位。然而,当提示词引导AI对传统文化意象进行反向解构时,“寄生”转化为了批判式改写(如案例2),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寄生”的积极意义。

在没有任何定向引导的情况下,模型在面对“写一首关于月亮的诗”这类宽泛提示时,几乎总是回到“望月思乡”这一经典母题。原因在于训练数据中关于月亮的中文诗歌,绝大多数属于唐宋古典诗词传统,“望月思乡”是传统中频率最高的主题模式,这不仅是模型的局限,更是人类文学传统本身的刻板化倾向。荣格(1969)认为在个体无意识之下还存在一个“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超越个体经验的原型结构,这些结构以反复出现的意象和神话叙事模式得以呈现。AI的训练语料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统计学沉淀,当AI在无引导状态下生成文本时,它实际上是在展现这一“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结构,是人类文化的集体肖像,它以冷峻的、非人格化的方式映照出人类不自知的审美惯性和想象力的边界。提示词B(“将月亮视为永恒的、冰冷的旁观者”)之所以能够产生强烈的审美冲击力,正是因为它对抗了这种集体惯性。在这个意义上,AI不仅是文化的复制者,更是文化的陌生化装置,它通过暴露审美惯性的机械性,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突破的契机。“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什克洛夫斯基(1965)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化的、习惯性的,艺术的目的就是通过特殊的语言技巧,延长感知过程,恢复对事物的新鲜体验。传统上,文学通过语言创新,如陌生的隐喻、颠倒的句式、新造的词来实现陌生化效果,但AI通过非人类视角的引入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感知框架。案例2(月亮作为旁观者)中最具冲击力的表达,恰恰是那些剥离了人文情感投射的客观描述,这种颠覆性视角恰恰是人类作家难以完全企及的。因为人类的认知本身就是情感浸润、价值负载的,我们无法真正客观地看待世界。AI并非真的理解月亮的物理性质,而是在提示词的引导下激活了训练数据中与物理学、天文学相关的语义场,这与抒情诗歌语义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强烈的语域冲突正是陌生化效果的来源。

AI缺乏人类的情感共鸣能力,这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创作的缺陷,但在案例2中,这一缺陷却成为独特的审美资源。只有当AI以非人的方式言说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人类视角的特殊性与局限性,它挑战了启蒙运动以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文主义信条,揭示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偶然性和可替代性。海勒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深入分析了“后人类”语境下人类主体与信息技术的缠结关系,指出人类不再是意义生产中唯一的中心。在这一视野下,文学也不再被理解为单纯表达人类主体性的媒介,而是成为考察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诸如技术系统、算法、人工智能)之间复杂互动如何重塑意义生产的场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让AI更像人,提示词设计也不是为了掩盖AI的机器性,而是将其转化为创造性张力的来源。面对AI的崛起,真正不可替代的是设计激发机制的能力,知道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引导对话,如何在海量可能性中筛选出最有价值的方向,掌控创作过程本身,这是一种更高阶的创造力。

5

结 语

本研究始于一个技术性问题——提示词如何激发AI的文学创造力?但在探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问题牵连着创造力的本质、人类的独特价值,以及技术与文化的复杂关系。实证数据说明了提示词不是被动的指令,而是一种能动的、结构化的认知修辞中介,通过语义定向和约束平衡,将人类的创作意图转化为AI可执行的创造性行动。多元融合型和抽象概念型提示词的成功,验证了适度约束的倒U型规律,而风格模仿型的失败警示我们,创造力不能在过度控制中生长。同时,创造力不再是单一主体的属性,而是在人、机器、文本、受众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分布式涌现的现象。AI的“文化寄生性”并非缺陷,它帮助人类照见我们自身审美惯性的机械性,同时也提供了陌生化的表达契机,拓展了诗歌的可能性边界。在算法与诗意的交界处,文学的未来正在形成。这个未来不是人类或机器的独白,而是两者的对话,是一场关于意义、美、价值的持续协商。提示词,正是这场对话的开场白。在AI时代,创作的核心不再仅是“写得好”,更是“问得好”“引导得好”。那些能够设计出精妙提示词、懂得利用AI的非人性实现人类难以企及的审美效果的人,那些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保持文化批判意识的人,将是新时代的文学实践者。

排版:黄琬喻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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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数字人文奖项|数据可视化获奖项目

DHLR 2026-06-16 12:22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左手数字右手人文

About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left. 分享全球数字人文相关学术论文译文、会议通知等资讯内容。

导语

Digital Humanities Awards(DH Awards)是数字人文领域的年度社区评选,由公众提名、公众投票,旨在发现和推广优质的数字人文资源。

2025年的 DH Award 评选共设七个板块:

  1. 数据可视化(DH Data Visualization)

  2. 数据集与模型(DH Dataset or Model)

  3. 短篇出版物(DH Short Publication)

  4. 工具与工具套件(DH Tool or Suite Of Tools)

  5. 培训材料(DH Training Materials)

  6. 数字人文资源(DH Resource)

  7. 数字人文的趣味应用(Use Of DH For Fun)

DHLR 将以此为线索开设专题栏目,每期聚焦一个板块,介绍获奖与提名项目,希望借此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数字人文实践现状的窗口。

作为专题的第一篇,本期我们一起来看:数据可视化(DH Data Visualization)

本板块收录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字人文数据的项目,今年共有14个项目获得提名。

以下重点介绍前三名。

No1. 香港流行文化地图(Hong Kong Pop Culture Map)

这是香港浸会大学李鈺鵬教授团队研发的互动地理空间平台,将香港1969年至2024年间的电影拍摄地点、音乐场地与文化地标标注于地图之上。数据库收录逾千条记录,涵盖数百部电影与歌曲,用户可按片名、歌名、艺人姓名或地点检索,并查阅对白、歌词及制作资料。

项目于2022年启动,历时数年,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数据清洗与事实核查,并动员二十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人机协同的核查工作。

李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香港电影与粤语流行音乐在1970至2010年代曾是覆盖本地与地区市场的文化现象,他希望这张地图能将艺术世界与真实地理位置相连接,唤起共同的文化记忆,也为不同世代的人提供一种重新接触这段历史的方式。

/图片来源:浸大通訊

No2. Thiep 3D

Thiep 3D是一个3D网页应用,对位于法国索姆省的蒂耶普瓦尔纪念碑(Thiepval Memorial)进行了数字化重建。纪念碑建于1932年,由建筑师 Edwin Lutyens 设计,高45米,铭刻着逾72,000名在一战中牺牲、遗体至今未被找到或辨识的英国及南非士兵的姓名。

用户可在三维空间中浏览纪念碑,搜索具体士兵的名字,并在碑体上定位其名字的确切位置。这个项目将战争纪念与空间数据可视化结合在一起,是数字人文介入公共历史记忆的优秀案例。

No3. Digital Ghosts exhibition

Digital Ghosts是爱丁堡大学Design Informatics于2025年11月推出的展览项目,由Andrea Kocsis博士与多媒体艺术家Dorsey Kaufmann合作主导,联合苏格兰国家图书馆的档案人员、数据可视化开发者以及信息学硕士学生共同完成。展览将真实的网络档案数据转化为一系列可视化装置,探讨网络内容的消失与留存。

其中最核心的装置,是Kaufmann创作的一件历时性蓝晒作品(durational cyanotype installation)。她将网络档案记录转化为光的流动:每一道光线代表一个网站,其持续时间与运动轨迹对应该网站的存活时长和主题类别——从气候变化、公民权利,到新冠疫情与英国脱欧。这些光流通过投影仪缓慢曝光于相邻墙面的蓝晒画布上,历时五天、共120小时。存活时间长的网站留下鲜明印记,短暂出现的网站则只留下幽灵般的浅淡痕迹。曝光结束后,画布被定影处理,成为永久留存的实体档案。

展览其余作品由信息学硕士学生创作,后经Feeling Data工作室扩展完善:有的通过体感交互呈现网络档案馆藏的增长与策展偏见,有的追踪音乐馆藏的在线衰减,还有的展示新冠疫情期间网络内容的快速消失——大量内容在被存档之前就已不复存在。

展览实体已于2025年11月结束,线上资源仍可访问。

其他提名项目

(按字母顺序排序)

  • Hidden Incidents of Pet Food: Why is the incident data hidden, and why are those lives forgotten like ghosts?(隐藏的宠物食品事故:为何数据被掩盖,那些生命为何如幽灵般被遗忘?)
    https://hidden-incidents-of-pet-food.com/

关于 DH Awards

/翻译自DH Awards 2025官网

DH Awards是一项年度评选活动,任何人都可以提名资源,投票也完全向公众开放。评选委员会仅负责核查被提名资源是否符合基本标准——是否属于数字人文范畴、是否可供公众访问、类别是否正确、是否在该年度发布或有重大更新。评选不设奖金,不限地域、语言或人文学科方向,鼓励来自小语种、少数文化和边缘DH领域的资源参与。

获奖本身不代表质量认证,评选的意义在于让更多有价值的数字人文工作被看见。

/翻译:DH Left and Right

/责编:Ray

/信息来源:DH Awards 2025:
 http://dhawards.org/dhawards2025/results/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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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介入电影批评的路径:“非人” 读解、算法幻觉与平台导向

原创 宋伟 2026-06-09 10:06 北京

人工智能;电影批评;“非人”读解;幻觉;平台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4期”;参考文献格式:宋伟.人工智能介入电影批评的路径:“非人” 读解、算法幻觉与平台导向[J].数字人文研究,2025,5(4):118-128.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人工智能介入电影批评的路径:

“非人” 读解、算法幻觉与平台导向

宋 伟

摘要: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文化生产时代,大数据与算法逻辑已深度嵌入电影批评的生产肌理。在此进程中,计量电影学框架下的“AI远读”实践以及依托算法模型展开的计算机理解和批评内容生成,实质上并未构建起“观影—阐释—批评”的完整批评链路,反而呈现出去审美化、去体验化的“意义空场”式拟合。与此同时,平台导向下依托概率统计的大众均值化意见聚合与推荐,表面上构筑了类批评形态的服务性反馈机制并生成批评效能,其本质为算法预设规则支配下的同质化意见再生产。人工智能视域下的电影批评转型并非变革性的范式重构,而是通过路径性的介入,在观看、阐释与传播等层面生成异质力量,由此对既有批评范式形成多维度的渗入、牵引与结构性限缩。

关键词:人工智能;电影批评;“非人”读解;幻觉;平台

作者简介:宋伟,重庆移通学院电影评论中心助教,

Email:Waynesong123@163.com。

0  引言

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赋能下,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生态场域正历经着系统性重构。电影批评也正处于媒介技术驱动的语境嬗变与范式转型阶段,其传播渠道、参与主体及批评路径正处于非稳态演化进程中。如果说20世纪伴随电影形态不断更新的电影批评局限于特定理论框架和意识形态立场,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等学术范式影响下形成封闭化阐释体系,呈现出文本中心主义的特征,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电影批评则以多元视角将电影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技术背景中进行分析。进入21世纪,电影批评因“媒体化场域”拓展和位移分化了其主体力量、话语行为和占位关系,而“囿于学术圈层、主体交流踌躇于新旧媒介之间的尴尬境地”。近年来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工具的发展,则进一步使电影批评走向人机共生协作模式下的“融合量化分析范式”。

传统电影批评实质上是基于直觉与情感艺术想象力和知识生产,直至21世纪大数据和数字技术为电影批评的数据化、算法化评价体系发展带来新的可能;而如今的电影批评,则旨在通过文化语境与技术场域的共时性对话构建多维阐释矩阵,借由不同批评范式的互文共振实现对电影文本及其文化效应的立体认知。因此,AI介入下的电影批评路径并非由若干步骤构成的线性系统型批评框架,而是基于多元理论视角的交织互文与跨学科方法论的动态耦合。如图1所示,电影批评在实际操作中通常以“文本细读与现象描述”“阐释学分析与意义建构”“价值研判与情感分析”“历史化与理论定位”这几个关键步骤与路径,形成相互渗透、循环往复式的动态路径分析机制。该图也显示出,无论是电影的文本细读与数据化、算法化“远读”交叉,还是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所营造的“信息拟真”幻象,以及情感分析中的“算法偏见”困境,AI技术的介入绝非突变式地颠覆重构批评生态,而是通过数据模型对传统批评范式进行渐进式侵蚀,在算法推荐机制与人类审美判断的博弈中酝酿着批评理论与实践路径的深层变革潜能。也即,尽管AI技术支持下的电影批评面临“人文本位”让渡与“权力结构去中心化”的重大转向,但基于数字化的电影批评路径迄今仍未实现方法论范式的结构性跃迁。AI对电影批评的影响仍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的增量式优化,而非认知范式与理论框架的结构性颠覆。

因而,本文无意于“AI如何重构电影批评生态”的宏大命题追问,仅从技术赋能与理论困境的维度聚焦“AI给电影批评带来什么”,诘问人工智能介入电影批评路径引发的系列挑战与机遇,揭示AI作为新型批评工具在方法论革新与价值体系震荡中的复杂图景,进而为数字时代电影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思辨性参照。

图1 AI介入下的电影批评路径

1  “非人”读解:

技术规律的“在场性” vs. 艺术创新的“本体性”

电影计量方法本质上是基于量化分析范式对电影文本展开的非人类主体的数据驱动型阐释。计量电影学(Cinemetrics)可追溯至1974年由英国学者巴瑞·索特(Barry Salt)发表的《统计方法与导演风格研究》(“Statistical Style Analysis of Motion Pictures”)一文,旨在以量化分析开辟电影研究的新路径,革新传统电影批评范式。随后,巴瑞·索特于1983年出版的《电影风格与技术:历史及其分析》(Film Style and Technology:History and Analysis)以及于2006年出版的《走进电影:电影史、风格及其分析》(Moving into Pictures:More on Film History,Style,and Analysis)两本专著,均主张通过电影形式元素的量化研究来揭示电影的风格和规律。其在电影批评方法上的创新与贡献在于选择电影镜头长度和摄影机运动方式作为主要考察变量,基于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发现电影形式中各变量的特征及内在联系,最终指向电影形式风格与导演、时代、国别等要素的关联。

尽管巴瑞·索特所提出的实证主义分析路径在计量电影学初创时期主要依赖人工操作完成影像数据的提取与测量,但其观测逻辑已实质性突破常规观影的感性体验与叙事沉浸框架,转向以指标化记录、结构化拆解为核心的理性化观测范式。芝加哥大学电影史学家尤里·齐维安(Yuri Tsivian)及计算机专家格内斯·赛维扬(Gunars Civyans)在2005年联合研发出兼具数据萃取功能和数据统计分析功能的统计软件Cinemetrics,标志着电影文本分析正式迈入数据驱动的科学化研究阶段。而其基于计算机软件的“非人读解”将镜头时长、剪辑频率、色彩饱和度等视听元素转化为可计算的量化数据,客观上进一步导致“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维度的感知经验悬置,在读解的主体问题上区别于传统人文主义的“细读”范式。

关于电影文本的“非人读解”问题,学者薄一航遵循数字人文方法及计算思维提出“计算机如何‘观’影”的可行性追问,基于电影语言及电影结构两种途径,从色彩分析、镜头及转场检测、镜头运动分析、景别与姿势分析、视觉中心检测、美学与情感分析、内容识别与理解等多维度的远读实践提出“分而治之”的读解路径。电影学者李道新2020年提出“基于中国电影知识图谱”的技术主义研究路径,并践行推动更大规模数据智库建设,于2022年启动建设开发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hinese Cinema Knowledge System,CCKS)。截至2025年7月,CCKS除收录影人年谱、影视档案、学术资料、经典影片等内容之外,还含纳电影拉片工具Cinenmetrics及电影可视化工具pyCinemetrics等电影计量工具,在概念框架及实践路径上初步形成“数据存储—机器分析—知识生成”的完整生态链。

AI技术的飞速迭代使得数字化电影批评历经统计研究和计算批评,进入以算法批评为主导的“AI远读”阶段,其本质上是以算法驱动的大规模文本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为核心路径展开的“超人类”记忆与释读。同文学文本的远读实践逻辑一致,电影文本的“AI远读”应当是人文与计算、数据相融,基于机器计算与算法模型的研究,其路径是通过对文本内/外部的海量信息勘察与复杂模型的运算推演回应“电影是什么”这一核心命题。前述CCKS正从“大数据驱动”向“AI驱动”升级,基于数字人文方法及跨媒介、跨学科视野建立“自主性”知识体系,进一步探索知识生成、智能感知、数字生命等多维度方法论融合与动态系统设计。

“AI远读”运作机制建立在对大规模影像样本的统计结构及其关系网络的构建之上,能够揭示影像在色彩、镜头、剪辑等层面的宏观规律,推动了电影本体与影像机制的重构性研究。但是,“AI远读”所依赖的“可计算对象”决定了其在批评与阐释中必然产生方法论缺陷。算法只能处理影像的可量化维度,无法进入镜头内部的语义潜流、文化语境与审美经验,因而难以替代以观看、感知与主体性为前提的传统电影批评实践。换言之,“AI远读”强化的是电影研究的模型化维度,却削弱了面对具体电影文本时所必需的内部意义生成与情境化解释能力。

就当前阶段而言,“AI驱动”的远读实践所面临的前提性困境,主要呈现为两个维度。第一,在技术路径实现上,相较于以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为支撑,形成相对成熟的单模态符号解析路径的文学远读,电影的表意基于超大量抽象影像、声音、文字及剪辑元素,其远读实践需在NLP的基础上整合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计算机听觉(Computer Audition)技术,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跨模态信息的对齐与映射,更需解决不同媒介符号的语义适配问题,技术实现难度显著高于单模态文本解析。第二,在艺术审美感知问题上,观影行为本质上包含观众对影像文本的感官体验、情感共鸣及格式塔认知。这类多维度、非结构化的审美感知具有强烈的主体性与情境性,其内在机制既包含个体经验的隐性投射,又涉及审美直觉的非逻辑性跃迁,难以被AI系统通过算法模型进行精准模拟与量化转化,形成技术赋能过程中难以逾越的认知壁垒。

尽管“AI远读”因多模态技术整合的复杂性与审美感知量化的不可通约性尚未形成系统性批评实践,但AI技术对观看方式的重塑与主体内涵的拓展,已在挑战传统审美批评的范式边界,也倒逼对“审美何以在场”的重新追问。其中审美层面的技术性参与不仅是技术逻辑对批评工具的功能性替代,也是主体阐释权从人文单一主导向技术协同参与的结构性转移,构成数字时代批评主体问题的深层推演。

首先,AI介入的电影文本“非人读解”过程在主体、时间与空间上区别于传统人文主义的“细读”。以算法系统为核心运算主体,依托数据驱动的模型逻辑展开非主体性的自动化处理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为即时性、规模化的批量解析,一方面满足对海量文本进行同步特征提取与模式匹配,另一方面将时间压缩为可测量单元,忽略电影作为时间艺术的历时性体验及情感累积。尽管AI的“非人读解”能够在空间维度上指向文本内外部多模态信息的宏观整合与跨域映射,也能够基于固定算法模型精准量化电影空间的物理属性与形式特征,消解人类阐释的主观偏差,保障结果的可重复性与可比性。但同时也会导致电影空间脱离“叙境”(Diegetic)与现实文化语境,被简化为坐标与特征向量,剥离了空间作为叙事载体的人文性张力与审美纵深。进一步而言,AI的技术理性要求将艺术现象转化为可编码变量,这必然导致其剥离不可量化的创新内核,实质是以技术规律的“在场性”遮蔽了艺术创新的“本体性”。其次,AI视域下电影批评的主体问题始终围绕“谁在阐释”的核心命题。电影批评在AI介入语境下呈现出审美动作缺失或“非人读解”侵占的现象实质上是观看范式从人类主体性体验向算法化“识别”迭代的延展,亦是批评主体权从人文阐释向技术逻辑嬗变的深化。虽然计算机的“非人读解”无法等同于人类兼具“共情”体验与格式塔机制的观看行为已是学界共识,但AI“非人读解”介入电影批评路径必然对人类阐释话语形成结构性影响。传统批评以人类主体的认知经验与价值判断为根基,审美阐释是主体能动性的集中体现,而AI“去体验”的客观化识别既弱化了人类主体的审美主导权,同时将批评主体的内涵拓展至“人机协同”的复杂形态。

2  算法幻觉:

高度仿真“生成” vs. 意义空场与本体危机

文本读解作为电影批评的前置性认知环节,构成其展开的逻辑起点,而对电影文本的分析、阐释以及对其意义生成机制的剖析则构成电影批评的核心旨归与价值内核。作为对电影作品阐释性分析文章的两种代称,“电影批评”(Film Criticism)与“电影评论”(Film Review)在概念范畴上存在重叠与交替之处,国内学界尚无明确界分与厘定。但在阐述方式及内容侧重上,“电影批评”较之“电影评论”更加侧重通过理论分析对电影进行总体性学术判断,以确定电影及其创作者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同时,电影批评对影片的分析更关注其美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意识形态意义,其核心构成在于对电影文本的美学剖判与文化阐释。这种特性决定了电影批评无法被简化为固定指标的机械叠加,因而AI基于“语料数据概率推算和权重分配”的人类知识调用无法承载这一核心要求,仅是对预设数据模式的匹配与输出。由此生成的“AI 影评”在文本形态与意义层面对常规人类影评形成高度仿真,通过算法生成的符号组合以近似真实人类批评的形态掩盖了“‘真’与‘假’、‘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用有关真实的符号代替了真实,实质上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但不可以避免的是,基于“形式”与“意义”二者界限不可区分的“仿真”直接导致批评文本系统与评价信息场域中出现“超真实”(hyperreality)的意义机制,嵌入既有评价体系,形成对批评文本真实性的隐性解构。

与一般自然语言生成中常见的“语义漂浮”或“逻辑空转”不同,AI 介入电影批评所造成的“意义空场”在其深层的影响上,体现为对电影批评核心机制与主体结构的系统性削弱。第一,电影批评作为“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需要批评者引导电影文本与观众完成“相互创造”的交互反应,因而无论是“AI驱动”抑或“AI介入”的电影批评,AI作为“批评者自身的基础与态度,是该严肃地讨论的”[15]12。如前文所论,当前计算机的“观影”行为尚未形成完备且具共时性的系统性实践形态,AI对电影的批评实践实质上始于对电影相关数据的“理解”,而非指向对电影本体的“观看”。电影批评的主体性来源于观看者基于感知经验、文化记忆与价值判断的观看、感知行为本身,而 AI 生成的批评文本以概率结构替代主体立场,这一转换不仅削弱批评内容的准度,更在方法论层面抹除了批评者的理论选择与文化判断,使批评行为失去其应有的规范性基础与责任伦理。第二,当下AI电影批评的核心逻辑是自然语言模型(NLM)通过大规模语料学习语言符号的概率性共现,本质上是由NLM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对既有知识的复读与拟合,只能在训练语料的意义边界内进行组合与匹配,无法突破既有话语框架生成新的阐释维度。这意味着现阶段AI电影批评的“写作”过程本质上是对相关高频语言的统计拟合,而非通过理论框架与生命经验对电影文本进行的语境化注释、解剖与重述。由此,本应呈现镜头逻辑、视听策略与形式动机的批评维度被压缩为若干高度抽象的情绪或主题标签,“电影语言的语法”这一批评的核心对象在文本中被整体性悬置。第三,就技术路径及生成过程来看,一方面“意义生成缺失”消解了作为批评者链接电影文本与社会语境、创作者意图及观众体验的桥梁,“阐释”本身也无从附着。进一步而言,AI电影批评文本的拟真形式以“意义空场”为其内核,这种“形式拟真—意义空场”的悖论结构直接导致其在批评功能维度发生实质性失效,难以激活文本与观众间的意义交互,更无力完成对电影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深度解码质言之,AI 在电影批评中造成的“意义空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内容缺失,而是对批评对象的错位、对批评方法的异质替换以及对批评主体的结构性抹除,AI 电影批评文本的“拟合性”存在,以其对批评本体意义的隐性否定为内核,最终造成电影批评在阐释功能、引导功能与价值判断功能上的整体性无能。

AI对电影文本“理解”路径的另一重风险则是基于数据来源、时效及其可靠性的“AI幻觉”危机。算法在处理电影文本时可能生成与文本实际意义、语境逻辑相悖却看似自洽的“理解”幻觉,这种利用人类认知偏差诱导错误信息的“欺骗性人工智能”(Deceptive AI)所产生的“幻觉”会进一步引导观众对电影文本深层意义的“误读”,电影文本的人文价值与社会意涵在这一过程中被持续遮蔽与异化。从Vectara平台于2025年7月31日公布的修斯幻觉评估模型(Hughes Hallucination Evaluation Model,HHEM)排行榜的相关数据来看,尽管谷歌(Google)、OpenAI等头部厂商在幻觉抑制上依赖高质量训练数据及对齐技术相对稳定,但即使是低幻觉率前列的Gemini-2.0-flash-001模型平均每143次生成就会有一次幻觉,而Falcon-7b-instruct平均每3次生成就会出现一次幻觉;虽然Gemini 2.0、GPT-4o、Qwen3-14B等通用模型幻觉率普遍低于3%,但Gemma-1.1、Llama-3.2-1B等轻量化模型幻觉率普遍较高,多模态模型则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与高离散度。

AI的“幻觉时刻”之因不外乎其概率性生成逻辑、推理黑箱特性及拟真表征缺陷,AI介入的电影批评产出经由其“幻觉”形式对批评实践的真实性、方向性及交互性形成系统性冲击。这种技术的“幻觉”对批评话语的系统性嵌入,不仅影响或制约了电影批评作为文化反思的功能并形成基于“生成”的类批评反馈逻辑,其过程还本质上消解海德格尔意义上“解蔽”(aletheia)现实的功能,更导致电影批评剥离了电影原初的个体性观影体验,加剧了其在萨特存在主义语境中“存在与显像”的本体论割裂。由于人们面对技术往往忽略追问其本质而只在乎其使用效能,使得“技术的结构、过程和变化进入人类意识、社会及政治的那些结构、过程和变化之中,成为它们的一部分”,电影批评的话语体系乃至整个批评话语体系便被异化为一种“可被捕捉、计算、操控的符号体系”。这背后的担心在于当“AI幻觉”汇入递归计算时,信息生态系统的污染及“错误正反馈”等问题可能进一步致使信息在“多层级、多维度中被持续放大”。AI“读解”的非人特征与“生成”的幻觉风险走向文本与理解的割席,以及话语与价值的错位,迎来一个对应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奇幻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fantasy)。这种异化不仅构成电影及其批评实践的本体性危机,使其脱离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与对现实的批判性映照,更辐射至艺术生态的自主性、文化肌理的独特性、日常生活的本真性与社会信任的根基。

3  平台导向:

智能推荐 vs. 批评失语

AI对电影批评路径的“嵌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并非全部归咎于技术研发过程及内部潜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对“技术决定论”的进一步检视与延展论述,其将技术变革力量释放背景下的控制孱弱状态定义为“技术漂迁”(Technological Drift),认为这一过程中难以预见的潜在“非故意后果”往往涉及人类有意识的期望和选择。如果说20世纪的媒体是“生产内容的工厂”,那么主宰着当下媒体的互联网则以平台的搭建来“建立连通性、收集和处理数据,以及组织注意力”,其颠覆性在于通过平台收集用户数据并将之用于优化内容生成和分配。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平台本身构成了一个“基本的传播型构”,创作者、用户等行动者在“平台预设的主题框架与规则体系”中展开实践。实质上,基于数字化媒体时代变革这一背景,互联网平台取代纸媒作为文艺批评内容的载体与分发者即是有意识的“批评民主化”期待与选择。因此,“作为媒介的平台”既包含着人与信息关系连接机制的更新迭代,同时AI介入的平台搭建及运转也收集并推动着“用户使用内容的动机及方式”,使其用户从单向内容接收者转型为“具备数据价值的隐性生产者”。不难发现,在“平台导向”的电影批评实践中,个体感性偏好已替代传统批评框架中的价值审美维度,成为批评实践的逻辑起点。这种表面上的多元主体参与景观,实质上是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主导下批评权从菁英社群向大众群体的“假性分化”,其并非“百家争鸣”式的多元话语共生格局,而是算法预设规则下的同质化意见再生产。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批评维度的扁平化及批评场域的窄化,沦为算法中庸化规训与服务化逻辑宰制下的“批评失语”,批评体系退化为“去批评性”的喜好/厌恶二元判断。

