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概念溯源与新视角的引入

我国是一个史籍浩瀚、史学发达的国家，文献的产生、流传和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一词的含义在不断变化。《辞海》将“文献”释义为“专指具有价值或与某学科相关的图书文物资料”，《现代汉语词典》将“文献”解释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所以，现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等所记录知识的总和。

而如果我们将考察的视线拉得更长可以发现，最早将“文献”一词用作书名的著作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而“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则可以追溯到《论语》。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论语集解》中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这里用“文章”解释“文”，用“贤才”解释“献”。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道：“文，典籍也。献，贤也。”^[1]“文”是指历史典籍、档案等文字资料，“献”是指博学多才、熟悉掌故的贤才。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2]后来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的注释为：“《论语》的‘文献’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两项。今日‘文献’一词只指历史文件而言。”^[3]

鉴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常用的“文献观”对于“文献”概念的理解，如果较之“文献”一词的原初含义而言，其实是只得其半，而缺失了对于“人”本身的理解。因此，为了提供一个更加贴合“文献”概念原初含义的新的“文献观”解释框架，本文尝试引入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来探索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试图将“文”与“献”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进行理解，并从中发现人类“文献”发展史的规律与趋势。

（二）文化哲学的新视角——人是符号的动物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德国著名的文化哲学家，被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卡西尔在其代表作《人论》中概括表达了他的符号论文化哲学体系，他认为人类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4]也就是说，人是能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从而可以理解，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的动物，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人类拥有其他一切动物不具有的符号系统，人可以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获得自由与解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符号”是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在卡西尔这里，“符号”不是具体的单个符号，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意义，他将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包括语言、神话、寓言、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看作符号形式。人与符号紧密相连，符号是人类创造文化的媒介。人具有符号化的思维模式，并通过符号创造文化，即创造一个符号世界，进而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5]可见，符号是人和文化的共同本质，人—符号—文化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存在。首先，符号可以理解为作为文化现象的符号形式；其次，符号体现了主体（人）本质的符号活动；另外，符号展现了被赋予的符号意义。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symbol）是与“信号”（sign）相对的，“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operator），而符号是指称者（designator）”。^[6]文化符号和自然界的信号有严格区别，这二者体现了“人禽之别”的关键，即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掌握和运用信号，并将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所以“信号”与“符号”的核心差别在于“意义”。如图1所示，人和动物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方式是不同的，动物与世界直接互动，往返的是信号，信号不具有意义，它是物理性的、实体性的存在；人与世界则通过符号进行互动，符号是意义的表达。符号是人类的创造物，人具有符号构形能力，不存在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存在无符号的意义。

图1 人和动物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方式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符号”这一视角，可以认为，主流“文献观”定义里的“价值”与“知识”等跟卡西尔最为强调的“意义”是内在相通的，因此，可以用“符号系统”这一概念来提炼与概括“文献”中“文”的内涵。符号系统成为连接人与文化的通道，构成整个人类文化世界。

从根本上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揭示着人的本质，延伸着人的能力，人所创造的符号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面对的世界也是符号世界。与此同时，卡西尔认为，符号具有二重性，即符号具有可感载体与普遍意义两个方面。人类可以像其他动物一样以各种感官与世界进行交往，依据物理信息与外界进行沟通，此时世界是可感知的。另一方面，人具有符号能力并进行符号活动，正是这种符号能力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当人类作为“符号”动物与世界交往时，人类是有意识的、有思想的、有理智的，此时“符号”成了载体与意义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就历时性的角度而言，作为人与世界之中介的符号系统是具有历史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符号世界从根本上说正是该个体之前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所能留存下来的符号的整体。

（三）技术哲学的新视角——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

从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看，一方面，人是创造和发明符号的动物；另一方面，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正是由于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符号，人的意识、愿望、思维等精神能在具体实践活动中对象化到客观世界，实现客观世界的符号化，比如艺术是人类直觉或观照的客观化，语言和科学是人类概念的客观化，而这些符号可以将人体感官不断地外化和延伸。

其实在更早的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那里，曾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工具和器物是人体“器官投影”（Organ Projection）的核心观点，在其被认为是技术哲学奠基性著作的《技术哲学纲要——从新观点看文化发生史》（1877）一书中，卡普试图用器官投影论的新观点，通过作为技术文化的工具发生历程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演进历史，他认为，人体的外形和功能总是作为人类最理解的客观存在，当成创造技术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投影到外部环境；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本原的技术，都是建立在人的器官特别是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是制造器物的尺度。^[7]卡普的“器官投影”理论开创了一种分析技术的独特视角，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他提出了技术生成文化理论，并从技术哲学范式内部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思考。