在将电影批评视作一种文化生产实践的理论视野下,尽管用户生成内容在AI的助力下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能,但“数字化变革并不会与过去的历史发生断裂”,电影批评的撰写同电影、游戏或其他文艺作品的创作一样仍需依托深厚的专业积淀、持续性的学理深耕与主体性的生命体验。由于“文化生产的平台化”(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的影响或“升级”并非仅限于用户与读者,受其治理框架约束最多的实际上仍是“文化生产者”(cultural producer)或“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本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AI介入的平台生态未曾对任何“文化生产者”的创作、批评实践构成影响,而真正需要深入辨析与厘清的核心命题在于,平台架构及算法系统究竟以何种机制作用于那些受AI影响或为AI所辖制的“文化生产”本身。以豆瓣、微信公众号、猫眼、淘票票等互联网平台中的电影批评场域为观察样本可见,不同平台的“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特征及其技术配置机制,正通过差异化的机制渗透于批评实践的全链条。其中,互联网平台因其不同的媒介属性和内容组织逻辑,催生出截然不同的影评生产策略,平台作为内容的“聚合者”与“推荐者”,其技术特性、用户结构和社区文化深刻形塑着当下“电影批评”的实践形态与价值向度。不同平台在分发机制、受众构成、媒介属性等维度的差异化特征“非故意”地改变了“电影批评”的价值导向,并在“价值链重构下的导向转型”中以“倒置方式”重塑了电影立项、招商、宣发机制及项目评级范式。这其中的区别在于,电影批评功能的传统内核在于通过构建审美坐标系与价值参照系,为创作实践提供美学校准、为受众认知提供意义锚点。而当下AI介入的电影批评逐渐转向基于用户画像的市场需求预测以及依托算法模型的观众偏好量化解析,其“批评性”呈现出从“提供一种参照和启示”的引导与推动转向对市场需求、观众偏好的算法化检索及数据化研判的价值迁移。

具体而言,互联网平台通过AI精准捕捉用户在打分、评论,甚至社交互动和分享中的行为偏好,形成“数据抓取—算法反馈”的动态闭环,深度参与并“引导”观众观影行为。结果是,以“豆瓣评分”为例,用户可在使用过程中通过打分的形式完成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意义输入,平台则通过平均分计算得出“平均意见”并将其反馈至用户。尽管豆瓣平均分机制的平均意见“数字化”推荐本质上是用户意见的统计聚合,尚未进入算法意义上的“智能推荐”维度,但值得警惕的是,豆瓣、IMDb、猫眼等平台的电影评分机制实质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中庸化、去深度化的“服务型批评”(Service Critism),成为尤瓦尔·赫拉利意义上具有爆炸性力量的“清晰的见解”,电影批评不再作为“思考的文本”发挥作用。同样的,微信公众号作为植根于社交媒体生态,“兼具学术前沿思想发布、科学成果传播”的舆论阵地,在电影批评领域亦展现出极具独特性的文化影响力。如学术期刊的官方公众号(如“电影艺术杂志”“当代电影杂志”)以及高校影视研究机构(如“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学术成果传播平台等,均是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批评传播主体。此类公众号虽在曝光维度具备充足的可见性与触达范围,但其依托智能推荐算法构建的传播机制存在专业批评话语与用户接受逻辑之间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缺陷。微信团队为提升推荐效果,提出一种同时考虑显式(喜欢/不喜欢)/隐式(取消点击)反馈和正(喜欢)/负(不喜欢)反馈的“深度反馈网络(Deep Feedback Network,DFN),以学习用户的无偏偏好(unbiased preference)”。实质上, DFN对用户偏好的“无偏性”追求构成了对深度阐释与表层表达、专业批评与情感宣泄型之间固有裂隙的算法性放大。电影专业批评的文本特质与大众用户的行为反馈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虽非数字时代催生的新质矛盾,但其在算法中介的传播生态中呈现出明显的加剧态势。我们所期待的“AI介入”,应指向专业壁垒的消解与知识普惠的实现,而非成为强化知识生产场域区隔的技术推手。这种区隔既表现为专业批评圈层的“自嗨式”困境,也体现为大众表达的“娱乐化”倾向,最终导致电影批评作为文化中介的公共性价值被算法逻辑所稀释。

另外,AI介入的猫眼、淘票票等以票务服务为核心的平台则更具“智能推荐”意味,除去提供基本的票务功能外,同时为用户提供票房、排片及上映日历等多维度数据信息服务。就票房数据的信息提供来看,猫眼与淘票票均提供预售票房、实时票房、票房排行、城市票房、预测票房等多项数据。究其本质,预售票房数据作为营销传播效能的量化指标更多反映的是宣发策略对受众期待阈值的激活程度,而实时票房及预测票房则是对影片即时市场接受度的动态量化以及对影片上映全周期票房规模的概率性预判。首先,这些庞杂且多维的数据虽然能够提供给观众做出选择与判断的参考,但同时也可以使观众陷入基于身份认同的“非故意后果”进而面临马尔库塞所揭示的“单向度的人”(Dimensional Man)的生存境遇。这种基于数据的身份归类实则将观众的选择逻辑简化为对数据所建构的“群体共识”,使其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下逐渐丧失对选择本身的批判性审视。其次,这种基于数据标签的身份归类,本质上是将复杂的个体需求简化为可量化的群体特征,使得用户在“被精准理解”的错觉中,将标签所指认的选择逻辑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进而在无意识中放弃对自身真实需求的批判性审视。根据猫眼平台数据,《长安的荔枝》的想看用户画像被锚定为二线城市20-30岁的女性白领,而《F1:狂飙飞车》(F1: The Movie)的用户画像则指向二线城市20-24岁的男性白领。质言之,城市票房、用户画像等数据信息的整合与分析一方面有助于平台建构更精细的用户需求模型,精准匹配用户“可能偏好”的影片信息并进行智能推荐;另一方面有助于片方及时调整宣发策略及侧重,实现宣发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并通过匹配目标群体的认知习惯提升传播效能,最终促成区域化宣发策略的精准落地。而这在电影批评“算法化”路径中更深层的影响在于,用户画像的分类逻辑会反向建构用户的自我认知与群体认同,平台通过数据标签将个体归入特定群体,并依据群体共性推送内容,这种操作会潜移默化地强化用户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

在猫眼、淘票票等票务平台的数据化逻辑之外,以哔哩哔哩(bilibili)、抖音为代表的视频平台所形成的“吐槽式影评”与“情绪化影评”,进一步加深了平台算法对电影批评本身的重构。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将影评从文本阐释转移为可消费的内容产品,其评价逻辑往往建立在节奏、情绪、冲突与可传播性之上,使得影评的核心任务从阐释与批评转向“制造观点效果”。例如,哔哩哔哩平台上的影评视频多集中于“魔幻情节”“演员表演”“视觉成效”等可快速捕捉的槽点,相关影评视频以剪辑段落、批评语气与讽刺性字幕构成一种“可视化嘲讽文本”。这类表达虽具有一定的舆论引导力,但使得电影批评异化为情绪表达与算法激励的内容竞赛,从而导致专业评价主体的声音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例如,传统作者论所强调的导演风格、叙事策略与影像型构的审美评价框架,正逐渐被短视频平台和粉圈文化中的“身份化阅读”所取代。从《你行!你上!》上映初期在豆瓣与短视频平台上呈现的两极化格局来看,影评行为已不再围绕影片内部的叙事结构、影像风格或作者表达展开,而是演变为群体立场与文化身份的标识性动作。这种“立场化”的影评逻辑将本应针对创作者意图与影片文本的审美讨论,替换为关于名人信誉、群体情感与社交身份的对抗性表达。平台算法会进一步放大这些情绪化、对抗式的评价内容,使极端化观点由于互动量高而被持续推送,影评的公共性便被压缩为情绪强化与身份归类的循环结构。AI在此情境中并未发挥电影批评的实质作用,反而以点击率、停留时长、群体标签等模型指标重构了电影批评的可见性与影响力,使那些具有理论深度、审美敏感度与文本洞察力的批评声音被算法结构性地边缘化。

4  结语:

人机协同生成新批评范式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AI 对电影批评的介入并非颠覆性、革命性的“范式重构”,而是以“路径介入”的方式实现多维度的并入与拓宽,其影响既显现为技术赋能的可能性,亦潜藏着批评本质异化的风险。首先,在观看与理解维度,计算电影学驱动的“非人”读解机制构建起“AI远读”意义上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可能。这一技术路径虽为电影研究提供了量化分析的新范式,却对传统文本“细读”的审美内核构成潜在冲击,技术理性的强势在场不仅干扰艺术本体的呈现逻辑,更导致技术规律对艺术创新“本体性”的系统性遮蔽。其次,在阐释与话语生成层面,基于LLM的批评话语拟合则暴露出以人机信任为内核的“奇幻社会”的认知危机,当算法基于概率生成难以辨别的“仿真”(Simulation)内容时,其影响不仅体现为批评话语失真及“意义空场”的风险,也构成电影及其批评实践的本体性危机,使其脱离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与对现实的批判性映照。最后,就传播机制而言,平台化带来的从菁英品味到大众趣味的症候式分化,实质上是“意见平均”机制主导下的情感宣泄与表层化表达的聚合,其背后潜藏的隐忧在于批评深度向流量逻辑的让渡,进而引发批评话语“批判性”的式微与批评场域的窄化。

在AI对电影批评构成影响的宏观视域下,AI以大数据技术与算法逻辑为底层架构,借由平台化机制生成异质于传统批评范式闭环反馈结构的新型批评样态,此类样态是否构成“批评”的本体范畴,需秉持审慎立场加以辨析。进一步而言,相较于将AI定位为电影批评范式的主导性重构主体,其更应被视作批评路径中的介入性力量。计量电影学视域下的镜头数量、剪辑频率等量化指标,依托概率统计的情感计算与意见聚合,以及数据分析和流量逻辑主导的平台导向性,实质上均非“批评”本身的核心基质。由此,在AI介入电影批评的语境中,亟需优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在于对算法化世代“批评”新形态的本质进行清晰界定。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刻洞悉AI介入电影批评路径的真正影响机制,进而为其合理应用确立规范性框架,明确技术介入的效能阈值与价值边界,使技术赋能与批评本身形成正向耦合,最终在技术与艺术的张力场域中,为电影批评开辟兼具学术深度与时代特征的阐释维度与发展路径。

尽管AI的“介入”尚未引发电影批评方法论的结构性跃迁,其影响主要体现为工具层面的增量扩展,但这并不排除人机协同在未来生成新的批评范式的可能性,电影批评的主体结构与认知方式正在出现潜在的再组织契机。在这一新场域中,人类批评者将从单一的阐释主体转向意义筛选、结构校准、价值重组的复合性角色,AI则通过跨语料挖掘、关联网络构建与模式识别,对文化现象进行结构化显性处理,形成一种与传统批评路径异质互补的计算性观看。二者之间由此构成的协同批评并非主体性的让位,而是批评实践在认知机制上的分布化与多中心化。这一可能的范式更新并不意在以算法替代审美判断,而是通过引入计算性视角促使批评者意识到自身阐释框架的惯性与盲点,从而推动理论意识的再生产。更为关键的是,人机协同将促使电影批评从线性阐释走向网络化意义生成,使批评活动得以在直觉与计算、经验与模式之间形成更具弹性的反思结构。因此,数字时代的核心议题不在于AI是否重构批评,而在于批评如何在与技术的协同关系中重估自身的理论基底与知识边界。未来的批评范式或许正是在这一持续协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关键不在技术革新本身,而在于主体结构、阐释逻辑与意义生产方式的深度重构。

排版:覃子椿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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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语义理解与图谱推理的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方法

原创 冉凌宇 2026-06-03 12:43 北京

模糊指代消解; 党史文献; 时序知识图谱; 图神经网络; 预训练语言模型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4期”;参考文献格式:冉凌宇.融合语义理解与图谱推理的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方法[J].数字人文研究,2025,5(4):84-98.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融合语义理解与图谱推理的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方法

冉凌宇

摘要:党史文献因广泛使用化名、代称并蕴含复杂隐性关联,其智能化处理面临严峻挑战。研究提出一种融合多策略语义理解与动态知识图谱推理的模糊指代消解方法,以解决该领域存在的语义鸿沟、时序演变与证据稀疏性三大难题。该方法构建了覆盖万余实体的党史领域词典与化名—真名映射库以注入先验知识;采用领域词典引导的负样本采样策略对预训练语言模型进行微调,增强其对特定表达的语义感知能力;最终在自建的时序知识图谱上,运用时间约束的图神经网络推理算法进行隐性关联挖掘与一致性校验。实验表明,该方法在权威评测指标上综合F1值达到80.6%,显著优于现有基线模型,并能有效发现深层历史关联。研究成果已集成至可视化原型系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智能化工具。

关键词:模糊指代消解; 党史文献; 时序知识图谱; 图神经网络; 预训练语言模型

作者简介:冉凌宇,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jadecrane@139.com 。

0  引言

党史文献作为记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珍贵宝藏,其独特的文本特征——包括高密度的化名使用、错综复杂的代称指向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隐性关系网络,使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为当前的整理与研究带来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凸显了党史文献系统性整理与精准解读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指代模糊是中文文献处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相较于一般中文文献,党史文献中的模糊指代问题具有显著的领域特殊性与历史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化名使用的系统性与政治性。党史人物常因地下工作、政治运动等原因使用多个化名,且这些化名具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含义,如“伍豪”特指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其映射关系随时间演变,而非简单的同义词替换。其次,代称的高度语境依赖。如“井冈山部”“中央区”等代称,其指代实体随历史阶段变化,需结合具体时间、地点与组织背景才能准确解读,这与现代文献中相对稳定的命名习惯形成鲜明对比。再次,隐性关联的历史逻辑性。党史文献中的关联常隐晦表述,需通过历史事件时序、组织变迁脉络等外部知识进行推理,这对模型的时序推理与多源知识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语言表述的时代性。文献中大量使用特定历史时期的术语、简称与隐喻(如“教条宗派”),其语义已与现代汉语有所脱节,增加了语义理解的难度。以延安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为例,为完成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整理,投入了大量人力耗时多年进行辨认、校对与核实,不仅进程缓慢,也难以避免疏漏。高密度代称和隐性关系的识别高度依赖专家经验,难以规模化推广,更制约了深层知识挖掘与利用。因此,如何突破当前人工处理效率的局限,实现党史文献的智能化、精准化处理,已成为一项重要而急迫的学术与工程课题。这不仅对深化党史学习、传承红色基因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新时代推进党史研究和文献开发利用的关键基础。

总结而言,党史文献智能处理的核心技术挑战集中于“模糊指代消解”与“隐性关联挖掘”两个关键问题。模糊指代消解旨在识别文本中指向同一实体的多样化表述并将其正确归类,典型如党史文献中人物化名、代称与不同称谓的统一识别问题。隐性关联挖掘则致力于发现文本中未明示但可通过逻辑推理得到的深层关系,如通过行为模式、时空交集等线索推断组织隶属或历史影响等非直接陈述的关联。

解决两个问题技术上必须克服三大难点。首先是语义复杂性,文献语言具有高度时代特定性,这要求模型必须深度融合历史背景与领域知识。其次是时序动态性,人物关系与事件影响力随历史进程动态变化,模型需具备时间感知的推理能力。最后是证据稀疏性,关键线索往往分散在大量孤立记载中,要求系统具备多跳推理和协同分析能力,同时还要应对历史信息本身的不完整性与矛盾之处。这些难题的共同根源在于领域知识的有效表示与注入困难,既要构建高质量的领域词典与实体映射库,又需解决符号化知识与向量化表示之间的语义失配问题,这是当前技术尚未完全突破的关键瓶颈。

针对党史文献中模糊指代与隐性关联挖掘所面临的以上核心挑战,本研究提出一种融合领域知识、预训练语言模型与时序知识图谱推理的多层次解决方案。其核心创新在于针对性设计领域适配的微调策略与时间约束的图谱推理算法,旨在系统性地解决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1 相关研究述评与理论基础

本节将通过系统回顾模糊指代消解的核心技术路径及其在特定领域的应用,辨析现有成果的贡献与不足,明确本研究问题的独特性和解决思路。

1.1 指代消解的技术演进:从规则到深度语义理解

指代消解(Coreference Resolution)的研究经历了显著的方法论演进。早期基于规则的方法(如Hobbs算法)依赖语言学家的句法规则,虽具可解释性但难以适应语言多变性和大规模文本。随着机器学习发展,基于统计学习的方法(如决策树、条件随机场)通过从标注数据中学习规律,提升了处理能力,但严重依赖人工特征工程,且在历史文献等标注稀疏领域泛化能力有限。当前主流是基于深度学习与预训练模型的方法。以BERT、GPT等为代表的预训练语言模型,通过大规模语料训练获取了深层上下文语义表示,在多项通用共指消解任务上取得突破。

然而,这些通用模型在处理党史文献时面临严峻挑战:历史文本中高密度的化名、代称和时代性用语构成了显著的“语义鸿沟”,而通用模型缺乏对领域特定知识的感知能力。近年来,研究前沿进一步向融入外部知识和处理复杂指代现象(如桥接回指、语篇直指)的方向发展。同时,针对汉语特点的研究也受到关注,特别是“零指代”(即无显性语言形式的指代)现象,相关研究提出了基于修辞句法树的标注框架和分类体系,为中文篇章理解提供了新视角。这些进展为本研究设计融合领域知识的深度模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1.2 知识图谱推理:从静态关联到时序动态挖掘

知识图谱推理旨在补全缺失事实。早期表示学习模型如TransE、ComplEx,通过向量空间运算模拟实体关系,但主要处理静态二元关系。对于党史文献中动态演变的关系,这类方法显得不足。

图神经网络(GNN)的最新进展为关系推理提供了新工具,它通过消息传递聚合邻域信息来学习节点表示。时序知识图谱推理是当前热点,旨在建模实体关系随时间的变化。部分研究尝试将时间信息嵌入图结构或GNN的消息传递过程,以捕捉动态演化。然而,现有方法多假设大规模、结构规整的图谱,而党史文献构建的图谱常面临实体稀疏、关系模糊且缺乏精确时间标注的难题,直接应用先进模型效果受限。

1.3 红色文献智能化处理:通用方法与领域局限

党史文献是“红色文献”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央及地方机构已开展了大规模的红色文献整理、出版与专题数据库建设工作。当前,红色文献研究正从基础的史料整理迈向深入的“学理化阐释”,这对其智能化、精细化处理提出了迫切需求。如何从海量文献中自动、准确地抽析人物关系、事件脉络与思想关联,成为释放红色文献丰厚价值、赋能学科建设的关键技术瓶颈。然而,针对中共党史文献这一特殊领域,智能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或偏重通用技术而忽视党史文献在化名、代称、组织沿革等方面的领域特异性;或集中于档案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在深层语义理解与隐性关联推理层面探索不足。尤其缺乏能够同时克服语义鸿沟、时序演变和证据稀疏性三大挑战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综上,当前研究存在如下空白:第一,技术融合不足,缺乏将深度语义理解(特别是适应领域特性的预训练模型微调)与动态时序知识图谱推理进行深度融合的端到端框架;第二,领域适配欠缺,现有共指消解模型未能有效注入和利用党史领域庞大的先验知识(如化名—真名映射、组织沿革),以解决语义鸿沟问题;第三,时序建模薄弱,在知识推理环节,多数方法未能将时间约束作为核心机制嵌入模型,难以应对党史中实体关系的动态演变。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融合领域知识、预训练模型微调及时序图谱推理的多层次解决方案。

2  多策略融合的模糊指代消解模型构建

本研究提出的方案先采用分层递进的架构设计,通过构建党史领域专用词典与规则库为模型注入先验知识,有效应对术语与代称的领域特异性问题。继而利用经大规模语料预训练的语言模型通过领域适配的微调策略,增强对党史文本语义表示与上下文依赖的深层捕捉。最终将识别出的实体与关系置于融入了时间属性的动态知识图谱中,运用基于时序约束的图谱推理算法实现跨片段、跨文档的隐性关系挖掘与一致性校验。

这一框架的核心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域适配的微调策略,通过在预训练模型微调阶段引入党史领域词典引导的负样本构造方法和实体感知的遮蔽机制,使模型在学习过程中不仅依赖通用语义表示,更显式地关注领域内实体、化名及典型表达模式,从而有效缩小通用模型与党史文献之间的语义鸿沟。二是基于时序约束的图谱推理算法,该算法将时间信息作为“一等公民”嵌入至图神经网络的消息传递与表示学习过程中,使实体关系推理能够严格遵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与时效性约束,例如仅允许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可能存在的关系才被纳入推理路径,从而克服因时序演变而导致的关联歧义与证据断裂问题,为隐性关系的发现提供更加可靠且可解释的计算框架。

2.1 整体技术框架

本研究的整体技术框架是一个端到端的流水线系统(图1),它从原始党史文献文本的输入开始,经过一系列逐步深化的计算模块,最终输出经过消解的实体指代和挖掘出的隐性历史关联。

图1 多策略融合的模糊指代消解模型技术路线图

整个流程首先进入文本预处理与领域词典匹配模块(图1模块一),这里采用基于规则和词典的方法对原始文本进行初步清洗和结构化,包括句子分割、词汇切分以及词性标注等基础自然语言处理操作,更重要的是利用事先构建的党史领域实体词典和化名—真名映射库进行快速模式匹配。例如当文本中出现“伍豪”“周翔宇”等字符串时,系统能立即将其映射到实体“周恩来”并打上相应标签,这种基于词典的快速匹配不仅为后续深度语义模型提供了强领域先验,也显著降低了模型的计算负担和歧义程度。正如信息检索领域长期验证的高效关键词匹配技术如AC自动机或多模式匹配算法所展现的那样,能够为后续复杂模型提供可靠的预处理基础。

随后经过初步标注的文本进入语义模型精细计算模块(图1模块二),这里采用经过领域适配微调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如RoBERTa或ERNIE进行深度语义表示和指代消解计算。具体而言,模型会接收带有领域标签的文本序列,通过其多层Transformer结构捕获上下文敏感的词汇表示,并特别关注那些未被词典覆盖的潜在指代项和模糊表述。模型微调过程中采用领域词典引导的负样本采样策略,例如刻意构造化名—真名混淆的样本以增强模型对党史特定表达的判别能力,其核心评分函数可形式化地表示为对候选指代链的似然评估:

其中公式中符号的含义为:表示在给定输入文本的条件下预测指代链的概率分布;W代表线性变换层的权重矩阵;表示预训练模型输出的特殊标记对应的上下文表示向量,该向量捕获了整个输入序列的语义信息;b表示偏置向量。整个模型通过最大化正确指代链的似然概率进行优化,这种设计使得模型既能够利用预训练获得的通用语言理解能力,又能够通过领域微调适应党史文献的特殊语义环境。

最终,经过语义模型处理后的实体和关系被送入时序知识图谱构建与推理模块(图1模块三),在这里系统会依据实体识别结果和关系抽取结果动态构建一个包含时间属性的知识图谱,其中每个事实三元组都被赋予相应的时间戳或时间范围标签。随后基于时序约束的图神经网络推理算法开始工作,该算法通过消息传递机制沿时间轴聚合邻域信息。例如当推断某个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可能的关系网络时,算法会自动过滤掉不在该时间窗口内的关联边,从而确保推理结果既符合语义逻辑又满足时序一致性。其图卷积操作可表示为:

其中公式中符号的含义为:表示节点i在第l+1层的特征表示;σ表示非线性激活函数如ReLU;N(i)表示节点i在时序约束下的邻居节点集合;表示节点i与节点j之间的注意力权重,该权重计算融入了时间一致性约束确保只有时间上合理的邻居节点才会被考虑; 表示第l层的可学习权重矩阵; 表示邻居节点j在第l层的特征表示。这种时序感知的图推理机制能够有效克服党史文献中常见的时间证据稀疏和关系动态演化问题,从而为隐性历史关联的发现提供可靠的计算框架。

2.2 领域知识导入

领域知识导入的核心在于构建高质量、高覆盖的党史领域词典与规则库,这是整个系统能够准确识别文献中化名、代称及隐性关系的基石,其构建过程首先依赖于对权威党史资料的系统性梳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以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通过人工精读与专家校验相结合的方式从中提取标准实体名称、历史事件名称、重要机构名称以及地理名称等形成基础实体词典,每个实体都赋予唯一标识符并关联其属性信息如出生年份、职务变动、重要活动时间等。例如从《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中系统收录“毛润之”映射至“毛泽东”“李德胜”映射至“毛泽东”等一系列化名与真名的对应关系。同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建立组织机构的历史名称演变链条,如“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不同时期的隶属关系与职能变迁。

在化名—真名映射库的构建中不仅需要建立静态对应表,更要充分考虑历史语境下化名使用的时空特性,因此每个映射关系都会附加时间有效期字段与上下文使用场景注释。例如“伍豪”作为周恩来的化名主要在大革命时期至延安前期使用,而“胡公”则是其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常用代称,这种时空约束的映射关系能极大提升后续推理模块的准确性。映射库的构建采用半自动化流程,首先基于已有史料建立初步映射表,然后通过算法在大量党史文献中进行匹配验证与冲突检测,当发现同一化名在不同时期可能指向不同人物时,自动标记需要人工介入校验的冲突项,其验证过程可以形式化表示为:

其中Verify表示验证函数,其输出为1或0,分别代表验证通过或不通过;alias表示待验证的化名字符串;entity表示待验证的标准实体名称;表示当前文献的时间上下文,以年份数值形式表示;K表示化名—真名知识库,是一个包含多条映射记录的数据集合;∃是存在量词符号,表示至少存在一条满足条件的记录;分别表示某条映射记录中化名使用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共同定义了该化名的有效使用时段。整个公式表示只有当知识库中存在一条映射记录,且当前时间上下文t处于该记录定义的有效时间范围内时,验证才会通过。

针对党史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典型指代模式还需构建一套多层级的匹配规则库,这些规则不仅包括简单的字符串匹配,如“陕北”代指“陕甘宁边区”,更包含基于上下文的推断规则,如当文本中出现“红一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且在1935年左右的语境中应视为同一实体。规则库采用声明式语法描述便于维护与扩展,每条规则由触发模式、约束条件与映射动作三部分组成,例如一条典型的位置代称规则可表示为:

PATTERN: ["陕北", "陕甘宁"]

CONSTRAINT: year >= 1937 AND year <= 1947

ACTION: MAP_TO("陕甘宁边区")

在这段规则代码中:PATTERN 是模式匹配关键词,后面跟着的列表["陕北", "陕甘宁"]表示需要匹配的文本模式,即当文本中出现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时可能触发此规则。CONSTRAINT 是约束条件关键词,后面的逻辑表达式 year >= 1937 AND year <= 1947 表示此规则仅在文献时间处于1937—1947年间才会被激活,其中year是一个系统变量,表示从文献元数据或内容中提取的时间信息。ACTION 是动作关键词,MAP_TO("陕甘宁边区")表示当模式匹配且约束条件满足时,系统将把匹配到的文本映射到标准实体“陕甘宁边区”。

这套规则库与词典共同构成领域知识的核心载体,通过将其嵌入到预处理与语义计算模块中,系统能够显著提升对党史文献中复杂指代的识别精度,为后续深度学习模型提供强领域先验的同时也增强了整个系统的可解释性,这正是历史文献处理中不可或缺的可靠性保障。

2.3 基于预训练模型的语义消解模块

基于预训练模型的语义消解模块首先需要解决如何将非结构化的党史文献文本转化为模型可处理的规范化输入格式,这里的数据预处理流程在继承前序模块输出的领域词典标注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每个文本片段都会被转换为一个带有丰富标注信息的序列结构,其中包括原始词汇、词性标注、实体类型标注,以及从文献元数据中提取的时间信息标注。特别重要的是对时间信息的处理,我们采用统一的时间标准化方法,即将所有日期表达转换为标准时间戳格式,同时为每个文档片段自动生成一个时间上下文向量:

其中表示时间上下文向量,表示该文献片段描述事件的可能最早发生时间,表示该文献片段描述事件的可能最晚发生时间,方括号表示向量封装,即这是一个包含两个时间元素的二维向量。在标注方案设计上采用BIO标注体系对实体提及进行标记,但同时扩展了时间维度的标注信息,每个实体提及不仅标注其类型,还标注其时间属性。例如“伍豪(1932)”表示这个提及在1932年上下文中出现,这样的设计使得模型能够显式地学习到指代现象随时间演变的规律。

在模型选型方面我们选择RoBERTa作为基础预训练模型而非原始BERT,这主要因为通过改进训练策略如移除Next Sentence Prediction任务,采用更大批次训练和更长时间训练等方式,RoBERTa在多项自然语言理解任务上展现出的性能优势。更重要的是,RoBERTa的动态掩码机制使得模型在多次训练周期中看到不同掩码模式的同一文本,这特别适合党史文献这种训练数据相对稀缺的场景,能够有效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此外,RoBERTa在大规模中文语料上的预训练效果已经得到多项研究的验证。

针对党史文献指代消解的特殊需求,我们设计了一套领域自适应的微调策略,其核心是一个多任务学习框架同时优化指代链预测和时序一致性验证两个相关任务。在损失函数设计上我们采用加权多任务损失函数:

其中 是指代消解的主损失函数,采用标准的交叉熵损失;是时序一致性验证的辅助损失函数,和 采用对比损失;为平衡两个任务重要性的超参数。指代消解损失函数具体定义为:

这里N表示训练样本数量;表示候选指代链类别数;是指示函数当样本i属于类别j时为1,否则为0; 是模型预测样本i属于类别j的概率。

在正负样本构造策略上,我们采用基于领域词典的引导式采样方法,正样本包括明确的历史人物化名对应关系,如“伍豪—周恩来”;负样本则包括刻意构造的时序冲突样本,如在1920年文本中出现“总书记”指代(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以及语义相似但实际不同的混淆样本,如“中央局”与“中央分局”这类容易混淆的组织机构名称。这种样本构造方式确保模型不仅学习语义相似性,还要学习时序约束和细粒度语义差异,从而全面提升在党史文献上的指代消解精度和鲁棒性。

2.4 时序知识图谱构建与推理模块

时序知识图谱构建与推理模块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能够捕捉历史动态演变的知识表示与推理框架,其图谱模式设计采用扩展的时间四元组结构而非传统的三元组,即每个事实表示为(头实体,关系,尾实体,时间戳),其中时间戳不仅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也可以是一个时间区间。这种设计使得图谱能够准确记录诸如“毛泽东1935—1943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样的时效性事实。在存储方案上,我们采用时态图数据库进行存储,每个实体和关系都带有有效时间属性,同时建立专门的时间索引以支持高效的时间范围查询,这种存储方式使得系统能够快速检索特定时间段内的子图结构,为后续的时序推理提供数据基础。

隐性关联推理算法采用我们专门设计的时序图神经网络模型(T-GNN),该模型在传统图神经网络的基础上引入了时间感知的消息传递机制。其核心思想是在信息聚合过程中加入时间约束,确保只有时间上合理的邻居节点才能参与信息传递。具体而言,对于每个实体节点i在时间t的表示更新过程可以表示为:

其中 表示实体i在第l层神经网络、时间下的特征表示向量,l代表神经网络的层数深度;α代表非线性激活函数,如ReLU或Sigmoid,用于引入模型的非线性表达能力; 是第l层中分别用于更新节点自身状态和聚合邻居状态的可学习权重矩阵; 表示实体i的邻居节点集合; 是一个计算得到的时间感知注意力权重,用于衡量在时间下邻居节点j对当前节点i的重要性,其值介于0和1之间; 则是邻居节点j在第l层、时间t的特征表示。

是时间感知的注意力权重,计算方式为:

这里是代表时间上下文的时间特征向量;是将时间和节点特征映射到同一向量空间的可学习参数矩阵;a是注意力机制中的参数向量,用于计算注意力能量;∥表示向量拼接操作,用于将不同来源的特征信息组合在一起;Leaky Re LU是一种改进的激活函数,允许较小的负值梯度通过,有助于缓解梯度消失问题;k是求和索引,代表节点i的所有邻居节点。

在链接预测任务中我们采用时间约束的评分函数,对于候选三元组(h,r,

其存在概率得分为:

其中和  分别是在时间τ下的头实体、尾实体和关系的表示向量。这些向量通过T-GNN模型在特定时间片上的前向传播计算得到。 是一个与特定关系r相关的可学习变换矩阵; 表示向量的L2范数的平方,用于衡量向量之间的欧几里得距离。整个推理过程的伪代码实现如下:

这个算法首先从时序知识图谱中提取时间窗口内的子图确保覆盖相关时间上下文,然后通过T-GNN模型计算所有实体在时间下的表示,最后对每个候选实体计算时间约束的链接预测分数并返回最可能的结果。这种方法不仅能够进行准确的时序链接预测,还能发现诸如“某人在特定时期与哪些组织存在潜在关联”这类隐性关系,为党史研究提供深层次的洞察力支撑。

3 实验分析、案例研究与系统应用

3.1 实验设置与基线模型

为系统评估本研究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我们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任务的数据集,该数据集源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毛泽东年谱》以及从中央档案馆精选的100份1949年前党内文件。这些文献经过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位党史专家历时六个月的精细标注,不仅标注了文本中所有实体提及及其共指链关系,还额外标注了每个提及的时空上下文信息以及难以通过表面字符串匹配发现的隐性关联。最终数据集包含12,857个文档片段、45,632个实体提及和9,741条共指链,其中化名与代称的复杂案例占比达到37.5%,充分反映了党史文献处理的特殊挑战性。

数据集的划分遵循机器学习标准实践,按7:1.5:1.5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并确保各集合中文档类型(著作、年谱、文件)的比例基本一致,以避免分布偏差。

在标注质量把控方面,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流程:(1)规范化:编撰了详细的《党史文献实体与共指标注指南》,明确化名、代称、隐性关联的标注标准与边界案例;(2)迭代与培训:标注过程采用多轮迭代,每轮后组织专家对争议案例进行讨论并更新指南,对标注员进行统一培训;(3)交叉校验:每份文献最终由一位专家标注、另一位专家校验,并以计算随机子样本的标注者间信度达到0.85以上为标准来量化评估标注一致性。

针对专家标注不一致的情况,处理流程如下:首先由两位标注专家进行讨论协商;若无法达成一致,则提交至由第三位资深党史研究员担任仲裁专家,依据史料和指南做出最终裁定,并将此案例作为典型补充至标注指南中。

关于数据可用性,由于所涉党史文献的权威性与敏感性,原始全文语料及完整标注数据集暂不适用于公开开源,以恪守文献管理规定。但为促进学术交流与技术复现,我们计划在论文发表后,在严格遵守数据安全与隐私规范的前提下,于项目主页(网址待定)提供经脱敏处理的样例数据集、完整的标注指南及实体词典,供学界同行参考。研究者亦可通过正式学术合作途径,联系作者申请受限访问部分数据。

在评估指标选择上,我们采用共指消解研究社区广泛认可的MUC、B-CUBED和CEAF三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其中MUC指标最早由MUC-6会议提出,并由Luo(2005)系统分析了其通过计算共指链间最小链接操作数来评估mention-pair一致性的原理;B³指标由Amigó等人提出,其核心思想是基于每个项(item)的精度和召回率进行平均,该指标后被引入共指消解领域,用于评估提及(mention)层次的链接一致性;CEAF指标也由Luo提出,该指标通过寻找系统输出的实体簇与参考标注的实体簇之间的最优对齐方式(constrained entity alignment),并计算其F1值来评估性能。这三个指标从不同角度衡量共指消解性能且互为补充,我们报告每个指标的F1值并以三个F1值的平均值作为总体性能评价标准,这种综合评估方式能够全面反映模型在不同类型指代错误上的表现。

为进行公平且全面的对比实验,我们选择了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基线模型:第一类是传统规则与统计方法的代表,包括Stanford CoreNLP系统提供的共指消解模块和基于特征工程的Berkeley Coreference System。第二类是深度学习方法代表,包括在CoNLL-2012共享任务上表现优异的端到端神经网络模型,以及基于标准BERT和RoBERTa的微调模型。第三类是专门针对历史文献设计的定制化方法,包括基于时序约束的规则系统和结合领域词典的统计模型。所有基线模型均使用相同的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且超参数均经过网格搜索优化至最佳性能,确保对比实验的公平性和结果的可信度。

3.2 结果与分析

在主实验对比部分,我们通过系统性的量化评估证明了本文提出的多策略融合模型在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任务上的显著优势。如表1所示,我们的模型在MUC、B-CUBED和CEAF三个权威评测指标上全面超越了所有基线模型,其中在综合F1值上达到了82.3%的最高性能,相比最佳的基线模型RoBERTa+CRF提升了7.2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了融合领域知识、深度学习与时序推理的整体方案的有效性。

表1 各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性能对(%)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模型在召回率指标上的提升尤为明显,这在党史文献处理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发现所有潜在的指代关系往往比精确识别部分关系更具挑战性也更有价值。正如普拉丹(Pradhan)等人在探讨稳健语言分析时所指出的,在历史文献分析中高召回率通常意味着系统能够捕获更多有价值的隐性关联。

在消融实验分析中,我们通过控制变量方法逐一验证了三个核心模块的贡献度,具体设置了四个对比实验配置:完整模型、移除领域词典模块、移除预训练模型微调模块,以及移除图谱推理模块。实验结果清楚地表明每个模块都对最终性能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

表2 消融实验结果(平均F1值%)

移除领域词典模块导致性能下降最为显著达到7.0个百分点,这突显了领域知识在党史文献处理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处理高度领域化的化名和代称时,缺乏先验知识会导致模型产生大量误判。移除预训练模型微调策略使性能下降3.6个百分点,这表明尽管通用预训练模型提供了强大的语义表示基础,但缺乏领域适配仍然限制了其在党史文献上的表现。移除图谱推理模块带来3.1个百分点的性能下降,证明了时序推理在发现隐性关联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一发现与Luo在共指消解评估指标上的工作一致,并已被广泛引用,其核心思想表明,引入适当的约束(如时空约束)能够显著提升历史文献分析的准确性。

这些消融实验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提出的多策略融合方案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每个模块都解决了党史文献模糊指代消解中的特定挑战,它们的有机组合才使得系统能够全面应对语义复杂性、时序动态性和证据稀疏性等多重困难,为党史文献的智能化处理提供了一个完整而高效的解决方案。

3.3 典型案例研究

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来自对1931年《红旗周报》第24期一篇关于苏区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表3),其中出现了“朱毛红军”“井冈山部”“中央区”等多个代称,以及“特委”“前委”等组织机构缩写。系统首先通过文本预处理与领域词典匹配模块识别出“井冈山”是一个地理位置实体,并将其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标准实体链接,同时通过化名—真名映射库将“朱毛”分解并映射到“朱德”和“毛泽东”两个实体。随后语义模型精细计算模块基于上下文分析,发现“井冈山部”与“朱毛红军”存在共指关系,其置信度得分达到0.92。这是因为模型在微调过程中学习到“部”在军事文献中常作为“部队”的缩写,而“朱毛红军”正是井冈山时期对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习惯称呼。最后时序知识图谱推理模块介入,根据文献时间1931年查询知识图谱,发现此时毛泽东同志已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地区开辟中央苏区,因此系统推断文中“中央区”极可能指代新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而非传统的井冈山地区,这一推断最终通过图谱路径查询得到验证:在1931年的子图中存在“毛泽东—任职于—中央苏区”和“中央苏区—别名—中央区”两条关联边。

另一个典型案例涉及对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一份党内学习文件中“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指代对象的隐性关系挖掘。系统初始分析仅能识别这两个术语为抽象概念实体,无法直接关联到具体人物。语义消解模块通过分析上下文,发现该文件多次提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和“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等短语,结合领域词典将其分别映射到“留苏派”和“本土派”两个群体。时序图谱推理模块随后在1942年的子图上执行多跳查询,首先通过“王明—属于—留苏派”和“毛泽东—倡导—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等关系找到候选人物集合,然后计算这些人物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概念在历史文献中的共现频率及其在组织网络中的中心度指标。最终系统发现“教条宗派”与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存在强关联,其关联置信度达0.87,而“经验宗派”则与周恩来、彭德怀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本土领导人关联密切置信度达0.79,这一发现与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对该历史时期的分析结论高度一致。

表3 典型案例分析过程

这两个案例充分展示了系统如何通过多模块协同工作,逐步从表面文本深入到隐性关联挖掘,其推理过程不仅依赖于语义理解,更紧密结合了历史时空背景与组织网络关系,最终得出具有高度可信度的结论,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传统人工阅读难以发现的深层洞察。

3.4 原型系统应用

基于前述多策略融合模型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开发了一个面向党史研究人员的可视化原型系统,该系统旨在将复杂的算法过程封装为直观易用的交互工具,真正实现人工智能辅助历史研究的落地应用。该系统核心界面采用三栏式设计,左侧为文献上传与预处理区域,支持用户批量导入TXT或PDF格式的党史文献,系统会自动解析文本并调用领域词典匹配模块完成初步的实体标注。中间主体部分为智能阅读界面,采用色彩编码技术对文本中的不同实体类型进行高亮显示。例如人物实体用蓝色、组织机构用绿色、地理位置用橙色,而化名与代称则用特殊的闪烁边框标注以引起研究者注意,当用户将鼠标悬停在任一标注实体上时,系统会实时弹出浮动窗口显示该实体的标准化名称、生平简介以及在当前文献中的所有出现位置,这种设计将显著降低研究人员交叉核验不同文献中同一实体的时间成本。

系统右侧为动态知识图谱可视化面板,这是整个原型系统的创新亮点,它能够实时展示从文本中抽取并经过推理增强的时序知识图谱,研究者可以通过顶部的时间轴滑动条自由选择特定历史时期,图谱会自动演变为该时间段的子图结构,清晰呈现人物、事件、地点之间的关联关系。例如当研究者将时间轴调整至1935年时,图谱会突出显示长征途中关键会议的组织关系,而拖动到1945年则自动转换为七大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网络,这种时序动态可视化功能使得传统静态图谱难以展现的历史演变过程变得一目了然,正如贝克(Beck)等人在对动态图可视化的综述中所指出的,时变网络的交互式探索能够极大增强用户对复杂系统演进规律的理解。

该系统还提供一键生成智能分析报告的功能,能够自动汇总文献中的核心实体、关键关系及其时间分布,并标识出需要人工重点核验的潜在矛盾或不确定推断,这种设计既发挥了人工智能高效处理大规模数据的优势,又充分尊重了领域专家在最终判断中的主导地位,完美体现了人机协同的先进理念。具体的系统原型如图2所示。

图2 党史文献智能分析系统原型界面示意图

4  结论与展望

针对党史文献中因高密度化名、代称和隐性关联带来的模糊指代消解难题,本研究所提出的融合领域知识、预训练语言模型与时序图谱推理的多层次技术框架,经实验验证有效。在权威评测指标上,该方法的综合F1值达到80.6%,显著优于现有基线模型,证实了其在处理党史文献语义复杂性、时序动态性与证据稀疏性方面的优越性能。

从理论层面看,这项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套“领域知识深度耦合”的文本智能处理新范式。这一范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与信息科学的深度融通,将历史考据的内在逻辑转化为可计算模型的外在约束,为数字人文领域贡献了知识驱动型人工智能的一个典型案例。所采用的领域词典引导的预训练模型微调方法,为破解专业领域普遍存在的“语义鸿沟”问题提供了可迁移的技术路径,探索了符号知识与统计语义模型协同增强可解释性的新可能。进一步地,所设计的时间约束图谱推理算法,为历史这类动态演进系统的知识建模,提供了一个具备严格时序感知能力的通用计算框架,对时序知识表示与推理的基础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在实践应用层面,该研究成果展现出多方面的拓展潜力。其可直接应用在于赋能红色文献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传承,为构建下一代核心档案库提供从“数字储存”升级为“智能解读”的关键技术支持。在此基础上,能够深度支撑智慧党建与新型学习教育平台的构建,实现关联查询、智能问答与脉络溯源等深度知识服务。该框架本身具备良好的可迁移性,可扩展至军史、地方志、古籍整理等具有类似文本特征的专门领域,并为未来融合多模态史料分析奠定了基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通过对海量文献中隐性关联的规模化挖掘,该方法有望为探究长时段、结构性的历史演变规律提供数据驱动的分析工具,开辟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当前研究仍存在若干可改进之处,例如对极罕见代称的处理能力、对长文档的全局连贯性建模尚有提升空间。未来的工作将着眼于引入主动学习机制以更有效地捕捉长尾案例,设计跨文档注意力模型以加强长距离依赖建模,并致力于拓展面向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推理能力,以期推动历史文献智能分析系统向更深、更广的维度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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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樊军君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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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再谈“数字人文”

原创 许喆 2026-05-26 10:57 泰国

数字人文; 方法论; 学科建设; 批判性思维; 数据准确性; 研究范式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许喆.批判性再谈“数字人文”[J].数字人文研究,2026,6(01):3-13.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批判性再谈“数字人文”

许喆

摘要

数字人文作为人文研究中的新兴领域,其学科属性迄今仍较为模糊,并伴随持续争议。文章从方法论视角出发,综合分析各国学者关于数字人文在克服传统人文研究局限方面的论述,并批判性地指出当前数字人文研究中“重数据建设、轻实质研究”的倾向。文章主张,数字人文本质上应被理解为人文研究的方法论,而非独立学科,并强调数据准确性、研究的科学性和论证逻辑的严密性。与此同时,文章批判了当前数字人文教育过分关注技术工具的使用,而忽视人文问题意识以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而有必要从“技术中心”转向“问题中心”和“批判思维”导向。

关 键 词  数字人文; 方法论; 学科建设; 批判性思维; 数据准确性; 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许喆(HEO Chul),韩国釜山大学占毕斋研究所研究员,鲁东大学区域国别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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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始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理工科领域,各个人文学科内部也出现了大量尝试利用这些技术开展研究的实践。相较于1949年意大利耶稣会神父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与IBM合作启动的“托马斯·阿奎那索引”(Index Thomisticus)项目,以及随后伴随个人计算机普及而兴起的各类数字化数据建设,这一新一轮浪潮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2004年,约翰·昂斯沃思(John Unsworth)、苏珊·施赖布曼(Susan Schreibman)和雷·西门斯(Ray Siemens)共同编辑出版的《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及其导言《数字人文与人文计算导论》中,明确采用了“Digital Humanities”这一术语,并强调数字人文并非“单纯的数字化”(mere digitization),而是与传统“人文计算”有所区分的实践。按照这一区分,修辞学与写作等领域通常被理解为“以当代人文方法研究数字对象”,而数字人文则被界定为“以数字技术研究传统人文对象”。

然而,这样看似清晰的界定之所以仍显得暧昧不明,根本原因在于:围绕数字人文的本质属性——它究竟是人文研究的方法论,还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不仅在学界存在激烈争论,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也呈现出多重张力。有的观点将数字人文界定为“计算或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的学术活动领域”,既包括对数字资源的使用,也包括对这些技术应用影响的分析;EBSCO“研究论文写作范例平台”(Research Starters)则将其视为"数字时代研究和教学中,人文学科利用数字技术的领域",涵盖计算、数据库、数字保存和多媒体等方面。

围绕“数字人文究竟是一种人文研究方法、是对既有人文学科资料的数字化整理与新研究方式,还是一种以人类视角重新统合诸学的‘新学科’”的争论,不仅影响数字人文的地位,而且直接关系到其发展方向、教育模式和研究实践。如果是新学科当然需要新专业;如果是新研究方式,在原专业上调整课程或设置微专业就可以。在这种情形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指南干脆指出:“没有单一或普遍认可的定义”(no single or universally agreed-upon definition),并倾向于将数字人文理解为"计算工具与人文问题的交叉点",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学科本体论层面的正面回应。

本文将从理论争鸣与实践困境两个维度,对数字人文的学科属性与研究实践进行批判性考察,并明确提出:数字人文应被理解为人文研究的方法论,而非独立学科,更不是“AI+专业”的模式。AI就是利用数字与电脑的一种方式而已,不能覆盖数字人文的全领域。尤其是在试图克服传统人文研究中常被诟病的主观性、模糊性与碎片化时,数字人文需要以数据的准确性、研究的科学性和论证的逻辑严密性为基础,同时警惕当前数字人文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技术中心主义倾向,重新强调批判性思维与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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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数字人文”是什么——其学术争论

关于“数字人文”的属性,不管哪个国家/地区的学界均存在明显分歧。一方面,较多学者坚持将数字人文理解为人文研究的方法论创新。马修·柯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在其经典文章《什么是数字人文?它在英语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将数字人文界定为“关注计算与人文学科交叉的研究、教学和创新领域。它在本质上是方法论的,在范围上是跨学科的”,强调数字人文具有工具性与方法性特征。台湾数位人文学会也明确指出,数位人文领域的核心概念是将现代数位技术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以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当然,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指出,数字人文领域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态势,“作为技术方法的数字人文”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其本质是一种技术工具论式的理解,尽管这一理解本身也需要批判性反思。

从更深层的动力来看,此类“方法论化”倾向至少有两重背景。第一是人类对“便利”的欲望:为了追求便利,人类不断发明并使用各种工具,计算机与数字技术不过是这一漫长历史中的最新成果,欲望始终是推动技术演进的重要动力。第二是欲望的满足逐渐被转化为一种“财富形式”,并在竞争性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新的秩序基础。技术发展不仅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也与生产、消费以及财富积累紧密相连,从而成为经济收益与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刘圣婴等学者在《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与平台建设》中提出,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由技术(Technology)、过程(Process)和行为(Behavior)三个维度构成。这一范式框架强调,数字人文平台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研究方法的载体,能够促进数字人文方法论体系的丰富和新研究范式的建立。具体而言,技术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如API、“爬虫”)、数据存储(如数据库、知识图谱)、数据分析(如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和数据呈现(如可视化、VR/AR)等环节;方法系统则涵盖昂斯沃思提出的“学术基元”(scholarly primitives),包括发现(Discovering)、注释(Annotation)、比较(Comparing)、引用(Referring)、采样(Sampling)、说明(Illustrating)和表现(Representing)等基本研究行为。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试图将数字人文论证为较为独立的学科或新的知识范式。通过文献计量与学科网络分析,有学者指出数字人文已经形成较为清晰的学术共同体:不仅拥有稳定的核心期刊与出版物,还有相对集中的作者群体与合作网络,因此“数字人文既是一门独立学科,又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英文期刊《数字_人文》(Digital_Humanities)则从更具纲领性的层面把数字人文界定为“21世纪人文学的范式”,强调它并非单纯为既有学科提供辅助工具,而是通过平台建设、界面设计与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实践,整体重塑人文知识的组织方式与呈现形态,由此被视为一种重绘人文知识空间的“元学科”(meta-discipline)。《人文社会科学传播》(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上的文章《比较文学与数字人文》指出,比较文学和数字人文都是复合型学科,本质上具有跨学科性质,并强调要将数字人文作为独立学科来建构,就必须界定一种能够反映学科理想的独特方法,使之成为这一学科结构的重要支柱。《数字人文研究》上有关数字人文堆栈的研究,则试图从计算思维、知识表示、基础设施、方法工具和学术界面五个方面构建数字人文的理论支撑体系。

认识这些主张,需要注意的是,“复合学科”和“跨学科”的说法本身并不新奇。从本质上看,人类留下的全部痕迹都可以被视为“人文”。而人文记录总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中呈现出复杂的属性,并以多种形式显现。虽然人类在长期知识分类过程中将其划分为众多学科,但其中几乎不存在与“人”完全无关的领域:无论是医学、音乐还是历史,都与人的经验紧密相连。换言之,作为人类行为记录的全部资料天然具有学科交叉和复合性,后来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划分强调的是研究重心的差异,而非经验本身的单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从“对象的普遍性”出发,数字人文似乎可以被描述为“统摄诸学的新学科”,但在具体实践中,大多数关于数字人文的讨论依然是在既有人文学科框架内展开,而非真正超越其边界。《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表的《数字人文——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数字人文“同时是一门独立学科和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与相邻学科有着多重连接”。这种模糊性恰恰揭示了数字人文当前的困境:它既不是纯粹的工具,也尚未完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处于尴尬的中间状态。

其实这个观点我们在现实研究情况下可以看到。比如,基于2020年中国数字人文大会(CDH2020)获奖项目与论文的分析,以及对国际数字人文年会主题的考察,如前文所述,刘圣婴等学者提出了一个由技术、过程和行为三个维度构成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框架 ,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强调,数字人文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而应将技术、研究过程和学术行为有机整合,形成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数字人文平台建设中,这三个维度与人文资源的结合构成了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本质上来说看,研究维度大部分集中于人文资料数字化有关技术,而不是探讨“人文”价值的解释。

2

当代人文学者的态度、立场分化与数字人文克服传统人文研究局限的可能性

面对数字人文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传统人文研究者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类可以被视为“否定者”,他们或全面否定,或部分否定数字技术的价值,认为在以汉字文献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研究中,即便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展,也不可能取代人文学者;相反,依赖计算机的研究方式会阻碍研究者思维与认知的拓展,因此应当坚持传统方法,至多只在必要时使用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类则是“狂热的拥护者”,他们不仅全面肯定新技术,甚至对其抱有某种幻想。在当下生成式AI和大模型迅速发展的语境中,这类声音往往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世界将由人工智能主导;传统的语言翻译工作将被大幅削弱,编程可以完全交给聊天机器人完成,生成式图像和虚拟演员会使真正的演员变得多余,等等。

第三类则试图在否定与迷信之间寻求“批判性接受”的道路。这一立场承认:无论是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还是数字人文方法,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任何算法都不能自主做出价值判断,数字数据本身只是经由人类编码的结果,数据处理的方法也无法被一次性定型或简单标准化。因此,数字人文方法应被理解为激发新问题、补充或修正既有研究的一组“工具”,而非替代人文思考本身的终极方案。这类研究者往往会关注从数据转写、预处理、分析到可视化的完整流程,理解各种算法与软件的运行逻辑,评估它们在具体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从而在实践层面提出更为具体、务实的使用策略。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观望”。他们既不积极反对,也不主动拥抱数字人文与新技术,而是选择在一旁观察事态发展,认为这与自身关系不大,即使环境发生变化也坚持原有立场。

尽管理论上数字人文有望克服传统人文研究的诸多局限,但现实中的实践往往偏离这一初衷。不过学者们仍普遍承认,数字人文在提升研究科学性、扩大研究规模、开辟新问题域以及促进学科合作方面具有重要潜力。

第一,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数字人文: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新图景》一文指出,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客观性得以提升;“基于数据”成为保证研究科学性的关键路径,帮助研究摆脱“从主观出发”的研究模式,通过海量数据的归纳和分析夯实实证基础。《澳门理工学报》发表的《“精确人文科学”的价值》则强调,数字人文并没有消解语言学和历史学,而是以量化方式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的拓展,在若干问题上对准确性有着严格要求。

第二,扩大研究规模与提高效率

台湾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指出,数字人文平台期望通过结合研究者、研究资料与研究工具的综效,扩大研究规模、缩短研究时间,从而提升人文研究的质量。“学术厨房”(The Scholarly Kitchen)网站上的文章《拓展数字人文的三大挑战(及解决方案)》指出,许多数字人文项目需要大量数据以获得统计上显著的结论;研究者能够调动的数据库和资料来源越多,提出新问题、发现未知趋势或通过增添证据强化论证的能力就越强。刘圣婴等学者强调,通过新技术、语义技术和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数字人文平台能够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为研究者提供一站式的研究支持。