作为卡普“器官投影”论在媒介时代延续的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媒介，即技术，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媒介带来一种新的技术尺度，人的延伸及其感知比率随之改变，就形成一定的后果。这就是“媒介即讯息”。^[8]媒介是那些延伸人类器官的所有工具、技术和活动，一切技术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同人体器官的延伸，比如，车轮是人类脚步的延伸，衣服是人类肌肤的延伸，报纸是人的言语和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等等。万物皆媒介，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广义的媒介。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思维的延伸”，将技术称为“第七王国”，并提出了“技术元素”（technium）的概念，这里的“技术元素”包括硬件、文化、艺术、社会制度以及各类思想。他认为科技是我们躯体的延伸，技术元素是生命的延伸，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正在进化的生命。^[9]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就技术哲学的视角而言，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符号及其能力也可以被视为“符号技术”，其本身就是人类感官与思维的外化与延伸。进一步的，再就符号的历史性而言，一个个体所面对的符号世界从根本上说正是该个体之前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所能留存下来的前人们感官与思维外化与延伸的整体。因此，就其符号整体的所指而言，它指向的是前人们于四维时空、眼耳鼻舌身意全感官的所有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经验，而就该符号整体的能指而言，它则是特定历史时代与对应的特定符号技术下对上述多维度、全感官生命经验的部分维度、部分感官的“投影”。

（四）双重视角下的新文献观

总体而论，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是创造符号并以此创造文化和进行文化实践的动物；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借助于符号技术不断外化自身的过程。基于此，在文化和技术哲学的双重视角下，可以构建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即“文献”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符号化记录，其映射的对象其实是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所外化于四维时空形成的高维度、全感官的历史文化世界。

因此，作为总结，就作为人与世界的历史性的中介而言的符号世界对应着本文新文献观中“文”的内涵，而在客观世界的角度来看，人与历史性的符号世界构成的具有意义、价值、历史性的整体，则对应着本文新文献观中“献”的内涵，如图2所示。

图2双重视角下的新文献观

可见，文献这一符号系统依赖于对应时代的符号书写与媒介技术，特定时代的符号书写与媒介技术的维度决定了文献的维度，它蕴含着人类活动、媒介技术（符号书写）、知识生成（符号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事实上，“文”与“献”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体系，遵循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五）人类符号技术发展趋势与数字人文的必然

如前所述，人类符号技术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的发生史，是人类不断追求更有效、更丰富地去外化与延伸自身感官与思维的历史，因此，人类符号技术也在多维度与多感官两个角度呈现出了历史性的发展趋势。

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结绳、绘画、雕刻等方式记载和传递信息，这些图形和符号逐步演变并形成最初的符号系统。当文字及印刷技术出现后，人类的视觉得到了延伸。其中，“文字”的产生打破了“口耳相传”的局限，成为人类用符号记录和表达信息的突破性进步，从最早的抽象图画，再到象形文字、指事文字、会意文字等。广播、电视等媒介技术的诞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验。广播延伸了人的听觉，而电视结合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更是综合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重符号，具有“声画合一”的特点，更全方位延伸了人们的视觉和听觉。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以及混合现实（MR）等技术突飞猛进，让人类视觉的延伸逐渐从平面化的二维向立体化的三维拓展，如图3所示。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创新的数字技术的加持，人类的嗅觉、味觉、触觉等也得以被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模拟，更进一步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颠覆性技术也逐渐显露了越来越多的曙光。

图3 符号技术发展简史与趋势

由此可见，作为与人类文化发生史相伴生的符号技术呈现出追求更高时空维度、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必然趋势，因此，数字文献技术这一作为人类思维与智能的外化与延伸的符号技术必然成为当今人类符号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与时代主题。方兴未艾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文献的生产、存储、研究和使用方式，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传统文献生产体系正向以智能媒介为前提的数字文献生产体系转变。^[10]数字化促进了知识形态的变革与演进。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文献数字化已成为共同趋势，数字文献大量出现。数字人文数据以文本形式为主，兼有图片、音频、视频、3D等多元数据形式。文本资料有地方古典文本资料、图书、笔记、家谱资料等。图片有地图、画作、壁画等。3D数据有器皿、雕塑等。音频与视频数据包括访谈、纪录片等多媒体数据。^[11]

与此同时，由于人类符号技术始终不断追求更高时空维度、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表达，因此，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被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地“扩写”与“创写”。并且，这样的“重新书写”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高时空、跨学科、多模态、全场景等特点，为人类、文化、历史的全面延伸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延伸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最终实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12]为此，中华书局立足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数字文献技术优势，首创研发了全国首位3D超写实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数字人”。