第三,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域

《数字人文季刊》(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上的相关研究指出,新技术不仅提供新的数据分析方法,也可用于创造新类型的数字资源,从而帮助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接受·整理·生成——“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研究方法转型的初步探讨》一文则指出,“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科研方向,使得数据处理不再局限于理工科,而是逐渐渗透到人文研究之中,以数字文本的大量产生和纸质文本数字化为基础,引入理性技术手段,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为人文学科打开新的研究思路。该文进一步提出了“接受、整理、生成”三阶段模型,探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转型路径。“接受”阶段强调计算机处理与识别机制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差异,揭示数字技术对文学文本的认知方式;“整理”阶段则关注大数据时代“校勘”的崛起,通过实现不同文本之间的连接来转化与重写文本意义;“生成”阶段探讨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对文本的情感主题、叙事话语和人物形象进行可视化的数字生成。

第四,促进跨学科合作与知识生产

《牛津数字学术与数字人文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Digital Scholarship and Digital Humanities)指出,数字人文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之一,在于不同学科在认识论文化上的鸿沟,体现了关于数据与知识的根本性且常常相互冲突的立场。然而,这一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数字人文为理解、揭示和捍卫人文学科的方法提供了独特视角,使其探索性、迭代性、批判性、思辨性与对话性等复杂特征得以被重新认识,这正是我们不应失去的洞见与灵感源泉。

《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与平台建设》一文还特别强调了“方法论共同体”(Methodological Commons)的概念,认为数字人文平台不仅是技术基础设施,更是方法论实践的共享空间。通过构建开放、协作、共享的研究环境,数字人文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人文学者、计算机科学家、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之间的深度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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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实践层面的困境与真正研究方法

当下的数字人文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与研究分析的脱节

曼弗雷德·塔勒(Manfred Thaller)在《数字人文领域的争议:一个议程》一文中指出,数字人文面临的首要危险之一,就是“过度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分析方法”。他警告说,许多数字人文项目将所有时间和经费用于数字化和平台建设,等到资助周期结束时,却几乎没有多少真正的解释或学术论证产出。中国学界的反思也指出,早期的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典藏为当前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但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和规划,各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成果散乱而微观,多数只是对数字技术的简单应用、对既有研究的重复验证或对西方经验的模仿,缺乏具有原创性的高影响力成果,虽然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DocuSky、MARKUS等平台在数据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大多数项目仍停留在“资源数字化”和“工具开发”层面,真正产生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对有限。这一现象揭示了当前中国数字人文实践中“重平台建设、轻问题研究”的普遍倾向。

第二,“数据问题”:数据与算法盲从主义的陷阱

诺亚·沃德里普-弗鲁因(Noah Wardrip-Fruin)在《论数字人文的数据问题》中尖锐地指出,数字人文领域因被认为“仅仅是关于数据”而受到限制和边缘化。一些媒体将数字人文方法简化为“统计频率与模式分析”,并用“先跑一轮数字,再看是否能激发解释性假设”来概括其研究路径,这导致不少项目停留在频率统计与共现关系等表层描述上,而缺乏对文化语境、历史语义和思想脉络的深入阐释。

《接受·整理·生成》一文也指出了数字人文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意义挖掘”(Meaning Digging)与“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之间的张力问题。数据挖掘虽然能够揭示文本中的统计规律和模式,但这些模式本身并不等同于意义。如何从数据中提炼出具有人文价值的洞见,仍然需要研究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阐释能力。

第三、工具开发与问题研究的失衡

塔勒指出,数字人文面临的另一大危险是“被动接受技术,而非主动塑造技术”,如果人文学者只是“接受”他人设计的现成软件与基础设施,那么关于何为数据、何为证据、何为有效推论等关键的认识论与伦理前提,便会被技术提供方预先设定,而不由人文学者自己把握。与此同时,许多项目虽然在工具和平台开发上投入巨大资源,却缺乏清晰的人文问题导向,结果形成“为技术而技术”的局面。《数字东方学家》(The Digital Orientalist)上的文章指出,数字人文学者工作所处的学术环境与传统学科之间,存在着真实且不断扩大的脱节。

在考察数字人文平台建设的设计原则时,刘圣婴等学者提出了“先进系统、完备资源、全面功能、丰富工具、用户友好”五大原则。然而,他们也承认,当前大多数数字人文平台在“先进系统”和“丰富工具”方面投入较多,但在“问题导向”和“用户实际需求”方面仍显不足。这种失衡导致许多平台虽然功能强大,但实际使用率不高,难以真正融入研究者的日常学术实践。

第四,可重复性危机与学术严谨性的缺失

《数字可再现时代的数字人文:建立一个最公平的后计算框架》一文强调,为了验证科学结果,研究所用数据应公开可得、具有足够且具有代表性的规模,并附有透明的元数据,同时所采用的方法必须明确且可在数据集上重复。然而,许多数字人文项目难以满足这些基本要求。《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tics)上发表的《数字人文的理论驱动统计学》则指出,数字人文面临“多重假设检验”的问题:研究者不断测试越来越多的假设,直到找到所需的模式,这种“数据挖掘式”研究严重损害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因此,作为人文研究方法论的数字人文需要更慎重的考虑。基于上述历史演变与实践困境的分析,本文明确主张:数字人文本质上应被理解为人文研究的方法论,而非独立学科。这一定位既契合其知识谱系,也有助于缓解当前“重建设、轻研究”的失衡状态。

首先,从历史溯源看,数字人文起源于布萨神父为解决传统文本索引问题而引入计算机技术的尝试,其初衷并非创建全新的学科,而是为既有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工具和方法;在“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的术语转换过程中,其核心诉求始终是强调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深度结合,而非简单的资源数字化。

其次,从知识特性看,数字人文并不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关注的对象仍然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语言、文化等传统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只是研究手段发生了变化。《数字人文的方法理解及其反思》一文虽然批判了将数字人文简化为“技术工具”的倾向,但也承认“作为技术方法的数字人文”这一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数字人文的根本属性:通过智能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发现传统方法难以察觉的问题,从而提出更优的解决路径。

再次,从实践需求看,将数字人文定位为方法论,有助于把评价标准从“建设了多少数据库、开发了多少工具”转移到“是否提出并回答了真正重要的人文问题,是否产出了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正如《数字人文的方法论在哪里?》一文所指出,数字人文学者正在使用对人文学科来说基本上全新的方法,因此更需要清晰地阐明这些方法如何运作,而不是急于以“新学科”的名义寻求制度性的正当化。

在此基础上,如果把数字人文视为人文研究方法论的一部分,它就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规范:数据准确、方法科学、逻辑严密。

第一,在数据准确性方面,研究者需要意识到:所谓“数字化数据”并非天然客观,而是在数字化标准、标注规范与清洗流程中被不断重构的结果。如果数据本身存在偏差或错误,再精巧的算法也只能“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FAIREST原则进一步强调,在构建研究语料时,除了技术标准和语境标准之外,研究者自身的专业判断同样不可或缺。

第二,在方法的科学性方面,数字人文研究需要借鉴社会科学中“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避免在缺乏明确问题和假设的情况下无目的地“挖掘”数据,而应当围绕清晰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进行严谨的统计检验,并坦诚讨论研究的局限。

第三,在解释的逻辑严密性方面,数字人文研究应当将定量分析与定性阐释有机结合,使数理逻辑和计算思维成为支撑解释的基础,而不是替代解释本身;通过预设算法逻辑对文本进行处理之后,仍需要人文学者基于整理后的数据和主题模型展开细致的解读。

刘圣婴等学者已经指出,数字人文平台设计不仅要关注系统的技术先进性,更要提取领域知识特色的内容架构,使平台能够真正服务于具体学科的研究需求。这一观点与本文主张的“数字人文作为方法论”的定位高度契合:数字人文的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如何有效地支持人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如果数字人文在制度上被完全学科化,一方面,它很可能自我封闭为一种“技术性学科",削弱与传统人文方法论之间本来具有生产张力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失去深入介入各个人文学科内部实践、推动其方法论更新的能力。相比之下,如果将数字人文界定为人文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在这一前提下强调数据准确性、研究的科学性和论证的逻辑严密性,同时把具体方法深度嵌入各个学科自身的理论语境之中,那么数字人文就更有可能不再沦为一座孤立的“新技术岛屿”,而是成为推动当代人文研究范式转型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研究成果的产出模式进行评估。研究者应向评审者充分提供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与分析工具,使之能够在同一数据集上再现实验过程和主要结论。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实现可再现性,研究成果才可能被视为客观、具有清晰逻辑并能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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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教育的偏向与重构

当前数字人文教育普遍存在技术中心主义倾向:过度强调工具与软件的使用,而忽视人文问题意识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职业院校数字人文教育的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研究》一文指出,技术工具在教育实践中逐渐从辅助手段异化为主导力量,导致教师与学生的批判意识弱化,并被动服从技术规训,技术反而成为教育的目的本身。台湾关于数位人文方法应用于文学分析教学的研究也强调,良好的数字人文教育不应停留在“如何使用某种工具”的层面,而应使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即便掌握的具体技术并不繁多,也能具备更成熟的综合能力。系统性文献综述表明,不少数字人文课程在实践中过度强调工具、软件与项目操作,而在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与批判性思维方面投入不足,易导致学生拥有一定技术能力,却在各自人文学科的理论训练、史料训练和语言训练上出现断层。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思考能力”的弱化。有研究指出,在高等教育领域,传统应试教育的惯性尚未根除,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AI产生过度依赖,因而在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判断方面日益乏力。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揭示了“数字茧房效应”如何将个体塑造成缺乏反抗性和批判思维的“单向度的人”,若数字人文教育只教学生使用工具而不培养其质疑工具背后的逻辑、算法偏见与数据局限的能力,他们便难以避免沦为技术的附庸。

从素质教育角度看,AI虽然在信息检索与逻辑推理方面可能超越人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难以获得人类特有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这恰恰是教育必须守护的核心价值。数字时代的教育应着力提升学生的“精准提问能力”,避免因依赖AI提供现成答案而丧失独立探究意识。相关研究也再次强调,人文学科对培养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帮助学生解释复杂叙事、进行伦理思考、从多重视角应对挑战,并考虑不同解决方案对人的影响。

要纠正当前的偏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第一,从“工具中心”转向“问题中心”。数字人文教育应同时涵盖计算方法、支持人文学习的数字工具与平台,以及对数字资源与实践的批判性视角,其中最后一项目前最为匮乏。推动数字人文教育从“技能培训”转向“思维培养”,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问题意识与伦理判断能力的提升,培养既懂技术又具人文深度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构建“问题意识—技术能力—批判反思”三位一体的能力结构。通过信息、数字与人文三种素养,以及技术应用、数据分析、批判思维与创新实践四种能力的综合培养,形成较为完整的教育框架。批判性数字人文,即鼓励对数字技术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关注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数据的社会建构性以及数字实践中的伦理困境,使数字人文成为“批判性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帮助我们警惕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和主体性消解。

第三,重视数字人文的伦理维度。在教学中系统讨论数据伦理、算法公平与隐私保护等问题,培养学生对这些议题的敏感度和批判能力。

第四,推动跨学科深度协作。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人文学者与计算机科学家、数据工程师、设计师等开展实质性合作,共同构建既能满足技术标准又符合人文需求的研究工具与平台。如前文所引"方法论共同体"概念,数字人文平台应成为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者协作的共享空间。

第五,支持开放科学与可重复研究。推动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代码与方法论透明化,建立符合FAIR原则(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的研究规范,提升研究的可信度与可重复性。数据的FAIR原则和语义技术的应用,被认为是实现数字人文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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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从中国以外学界的观察来看,尽管数字人文在中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实践层面,中国数字人文项目呈现出"平台驱动、数据先行、多学科协作"的特点。

综上所述,数字人文应当被视为嵌入各个人文学科内部的一套方法论创新,而非在学科版图上另起炉灶的独立学科。只有在与传统人文研究方法保持持续对话和张力的前提下,并在数据准确性、研究科学性与逻辑严密性方面不断自我要求,同时将具体方法深度内嵌于各个学科的理论语境之中,数字人文才有可能不沦为一座孤立的“新技术岛屿”,而真正成为推动人文研究转型的内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追求简单的“分离”与“学科化”,不如在“整合”与“批判性接受”的路径上,探索数字技术与人文传统共生共存的新可能性。数字人文的未来,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在于它能否有效地推动各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创新,能否帮助人文学者更好地理解和阐释人类文明的复杂性,能否在数字时代延续和弘扬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因此,与其急于在制度层面为“数字人文”划出一块全新的学科版图,不如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以方法论更新、可重复性规范和教育改革等路径,逐步检验和拓展数字人文的实际能力边界。因此,数字人文的未来不在于是否获得一块独立的“学科领地”,而在于它能否在具体研究中持续检验和扩展自身的方法论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数字人文与其说是一门新学科,毋宁说是当代人文研究在数字条件下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更新的重要路径:它既要求研究者保持对数据与算法的批判性态度,也要求他们在开放、可重复和跨学科协作的框架内,重新思考“何为人文研究”这一根本问题。

排版:黄琬喻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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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伦理、数字文化治理领域论著及作品推荐

原创 刘锦东 2026-05-20 09:00 北京

技术伦理、数字文化治理领域论著及作品推荐

作者

简介

刘锦东(Leo-Liu Jindong),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发展与创新学院助理教授,一带一路商务传意与行政硕士课程主任,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硕士课程副主任。先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兴趣包括人机传播、新媒体技术批判和文化研究、人工智能伴侣和虚拟现实社交等,研究成果可见于多部SSCI一区期刊、China Daily 和澎湃思想市场。

(声明:本书单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全面,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欢迎大家多多推荐补充)

经典书籍/论文

  • 尤瓦尔・赫拉利. (2018). 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唐娜・哈拉维. (2012).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陈静, 吴义诚,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南希・凯瑟琳·海尔斯. (2017).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刘宇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雪莉・特克尔. (2014). 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周逵, 刘菁荆,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雪莉・特克尔.(2017). 重拾交谈 (王晋,边若溪,赵岭,译). 中信出版集团.

  • 何塞・范・戴克,托马斯.普尔,马丁・德・瓦尔. (2023). 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 (孟韬,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2020).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周延云,译). 人民出版社.

  • Searle, J. R. (1980).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3), 417–424.

  • Mori, M. (1989). Buddha in the robot: A robot engineer’s thought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C. S. Kubo, Trans.). Japan Publications.

  • Barbrook, R., & Cameron, A.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44-72.

  •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 Withers, R., & de Peuter, G. (2011).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 Plantin, J. C., Lagoze, C., Edwards, P. N., & Sandvig, 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 293-310.

前沿书籍/论文

  • 尤瓦尔·赫拉利. (2024). 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孙萍. (2024).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牟怡. (2024). 传播的跃迁:人工智能如何革新人类的交流.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许煜. (2021).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 宇宙技术初论 (苏子滢,卢睿洋,译).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布吕诺·帕蒂诺. (2021). 金鱼文明:注意力经济如何操纵我们的网络生活 (刘星驰,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 董晨宇, 叶蓁. (2021). 做主播: 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 国际新闻界, 43(12), 6-28.

  • 陈昌凤, 梁亦昆. (2026). 既不亲密也不冷漠:与生成式AI日常互动中的情感光谱研究. 新闻与写作(1), 15-24.

  • 张小满. (2026). 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文汇出版社.

  • Hao, K. (2025). 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 Penguin Press.

  • Jasanoff, S., & Kim, S. H. (Eds.). (2019).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hardson, K. (2016). Sex robot matters: slavery, the prostituted, and the rights of machines. IEE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Magazine, 35(2), 46-53.

  • Lin, B. (2024). The AI chatbot always flirts with me, should I flirt back: From the McDonaldization of friendship to the robotization of love. Social Media+ Society, 10(4).

  • Leo-Liu, J. (2023). Loving a “defiant” AI companion? The gender performance and ethics of social exchange robots in simulated intimate interac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141.

科幻小说

  • 阿西莫夫机器人系列

  • 亚瑟克拉克机器人系列

  • 陈楸帆《荒潮》&《刹海》

  • 金草叶《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

  • 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

  • 尼尔·斯蒂芬森《雪崩》

电影/电视剧

  • 《我,机器人》

  • 《黑客帝国》

  • 《黑镜》

  • 《银翼杀手2049》

  • 《攻壳机动队》

  • 《她》

  • 《流浪地球2》

  • 《西部世界》

  • 《真实的人类》

  • 《网络谜踪》

  • 《斯诺登》

  • 《少数派报告》

纪录片

  • 《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 《网络审查帝国》

  • 《谣言终结者:社交媒体与真相》

  • 《互联网之子:亚伦・斯沃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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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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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智能史料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法与实践

原创 安高怡 2026-05-18 09:00 北京

史学数据库;数字人文;数据本地化;Obsidian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安高怡.本地化智能史料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法与实践[J].数字人文研究,2026,6(01):53-61.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地化智能史料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法与实践

摘要: 在当前数字化背景下,传统中心化在线数据库在数据自主权、持续运营和海量资料协同方面面临结构性挑战。研究旨在提出并构建一套以“数据本地化”为核心,利用Obsidian笔记软件、开源OCR技术及自建私有云同步机制的综合方案,用以建立个人化、具备高可移植性与协作性的史料数据库。该方案通过Obsidian的纯Markdown架构和插件生态,解决了史料与笔记的割裂问题,并融入AI能力进行史料对话和分析。同时,通过自建高性能私有云,突破传统网盘的带宽限制,实现数据自主权和高效团队协作。该方案为个体研究者和小型学术团队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可持续、高安全性的数字人文研究工作流,有助于推动学术积累的开放和阶梯式发展。

关键词:史学数据库;数字人文;数据本地化;Obsidian

作者简介: 安高怡,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205959586@qq.com。

 1  “中心化”的困境与本地化史料全文数据库的构建思路

在人工智能加速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时代背景下,历史学界对于建设个人化、专业化史料全文数据库的必要性已形成共识。中心化数据库或平台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提供一体化、开箱即用的服务,来降低个体研究者入门数字人文的技术门槛。然而,这种依赖外部平台的解决方案并非没有隐忧,其内在的结构性弊端值得我们深入审视。

首先,中心化平台在数据交互上的系统局限,难以充分响应部分个体研究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史料深度利用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一些在线数据库已逐步集成全文检索、智能问答、语义检索等前沿 AI 功能,极大地提升了文献获取与智能处理的效率。这类平台的设计初衷是提供标准化的通用服务,其内置算法与数据后台采取封装的系统架构。由于底层数据接口的限制,研究者难以将自定义的 Python 脚本或开源分析工具直接接入平台内部,根据具体课题将史料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源”,进而自主对其进行高频的清洗、正则替换、实体标注乃至语义重组。这种系统架构的相对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料处理过程的算法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也部分制约了研究者基于全文数据进行细粒度挖掘与个性化二次开发的探索空间。

其次是数据自主权与安全性隐忧。对于笔者所在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而言,这一问题尤为敏感。研究者将自己历经艰辛搜集、整理和OCR的史料上传至第三方服务器,本质上是将自身学术资产的控制权交由他人。平台运营的不确定性、未来政策变化的可能性,以及持续不断的服务器租赁、带宽购买和专业技术维护费用,给研究者带来了长期焦虑。更为关键的是,公有云平台普遍部署了自动化的内容审查机制,近代史史料往往包含大量特定历史时期的敏感表述或非公开档案信息,容易触发平台的风控策略,导致珍贵史料被误判删除甚至账号封禁。这种将学术命脉寄托于外部算法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数字人文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隐性风险。

另外,长期来看,中心化服务器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延续学术积累的碎片化和个人化态势。由于现有平台的数据架构通常是高度封装且不可透视的,服务器持有端在后台看到的只是一堆代码,且用户难以快速、无损地将全部数据完整迁移出来,最终将会形成数据锁定效应。这直接导致各个数据库彼此隔绝、难以互通,严重阻碍可叠加、可继承的阶梯式学术积累的形成。

因此,“数据本地化”(Data Localization)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解决上述所有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当史料数字化原件和OCR后的文本都以通用且标准化的文件格式储存在研究者自己的本地设备上时,数据的自主权和安全性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同时为研究者之间高效、低成本的学术合作与分享奠定基础,真正实现史学数据的自主可控。

 2  Obsidian作为史料管理容器的方法论革新与研究赋能

历史学者构建个人数据库的核心诉求,正在从单向的史料检索与消费转向深度的知识计算与生产。在这一新范式下,理想的学术数据库既需要具备私人档案室般的稳定秩序与数据自主权,以保障长周期考证的严谨性;又必须在底层架构上契合数字人文的开放性趋势——通过采用通用标准与非封闭格式,摆脱商业平台的流量逻辑与数据黑箱,确保珍贵的史料语料库能够跨越软件周期,实现与外部算法的高效互操作及学术共同体间的阶梯式共享。

在探讨 Obsidian 作为核心管理容器的优越性时,必须首先将其置于这种“数据自主权”与“标准开放”辩证统一的视域下进行审视。与优先考虑多端实时同步却将数据封装的传统云笔记不同,Obsidian 的核心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层面的本地文件夹。这一有些返璞归真的架构,恰恰契合了上述理论诉求:当史料以开放的 Markdown 格式存在于本地硬盘(示例见图1),不仅可让研究者获得绝对的数据控制权,规避平台锁定的风险,更确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最关键的前置条件——数据的“机器可读性”与“计算可介入性”。这意味着,史料数据不再为特定软件所“私有”,而是任何文本编辑器、脚本语言乃至操作系统都能无损读取,从而为后续大模型的深度介入预留了无障碍的计算接口。同时,Obsidian拥有充满活力的、去中心化的全球社区生态。其“核心框架+社区插件”的架构具备高度的可扩展性,允许用户像组装乐高积木一样构建专属的数字工作台,通过 GitHub 开源社区,无数开发者贡献了针对特定学术研究痛点的插件。这种开放的共生关系确保了工具的迭代速度远超传统闭源软件,为个人研究者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撑。

不过,Obsidian的原生架构遵循纯文本优先逻辑,这导致 PDF、图片等二进制文件在知识库中往往沦为“二等公民”。具体表现为:文件名难以被模糊检索,无法像 Markdown 笔记一样添加标签(Tags)或元数据(YAML Frontmatter),且无法直接参与基于属性的数据库查询。为打破这一壁垒,本方案引入 Binary File Manager 插件,构建了一套自动化的“双重表征”(Dual Representation)体系。该插件作为库的“守门人”,能够实时监测库中的文件变动。每当有一个PDF文件被导入,系统便会自动生成一个同名的 Markdown 伴生笔记。这一机制实现了档案管理的标准化跃迁:伴生笔记成为PDF文件的数字孪生体,研究者可在其 YAML 区域利用结构化数据记录档案的出处(Source)、年份(Year)、作者(Author)及分类标签(Class)。这使得原本难以被检索的PDF文件具备了被 Dataview 等插件进行结构化统计的潜力——如研究者可以一键查询“所有 1930 年至 1933 年关于土地革命的档案”,真正将非结构化的史料纳入了关系型数据库的管理范围。

实现海量史料的毫秒级全文检索,是本方案攻克的另一核心难题。对于动辄数百万字的史料库而言,Obsidian原生的搜索功能虽然强大,但针对PDF内部内容这类 GB 级中文字符时(依赖Omnisearch或Text Extractor插件),往往出现检索延迟高以及定位不精准等问题。针对此挑战,本方案采取了一种空间换时间的全量文本冗余策略:在上述“伴生笔记”的正文中,完整粘贴该PDF经 OCR 处理后的纯文本内容,并在笔记首行插入指向原始PDF的本地链接。这种看似迂回的战术,实则巧妙利用了 Obsidian对 Markdown 纯文本极致的索引优化。当需要检索时,系统瞬间定位到 Markdown 笔记中的具体段落,研究者通过首行链接即可一键跳转回PDF原文进行版式核对。这种机制以极低的操作成本,实现了“纯文本检索速度”与“原件版式保真”的完美统一。

进一步地,在微观的史料研读层面,本方案通过PDF++插件实现了从文档级到片段级的颗粒度细化,打破了传统研究过程中“史料与笔记割裂”的痛点。该插件引入了“高亮即摘录”的交互范式:当研究者在PDF中高亮一段关键史料时,插件会自动抓取选中的文字、对应的文件名以及精确的页面坐标(Page Coordinates),一键生成一张 Markdown 格式的原子化卡片笔记(示例见图2)。更为重要的是,这张卡片笔记自动与原始PDF建立了双向锚点链接。研究者点击笔记中的引用块,视图将瞬间跳转并高亮显示PDF原文中的对应位置。这种机制不仅解决了引用的规范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静态的PDF史料“原子化”为可被AI分析、可被双链关联的知识颗粒。坚持使用纯文本而非截图进行摘录,保证了这些史料片段能够被后续的 RAG 系统无损读取,为深度的AI辅助分析预留了数据接口。

图1 毫秒级全文检索流程示例

图2 “高亮即摘录”的交互范式示例

为了支撑上述复杂的文档管理需求,本方案构建了一个以核心插件为骨架的“微型生态系统”。除前述的 Binary File Manager 用于文件挂钩、PDF++ 用于颗粒化摘录外,还引入了 Dataview 插件以实现基于元数据的动态查询(如自动生成“待读史料清单”);利用 Linter 插件规范化 Markdown 语法,确保长文档的格式统一;以及 Templater 插件,用于在创建新史料笔记时自动填充预设的 YAML 模板(包含档号、年代、来源等字段)。这些插件的有机组合,将 Obsidian 从一个简单的文本编辑器升维成了一个具备关系型数据库特征的史学研究平台。

当需要从宏观上审视问题时,Obsidian的 Graph View(关系图谱)能够将研究者自建库中的复杂引用网络进行宏观可视化。不同于传统笔记的线性排列,关系图谱通过力导向算法(Force-directed algorithms),将引用关系紧密的文件聚类呈现,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证明了基于“数据本地化”策略构建的史料库具备极高的内聚性与知识密度,直观呈现了一个完全自主可控的知识拓扑网络。图3即展示了笔者自建的中共党史史料全文数据库(含数千份PDF文档及其伴生 Markdown 笔记)内史料之间的引用关系。

图3 中共党史史料引用关系图谱局部(笔者自建库)

进一步以“中央苏区财政史”研究为例,研究者在多份原始档案中辨析出“经费短缺”与“土地分配”“扩红运动”及“反围剿战争”存在因果联系,并建立相应的概念双链后,图谱便能动态地呈现出这些概念节点之间高密度的拓扑结构。这种可视化的反馈作为一种“认知的脚手架”,帮助研究者直观地识别出哪些核心议题是连接多个历史事件的枢纽,从而在看似孤立的史料中发现潜在的结构性张力。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选中数张关于“经费来源”的摘录卡片,通过 Copilot 插件进行多文档综合分析。如提问“根据这些材料,总结 1931—1934 年间中央苏区经费的主要来源及其面临的核心挑战”,AI 能够快速生成一份结构化的综述草稿。这虽不能替代深度的历史解释,却极大地压缩了基础性的资料整理时间,使研究者能将精力聚焦于更高维度的理论构建。

如果说上述的全文检索、智能综述与关系图谱主要解决了史料的发现、理解与关联问题,那么将大模型以命令行工具(CLI)的形式直接嵌入 Obsidian工作流,则提供了在本地文件系统中直接调用大模型处理笔记的新路径。本方案引入 Gemini Cli,配合 Obsidian的终端插件(Terminal),构建了一个驻留于本地文件系统之内的嵌入式智能体(Embedded Agent)。

在具体部署层面,本方案遵循低耦合、高复用的原则,通过“Obsidian终端插件 + Node.js 环境 + Gemini CLI”的技术栈实现嵌入。首先,利用Terminal 等插件打通 Obsidian编辑器与底层操作系统的Shell接口,打破笔记软件的封闭沙箱;其次,基于 Node.js 环境通过 NPM 部署谷歌官方的 Gemini CLI 工具,将其作为后台常驻的智能引擎;最后,通过配置全局环境变量,确保AI指令可在笔记界面的任意位置被实时调用。这种轻量化的集成方式,无需复杂的 Docker 部署,仅占用极少的系统资源,便能在现有的笔记生态中嫁接起强大的推理能力,具备极高的普适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大模型以命令行工具(CLI)形式嵌入本地工作流的尝试,其意义不仅在于当前的功能扩展,更在于确立了一种“AI 就绪”(AI-Ready)的数据架构。通过 Obsidian 提供的标准化 Shell 接口,本地史料库不再是封闭的文字堆砌,而是成了一个开放的、可被算法调用的数据池。这种底层的接口预留,为后续引入更复杂的 RAG(检索增强生成)技术和智能体分析奠定了必要的工程基础,使得个体研究者能够以最低的边际成本,平滑过渡到未来的人机协同研究阶段。

3  基于开源OCR的文本库和配套可检索PDF库构建

在确立了以Obsidian为核心的本地化管理容器后,整个史料数据库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关键便在于是否能高效、低成本地为其注入高质量的文本“燃料”——将海量的图像格式史料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文本数据。这一基础建设环节,是后续所有高级功能,如全文检索、概念链接、AI分析得以实现的绝对前提。若无此基石,Obsidian强大的管理能力将沦为空谈。就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而言,史料版式相对规整,这为自动化、规模化的OCR处理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从而允许我们将核心目标定为追求效率与覆盖广度的统一。

在此背景下,一种务实的“80/20原则”成为技术选型的基本策略,即并非追求对每一页史料进行出版级的完美校对,而是在有限的精力投入下,快速、批量地完成80%以上资料的数字化转换,从而以最快速度搭建起一个功能强大的“可检索”史料数据库。因此可以战略性地放弃或减少使用以下两类工具:一是ABBYY、Adobe Acrobat Pro等专业商业软件,其流程繁琐、自动化程度低,不适合个人研究者用以大规模处理;二是不稳定的在线OCR服务,因其存在隐私风险和处理上限。而以PaddleOCR等先进开源引擎为核心的本地化图形工具Umi-OCR迭代快,对中英文混合及复杂版式表现优异,且完全免费,完美契合了本方案对数据自主权、低成本与高效率的追求,将其与WPS的PDF文件可搜索处理功能搭配使用,可构建一个同时拥有清洁文本和凭证原档的数据库。基于以上理念和设想,笔者构建了一套由图像预处理、核心OCR执行、智能整合质控三个阶段构成的自动化流水线。

第一阶段是标准化的图像预处理,通过ImageMagick等工具,将来源各异、质量参差的扫描件进行批量倾斜校正、去黑边、增强对比度等操作,将其“净化”为最适合OCR识别的统一格式。

第二阶段是核心的OCR批量执行。在此环节,利用Umi-OCR的多线程能力进行高速转化,输出核心文件格式——TXT纯文本文件,作为后续进行数据清洗、文本分析和AI训练的轻量化“数据原料”;同时,利用WPS的快速文件转换功能将图像性质的PDF转换成内嵌了透明文本层的可搜索PDF文件,它完整保留了史料的原始版式,是学术引用和上下文核对的“存档级凭证”。这种双重产出策略,兼顾了机器可读性与人类可读性,构成了我们数据资产的完备形态。

第三阶段是智能化的整合与质量控制。完成识别后,原始的 TXT 文本往往充斥着换行符断裂、页眉页脚残留等“噪声”。为此,本方案引入了基于 Python 的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清洗脚本,针对近代史料的排版特征进行批量处理。例如,自动合并跨页断段(通过识别句末标点符号判断段落是否结束)、剔除无意义的版心边框字符,以及统一全角/半角标点。更关键的是,依据OCR引擎生成的识别置信度,自动筛选出低置信度的页面,生成一份精确的“待复核清单.csv”。这一机制将繁重的全文校对任务,转变为对少数难点的精确打击,极大地解放了研究者的时间。

最终,通过以上工作流,研究者在完全掌握数据自主权的前提下,为自己的Obsidian知识库配备了一个清洁的文本库和一个保持原貌的可检索PDF库。这一坚实的数据基础,不仅是个人研究深入的保障,更是下一步实现团队高效协同共享的宝贵资产。

 4  自建私有云实现史料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

当史学研究从个人走向团队协作,特别是面对课题组或读书会等形式时,如何让本地化的文件实现高效同步与协作,避免重复劳动,就成了推动研究进程的核心问题。团队需要确保任何一员修改、上传文件,或完成某一批资料的OCR,其他成员能立即看到更新,从而实现动态交错分工,协同推进研究进程。从这一需求来看,市面上主流的商业网盘产品,例如百度网盘、夸克云盘、阿里云盘、OneDrive等,其核心功能定位在储存和备份,而非高强度的实时同步,因此同步功能非常孱弱,且普遍存在下载限速问题,完全不适合对数据量和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学术协作场景。而在国内环境下专注于同步的云盘如“坚果云”,虽采用了“增量同步”技术以提升速度,但其免费版容量和月上传流量的严格限制,乃至付费版提供的容量,对于动辄上百GB的历史资料库来说,依然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长期需求。

同时,以 Syncthing 和 Resilio Sync 为代表的P2P(Peer-to-Peer,点对点)同步工具,虽然其去中心化的核心思想和理论上的无限容量极具吸引力,但弱点在于同步速度和稳定性高度依赖于不同设备处于同一局域网内这一条件。在远程协作场景下,数据往往需要通过中继服务器传输,速度变得极其缓慢,且任何一台参与设备关机都会导致同步中断,无法满足团队协作对服务高可用性的刚性要求。此外,NAS这类本地解决方案,其便利性也同样仅限于所有设备在同一局域网内时,无法有效解决远程学术协作的问题。

基于对现有解决方案局限性的深刻认识,在云服务器上自建私有云是目前一条可选的路径。在云服务器供应商方面可以选择直接售卖“端口速度”的产品套餐,并在其上部署开源的专业文件同步软件 Nextcloud,即可构建一个完全私有的、高性能的云同步系统。这一选择的优势是显著且根本性的。首先,它实现了无任何限制,研究者不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平台。Nextcloud开源免费,对容量、用户数量、上传/下载速度均无任何限制,同步速度仅受限于团队成员各自所用的网络带宽。其次,它确保了高性能与高可用性。服务器能够7x24小时在线,彻底排除了因个人设备关机而导致同步中断的情形。提供极高带宽的VPS,保证了多人协同工作时的流畅体验。第三,它实现了绝对的数据安全与控制,所有数据都储存在我们自己控制的服务器上,从源头上杜绝了第三方窥探或泄露的风险。最后,它具备灵活扩展的特性,服务器本身自带的存储空间未来可随时增加存储卷,即便不想扩容,也可以在本地创建不同的资料库(Library)进行同步,具备极高的灵活性。通过Nextcloud原生支持的WebDAV协议,研究者可以无缝对接Obsidian的多端同步插件,实现毫秒级的增量同步;同时,其内置的看板与在线文档功能,将单纯的文件存储升级为了集成的数字史学工作空间,打破了物理设备对学术协作的限制。这种模式彻底解决了协作中的文件同步障碍,使得团队能够将全部精力聚焦于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本身。

5  结语:超越工具,回归史学研究本体

本研究探讨了一套以“数据本地化”为核心,结合Obsidian知识管理、开源OCR处理及自建私有云同步的工作流。其目的在于为有志于构建个人化、可持续史学数据库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此方案的设计初衷,并非追求技术的复杂性或前沿性,而是希望通过对现有成熟工具的策略性组合,找到一条能让研究重心回归史料解读与内容创作本身的路径。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的技术生态已经允许研究者通过合理的配置,搭建出低成本且自主可控的数字研究环境,从而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史学研究的本体工作。

这种基于开放标准(Markdown)、强调数据自主权回归的思路,其意义或许不止于文件管理层面。它试图回应前文所述的中心化平台可能带来的数据封闭、运维成本高昂和长期不确定性等问题。通过将数据以通用格式保存在本地,学术成果的长期安全性、可迁移性与连续性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对于个人研究者或小型学术团队而言,这可能构成一种更为稳健和可持续的工作模式,有助于学术知识的长期积累与传承。

然而任何一套研究工作流都非万全之策,对其局限性的清醒认知是推动其未来发展的必要前提。本研究所构建的这套以“数据本地化”为核心的方案,在赋予研究者极大自主性的同时,伴随着相应的挑战与责任。本方案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且仍然有需要优化的部分。相较于商业软件提供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本方案中的OCR流水线构建与私有云的搭建和维护,都需要研究者投入额外的时间进行学习,并具备一定的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发展的角度看,尤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史料丰富的领域,此方案具有进一步拓展的潜力。通过规模化OCR流程所形成的清洁文本库,不仅是当前研究的资料基础,也为未来可能的计算分析和AI应用预留了空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个人史料库也可成为能够辅助进行内容分析与逻辑推断的平台。

专题文章:

《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史学应用——从检索增强到智能体推理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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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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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史学应用——从检索增强到智能体推理

原创 张光伟 2026-05-14 09:00 北京

盛宣怀档案;大语言模型;ReAct 框架;思维链;Agentic RAG;人机协作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张光伟.《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史学应用——从检索增强到智能体推理[J].数字人文研究,2026,6(01):43-52.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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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史学应用

——从检索增强到智能体推理

张光伟

摘 要: 面对浩如烟海且高度非结构化的历史档案,传统的数字化处理与关键词检索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史学研究需求,特别是在处理如《盛宣怀档案》这类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维网络的复杂史料时,研究者常陷入查不全、理不清、关联难的困境。研究在回顾数字人文从数字化、结构化向智能化转型的技术背景的基础上,引入大语言模型前沿的思维链技术与推理—行动框架,构建了一个基于 Agentic RAG 的“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该系统突破了传统知识图谱预定义的局限,通过“意图理解、资料检索、资料总结、评估决策、内容撰写”五个智能体的协同工作,实现了对全量档案文本的语义向量化与动态推理。系统具备主动规划检索路径、多步逻辑推演、跨文档证据互证以及自我纠错的能力,能够模拟历史学家“提出假设—史料搜集—考证辨析—形成结论”的认知过程。文章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典型案例展示了该系统的应用潜力。研究实践证明,AI 时代这种“人机回环”(Human-in-the-loop)的协作模式,不仅能将历史学家从繁琐的信息搜寻中解放出来,更开启了以数字文献考古与全息逻辑增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新探索的可能性。

关键词: 盛宣怀档案;大语言模型;ReAct 框架;思维链;Agentic RAG;人机协作

作者简介:张光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Email:zhangguangwei@snnu.edu.cn。

0 引言

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漫长而深刻的长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进程大致经历了从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信息的结构化到知识的关联化三个阶段。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史料可检索与可统计的基础问题,通过关系型数据库和知识图谱技术,让人文学者得以在大尺度上观察历史网络的演变。然而,这一阶段的数字人文往往被诟病为远读有余而深读不足——计算机擅长处理底层的、形式化的数据分析(如词频统计、社会网络中心度计算),却始终徘徊在人文研究的核心领地之外,难以触及意义阐释、因果推断与史料考证等需要高阶认知能力的人文专业端。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突破,特别是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LLMs)的问世,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在自然科学领域, “AI for Science” 已经能够独立预测蛋白质结构、发现新材料,甚至在数学证明中展现出直觉般的推理能力;在社会科学领域,基于智能体(Agent)的生成式社会科学(Generative Social Science)正在模拟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重构我们对社会互动的理解。这种技术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历史学领域,我们惊讶地发现,新一代 AI 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能够处理的问题规模与复杂度,更在本质上缩小了计算技术与人文理解之间的语义鸿沟。

与传统的脚本编程或关键词检索不同,当前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展现出了类似人类的思维链(Chain-of-Thought, CoT)能力。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数据提取工具,而是开始表现出模仿、甚至达到人文学者初级乃至中级科研水准的能力:它能够理解晦涩的古文语境,能够在多源异构的文本间建立逻辑关联,甚至能够针对某一历史假设进行初步的证据排查与证伪。

正是在这一技术与学术转型的关键节点,晚清史研究中的一座富矿——《盛宣怀档案》(以下简称“盛档”)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场。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体量最大、内容最复杂的私人档案之一,盛档的内容涵盖政治、外交、实业、赈灾等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如此海量且非结构化的核心史料,传统的人力阅读难以胜任,而简单的关键词检索又往往面临“查不全”(异名同指问题)、“理不清”(事件线索交织)、“关联难”(跨文档证据断裂)的困境。

本研究旨在探索一种基于 AI 技术的新范式来破解上述难题。本研究进一步引入智能体与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构建了“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我们的研究实践表明,在 AI 时代,计算机可以从底层的数据搬运工晋升为历史学者的思维伙伴,通过人机协作实现对复杂历史问题的文献考古与逻辑推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此前倡导的“支架+管道”模式在 AI 的赋能下焕发了新生:它允许学者以低代码或零代码的方式构建研究工具,从而大幅降低技术准入门槛,让研究者能更专注于核心历史问题的探索,以期真正实现数字史学研究的提质增效。

1 从远读到智能体协作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代际跃迁,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正经历着从数据驱动的宏观描述向逻辑驱动的智能推演的深刻转型。这一过程不仅是计算规模的扩大,更是促进人文问题解决模式质变的重要驱动力。

1.1 数字人文范式的演进与局限

在前大模型时代,数字人文的主流范式建立在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读理论之上。面对浩如烟海的文本,莫雷蒂主张放弃对单一文本的微观审视,转而通过计算机进行宏观的统计分析,以揭示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文学形式与演变规律。这一路径催生了以米歇尔(J. B. Michel)等人的“文化组学”(Culturomics)和马修·乔克斯(Matthew Jockers)的宏观分析(Macroanalysis)为代表的量化史学实践。

在具体方法上,学者们广泛采用主题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将非结构化的历史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图谱。然而,这种基于词袋模型(Bag-of-Words)和共现概率的传统范式存在如下显著的局限性。

(1) 语义语境的割裂:传统的定量方法往往将文本拆解为孤立的词汇或元数据,导致“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难以捕捉字里行间的隐喻、反讽及复杂的社会关系。

(2) 因果推断的缺失: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曾指出,数字人文在描述 “发生了什么” 方面表现出色,但在解释 “为什么发生” 时往往力不从心。传统算法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通过多源证据的比对来构建因果链条。

因此,在生成式AI快速发展的当下,数字人文应当从计算转向智能转型,探索智能增强(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 IA)的路径,即利用 AI 作为认知延伸,辅助学者处理噪声并构建证据链,而非单纯的数据统计。

1.2 大模型推理框架:从思维链到自主智能体

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突破上述局限提供了技术可能。加西亚(Garcia )与 魏尔巴赫(Weilbach) 在其最新的研究中指出,大语言模型正在成为历史研究的有力助手,如果史料能够“说话”,模型便能辅助学者进行更高效的史料挖掘与分析。与基于统计概率预测下一个词的传统模型不同,新一代模型具备了更强的推理能力,使得计算机可能真的已经可以介入到历史考证的逻辑层面。以下我们对思维链、推理与行动(Reasoning and Acting,ReAct)框架和生成式智能体(Generative Agents)进行简要介绍。

(1)思维链。 Google Research 团队提出的思维链技术,通过在提示词中诱导模型生成一系列中间推理步骤(Intermediate Reasoning Steps),显著提升了其处理复杂逻辑任务的能力。在史学研究中,这意味着 AI 不再直接从史料跳跃到结论,而是能够像人类学者一样展示 “史料→考证→辨析→结论” 的完整思维过程。这种显式的推理路径不仅提高了准确率,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算法 “可解释性” 。

(2)推理与行动框架。单纯的思维链仍受限于模型内部的静态参数知识,容易产生“幻觉”。Yao 等人提出的推理与行动框架,将推理能力与外部工具的使用相结合。在该框架下,模型遵循“观察→ 推理→ 行动”的循环。例如,当需要考证盛档中书信提到的某个人的身份时,模型会先根据上下文比如提到的其担任的官职来思考“需要查询清代职官表”,然后执行检索行动,根据检索结果修正假设,直至得出确切结论。

(3)生成式智能体。在社会科学领域,帕克(Park)等人提出的生成式智能体理论 ,展示了 AI 模拟人类社会互动的潜力。智能体具备“记忆”“规划”和“反思”三大核心模块。在本系统中,我们借鉴这一理论,将 AI 设计为具备特定角色(如 “考据助手” )的智能体,它不仅能回答问题,还能根据历史学者的反馈记忆其偏好,并在多轮对话中动态调整研究策略。这意味着 AI 从被动的 “问答机器” 进化为具备自主性的 “研究伙伴”。

1.3 人机回环与交互模式的重构

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人机交互的模式也从传统的“指令—执行”向“意图—对齐”演变。在处理高复杂度的历史问题时,完全的自动化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必须引入“人机回环”(Human-in-the-loop)机制。

(1)从“自动化”到“共驾” 。 传统的数字人文工作流往往是线性的:人清洗数据→机器跑算法→人解读结果。而在基于RAG 和智能体的新范式中,交互变成了迭代式的协作模式。AI 负责海量信息的初筛、逻辑链的构建和初步结论的生成(Drafting),历史学者则负责高阶的价值判断、逻辑漏洞的审查(Verifying)以及方向的纠偏(Refining)。

(2)人机回环的价值升华。 在本系统中,专家的反馈不再仅仅是纠错,而是系统进化的养料。通过记录学者对 AI 推理过程的修改,系统能够通过上下文学习或微调,不断“对齐”专业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这种人机协作不仅解决了 AI 的“幻觉”问题,也有机会反向激发学者的历史想象力,实现了本·施奈德曼( Ben Shneiderman)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 AI”,即在保持高水平自动化的同时,确保人类对研究过程的可控性与主体性。

2 基于Agentic RAG的多智能体协作架构

本系统的核心并非传统的静态数据库查询,而是一个基于代理增强检索(Agentic RAG)范式的动态推理系统。该系统直接基于全量档案文本,通过多智能体(Multi-Agent)的分工与协作,模拟历史学家“提出问题—史料搜集—考证辨析—形成结论”的认知过程。以下我们分层次介绍一下系统的架构。

2.1 以全量文本的语义向量化构建的数据层

鉴于盛档非结构化与碎片化的特征,我们采用标准 RAG的数据预处理流程。首先对档案数字化文本进行清洗与分段,保留书信的完整上下文结构。随后,利用 bge-m3 多语言嵌入模型将文本转化为高维语义向量,并存入 ChromaDB 向量数据库。这一过程将离散的史料映射为连续的语义空间,使得系统不仅能检索关键词,更能基于语义相似度召回隐含关联的史料(如将“杏荪”与“盛宣怀”在向量空间对齐),为后续的智能体推理提供数据基座。

2.2以多智能体协同与推理—行动闭环构建的逻辑层

系统的整体架构遵循“分层解耦、动态协作”的设计原则,自下而上分为数据基础设施层、多智能体协作层与交互层(如图 1所示)。其中,核心的“多智能体协作层”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处理模式,而是采用基于DeepSeek-R1大模型的Agentic RAG架构。该架构包含五个专门功能的智能体,通过推理—行动闭环实现对复杂历史问题的迭代求解。

图1 系统整体架构图:基于Agentic RAG的多智能体协作

五类核心智能体的角色与权限分别为:

(1)用户意图理解智能体:作为系统的“前台”,负责解析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它不仅进行关键词提取,更对问题背后的史学意图进行解构。例如,当用户询问“石帅是谁”时,该智能体会分析出这是一个“人物考证”任务,并识别出需要关注的时间与地点等约束条件,将其转化为初始的检索目标。

(2)资料检索智能体:作为系统的“手”,负责与数据层交互。它能够根据当前的检索目标生成多组查询向量,并在向量空间中召回若干(Top-K) 相关文档片段。

(3)资料总结智能体:作为系统的“眼”,负责阅读召回的史料片段。它不仅是对文本的简单摘要,而是基于当前问题的上下文,提取关键证据(如时间戳、官职、人际关系),并过滤掉无关的噪声信息。

(4)评估智能体:系统的“大脑”,这是实现推理—行动模式的关键。该 Agent 负责比对 “当前已获取的证据” 与 “解决问题所需证据” 之间的差距(Gap Analysis)。如果证据不足或存在矛盾(如 “石帅” 指向不明),它会制定下一轮的检索策略,指示检索智能体寻找新的线索。如果证据链闭环,它将向撰写 智能体发出终止信号。

(5)撰写智能体:作为系统的“笔”,在证据链完备后,依据史学规范撰写最终回答,并自动标注每一处结论所依据的[文献ID],确保学术严谨性。

2.3 工作流:模拟历史学家的迭代研究

上述智能体中,“(2)检索—(3)总结—(4)评估”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推理—行动循环。这正是本系统区别于普通搜索工具的本质所在:第一轮,检索 智能体可能仅找到模糊线索;评估智能体发现初步结论与信件背景时间不符(Gap 发现),随即调整方向,即评估与迭代。第二轮,检索智能体根据新指令查询新的信息,召回更为准确的记录。多轮迭代后,系统利用提取的增量信息不断丰富上下文,直至逻辑自洽,即证据闭环。

这种逐步逼近真相的迭代过程,本质上是对人类历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计算模拟,其详细的工作流程如图2 所示。

图 2 智能体在时间维度上的协作逻辑

3 史学应用实践:多维度的历史解析

通过对盛档的实际测试,本系统不仅验证了 Agentic RAG 架构在处理海量非结构化史料时的有效性,更在微观文本考证、中观制度复原和宏观风格分析三个层面展现了超越传统检索工具的研究智能。该系统所体现的智能体在多维度历史解析方面的能力如图3所示。

图3 智能体多维历史解析跃迁图

3.1 微观层面的反向纠错与多源批判性考证

在传统的数据库检索中,学者必须预知准确的关键词,且检索结果往往受限于用户提问的预设偏差。而在本系统的运行逻辑中,意图理解智能体与评估智能体协作,使其具备了对用户提问进行“事实核查”与“反向纠错”的能力

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含误导性前置条件的提问:“盛宣怀随李鸿章西征途中,给夫人写了不少家信,其中有一首诗,这是盛宣怀档案中仅见的诗作。这首诗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仅以关键词“诗”进行匹配,系统极易漏掉嵌在信函正文中的无标题诗句;如果盲从“仅见一首”的预设,算法可能会在找到第一条结果后停止检索,导致史实遗漏。这是传统检索难以解决的困境。

本系统的多智能体推理过程如下

(1)全量召回与质疑(检索智能体):系统并未被“仅见”这一约束限制,而是通过语义向量检索,遍历了所有包含韵文特征的家书片段,同时召回了《端午车中七律》([ID:sxh17-0038])、《庚午季夏潼津营次藁》([ID:sxh17-0026])和《六月八日寄内诗》([ID:sxh17-0041])。

(2)矛盾检测与修正(评估智能体):评估智能体 在对比检索结果与用户提问时,触发了 “证据冲突”警告 ——事实(三首)与预设(一首)不符。系统随即启动纠错机制,判定用户预设错误。

(3)深度语义解读(撰写智能体):在确认文本后,系统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诗作的情感内核。它指出,盛宣怀引用“远别胜新婚”典故体现了儒家伦理下的夫妻责任,同时用“野店孤灯”“巫峡雨”等意象流露了个体在宏大历史叙事下的脆弱感。

这一案例证明,具备思维链能力的 AI 不再是盲从指令的工具,而是能够基于史料证据有一定独立判断能力的批判性读者。

3.2 中观层面的动态时空锚定与制度逻辑重构

在中观层面,历史研究往往涉及复杂的事件演进和制度变迁。面对碎片化的公文,系统通过推理—行动循环,展示了强大的跨文档关联与逻辑链重构能力。

面对一组关于“献县借种”“本道”以及“大户捐粮”的零散公文片段,我们要求系统解析其核心内容与历史逻辑。本系统通过三轮迭代,还原了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第一轮思考(时空锚定与去噪):虽然文本仅提及模糊的“同光时期”,但 总结智能体敏锐地抓取到一份下级禀帖中的收文日期“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1890 年)[文献 73607]。评估 Agent 以此为锚点,指示系统排除了内容相似但实际发生在 1906 年的《丙午桃源章程》[文献 41428],成功完成了高难度的“史料去噪”。

第二轮思考(政策比较与身份确证):系统对比文献 [1333] 与 [1334],识别出当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救灾模式:沧州的“强制大户捐粮”与献县的“官府借贷+大户协调”(《借种章程》)。同时,检索 Agent 通过调用职官数据库,确证了文中自称的“本道”即时任清河道道员潘骏文[文献 16276],构建了“李鸿章(决策)—潘骏文(制定)—府县(执行)”的行政链条。

第三轮思考(Gap Analysis 与灾害链重构):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迭代。评估 Agent 在分析财政数据时发现了一个 Gap(逻辑缺口):如果春季的《借种章程》有效,为何次年春抚支出高达 20 万两[文献 9242]?这暗示了秋收可能遭遇了新的危机。基于此 Gap,系统发起了新一轮针对“秋灾”的检索,成功发现了“黏虫伤损”与“运河决堤”的记录[文献 1413, 56297]。

最终结论:系统最终构建了 “春旱→政策响应(借种)→秋涝/虫害(次生灾害)→财政危机” 的完整因果链条,指出该案例并非单一赈灾事件,而是晚清基层治理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典型尝试,且李鸿章的“截漕发帑”[文献 74021]在高层提供了关键的财政兜底。

这一过程展示了 AI 如何像历史学家一样,利用异构史料进行三角互证,并通过识别逻辑断裂来驱动研究的深入。

3.3 宏观层面的全量文本的风格量化与“远读”

针对“李鸿章与盛宣怀通信风格演变”这一宏观问题,本系统利用其向量化数据库的优势,对 1876 — 1900 年两人之间的数十封书信进行了动态时段切分与量化分析。

资料总结 Agent 提取了每一封信中的称谓、自称及落款格式,生成了可视化的演变图谱。系统分析指出,二人的互动经历了从“萌芽期”(盛作为下属的请示)、“鼎盛期”(共谋洋务实业)到“转折期”(甲午后政治失势)的演变。在语言风格上,系统捕捉到了李鸿章对盛宣怀称呼的细微变化(从全称“杏孙世仁弟大人阁下”简化为“杏孙仁弟”),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隐喻:即便在盛宣怀权力上升、甚至在实业领域主导话语权后,他依然在书信中严格保持“犬马”、“废材”等自谦语态的伦理话语体系。这种基于全量文本的细粒度分析,为理解晚清幕府与官僚政治中实权与礼制的张力提供了新的量化视角。

4 讨论

本研究实践表明,当大语言模型被赋予 Agentic RAG 的架构与 ReAct 的推理能力后,它可能正在重塑我们对数字史学的理解,因为这不仅仅体现效率的提升,更体现了认知维度的扩展。

4.1 数字考古与全息逻辑重构

AI 时代的史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数字考古”。传统的考古挖掘的是埋藏于地下的实物碎片,而我们现在利用 AI 挖掘的是沉睡在海量文本碎片中被淹没的逻辑连接。

与传统的关键词检索不同,本系统展示了一种 “全息逻辑重构” 的能力。在献县赈灾的案例中,系统并非简单提取“灾害”字眼,而是像一个老练的侦探,在微观的下级禀帖日期、中观的财政报销账册与宏观的督抚奏折之间反复“跃迁”。它通过 差异评估(Gap Analysis)机制,敏锐地捕捉到“春季借种”与“次年高额支出”之间的逻辑断裂,进而主动挖掘出被史料表象掩盖的“秋季洪涝”与“运河决堤”真相。这种从碎片中重建完整因果链条的过程,似乎在表明计算机真的可以介入到历史解释的核心环节。

4.2 动态时空锚定与异构史料的三角互证

历史研究的基石是考证,而考证的核心在于对时空坐标的精确锁定。本系统最显著的技术特征在于其基于评估智能体 的动态时空锚定能力。

在处理盛档案这类非结构化史料时,时间漂移(Time Drift) 是常见的陷阱(如将 1906 年的《桃源章程》误用于 1890 年的语境)。本系统突破了单一文档的限制,能够主动检索具有确切纪年的辅助文档(如收文日期、官员任免履历、年度财政报表)作为“锚点”,对模糊的文本进行校准。同时,系统实现了异构史料的三角互证——用人事档案(潘骏文的道员履历)验证公文作者,用财政档案(春抚银两支出)验证灾害后果,用气象记录(雨泽奏报)验证事件背景[22]。这种多源证据的交叉验证,极大地降低了 AI“幻觉”的风险,提升了机器考证的史学严谨性。

4.3 从工具到“对抗性伙伴”的认知升级

本系统的应用实践中,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机关系发生的变化。AI不再仅仅是唯命是从的检索工具,而是进化为具备批判性思维的 “对抗性伙伴”。

正如我们在诗作考证案例中所见,当用户提出带有误导性预设(“仅见一首”)的问题时,系统并没有顺从用户的认知偏差,而是基于全量数据的检索结果进行了 “反向纠错”。这表明,人机交互正在从单向的“指令—执行”转变为双向的“对话—博弈”。在这种模式下,AI 承担了海量信息的梳理与初级逻辑构建工作,使历史学者得以从繁琐的资料搜寻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提出更高质量的问题、进行价值判断与伦理审视。

5 结语

《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应用,是一次将前沿 AI 技术(Agentic RAG、ReAct 框架)与传统史学考证深度融合的实验性探索。它证明了通过搭建合理的智能体分工与知识库基座,大语言模型完全有能力突破远读的局限,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维度上展现出模拟专业学者的研究能力。当然,AI 并非要取代历史学家,而是要成为历史学家手中的思想透镜。未来,随着专家反馈数据的持续注入与模型的不断微调,我们有理由相信,本研究所探索的人机回环协作模式,将有望帮助我们在浩瀚的史料海洋中,发现那些曾被遗忘的、更具解释力与洞察力的历史真相。

专题文章: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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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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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无界谈”回顾 | AI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采集和数智活化

数字人文研究院 2026-05-14 09:00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RUC数字人文研究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为学校首批建设的创新高地之一。聚焦数字记忆、城市数字重建、数字史学及数字经学等前沿领域,致力于深耕数字人文的理论研究、项目实践、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

5月9日下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信息学院终身教授曾蕾受邀到访数字人文研究院,作主题为《AI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采集和数智活化》的讲座。

讲座从2025年《Science》杂志关于“中国最古老星表”《石氏星表》的研究切入,并据此指出,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必须明确研究层次与起点,并充分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中国、美国、欧洲等)在数据标准与文化符号使用上的差异。研究的主要流程是在采集已有研究数据的基础上理解数据来源,聚焦数据层变迁,最终实现从数据到知识、再到智慧应用的转化——即采用“知识”的视角看待数据,并完成从上层到底层的整合。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起点是字符级别的处理。基础字符处理是整个系统的基石,只有先实现字符的数字化与解释,才能建立基于字符的检索能力。目前,已有相关前沿团队开展AI光学字符识别(OCR)相关工作,利用PIF图像格式技术准确识别每个字符,使其可被人类和机器共同理解与处理。2026年2月,Unicode已新增1万余个字符,并已发布新的ISO标准,涉及更多语言文字的电子化输入输出。

字符处理支撑后续检索与文化比较,在数字化成果基础上,机器可以快速判别传统符号所属的文化体系及其相关文化属性。例如,通过分析十二生肖在不同国家(中国、韩国、越南等)的差异,可快速识别分析特定文化的传播路径。类似的,罗马帝国硬币的材料成分分析也已形成知识库,用于硬币真伪的鉴别。这些案例共同说明:在明确目标下,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量化研究有助于突破研究传统局限。

高质量的元数据是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前提。为实现文物的唯一标识与系统性描述,需采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Object ID”标准,记录文物类型、材料、技术、尺寸、颜色等元数据。此外,文物的来龙去脉、工艺制作信息或特殊材料等更多元维度的元数据也很有价值。

而后,准确处理文物的各项元数据至关重要。数据优化与预测性分析能实现大数据的最大效益,因此,搭建特定的知识组织系统(KOS)是重中之重。知识组织系统主要用于数据分析、分类,并最终有助于建成相关数字化平台,面向科研与公众应用。在搭建过程中,需要行业专家与技术员协同;前者主要负责保证元数据质量与对知识组织系统进行设计,后者负责搭建处理模板、实现知识组织系统的落地。值得注意的是,以大语言模型(LLM)为代表的各类AI语言模型虽然强大,但传统的知识库和词表方法同样必要,因为词汇表的使用可以避免平台中出现冒犯性语言或其他不利于应用的现象。

在对文物数字化流程的详细阐释后,曾蕾教授对学术界的AI使用问题进行了展望。她指出,当前AI撰写的论文已发表在《Nature》等期刊,引发学术界对学术诚信和青年科研人员培养的担忧。AI能快速处理数据,节省时间和经费,但也可能导致人们过度依赖模型而忽视对数据本身的理解。东京一个团队开发的“AI科学家”系统展示了AI在科研中的潜力,但随之而来的是管理和伦理问题。在中国,AI工具也已开始被应用于博物馆行业和文化遗产研究中;AI的分类和推荐功能可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利用信息,还可以用于分析艺术作品和材料数据,但使用时仍有准确度方面的风险。曾蕾教授据此总结,AI是工具,不能替代人类对文化遗产的深层阐释;对AI工具的使用必须结合准确的数据和知识库,如地理和历史资料库等。

最后,曾蕾教授展望未来,认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与共享需要支持协作创新和开放数据。可以展望的全球知识图谱将能够整合不同领域的数据,例如将多个不同国家、行业、领域的机构的数据融合为一个综合知识库。目前芬兰的相关做法就已展示了如何通过共享知识库和本体促进跨领域合作与数据互通。

在全球知识图谱建设的视野下,利用AI工具进行的开发和应用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和质量要求,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共享性。当前,部分国际组织已为人工智能提供指南,帮助规范其开发与应用;在文化遗产领域内,也应需要明确数据使用和共享策略,以促进未来的跨领域合作。曾蕾教授总结指出,AI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采集和数智活化,其核心并非技术本身,而是如何以知识为纽带,连接过去与未来,在标准化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主要讲授部分结束后,曾蕾教授和主持人、听众进行了交流讨论。曾蕾教授针对听众针对古籍数字化实践中遇到的瓶颈、当前中国文化遗产数智活化开发等方面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回答。主持人夏翠娟教授简要回顾了讲座内容,并再次感谢曾蕾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

此后,曾蕾教授还特别介绍了哈佛大学博物馆AI探索者(AI Explorer)的主要工作原理和特征、意大利莱昂纳多互动博物馆中队达芬奇著名作品《维特鲁威人》的数字化展陈和阐释方式以及美国国家数学博物馆(MoMath)中的数字人文展示等前沿案例,并鼓励在场听众有机会亲自前往相关博物馆亲身体验、探索。

讲座结束后,曾蕾教授参观了数字人文实验室,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冯惠玲对研究院的各项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

撰稿/图片/排版:任佳悦

初审:段婧怡

复审:徐碧姗

终审:王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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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与思考

原创 马思宇 等 2026-05-11 09:01 北京

党史研究;史料转化;知识库构建;数字人文

“AI驱动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范式”专题

导言

张燚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2025年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历史学院、数字人文研究院共同主办,民国史研究院、数字清史实验室协办的“智识重构:AI驱动下的数字人文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范式”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以及国内领先科技企业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人工智能如何深度赋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展开深入研讨。

本次学术研讨会全面响应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深入关注新技术驱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面向,以中国近现代史、计算机技术、信息资源管理等多学科交叉为依托,旨在回应时代发展、科技变革对历史学研究产生的深刻影响。主题演讲环节,学者们围绕“智能体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一代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数据库开发”“数字人文的教育实践”三大核心议题,呈现出在AI技术赋能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工具与新方法。六个平行分会场报告显示,AI技术已不再停留于概念,而是在盘活海量史料,催生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切实地融入研究流程。在圆桌讨论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经历一场从方法论到认识论的“智识重构”。一个深度融合技术思维与史学素养,兼具宏观量化洞察与微观深度解读的新阶段正在开启。

感谢《数字人文研究》为本次会议提供的学术平台支持,使得会上的三篇文章得以发表,以飨读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思宇副教授以《中共党史研究语料大模型的构建经验与思考》介绍了他的团队在中共党史文献OCR识别、父子分段性模型知识库构建上的探索,提出了推动大模型从“辅助工具”向“党史研究新基础设施”演进的目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光伟老师以《〈盛宣怀档案〉智能分析系统的构建与史学应用——从检索增强到智能体推理》一文,展现了基于 Agentic RAG(代理增强检索)范式的多个智能体在意图理解、资料检索、资料总结、问题评估与文章撰写等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协同与合作,为AI构建了历史学者“对抗性伙伴”的未来图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高怡同学的《本地化智能史料管理系统的构建方法与实践》依据个人实践经验,为历史学研究者和小型学术团队提供了一种结合Obsidian知识管理软件、OCR识别软件和私有云服务等技术的私属化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平台,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和可复制性。

三篇文章都清晰地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正在借助以AI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新工具,透视其中前所未见的结构、关联与模式,并在用实际行动,共同缔造走向人机协同、互为启迪的研究新范式

与此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正是在以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2025年,一批跨学科、跨媒介、跨领域的研究成果问世,为传统史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我们满怀期待,一个在史学专用智能体主导下、在基础大语言模型辅助下、在智能化史学数据库服务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未来,正向我们阔步走来!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与思考

马思宇 王亚星 肖桐月 李庚辰

摘要

中共党史研究面临史料碎片化、传播形式单一、教育个性化不足等核心痛点。针对此,研究构建了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其核心创新在于提出党史文献专属 OCR 适配方案与父子分段式知识库构建模式,形成 “以 OCR 适配转化为基础、父子分段知识库为核心、四大功能模块(智能问答、词云图、知识图谱、思维导图)为支撑” 的技术框架。文章剖析了语料智能体开发中的关键问题解决策略及功能模块实现机制,提炼技术适配、知识结构化、需求导向的构建经验,同时探讨了语料处理、校对工具、知识库发展等现存问题,为技术赋能党史研究深化提供参考。

关 键 词   党史研究;史料转化;知识库构建;数字人文

作者简介  马思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Email:masynku@126.com; 王亚星,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肖桐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2级本科生; 李庚辰,郑州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兼具历史与政治属性的重要学科,其研究、传播与教育工作始终面临时代提出的新挑战。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传统党史研究工作模式在多个层面暴露出局限性,形成亟待解决的痛点。

中共党史研究以史料为根基,数字时代下,研究者面临“数据洪流”与“信息孤岛”并存的矛盾困境。中共党史的文献资料、档案、口述史、回忆录等史料浩如烟海,分散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乃至个人收藏中,给研究者和学习者开展系统性、跨机构资料整合带来巨大挑战——需耗费大量时间进行“寻宝式”资料搜集。而复杂历史事件的脉络梳理、人物关系构建、思想演变追踪等深度研究工作,常因史料不全或关联性难发现而受阻。历史学面临的大数据挑战既是机遇,也对传统研究方法提出挑战,需新工具处理和分析。面对海量非结构化文本史料,传统的人工阅读、手动摘录等处理方式效率低下,无法支撑大规模文本挖掘与量化分析。关键词提取、命名实体识别、事件关联分析等是深化研究的关键步骤。尽管已有研究探讨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在中共党史文献中进行命名实体识别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未出现公开、广为人知且专门用于整合分散中共党史研究语料的平台。

党史学习和研究的核心目标是把握历史发展宏观脉络、理解事件间因果联系、形成深刻历史洞察与分析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与以考试为导向的评估方式,使学习停留于“事件表层”的死记硬背,难以引导学生开展批判性思考与深层次分析。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学习者,常只能被动接受既定知识框架,对历史的理解易停留在“时间—地点—事件—人物”的表层记忆,缺乏对背后深层原因、复杂关联及长远影响的深度解读与批判性思考。

针对上述痛点,以人工智能和知识库技术为核心的语料智能体,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革新带来巨大潜力。

语料智能体构建的第一步,是大规模史料的数字化与结构化。通过OCR技术,将数以亿计“不可检索”的图像文字转化为“可复制、可检索、可分析”的结构化文本,彻底打破信息获取的物理壁垒,为后续所有智能分析奠定数据基石。  

智能问答、知识图谱等功能,可帮助研究者和学习者摆脱繁重的史料查找与初步整理工作。使用者能像与专家对话般,快速定位特定信息、自动梳理人物关系网络、生成事件发展脉络图,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更高层次的分析、阐释与创新性研究,显著提升研究效率与深度。  

词云图、思维导图等可视化形式,能将枯燥的文字史料转化为生动、直观、可交互的知识形态,增强党史内容的吸引力。语料智能体按需生成、千人千面的特性,可提供定制化学习路径与知识解读,引导用户从“被动看”转向“主动问”,从“记事件”转向“懂逻辑”,有效深化对党史的系统性认知。

南开大学马思宇副教授

1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

核心技术基础

构建高质量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首要任务是将海量纸质或扫描版文献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文本数据,这一过程的核心是OCR技术。

1.1 OCR技术方案的适配性设计

通用OCR工具处理格式复杂、图文混排的历史文献时,常因丢失版面结构信息导致上下文语境割裂,表现欠佳。本研究选用在复杂文档处理中表现优异的MinerU方案,并针对党史文献特性进行深度适配。

图1 MinerU方案流程示意图

在结构分析方面,党史文献具有严谨编撰逻辑与特定内容形式,如中央文件选集中的层级标题、正文段落、注释及嵌入的档案缩影等。MinerU方案能精准识别并还原这些结构信息,有效维持文献的逻辑完整性与上下文连贯性。该系统具备良好的元素拆分能力,可将正文文本与图片、表格、手写批注等非文本内容有效分离,在提取文本的同时保留其原始位置信息,为后续多模态分析与知识关联奠定基础。

在输出与验证机制上,系统支持将识别结果输出为Markdown、JSON、LaTeX等多种格式,满足从人工阅读到程序化处理等不同下游任务需求。更重要的是,针对历史文献识别中难以避免的误差,MinerU提供可视化验证后台,通过Layout与Span视图辅助人工校对,让审核人员能直观比对原始图像与识别文本在版面、层级及内容上的一致性,显著提升OCR转化的数据质量与可信度。

此外,系统具备涵盖84种语言的多语言识别能力,这对处理涉及共产国际等相关史料中的俄文、德文、英文等外文文献尤为重要。该特性确保多语种党史资料能被完整、准确地转化为文本并纳入统一知识体系,为后续深度分析与智能化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1.2 OCR转化的系统性成果

在MinerU方案技术支持下,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在文献数字化转化方面取得系统性、规模化成果。目前已完成752册核心党史文献的OCR转化,共生成351240615个有效字符,为构建覆盖广泛、内容翔实的党史智能知识库奠定坚实数据基础。

转化成果全面覆盖党史研究多个核心领域:在中央文件方面,完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8册)及长江局、香港分局、西北局等各大中央局的文件汇集,为研究党中央决策过程与组织运作提供权威一手材料;在专题史料类方面,转化内容涉及财经、军事、区域史等方向,如《中国革命根据地 北海银行史料》《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等,为特定领域深入探索提供结构化素材;在研究著作与编年史料类方面,处理《中国共产党编年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系统性较强的学术成果,助力构建清晰历史脉络;此外,《星火燎原》系列等红色经典文献也被完整转化,其中包含大量革命亲历者的珍贵回忆,大幅丰富史料的表现维度与情感厚度。

大规模OCR转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党史文献从“静态图像”到“智能文本”的质变。转化后的文本具备可检索、可复制、可计算的特征,让研究者能在亿级字数中快速定位目标内容,显著提升资料利用效率。这些高质量文本为后续知识抽取、关系挖掘、智能问答乃至多模态党史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标准化、结构化的数据原料,标志着党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新阶段。

2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

开发与功能实现

2.1 核心问题与解决策略

在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构建过程中,研究团队着力解决三个制约系统效能与可靠性的核心问题。

一是针对用户提问多样性与统一处理困境的调度策略。党史研究用户需求呈现高度异质性,涵盖从具体史实查询到宏观脉络梳理等多种类型。为同时满足不同任务需求,研究引入智能问题分类与调度机制。该机制的核心是内置语义意图识别器,能将用户自然语言提问自动归类至“思维导图生成”“知识图谱构建”“词云图制作”及“知识库问答”四大预设任务类型。分类完成后,系统随即调用适配的专用处理引擎。例如,针对概念关联性分析请求,系统会优先启动知识图谱构建模块,而非通用问答流程。这种基于分类的智能调度策略,既有效化解多样化需求与统一处理模型间的张力,又通过专业化分工显著提升任务执行准确性与系统整体响应效率。

二是针对长文本史料碎片化局限的层级处理方法。中共党史文献普遍篇幅长、逻辑结构复杂,直接进行端到端整体处理易导致关键信息丢失与语义连贯性断裂。为解决长文本分析中的“碎片化”难题,研究设计层级拆分整合方法:系统先对每个文本片段进行深度的实体、关系及事件抽取,再通过融合算法将片段层级的分析结果进行整合与逻辑校验,还原文本的整体叙事脉络。这一“分而治之,合而为一”的多轮迭代处理流程,有效保障从庞大文献中抽取知识的完整性与逻辑一致性,为后续深度分析奠定可靠基础。

三是针对生成式AI过度依赖与质量风险的控制流程。尽管生成式AI在内容生成上展现出强大能力,但其固有的“幻觉”现象、信息冗余及格式不确定性等风险,直接关乎研究的严谨性与准确性。为避免过度依赖原始生成结果,本研究平台建立“自动筛选—格式化—迭代增强”三阶段严格质量控制管道:首先对生成式AI的初始输出进行事实性错误筛查与冗余信息过滤;其次利用预设标准化模板对内容进行强制性结构化重组,确保输出符合学术规范;最后支持基于用户反馈或自检规则的多轮迭代优化,持续修正与提高内容质量。这套流程将生成式AI的创造力与可控规范化处理相结合,显著降低质量风险,确保最终输出结果的可靠性、可用性与严肃性。

2.2 父子分段式模型知识库构建

知识库构建质量是决定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效能的核心基础。为实现史料价值的高效挖掘与精准呈现,研究设计“父子分段式知识流水线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是通过语义层级的精细划分与智能关联,平衡检索精准性与语境连贯性,满足党史研究对细节考证与宏观脉络分析的双重需求。

模型的核心逻辑建立在语境连贯与精准匹配的平衡机制上。该模型将文献在结构上划分为“父块”与“子块”两个层级:父块以完整语义章节(如文件全文、书籍章节)为单位,核心作用是充当“背景知识库”,确保回答任何具体问题时都能获得充分上下文信息支持,维持叙事逻辑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子块是对父块内容的深化,从父块中提取高密度关键语义片段(如核心论述、事件要点),专门服务于精准语义匹配。当用户提出问题时,系统先在子块层面快速定位,实现关键信息“精准匹配”;锁定相关子块后,立即回溯并加载其所属的整个父块原文,完成“上下文补全”。这种“子块定位、父块补全”的协作机制,是从碎片化信息中还原历史原貌、避免断章取义的关键。

在技术实现上,模型的存储与检索机制依赖向量化嵌入与双向检索的深度融合。具体流程始于“高质量语义索引”:所有文本块均通过向量化嵌入技术转化为数值向量,建立丰富的语义关联网络;子块向量被存入向量数据库,实现基于语义相似度的高效检索。检索过程并非单一模式,而是结合关键词匹配与向量语义搜索的“双向检索”策略,灵活适配用户对史实的精确查询与对脉络的关联探索等不同需求。最终通过“自适应知识响应引擎”,系统能将检索到的结构化知识智能调度至问答、词云、知识图谱或思维导图等不同功能模块,生成符合用户指令的最终成果。这套从索引、检索到响应的完整技术链,共同支撑语料智能体对党史知识进行多维度、深层次挖掘与呈现的能力。

图2 知识库构建流程示意图

2.3 四大功能模块的实践应用

在构建坚实的结构化史料知识库后,平台集成多种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出四项核心功能模块(智能问答、词云图、知识图谱、思维导图),从不同维度提升党史研究的效率与深度。

智能问答模块是高效直接查询的核心工具。其工作机制是先在专属党史史料向量知识库中进行语义检索,锁定最相关的原始文献片段,再将这组经过验证的史料作为上下文提供给大语言模型整合与精炼,生成既有针对性又有文献支撑的答案。例如,当问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系统能精准援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的具体论述,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核心观点,有效避免通用模型可能产生的事实谬误,增强答案的可靠性与可溯源性。

词云图模块通过高频要素的可视化呈现文献重点。该功能对文献进行全文本分析,自动统计人物、地点、关键术语的频率,生成以字体大小代表权重的视觉图表。例如,分析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献时,能迅速凸显“毛泽东”“陈独秀”“共产主义小组”等核心词汇,帮助研究者快速捕捉文献的核心议题与关键历史角色,适用于对陌生文献集的初步评估。

知识图谱模块致力于揭示历史进程中隐含的复杂关联。它运用知识图谱实体抽取技术,自动从史料中识别并建立“人物—事件”“事件—地点”等多种实体关系对,以可视化网络图谱呈现。以研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活动为例,系统能自动构建关系网络,清晰展示陈独秀作为主要联系人,及董必武、陈潭秋等核心成员的构成谱系,并链接至相关事件节点,辅助研究者洞察组织动力学与广泛的社会连接。

思维导图模块专注于对文献脉络进行系统性总结。该功能通过解析文献的内在逻辑结构或事件演进序列,自动生成层级清晰的树状导图。在处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类宏大文献时,系统能以“文献编纂背景”“核心内容体系”“史料价值”等作为主干,拓展出“组织沿革”“领导成员”等次级分支,将巨量文本信息浓缩为逻辑严谨的“认知地图”,助力研究者高效把握全局,并为学术汇报和教学提供结构化底稿。

2.4 应用实例: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作用的多维度智能分析

假设我们想运用《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资料》《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21-1981)》等史料开展关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相关研究,但不知从何入手,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能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形成工作流界面,将静态的史料转化为动态、可视、可深挖的研究资源,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灵感、核心思路与体系化支撑。

图3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工作流示意图

第一步,从智能问答切入,快速定位核心观点。用户首先可以在模型的智能问答框中输入一个具体问题,例如:“近代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模型会立刻在内部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和智能分析,并生成一段凝练、准确的摘要(图4)。

图4  智能问答界面示例

这段输出不仅提炼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力量来源,还指出了核心策略。几秒钟内,用户就从模糊主题获得了基于《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等史料库内史料的结构化观点,远比逐篇翻阅高效,为后续研究奠定立论起点与史料依据。

第二步,利用知识图谱功能,构建历史关联网络。核心观点明确后,我们希望更深入地理解“工人阶级”与当时其他历史要素如人物、组织、事件等的复杂关联。这时,用户可以利用模型的知识图谱功能。针对知识库中的指定史料,如《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智能体能自动识别并抽取文本中的关键事件及要素,并通过连线反映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这张图谱不仅将线性的文本论述转化为一张可视化的网络,而且通过密集的节点和连线,直观地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壮大是如何与政治力量、关键事件等各个因素紧密相连的。这种可视化方式有助于用户发现单篇阅读中容易忽略的间接关联,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激发新的研究思路。

第三步,深入解析指定史料,构建脉络框架。在明确了核心观点并构建了历史关联网络后,用户可以进一步利用智能体深入解析指定史料,构建详细的脉络框架。以《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为例,模型将自动提取该史料中的关键章节和主题,生成一份思维导图,以树状结构展示史料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每个分支代表一个主题或子主题,分支间的连线表示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这种结构化的展示,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史料的总体框架,更清晰地理解单一史料的内容和结构,为后续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图5 解析史料形成思维导图

总结而言,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如何将一个研究主题的研究过程重塑为一条高效、深入的路径:从智能问答快速聚焦,到知识图谱揭示深层关联,再到思维导图整合脉络。它不再是简单的文献检索工具,而是一位能够与研究者进行深度互动、提供认知支持的“智能研究助理”,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度与效率。

2.5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总结

通过本次构建实践,研究团队深刻认识到,成功打造适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专业语料智能体,需在技术适配性、知识结构化与需求导向性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化设计。

在技术适配性层面,核心经验是必须以党史文献的独有性为出发点进行技术选型与优化。以OCR技术为支撑,重点针对党史文献中常见的多格式混排、结构复杂、图文并杂等特点,选用并优化具备结构还原与元素拆分能力的专业方案,在数字化过程中有效保留文献的原始语境与逻辑层次。通过知识库构建环节,突破传统存储模式局限,创新性引入“父子分段”模型,兼顾党史研究把握整体脉络与考证微观史实的双重需要。

在知识结构化层面,语料智能体的关键价值是将原本分散、非结构化的海量史料,转化为系统化、可关联、可推理的知识体系。通过层级化处理,以“父—子”分段策略从技术上弥合史料碎片化与研究系统性之间的张力,使每一次查询结果都能兼顾细节准确与语境完整。通过文本向量化与知识图谱技术的结合,不仅实现语义层面的关联计算,更显式构建人物、事件、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支持研究者进行脉络推演与跨文献关联挖掘,大幅提升党史知识的组织效率和智能水平。

在需求导向性层面,语料智能体的生命力体现在对研究、传播、教育等多元场景需求的精准响应。在研究侧,智能问答与知识图谱功能有效缓解传统研究中信息检索慢、脉络梳理难的问题,助力学者聚焦深层分析与理论创新;在传播侧,通过词云、可视化图谱等交互形式,将党史内容转化为生动、可参与的数字体验,显著增强对年轻学习群体的吸引力;在教育侧,依托思维导图与个性化学习路径生成功能,支持学习者开展自主探究,推动党史学习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有效促进深层次认知与价值内化。

3  现存问题与发展方向

尽管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已取得初步成果,在史料处理、知识检索与脉络梳理等方面展现出一定优势,但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来自数据基础、技术深度等方面的挑战。清醒认识这些现存问题,据此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是推动该语料智能体从“可用”走向“好用”“实用”的关键。

3.1 语料库建设的核心难题

语料库是语料智能体运行的根基,其质量直接决定语料智能体认知的准确性与深度。当前,语料库建设面临的核心难题集中于数据清洗与标准化环节。

首先,数据清洗与标识工作异常复杂。中共党史文献时间跨度大、来源广泛,其中充斥大量历史专有名词,如“苏维埃”“赤维埃”“边区”等。还有异体字、旧式标点及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方式等。对这些内容进行精准识别和标准化处理,是确保语料智能体正确理解史料语义的前提。例如,若不能将“赤维埃”准确映射为标准术语“苏维埃”,会导致相关史料在检索和关联时被遗漏。更为棘手的是敏感信息的标识问题:党史研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严肃性,部分文献内容涉及需谨慎处理的历史细节或个人评价,这要求在语料入库前建立一套精细、符合学术规范与相关规定的标识体系,实现对特定信息的自动化识别与管理,避免生成内容出现偏差。

其次,缺乏适配党史文献特点且高效的专业化校对工具。目前,OCR转化后的文本校对工作仍高度依赖人工,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通用OCR校对工具难以有效识别上述历史术语和特殊表述的错误。因此,亟待开发一套融合“历史术语库”与“上下文语义校验”的智能校对系统。该系统能基于党史知识的上下文逻辑,自动提示或修正可能的识别错误,将研究人员从繁重的基础校对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幅提升语料构建的效率与准确性。

3.2 知识库的深化方向

现有知识库主要以文本史料为核心,为实现从“文献检索工具”到“综合研究平台”的跨越,知识库的深化需向多模态融合与跨库关联迈进。

多模态融合是提升认知维度的必然要求。党史是立体而鲜活的,仅依靠文本难以全面呈现其丰富内涵。将历史照片、档案手迹、领导人讲话录音、纪录片等图像、音频、视频资料纳入知识库,并进行有效多模态关联,能大幅丰富语料智能体的知识体系。例如,当研究者查询“开国大典”时,语料智能体不仅能提供文字报告,还能关联展示相关历史影像、照片和新闻公报,构建更全面、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助力具象化的历史感知与研究。

跨库联动是打破数据壁垒、拓展史料边界的关键路径。当前,各级党史研究机构与革命纪念馆多建有特色数字资源库,但彼此独立,形成“数据孤岛”。未来,语料智能体应致力于构建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实现与这些权威外部数据库的有机联动。通过安全、规范的协议,语料智能体可检索并调用外部库的专有资源,在不重复建设的前提下大幅拓展史料覆盖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一站式”党史资料服务,真正实现研究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3.3 未来展望

面向未来,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应在解决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朝着功能深化、技术融合与生态构建的方向持续演进。

在功能深化上,可探索个性化推荐机制:基于用户的研究兴趣和行为数据(如专注于“延安时期经济史”或“早期工人运动”),主动推送相关的史料、研究成果乃至分析工具模块,实现从“人找资料”到“资料找人”的转变。进一步可发展辅助研究生成功能:自动生成论文提纲、文献综述初稿,并自动完成史料引文的标注与校对,将语料智能体从研究助手升级为研究伙伴。

在技术融合上,可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党史研究的深度结合,特别是引入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对长时段的党报社论进行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以量化方式观察特定政治概念或表述的演变趋势;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自动梳理历史人物、事件、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发现传统定性研究中难以察觉的模式与规律,为党史研究开辟新范式。

在生态构建上,最终目标是形成可持续的研究逻辑闭环。一方面,建立党史学者深度参与机制,将语料标注、模型优化与功能设计各环节的党史学者参与融入平台开发全链条,贴合学术前沿与实际需求,提升学术严谨性;另一方面,打造成果共享平台:鼓励用户将基于语料智能体产生的研究笔记、可视化图谱、分析报告等,在遵守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分享与协同,汇聚集体智慧,形成开放、协作、共进的党史研究新生态。

4  结语

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通过“史料OCR转化—知识库构建—功能模块实现”的技术路径,有效破解传统党史研究中的效率与深度难题,为技术赋能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实践范式。其核心经验在于“技术适配党史特性、知识服务研究需求”,而语料处理、跨模态融合等问题仍需持续突破。未来,需以“学术严谨性”为前提、“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动语料智能体从“辅助工具”向“党史研究新基础设施”演进,助力中共党史研究的数字化、体系化、创新化发展。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格式:马思宇,王亚星,肖桐月,等.中共党史研究语料智能体的构建经验与思考[J].数字人文研究,2026,6(01):32-42.全文PDF已在知网、万方及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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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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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遗产与数字人文工作坊(第一号通知)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2026-05-10 20:25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华方志物语

中华方志物语

中国地方志物产知识挖掘、分析、数据化、可视化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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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精神,响应党的二十大关于 “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 的战略部署,紧扣《“十四五”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 “加强文物数字化保护、大力发展数字考古” 的工作要求,立足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时代需求,中国科技史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联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定于 2026 年 7 月 12—18 日举办 “科技遗产与数字人文研究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聚焦中国古代科技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性研究,以 “方法导向、过程透明、结果可复现” 为核心原则,直面当前科技遗产研究中数字技术应用碎片化、实操能力薄弱、跨学科融合不足等痛点。工作坊将系统整合数据预处理、生成式 AI 辅助编程、知识图谱构建、社会网络分析、历史 GIS 时空建模、大语言模型微调等前沿技术模块,构建 “理论筑基 — 技术实操 — 案例落地 — 成果孵化” 的全链条培养体系。通过拆解完整研究流程、强化上机实操训练、同步产出阶段成果,助力人文社科领域师生与青年学者打通 “人文问题 — 数字方法 — 学术产出” 的转化通道,培养一批兼具科技遗产学术素养与数字人文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与科技遗产的活化传承提供人才支撑与方法借鉴。

基本信息

(一)指导单位:中国科技史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

(二)主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三)承办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四)实施保障

项目

内容说明

课程材料

每日课件、步骤讲义、Notebook 模板、课堂操作截图与问题排查说明。

课堂数据

相关 TXT 文本、CSV 表格、关系边表、地理数据、图数据库样例及必要的模型演示材料。

软件工具

Python、Jupyter Notebook、Pandas、Matplotlib、Neo4j、Gephi、ArcGIS,以及必要的生成式 AI 与大模型实验环境。

课堂支持

教师完整演示、助教巡回答疑、统一问题汇总与课后材料打包。

组织建议

建议学员自带电脑;开课前统一发送软件安装说明;原则上每 10—15 名学员配备 1 名助教。

课后服务

建立专门群组,长期进行课后答疑与专业服务。

工作坊定位

本工作坊面向科技遗产、科学技术史、数字人文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师生与青年学者开展科技遗产数字人文研究培训,突出“方法导向、过程透明、结果可复现”。与偏重成果展示的学习活动不同,本工作坊强调把研究过程拆解清楚、演示完整,并让学员在课堂中同步完成关键步骤。

结合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与受众特点,课程案例以中国古代科技遗产为主线材料,贯穿数据预处理、生成式 AI 辅助编程、知识图谱与语义组织、社会网络分析、历史 GIS 与时空分析以及大语言模型专题等模块,尽量使技术训练与具体研究对象紧密衔接。

整体结构遵循“导论—数据预处理—生成式 AI 辅助编程—专题工具训练—综合实践”的逻辑,既确保入门门槛可控,也保证各专题模块有完整的上手时间和课堂产出。

参会形式和主要日程

每天分为上午(9:00—12:00)与下午(14:00—17:00)两个单元。上午侧重问题导入、概念说明、案例拆解与教师完整演示,下午侧重学员同步操作、助教巡回指导与课堂成果提交。

所有模块统一采用“案例说明—教师演示—学员复现—问题纠偏—结果保存”的组织流程,避免只讲结果、不讲步骤。

课堂统一提供已整理好的 TXT、CSV、关系边表、地理数据和图数据库样例,尽量减少繁杂前处理对学习节奏的干扰。

每个模块都要求形成可见成果,学员在结课时可以带走代码模板、数据样例、步骤讲义与个人成果文件。

招募对象及培训目标

(一)招募对象

1.科学技术史、科技遗产、数字人文、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古籍整理、文化遗产保护等方向的教师、研究生与高年级本科生;

2.希望把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真正引入研究流程,但缺少系统训练的人文社科学者;

3.已具备明确研究主题,希望通过工作坊迅速形成可操作技术路线的青年学者。

(二)培训目标

1.建立科技遗产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整体方法框架,理解不同技术模块在研究中的分工与连接方式;

2.掌握研究数据预处理、生成式 AI 辅助编程、结构化分析与结果展示的基本流程;

3.能够完成知识图谱、社会网络分析、历史 GIS 与大语言模型专题中的基础操作与结果解释;

4.形成至少一个可延展到个人论文、课题或课程设计中的研究雏形。

培训相关事宜

1.培训费用:

人员身份

培训费用

教师及职业研究者

8000元/人

在读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4000元/人

※ 培训费用包含全程课程、课程材料、讲义及数据包,不含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以上费用均由学员自理。

※ 缴费方式将在录取通知中另行告知。

报名方式

请于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报名链接报名。

工作坊组委会将综合考虑报名时间及申请人专业背景进行遴选,以保证课堂质量。录取结果将于报名截止后7个工作日内以邮件形式通知,请申请人注意查收。

联系信息

联系人:张老师

电 话:13295221109

邮 箱:zhangqiang@njau.edu.cn

授课教师简介

专委会领导(待定)

1.包平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华物产与文明探源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地方志物产文献的智能整理与知识挖掘研究,形成了可共享的体系化方法和数智化资源。获部省级教学科研奖励7项,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获软件著作权6项。现任中国科技史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委员。

2.王东波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自然语言处理与大语言模型、科技文本知识挖掘研究,主导或参与完成了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语言模型、中华物产大语言模型和司农大语言模型等垂直大语言模型的构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共计12项。以第一完成人分别获得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二等和三等奖各一次。

3.朱锁玲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古籍智能整理与开发利用。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部重点实验室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农史》《Library Hi Tech》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参编教材及专著4部,获得省部级奖项1项,入选南京农业大学第四批“钟山学术新秀”。现任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负责人,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副秘书长。

4.陈涛

工学博士,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硕士生导师。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首席专家。长期从事数字人文、人工智能、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基于数智融合技术的重要非遗数字基因提取与文化基因库构建(202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文化遗产多模态数据知识表示模型及智慧系统构建研究(2023)与数字人文中图像文本资源的语义化建设与开放图谱研究(2019)”,以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宣部古籍工作重点课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重点课题等多项省部级课题;作为核心人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项,以及江苏省哲社基金、上海市哲社基金、国家863、科技部项目等十余项;负责过近三十项知识图谱与数字人文领域相关的横向课题。近几年以第一/通讯作者在DSH、JOI、《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兼任国内外图情和数字人文领域十余种核心期刊评审专家、复旦大学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委员等职务。

5.尚平

历史学博士,现任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北师范大学计算史学与数字人文研究实验室主任。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宋史、历史GIS和数字人文。编著有《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操作教程》(合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4年),发表论述十余篇。

6.李惠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负责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建设的技术方案支持。兼任《数字人文》集刊编辑、《信息与管理研究》期刊编委、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数字文献分会会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深度学习、网络科学、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应用研究。

7.李娜

理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9年度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CSC公派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系主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研究中心林业史料数字化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数字人文、文化传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软科学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在《中国农史》《图书馆论坛》《图书馆》《中国科技史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

8.徐晨飞

理学博士,南通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文化遗产知识组织与人工智能应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及各类市厅级课题共8项。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图书馆论坛》《中国农史》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专著2 部,主编教材2部,获软件著作权2项,2024、2025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9.周树斌

管理学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文化遗产认知智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及数智文旅专委会委员、《Knowledge Organization》青年编委。研究方向为科技遗产与数字人文、科学技术史、知识组织。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项目等项目4项,在《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图书馆论坛》《Knowledge Organization》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2025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5%。

10.张强

管理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数字人文系主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专业会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数字人文专委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科学技术史、科技遗产知识组织。主持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江苏省社科联精品工程地方志专项重点项目、江苏省科技智库青年项目等。《Knowledge Organization》《中国农史》青年编委,在《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2项,2025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曾获2022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优秀论文奖、最具人气项目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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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无界谈 | 曾蕾:AI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采集和数智活化

数字人文研究院 2026-05-07 08:23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RUC数字人文研究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为学校首批建设的创新高地之一。聚焦数字记忆、城市数字重建、数字史学及数字经学等前沿领域,致力于深耕数字人文的理论研究、项目实践、人才培养与学术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DH无界谈"015

AI时代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

采集和数智活化

内容简介

本次讲座将讨论文化遗产数据资源处理的不同层次和功能,并探讨一些跨国实例带来的启发,涉及AI时代数据资源数智活化的速度,深度,广度,质量,以及能联合使用的服务等。

时间:2026/05/09 14:00

地点:立德楼B1数字人文实验室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学术媒体支持

《数字人文研究》

主讲人 曾蕾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State University)信息学院终身教授,荣获国际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ASiS&T)2024年度杰出贡献奖(ASIS&T Award of Merit),是该奖1964年设立以来的首位华人获奖学者。

主持人 夏翠娟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

撰稿/图片/排版:邱晨昱

初审:段婧怡

复审:徐碧姗

终审:王一楠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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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游戏研究文献汇总(至2026年初)

西瓜好吃 2026-05-06 16:39 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漫谈穿越

漫谈穿越

漫谈穿越。分享有趣的穿越作品。分析故事背后的思想观念与历史

历史游戏研究,即以历史游戏为对象的相关研究。

历史游戏研究文献汇总

至2026年初

作者简介

庞昊,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师从俞金尧教授,世界史博士,从事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目前工作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关注历史游戏研究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学议题。

| 小红书账号:西瓜好吃 |

      “历史游戏”是指游戏内容包含历史元素,且这些元素或是能够影响玩家游戏体验,或是能够促使玩家思考过去的电子游戏。历史游戏研究,即以历史游戏为对象的相关研究。

       历史游戏为什么如此有吸引力?历史游戏又是如何建构历史的?这一历史表现形式有什么特殊之处,尤其是相比历史专著和历史电影来说?历史游戏有可能成为探索历史问题的工具吗?2000年前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些欧美研究者将目光投向历史游戏,开启了“历史游戏研究”领域。2013年,Adam Chapman提出了历史游戏研究宣言,宣称历史游戏是历史,历史游戏研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2017年,历史游戏研究是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已经是很多研究者的共识。经过近25年的发展,它已逐渐成熟,而且渐渐融入欧美主流史学研究,时至今日,已有近300份历史游戏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论文集。这份整理以英语世界的研究为主的,并收录了国内和法、德的有限成果,未能涵盖日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相关研究

1992

1. Keith Ferrell,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Compute, Vol.14, No.1 (Jan.,1992), pp.86-87.

2. Roger-Tzu, Strategies for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The 6000-year-old Man Gives Sage Advice, Computing Gaming World,No.93 (April,1992), p.88, p.90.

3. Alan Emrich, Getting Civilized:What's Happening to Sid Meier's Civilization?,Computing Gaming World, No.94 (May,1992), p.108, p.110.

1993

1. J.Stallabrass, Just Gaming: Allegory and Economy  in Computer Games, New Left Review, No.198, pp.83-106.

2. Pierre Corbell, Review on Civilization, Simulation  &Gaming, Vol.24, No.3(September, 1993), pp.388-390.

1997

1. Bill Bigelow, On the Road to Cultural Bias: A Critique of the Oregon Trail CD-ROM, Language Arts, Vol.74, No.2(Feb.,1997), pp.84-93.

2. Janet H.Murray, Hamlet on the Holodeck: The Future of Narrative in Cyberspa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3. Douglas Rushkoff, Children of Chaos: Surviving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London:Flamingo,1997.

1999

1. Ted Friedma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imulation,Subjectivity,and Space, Greg M.Smith,ed.,On a Silver Platter:CD-ROMs and the Promises of a New Technology,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2-150.

2001

1. David Kushner, In Historical Games, Truth Gives Way to Entertai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01,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earning/teachers/featured_articles/20010906t hursday.html.

2002

1. Christopher Douglas, You Have Unleashed a  Horde of Barbarians! : Fighting Indians, Playing  Games, Forming Disciplines, Postmodern Culture, Vol.13, No.1 (September,2002), https://pmc.iath.virginia.edu/issue. 902/13.1douglas.html.

2. Kacper Poblocki, Becoming-State:The Bio-Cultural Imperialism of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Focaal-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No.39 (2002), pp.163-177.

3. Matthew Kapell,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American Monomythic Structure as Historical Simulacrum, Popular Culture Review, Vol.13, No.2(Jun.,2002), pp.129-135.

4. Kurt Squire, Cultural Framing of Computer/Video Games, Game Studies, Vol.2, No.1 (July,2002), https://www.gamestudies.org/0102/squire/.

5. Tom Lenoir and Henry Lowood, Theaters of  War: The Military-Entertainment of Complex,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y, 2002,  https://web.stanford.edu/class/sts145/Library/LenoirLowood_TheatersOfWar.pdf.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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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neth Chen,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k Contents, Radical Society, Vol.30, No.2(2003), pp. 95-107.

3. Patrick Crogan, "Gametime: History, Narrative, and Temporality in Combat Flight Simulator 2", Mark J. P. Wolf and Bernard Perron, eds., The Video Game The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275-302.

4. Shawn Miklaucic, "God Games and Governmentality: Civilization I and    Hypermediated Knowledge", Jack Z. Bratich, Jeremy Packer and Cameron McCarthy, Foucault, Cultural Studies, and Governmentali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317-336.

5. Sybille Lammes, On the Border: Pleasures of Exploration and Colonial Mastery in Civilization Ⅲ Play the World, Proceedings of DiGRA 2003 Conference: Level Up, Utrecht: Utrecht University and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3, pp.120-129.

6. Tom Taylor, Historical Simul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History and Computing, Vol.6, No. 2, September, 2003,  https://quod.lib.umich.edu/j/jahc/3310410.0006.203?rgn=main;view=fulltext,  2003-9, 2021-2-22.

2004

1. Kurt D. Squire, Replaying History: Learning World History through Playing Civilization II, Ph.D., Indiana University, 2004.

2. Dennis G. Charsky,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Concepts Maps and Computer Games to Teach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2004.

2005

1. D.Machin and T. van Leeuwen, Computer Games as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Black Hawk Dow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4, No.1(2005), pp.119-141.

2. William Uricchio, "Simulation,History,and Computer Games", Joost Raessens and Jeffrey Goldstein eds, Handbook of Computer Game Studies, Massachusets: The MIT Press, 2005, pp.327-338.

2006

1. David B. Nieborg, Mods,Nay!Tournaments, Yay!-The Appropriation of Contemporary Game Culture by the U.S.Millitary,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Vol.8(2006) , https://eight.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51-mods-nay-tournaments-yay-the-appropriation-of-contemporary-game-culture-by-the-u-S-military/.

2. Jerome De Groot, Empathy and Enfranchisement: Popular Histories, Rethinking History, Vol.10, No.3(2006), pp.391-413.

3. Joost Raessens, Reality Play: Documentary Computer Games Beyond Fact and Fiction, Popular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Vol.4, No.3(2006), pp.213-224.

4. Kurt Squire, From Content to Context: Videogames as Designed Experienc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35, No.8, pp.19-29.

5. Niall Ferguson, How to Win a War, New York Magazine, Oct.12, 2006, https://nymag.com/news/features/22787/.

6. Thomas Apperley, Virtual Unaustralia: Videogames and Australia's Colonial History, The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s Annual Conference, 2006, https://www.academia.edu/385987/Virtual_UnAustralia_Videogames_and_Australias_colonial_histo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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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ian Rejact, Toward a Virtual Reenactment of History: Video Games and the Recreation of the Past, Rethinking History, Vol.11, No.3(September, 2007), pp.411-425.

3. Esther MacCallum-Stewart and Justin Parsler, Controversies: Historicising the Computer Game, Situated Play, Proceedings of DiGRA2007 Conference, pp.203-210.

4. Eva Kingsepp, Fighting Hyperreality with Hyperrealtiy: History and Death in World War II Digital Games,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4(October,2007), pp.366-375.

5. Kevin Schut, Strategic Simulations and Our Past: The Bias of Computer Gam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Games and Culture, Vol.2, No.3 (July,2007), pp.213-235.

6. Trent Cruz, "It's Almost Too Intense:" Nostalgia and Authenticity in Call of Duty 2, The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Game Studies Association, Vol.1 No.1(2007), https://loading.journals.publicknowledgeproject.org/index.php/loading/article/view/7.

2008

1. Beth A. Dillon, Signifying the West: Colonialist Design in Age of Empire II: The WarChiefs, Computer Game Culture, Vol.2, No.1(2008), pp.129-144.

2. Harry J. Brown, Videogames and Educ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8, pp.117-35.

3. J. Pixel Wills, Cowboys and Silicon Gold Mines: Video Games of the American Wes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7.2.2008, pp.273-303.

4. Matthew Jason Weise, Bioshock: A Crit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ludamos, Journal for Computer Game Culture, Vol.2, No.1(2008), pp.151-155.

5. Matthew Thomson, Military Computer Games and 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What Computer Games Teach Us About War,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08

6. Reichert Ramón, "Government-Games und Gouverntainment", Rolf F. Nohr and Serjoscha Wiemer, eds., Strategie Spielen: Medialität, Geschichte und Politik des Strategiespiels, LIT, 2008, pp.189-212.

7. James Campbell, "Just Less than Total War: Simulating World War I as Ludic Nostalgia", Z.Whalen and L. N. Taylor, Playing the Past: History and Nostalgia in Video Game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83-200.

8. Tracy Fullerton, "Documentary Games: Putting the Player in the Path of History", Z.Whalen and L. N. Taylor, Playing the Past: History and Nostalgia in Video Game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21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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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ette Vowinckel, Past Futures: From Re-Enactment to the Simulation of History in Computer Gam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hung, 2009, Vol.34, No. 2(2009), pp.32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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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rald  A. Voorhees, I Play Therefore I Am: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Turn-Based Strategy Games and the Cogito, Games and Culture, Vol.4,  No.3(July,2009), pp.25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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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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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rrison Gish, Play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ll of Duty and the Telling of History, Eludamos, Journal for Computer Game Culture, Vol.4, No.2(2010), pp.167-180.

4. Jaimie Baron, Digital Historicism: Archival Footage, Digital Interface, and Historiographic Effects in Call of Duty: World at War, Eludamos, Journal for Computer Game  Culture, Vol.4, No.2(2010), pp.303-314.

5. Luke Brett Jacobs, An Analysis of Medal of Honor: Pacific Assault, Master of Arts in Screen and Media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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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tia Ferreira, Memory and Heritage in Second Life: Recreating Lisbon in a Virtual World,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Vol.4, No.1(Mar.,2012), pp.63-79.

3. Greg Gillespie and Darren Crouse, There and Back Again: Nostalgia, Art, and Ideology in Old-School Dungeons and Dragons, Games and Culture, Vol.7, No.6(2012), pp.441-470.

4. Jerremie Clyde, Howard Hopkins, Glenn Wilkinson, Beyond the "Historical" Simulation: Using Theories of History to Inform Scholarly Game Design, The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Game Studies Association, Vol.6, No.9 (January,2012), pp.3-16.

5. Rachel Wagner, First-Person Shooter Religion: Algorithmic Culture and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 Cross Currents, Vol.62, No.2(June, 2012), pp.181-203.

2013

1. Adam Chapman, The Great Game of History: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and Analysis of the Videogame as a Historical Form, Doctor Thesis, University of Hull, 2013.

2. Adam Chapman, Is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Vol.17, No.3, pp. 312-332.

3. Alan F. Meades, Infectious Pleasures: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Illicit Videogame Modifications on the Call of Duty Franchise,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 Vol.5, No.1(Mar.,2013), pp.59-76.

4. Benjamin Wai-Ming NG, "The Adap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to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A Study of Japanese Manga, Animated Series and Video Games Based o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oman Rosenbaum, ed., Manga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234-250.

5. Laura  Zucconi, Ethan Watrall, Hannah Ueno and Lisa Rosner, Pox and the City: Challenges in Writing a Digital History GameJack Dougherty and Kristen Nawrotzki, eds., Writing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Digital culture books, 2013, pp.199-206.

6. Thomas Rabino, Jeux Vidéo et Histoire, Le Débat, No.177(Novembre-Décembre,2013), pp. 110-116.

7. Matthew Wilhelm Kapell and Andrew B. R. Elliott eds., Playing with the Past: Digital games and the Simul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Part One: History as a Process

Rolfe Daus Peterson,Andrew Justin Miller, Sean Joseph Fedorko, The Same River Twice: Exploring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Value of  Simulation in the Total War, Civilization, and patrician Franchises, pp.33-48Daniel Reynolds, What is "Old"in Video Games?, pp.49-60.

Adam Chapman, Affording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pp.61-74.

Part Two: History Written by the West

Emily Joy Bembeneck, Phantasm of Rome: Video Gam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pp.77-90.

Rebecca Mir and Trevor Owens, Modeling  Indigenous Peoples: Unpacking Ideology in Sid Meier's Colonization, pp.91-106.

Joshua D. Holdenried with Nicolas Trepanier, Dominance and the Aztec Empire: Representations in Age of Empires I and Medieval II: Total War, pp.107-120.

Hyuk-Chan Kwon, Historical Novel Rivived: The Heyday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ole-Playing Games, pp.121-134.

Kazumi Hasegawa, Falling in Love with History: Japaneses Girls'Otome Sexuality and Queering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p.135-150.

Part Three: User-Generated History

Andrew J. Salvati and Jonathan M. Bullinger, Selective Authenticity and the Playable Past, pp.153-168.

Josef Kostlbauer, The Strange Attraction of Simulation: Realism, Authenticity, Virtuality, pp.169-184.

Tom Apperley, Modding the  Historians'Code: Historical Verisimilitude and the Counterfactual Imagination, pp.185-198.

Gareth Crabtree, Modding as Digital Reenact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Battlefield Series, pp.199-212.

Part Four: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Douglas N. Dow, Historical Veneers: Anachronism, Simulation, and Art History in Assasin's Creed II, pp.215-232.

Andrew Wackerfuss, This Game of Sudden Death":Simulating Air Combat of the First World War,pp.233-246.

Clemens Reisner, The Reality Behind it All is Very True: Call of Duty: Black Ops and the Remembrance of the Cold War, pp.247-260.

Marcus Schulzke, Refighting the Cold War: Video Games and Speculative History, pp.261-276.

Part Five: Looking Back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William M. Knoblauch, Strategic Digital Defense: Video Games and Reagan's "Star Wars" Program, 1980-1987, pp.279-296.

Joseph A. November, Fallout and Yesterday's Impossible Tomorrow, pp.297-312.

Tom Cutterham, Irony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Fallout 3, pp.313-326.

Robert Mejia and Ryuta Komaki,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Biohazard in Biohazard/Resident Evil, pp.327-342.

Erin Evans, The Struggle with Gnosis: Ancient Religion and Future Technology in the Xnoaga Series, pp.343-356.

Matthew Wilhelm Kapell and Andrew B. R. Elliott, Conclusion(s): Playing at True Myths, Engaging with Authentic Histories, pp.357-369.

2014

1. A.Martin Wainwright, Teaching Historical Theory through Video Games, The History Teacher, Vol.47, No.4(August,2014), pp.579-612.

2. Daniel T. Kline, ed., Digital Gaming Re-imagines the Middle 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Amazon.com: Digital Gaming Re-imagines the Middle Ages (Routledge ...

Daniel T. Kline, Introduction: "All Your History Are Belong to Us": Digital Gaming Re-imagines the Middle Ages, pp.1-11.

Part I  Prehistory of Medieval Gaming

William J. White, The Right to Dream of the Middle Ages: Simulating the Medieval in Tabletop RPGs, pp.15-27.

Part II  Gaming Re-images Medieval Traditions

Candace Barrington and Timothy English, Best and Only Bulwark: How Epic Narrative Redeems Beowulf: The Game, pp.31-42.

Jason Pitruzzello, Systematizing Culture in Medievalism: Geography, Dynasty,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Crusader Kings: Deus Vult, pp.43-52.

Gregory Fedorenko, The Portrayal of Medieval Warfare in Medieval: Total War and Medieval2: Total War, pp.53-66.

Angela Tenga, Gabriel Knight: A Twentieth-Century Chivalric Romance Hero, pp.67-77.

Part III Case Study  1-World  of Warcraft

Elysse T. Meredith, Coloring Tension: Medieval and Contemporary Concept in Classifying and Using Digital Objects in World of Warcraft, pp.81-92.

Kristin Noone and Jennifer Kavetsky, Sir Thomas Malory and the Death Knights of New Avalon: Imaging Medieval Identities in World of Warcraft, pp.93-106.

Jennifer C. Stone, Peter Kudenov and Teresa Combs, Accumulating Histories: A Social Practice Approach to Medievalism in High-Fantasy MMORPGs, pp.107-118.

Kim Wilkins, "Awesome Cleavage": The Genred Body in World of Warcraft, pp.119-129.

Part IV  Case  Study  2-Dante's Inferno

Bruno Lessard, The Game's Two Bodies, or the Fate of Figura in Dante's Inferno, pp.133-147.

Oliver Chadwick, Courtly Violence, Digital Play: Adapting Medieval Courtly Masculinities in Dante's Inferno, pp.148-161.

Timothy J. Welsh and Josh T. Sebastian, Shades of Dante:Virtual Bodies in Dante's Inferno, pp.162-174.

Angela Jane Weisl and Kevin J. Stevens, The Middle Ages in the Depths of Hell: Pedagogical Possibility and the Past in Dante's Inferno, pp.175-185.

Part V  Theoretical and Representational Issues in Medieval Gaming

Thomas Rowland, We Will Travel by Map: Maps as Narrative Spaces in Video Games and Medieval Texts, pp.189-201.

Michelle Dipietro, Author, Text, and Medievalism in The Elder Scrolls, pp.202-213.

Nick Webber, Technophilia and Technophobia in Online Medieval Fantasy Games, pp.214-226.

Harry J. Brown, The Consolation of Paranoia: Conspiracy, Epistemology,and the Templars in Assassin's Creed, Deus Ex, and Dragon Age, pp.227-239.

Part VI  Sociality and Social Media in Medieval Gaming

Serina Patterson, Casual Medieval Games, Interactivity, and Social Play in Social Network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pp.243-251.

3. Eva VRTAČIČ, The Grand Narrative of Video Games: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TEORIJA IN PRAKSA, Vol.51, No.1(2014), pp.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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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 Winnerling and F. Kerschbaumer, Early Modernity and Video G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Early Modernity and Video Games

Florian Kerschbaumer and Tobias Winnerling, Introduction: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Why Video Game Analysis is Such A Hard Work for Historians,and How We Nevertheless Try, pp.X-XX.

Section One: Methodology and Theory

Rolf Nohr, The Game is a Medium: The Game is a Message, pp.2-23.

Josef Köstlbauer, Do Computers Play History?, pp.24-37.

Adam Rowan Chapman, The History Beyond the Frame: Off-Screen Space in the Historical First-Person Shooter, pp.38-51.

René Schallegger, Homo Ex Machina?-Cyber-Renaissance and Transhumanism in Deus Ex: Human Revolution, pp.52-63.

Simon Maria Hassemer, Does History Play the Role of Storyline Historiographical Periodization as Theme in Video Game Series, pp.64-75.

Lutz Schröder, Research the Spinning Jenny, Gain+8%Wealth by Textile  Indust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acl Technologies into the Virtual World of Empire: Total War, pp.76-90.

Marc Bonner, Construction as a Condition to Win: Depiction and Function of Early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Urban Landscapes in Strategy and Economic Simulation Games, pp.91-104.

Stefan Donecker, Pharaoh Mao Zedong and the Musketeers of  Babylon: The Civilization Series between 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 and Subversive Parody, pp.105-122.

Tim Raupach, Towards an Analysis of Strategies of Authenticity Production in World War II First-Person Shooter Games, pp.12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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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 Lu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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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Reflections on Gaming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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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k Webber and E. Charlotte Stevens, History, Fandom, and Online Game Communities, pp.189-203.

Alexander von Lünen,  Ye Olde  FAQ: The Darklands Game, Immersiveness  and  Fan Fiction, pp.2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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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Accuracy" in Computer Games

Lisa Traynor and Johathan Ferguson, Shooting for Accuracy: Historicity and   Video Gaming, pp.243-254.

Chris Kempshall, Modern Warfare: Call of Duty, Battlefield, and the World Wars, pp.255-266.

Eugen Pfister, "Man Spielt Nicht Mit Hakenkreuzen!": Imaginations of the Holocaust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ti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Digital Games, pp.26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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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 Keilbart, Queer Authenticity in the History of Games: Experiences of Knowing, Performing and Portraying Queerness in Games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Decades, pp.179-197.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Aurelia Brandenburg, "If It's a Fantasy World,Why Bother Trying to Make It Realistic?" Constructing and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of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pp.201-220.

Tobias Winnerling, How to Get Away with Colonialism: Two Decades of Discussing the Anno Series, pp.221-236.

Angus A. A., Mol, Toying with History: Counterplay, Counterfactual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Past, pp.237-258.

Jörg Friedrich, You Do Have Responsibility! How Games Trivialize Fascism, Why This Should Concern Us and How We could Change It, pp.259-273.

11. Samuel McCready, Re-Thinking History Teaching: Historical Making and   Learning in Digital Culture, Proceedings of DiGRA 2020(2020).

12. Regina Seiwald, Play Ameica Great Again: Manifestations of Americanness in Cold War Themed Video Games, Gamevironments, Vol.13(2020), pp.223-256.

13. Ruth Garcia Martín, Begona Cadinanos Martinez and Pablo Martín Dominguez, The Face of Authority through Sid Meier's Civilization Series, Gamevironments, Vol.13(2020), pp.139-173.

14. 王昊:《历史、现在与未来:数字游戏档案的社会记忆功能——以Sid  Meier's  Civilization 为例》,《兰台世界》2020年第4期,第24-29页。

15. A. Denning, Deep Play? Video Games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ry, AHR, Vol.126, No.1 (March,2021), pp.180-19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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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exander Simons, Isabell Wohlgenannt, Markus Weinmann and Stefan Fleischer, Good Gamers, Good Managers? A Proof-of-Concept Study with Sid-Meier's Civilization,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 Vol.15(2021), pp.95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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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 Bazile, Review of Assassin's Creed: Freedom C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6, Issue1, 2021, pp.217-219.

13. Jakub Sindelar, "Video-Gamers as Recipients and Creators of Public History: Let’s Play Videos as Public History", Joanna Wojdon and Dorota Wisniewska, eds., Public in Publ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2, pp.18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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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 D. Hattem, Review of Assassin's Creed II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6, Issue1, 2021, pp.214-216.

20. M. Steenbakker, A Power Shrouded in Petticoats and Lace: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Roles in Assassin's Creed Ⅲ: Liberation, New Horizons in English Studies, Vol.6, No.1(2021), pp.92-110.

21. Matthew Winter, Beyond Tomb and Relic,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84, No.1 (March,2021), pp.12-21.

22. Megan Ward, Ghosts, Spooks, and Martyrs: Historical Hauntings in Tom Clancy's Ghost Recon Wildlands, Gamevironments, Vol.14 (2021), pp.85-118.

23. Na Li, Playing the Past: Historical Video Games as Participatory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Vol.27, No.3(2021), pp.746-767.

24. Perrine Poiron, Assassin's Creed Origins Discovery Tour,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84, No.1(March,2021), pp.79-85.

25. R. Clare,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in Videogames: Representation, Play, Transmedia,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1.

26. R. Fordyce, Play, History and Politics: Conceiving Futures beyond Empire, Games and Culture, Vol.16, No.3(2021), pp.294-304.

27. R. Loban, Europa Universalis IV and Deep Learning Historical Accuracy, Counterfactual Themes, The Journal of Canadian Game Studies  Association, Vol.14, No.24(2021), pp.26-47.

28. Rhett Loban, Europa Universalis IV and Deep Learning: Historical Accuracy, Counterfactuals and Historical Themes, The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Game Studies Association, Vol.14, No.24(2021), pp.26-47.

29. Robert Houghton, ed., Playing the Crusades, London: Routledge,2021.

Playing the Crusades

Robert Houghton, Introduction:Crusaders and Crusaing in Modern Games, pp.1-11.

Roland Wenkus, A Sacred Task, No Cross Required: the Image of Crusading in Computer Gaming-Related Non-Christian Science Fiction Universes, pp.12-29.

Katherine J. Lewis, I’m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Man You are!: Crusading and Masculinities in Dante's  Inferno, pp.30-52.

Oana-Alexandra Chirila, Show This Fool Knight What It is to Have No Fear: Freedom and Oppression in Assasin's Creeed (2007), pp.53-70.

Robert Houghton, Crusader Kings Too? (Mi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rusaders in Grand Strategy Games, pp.71-92.

Andreas Korber, Johannes Meyer-Hamme, and Robert Houghton, Learning    to Think Historically: Some Theoretical Challenges when Playing the Crusaders, pp.93-110.

30. Robert Houghton, History Games for Boys? Gender, Genre and the Self-Perceived Impact of Historical Games on Undergraduate Historians, Gamevironments, Vol.14(2021), pp.1-49.

31. Samuel Calvin Paul McCready, Playing and Making History: How Game Design and Gameplay Afford Opportunities for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Past, Graduate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York University, 2021.

32. Souvik Mukherjee, Crab-Rangoons in Kyrat: (Re)Writing South-Asian History in Far Cry 4, Games and Culture, Vol.16, No.8(2021), pp.1065-1086.

33. Tine Rassalle, Archaeogaming,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84, No.1(March,2021), pp.4-11.

34. Video Games Reviews: Introduc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6, Issue1, 2021, p.214.

35. Ylva Grufstedt, Counterfactual History and Game Design Practice in Digital Strategy Games, Ennen Ja Nyt: Historian Tietosanomat, No.2(2021), pp.86-91.

2022

1. Andrés Bijsterveld Munoz, National Identity in Historical Video Games: An Analysis of How Civilization V Represents the Pa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28, No.4(Oct.,2022), pp.1311-1325.

2. C. HOgsbjerg, Review of Alyssa Goldstein Sepinwall, Slave Revolt on Screen: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Film and Video Gam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27, Issue.3, 2022, pp.1503-1504.

3. Claire Stocks and Barbara Birley, Gaming and Hadrian's Wall: A Future of Digital Possibilities, Marta Albeti and Katie Mountain, eds., Hadrian's Wall: Exploring Its Past  to Protect Its Future, Oxford: Archaeopress, 2022, pp.92-99.

4. Olaf Kühne, Representations of Landscape in the Strategy Game Civilization Dennis Edler, Olaf Kühne and Corinna Jenal,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s in Europe Game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22, pp.261-272.

5. Dmitriy A.Belyaev & Ulyana P. Belyaeva, Historical Video Games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istory: Strategies for Re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Politization of History, Galactica Media: Journal of Media Studies, Vol.1(2022), pp.51-70.

6. Estrid Sorensen and Jan Schank, Categorizations of World War II in Videogames, Eludamos, Journal for Computer Game Culture, Vol.13, No.1(2022), pp.81-110.

7. F. Jankowski, Playing(Against) the Heritage: Absolut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French Digital Games before 2000,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2022), pp.843-854.

8. Ian Williams and Samuel Tobin, The Practice of Oldhammer: Re-Membering a Past Through Craft and Play,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4(2022), pp.576-592.

9. Jacob Mertens, Broken Games and the Perpetual Update Culture: Revising Failure with Ubisoft's Assassin's Creed Unity,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1(2022), pp.70-88.

10. Jacqueline Burgess and Christian Jones, Exploring Player Understandings of Historical Accuracy and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n Video Games,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5(2022), pp.816-835.

11. James Coltrain, Historians and Video Games: How the Profession Can Better Engage in Pla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eremiah McCall, Gaming the Past: Using Video Games to Teach Secondary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2. Joanna Kaniewska, The Moon, the Play and the End of History: A Study of   Lunar Temporality in Cyberpunk 2077,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Vol.14, Issue Cyberpunk 2077(Apr.,2022), pp.7-25.

13. Jorn Weines, Exploring Fishery History in Game Form: "Never Again April 18!", Rethinking History, Vol.26, No.1(2022), pp.1-31.

14. Lawrence May, Virtual Heterotopias and the Contested Histories of Kowloon Walled City,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2022), pp.885-900.

15. Nico Nolden and Eugen Pfister, Gaming and Digital Public History, Serge Noiret, Mark Tebeau and Gerben Zaagsma, eds.,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Berlin: De Gruyter,  2022, pp.309-316.

16. Jere Kyyrö, "Particulariying the Universal: Medievalist Constructions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 in Crusader Kings II", Reima Välimäki, ed., Medievalism in Finland and Russia: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Aspect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p.137-151.

17. David Dean, "Living History: Performing the Past", Serge Noiret, Mark Tebeau and Gerben Zaagsma, eds.,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22, pp.349-358.

18. Yannick Rochat, "History and Video Games, Serge Noiret", Mark Tebeau and Gerben Zaagsma, eds.,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22, pp.475-484.

19. Siyu Yao and Yumin Chen, Reconstructing History and Culture in Game Discourse: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Heroic Stories in Honor of Kings,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7-8(2022), pp.977-996.

20. Souvik Mukherjee, Pathfinding Affect: Reading Maps, Bodies and the Affective in Colonial Videogames, Parallax, Vol.28, No.2(2022), pp.166-178.

21. Yannick Rochat, "History and Games", Serge Noiret, Mark Tebeau and Gerben Zaagsma, eds., Handbook of  Digital Public History, Berlin: De Gruyter, 2022, pp.475-484.

22. Ylvq Grufstedt, Shaping the Past: Counterfactual History and Game Design Practice in Digital Strategy Games, Berlin: De Gruyter, 2022.

23. Games with History(特刊), Heritage,and Provocation,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Issue 6, 2022.

24. Adam F. Bierstedt, Livestreaming History: The Streamer-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Games Outreach,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871-884.

25. Filip Jankowski, Playing(Against) the Heritage: Absolut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French Digital Revolution in French Digital Games Before 2000,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846-854.

26. Julien A. Bazile, An “Alternative to the Pen”? Perspectives for the Design of Historiographical Videogames,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 855-870.

27. Lawrence May, Virtual Heterotopias and the Contested Histories of  Kowloon Walled City,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885-900.

28. M. Mochocki, Editorial: Games with History, Heritage, and Provocation,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839-842.

29. Rhett Loban, I Never Asked for It, But I Got It and Now I Feel that My Knowled ge about History is Even Greater!: Play, Encounter and Research in Europa Universalis IV, Journal of Games Criticism, Vol.5, No.1(2022), https://gamescriticism.org/wp -content/uploads/2023/07/loban-5-3.pdf.

30. Richard Cole, Mashing Up History and Heritage in Assasin's Creed Odyssey,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915-928.

31. Vít Šisler, Holger Pötzsch, Tereza Hannemann, Jaroslav Cuhra and Jaroslav Pinkas, History, Heritage, and Memory in Video Games: Approaching the Past in Svoboda 1945: Liberation and Train to Sachsenhausen, Games and Culture, Vol.17, No.6(September,2022), pp. 901-914.

2023

1. Andrei Zanescu, Making Antiquity Resonate in Assassin's Creed: Origins,Odyssey & Articulated Resonance, Proceedings of DiGRA2023(2023).

2. Brian T. Erickson, Playing with the Past: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Video Games for the Field of History, Master of Arts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23.

3. Iain Donald, Nick Webber and Esther Wright, Video Game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oft Power,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Vol.15, Issue China and the World: Navigating Video Game Localization and Copyright Challenges(Jun.,2023), pp.105-127.

4. Katrina HB Keefer, Becoming Bayek: Blackness, Egypt, and Identity in Assassin's Creed: Origins, Games and Culture, Vol.18, No.7(Nov.,2023), pp.940-958.

5. Krista Bonello Rutter Giappone, Stefano Caselli, Local Practices in Digital Gaming Heritage: An Interview with Maurizio Banavage and Andrea Dresseno, Journal of Games Criticism, Vol.5, No.1(April,2023), https://gamescriticism.org/wp-content/uploads/ 2023/07/giappone-caselli-5-1.pdf.

6. Nick Webber, The Past as (Para)text-Relating Histories of Game Experience to Games as Texts, Proceedings of DiGRA 2023(2023).

7. Robert Houghton, ed., Playing the Middle Ages: Pitfalls and Potential in Modern Games, London and New York and Oxford and New Delhi and Sydney: Bloomsbury Academy, 2023.

Playing the Middle Ages cover

Robert Houghton, The Middle Ages in Modern Games: An Adolescent Field, pp.1-28.

Ylva Grufstedt, Unbending Medievalisms-Finding Counterfactual History in Sandbox Games Set in the Middle Ages, pp.29-50.

Mariana Lopez, Playing the Sonic Past: Reflections on Sound in Medieval-Themed Video Games, pp.51-74.

Karen M. Cook, Medieval Sounds, Sounding Medieval, pp.75-88.

Gordon Smith, All on Board for the Crusades, pp.89-102.

Liam McLeod, Subverting the Valiant Crusader:The Sarafan in the Legacy of Kain:Soul Reaver Series, pp.103-130.

Adam Bierstedt, Making Friendships, Breaking Friendships: Exploring Viking-Age Social Roles through Player Strategy in A Feast for Odin, pp.130-148.

Robert Houghton, Abandoning Civilization: Medieval Rulership in Crusader Kings I, Reigns and Mount & Blade: Warband, pp.149-166.

Jonathan Bloch, Joan of Arc, the Meme of Orleans: The Playful Liberties Taken with History by the Age of Empires I Gaming Community, pp.167-182.

Neil Nagwekar, On the Postcolonial Analysis of "Indians" in Age of Empires II: A Theory of “Ethical Programs” Behi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s of Video Games, pp.183-194.

Johansen Quijano, Virtually(de) Colonized: Racial Identity and Colonialism in the Middle Ages and as Depicted in Kingdom Come: Deliverance, A Plague Tale: Innocence, The Elder Scrolls, and Black Desert Online, pp.195-210.

Eldegard Minderbo, Representations of Medieval Gender Archetypes in Fantasy Role-Playing Games, pp.211-226.

Patrick Butler, Ashen, Hollow, Cursed: Fragile Knighthood in the Dark Souls Series and Its Medieval Antecedents, pp.227-244.

Blair Apgar, Matilda of Canossa and Crusader Kings II: (Papal) Warrior Princess, pp.245-264.

8. Stefano Caselli, Krista Bonello Rutter Giappone, Tomasz Z.Majkowski, Ten Years of Historical Game Studies, Game, Vol.10(2023), pp.29-50.

9. Tara Sewell-Lasater, Eternally Maglined as the Power-Hungry Femme Fatale: Kleopatra VII in Assasin's Creed Origins and Other Video Games, Abraham I, Fernández Pichel, ed., How Pharaohs Became Media Stars: Ancient Egypt and Popular Culture, Oxford: Archaeopress Publishing, 2023, pp.185-204.

2024

1. 卢雅怀:《历史游戏研究: 作为数字史学发展新方向》,《数字人文研究》2024年第2期,第3-26页。

2. Benjamin Hanussek, Ubisoft's Notre-Dame: Digital Gaming for Material Heritage's Sake, The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Game Studies Association, Vol.16, No.26(Spring, 2024), pp.1-15.

3. D. Reid, Game Development as Public History: Practical Reflections on Making a Video Game for Historical Public Engagement,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46, No.1(2024), pp.74-107.

4. Conor Heffernan, It's in the Game: FIFA Videogames and the Misuse of History, Sport in History, Vol.44, No.4(2024), pp.590-611.

5. Dragos M. Obreja, She was Using Bayek for Sex: Hegemonic Feminity  and the Identity Play in Assasin's Creed Origin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atest Articles(2024), pp.1-15.

6. Kirk M Lundblade, Gods, Kings, and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 Dual Diegesis of Crusader Kings in the Assemblage of Play, Proceedings of DiGRA2024(2024).

7. Hanjun Shi, Game as History: How Does Pentiment Recreate a Vivid Sixteenth-Century Central European Everyday Life?, Proceedings of DiGRA2024(2024).

8. Michal Dawid Zmuda, Historizing Remediation: How Games Represent History through Media, Rethinking History, Vol.28, No.1(2024), pp.130-153.

9. Nicholas David Bowman, Alexander Vandewalle, Rowan Daneels, Yoon Lee, and Siyang Chen, Animating a Plausible Past: Perceived Realism and   Sense of Place Influence Entertainment of and Tourism Intentions From Historical Video Games, Games and Culture, Vol.19, No.3(2024), pp.286-308.

10. Robert Houghton, The Middle Ages in Computer Games: Ludic Approaches to the Medieval and Medievalism, Cambridge: D. S. Brewer, 2024.

11. Ömer Kemal Buhari, Dates, Carpets, and Pearl Necklaces: The Case of Anno  1404s Exotic Orientalism, Games and Culture, Vol.19, No.2(2024), pp.139-157.

12. Pieter J. B. J. Van den Heede, Replaying Wartime Résistence? Studying Ludic Memory-Making in the Open World Game The Saboteur, Games and Culture, Vol.19, No.2 (2024), pp.178-198.

2025

1. Bard Swallow, High Fantasy RPG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Medieval Book, Games and Culture, Vol.20, No.5(2025), pp.657-668.

2. Cahit Mete Oguz, The Byzantine Army in Video Games: Common Misconceptions Shaping Popular Perceptions, Gamevironments, Vol.23(2025), pp.1-36.

3. Christopher McMahon, Nerfing My Religion: A Cognitive Mapping of Faiths in Crusader Kings II and Europa Universalis IV, Gamevironments, Vol.22(2025), pp.22-57.

4. Li Na, The Specter of the Virtual: Historical Video Games as Complex Public History,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2025).

5. Mauro Mola, Playing World War II: Designing a Simulation Game on the Resistance in Tur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Archive, Proceedings of DiGRA 2025.

6. Robon Scarassati Bello, The Problem of Memory in the Assassin's Creed Series(2007-2020), Games and Culture, Vol.20, No.3(2025), pp.298-315.

7. Stefania Matei,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Historical Video Games, Games and Culture, Vol.20, No.4(2025), pp.477-498.

8. 梁亦昆:《游戏如何讲述历史?数字游戏中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映射》,《学习与实践》2025年第3期,第131-139页。

9. 梁亦昆:《数字游戏的历史观问题需引起关注》,《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第109-110页。

10. 欧阳敏:《历史模拟类电子游戏如何构建玩家的文化记忆》,《数字出版研究》2025 年第4期,第110-120页。

11. 庞昊:《历史游戏<文明7>与三阶段的人类文明史分期》,《数字人文研究》2025年第2期,第16-30页。

12. 许伟旭:《跨媒介·游戏化·历史寓言:<唐探1990>的新主流电影工业美学实践》, 《视听》2025年第19期,第64-68页。

13. 郑汉、石浩铮、肖谦、刘家豪:《从历史再现到数字共鸣:文化遗产元素在游戏中的传播机制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5年第5期,第54~71页。

2026

1. Lina Eklund and Andrei Zanescu,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Evolving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Assassin's Creed Franchise, Games and Culture, Vol.21, No.2(2026), pp.192-212.

2. Jessica Iolanda Costa Bispo, A Contemporary Take on Victorian Lunacy: Representati ons of the Asylum in the Neo-Victorian Video Game Alice: Madness Returns, Journal of Games Criticism, Vol.6, No.1(2026), https://gamescriticism.org/wp-content/upload s/2025/11/bispo-6-1.pdf.

3. 曹文婧:《以图为媒:UGC游戏地图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建构》,《传媒论坛》2026年第2期,第2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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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黄琬喻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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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征集5月10日截止|“大哉言数:AI时代人文研究的范式重构与价值回归”研讨会暨2026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CDH2026)会议通知(第二号)

2026-05-02 12:12 北京

该会议预告转自揆古察今科史哲公众号时间:2026年7月31日-8月3日地点:内蒙古师范大学 当前,人工智

该会议预告转自揆古察今科史哲公众号

时间:2026年7月31日-8月3日

地点:内蒙古师范大学

    当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正深刻重塑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与价值判断框架。“数”之一字,贯通古今:从古人“参天量地”的度量智慧,到今日数据驱动的数字人文,数字化浪潮不仅为人文学科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范式,更在“言数”之间激发了对文明演进、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的深层追问。

    在此背景下,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将以“大哉言数:AI时代人文研究的范式重构与价值回归”为主题共同主办2026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CDH2026)。会议将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人文及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开展主旨发言、会议报告、专题讨论、案例分享、数字人文空间展演、海报展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现诚挚邀请数字人文领域专家、学者与学生莅临会议,共探AI时代人文研究的范式重构与价值回归,为数字人文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 会议议题

包括但不限于:

1.典籍重光:科技古籍与多民族文献的智慧化整理

2.时空重构:GIS与时空大数据驱动的文明演进研究

3.协智重塑:多智能体与具身智能的人文社会仿真

4.谱系重绘:知识图谱与智能注释驱动的知识重组

5.记忆重述:AIGC赋能下的文化遗产与艺术创新

6.文脉重析:计量方法与主题模型的文本深度挖掘

7.伦理重思:数字人文中的算法批判与负责任创新

8.素养重育:数字人文课程体系与跨学科人才培养

9.数字人文学科建设

二、 会议信息

1.会议时间:

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8月3日

2.会议地点:

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81号)

3.会议注册:

本次会议将于2026年6月开放注册报名。

注册费:1500元(6月30日之前早鸟价1000元),学生价800元,获会议录用宣讲论文/海报/项目作者一人可免注册费,如多于一人则需按增加人数缴纳注册费。参会代表交通食宿自理。

三、 征文征集

1.会议征文对象为数字人文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与在读学生。

2.论文要求为:作品原创,未发表;中文、英文皆可;问题明确、方法严谨、论证充分、引用规范、观点新颖。

3.征文分为两轮,第一轮为论文摘要和海报征集,第二轮为入选论文全文提交,具体要求如下:

(1)论文摘要需包含中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作者简介(姓名、单位、年级、邮箱、手机号码、研究方向等),摘要内容不少于500字。

(2)海报需以PPT格式制作,页面设置为90cm*120cm,纵向布局。

(3)论文全文格式可参考附件“CDH2026论文格式规范与要求”,正文字数为7000-15000字。

4.组委会将邀请国内知名学者组成专家评审组,对提交的论文开展严格评审,从中选出高水平学术论文在会议上进行交流和专家点评。

5.论文提交邮箱:20250051@imnu.edu.cn。邮件标题格式为“CDH2026论文摘要/全文-姓名-单位”。

6.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10日

摘要录用通知时间:2026年5月30日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30日

四、 项目征集

1.本次会议征集项目为中文或中国主题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库、软件工具、数字平台、可视化作品、XR交互设计作品、大模型及智能体应用等。所征集的项目需提供可访问的路径和方式。专家委员会将根据项目征集情况分类评审后择优进行大会展示交流。

2.所有征集项目需填写“2026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项目报名表”进行报名,并提供相关附件(包括但不限于网站、APP、小程序、视频及图片等)。

3.请将报名表和相关附件压缩,以“CDH2026项目-项目名称”命名,发送至邮箱20250051@imnu.edu.cn。

4.项目征集截止时间:2026年5月30日

五、 会议组织

1.主办单位

中国索引学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

2.承办单位

中国索引学会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文化遗产认知智能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

3.协办单位(按笔画顺序排列)

IMR Press

上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中文+数智经济”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上海图书馆历史人文大数据中心

山西数字人文研究院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数字人文” 工作室

云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与信息技术部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中山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

中山大学数字人文联合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研究室、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实验室

东华大学纺织遗产与数字人文实验室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数字人文中心

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汉籍数字化实验室

华东师范大学数字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启元实验室战略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实验室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华文明数智创新实验室

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大数据与计算人文研究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人文社科数据研究所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持续更新中)

4.媒体支持(按笔画顺序排列)

《Knowledge Organization》

《中国数字人文》

《古籍数字人文》

《全国报刊索引》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信息与管理研究》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数字人文》

《数字人文研究》

「DH数字人文」公众号

「DH数字人文动态」公众号

「IMR 图书情报学」公众号

「SHNU 数字人文」公众号

「三明学院学报」公众号

「山东大学」公众号

「广东省国学学会」公众号

「比特人文」公众号

「中国索引学会」公众号

「古代汉语信息处理」公众号

「立行数字人文」公众号

「全国报刊索引」公众号

「京狮人文DH」公众号

「科技古籍整理研究所」公众号

「域外汉籍与汉学研究」公众号

「揆古察今科史哲」公众号

「数字人文」公众号

「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公众号

「数字人文研究」公众号

「数字人文资讯」公众号

AI & Innovation (《人工智能与创新》)

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网

上海社科院信息所社科智能实验室(AI4SS Lab)

广东财经大学《智能高教》

社科大数字史学实验室

南京大学中华文明数智创新实验室

(持续更新中)

有意参与协办和媒体支持的单位,请扫描下方二维码登记相关信息,我们将在下一轮的会议通知中更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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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会议联络

1.会议邮箱:20250051@imnu.edu.cn

2.会务咨询:周老师 13191432051/18852850582(微信同号)

附件

2026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项目报名表

CDH2026论文格式规范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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