（一）从数字文献视角看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特征

“数字人”是指通过计算机图形渲染、动画驱动、动作捕捉、语音合成、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的虚拟仿真人物，其产生本身就是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清华大学《2020—2021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被产业界称为“元宇宙元年”。因此，作为未来元宇宙数字世界主体性存在的“数字人”，自2021年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年轻人群中的认同度与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2021年至今，各类国风数字人陆续发布，俨然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利用的标配。如2021年10月28日，中央戏剧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同发布“梅兰芳”，2022年5月18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发布“文夭夭”，2022年6月3日，新华网发布“筱竹”，同一天浙江卫视发布“谷小雨”，2022年6月15日，敦煌研究院发布“伽瑶”，2022年7月22日，国家博物馆发布“艾雯雯”，等等。

但纵观以上多位国风数字人，除了“梅兰芳”外，均属于“纯虚构型”数字人，即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存在过这个人物，而对于古代的真实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复活”的超写实数字人，则一直是一个空白。究其原因，需要先从数字人的分类入手进行分析。

在中华书局“苏东坡数字人”之前，数字人行业内对于数字人的分类通常是采用两类方法。其一，是根据数字人的角色形象与建模技术进行分类，分为二次元数字人、2.5次元数字人、3D卡通数字人、3D写实数字人等。其二，是根据数字人的功能与应用场景进行分类，分为服务型数字人、身份型数字人等。其中，服务型数字人可用于替代真人服务，并作为多模态AI助手提供服务，如虚拟主播、虚拟教师、虚拟客服等；身份型数字人则可以实现虚拟IP、虚拟分身等功能。然而，这两种分类方法均无法解释和分析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独有特征。为此，中华书局立足数字文献的全新视角，对数字人进行了全新的分类，并从文献不同特征的角度进行象限化分析，逐步探索出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研发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思路。

首先采用“有无文献依据”和“文献是否齐清定”两个指标来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三个象限，如表1所示。第一类虚拟数字人对象是“在历史文化符号世界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这类数字人的研发是基于真实有效的文献资料，且文献具有“齐”（齐全）、“清”（清晰）、“定”（确定）等特点。第二类虚拟数字人对象是“正在活着的人”，他们虽然有文献资料记载，但其文献资料还处于不断创作和变化之中，所以具有不稳定性，还未成“定论”。第三类是纯虚拟数字人，这类数字人并无文献典籍的基础，在历史上未曾真实生活过。

表1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一）

然后，可以采用“文献的维度”和“文献的感官”两个指标来对第一类数字人进行进一步分析，如表2所示，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关于身体记录的抽象的文字文献（可视为一维文献），但现代历史文化名人具有三维立体身体数据（三维文献）和动态影像文献（四维文献）。另外，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画像等“非完全真实”的视觉文献，无真实的听觉、嗅觉等文献，但现代历史文化名人具有真实的视觉、听觉文献，甚至可能留存有部分程度的嗅觉文献。他们留存有照片、音视频、使用过的器物等资料。

表2 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二）

最后，再通过“有无真实地理文献”这一指标，还可以将古代历史文化名人176分为两类，如表3所示。一类是以苏东坡、李白、李清照等中华先贤人物为代表的曾在历史上真实活过的人物，另一类是以苏小妹、林黛玉、孙悟空等为代表的在文学符号世界中存在的人物。

表3 基于文献维度的全新数字人分类（三）

（二）中华书局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研发的方法论心得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超写实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而言，可谓是一项几乎前无古人的工作，一方面要求数字人的开发技术本身必须达到与超写实纯虚拟数字人同样的行业前沿水准，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像纯虚拟数字人那样天马行空地随意发挥，但与此同时，又缺乏像邓丽君、梅兰芳数字人那样的真实照片与动态视听影像的文献支撑，因此需要独辟蹊径、守正创新。为此，中华书局始终牢牢扎根“文献”这一关键基础，逐步摸索出了一些古籍文献数字化应用的全新方法论。

其一，要将重写与创写有机结合。

如前所述，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被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的“扩写”与“创写”。就超写实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而言，首先，必须要求是“重写”，而且是严格遵从古籍文献学术共识的“重写”，这是与纯虚拟数字人研发方法的根本区别——也因此，古籍文献数据的学术共识对于超写实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研发来说是应该具有“一票否决权”的，即明显不符合古籍文献记载的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是应该被限制准入的。

以苏东坡数字人的“塑形”为例，中华书局在总字数超70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中进行了海量搜索，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关键词精准抓取到了一批涉及苏东坡容貌形象的古籍文本数据，与此同时，又通过图像搜索技术，抓取了由宋至清各个不同时期所作的涉及苏东坡的画作100余幅，既包括苏东坡单人画像，也包括如《西园雅集》《赤壁》等主题群像以及若干石刻画像拓片等，从而初步形成了对于苏东坡容貌形象之“古籍真实”的把握，然后再结合权威专业的专家系统进行校验，最终确定下来超写实苏东坡数字人的每一个细节并确保与历史文献资料不相违背，实现严格科学的“重写”。

然而，由于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只有来自古籍文字记载的一维文献和非完全真实的画像类二维文献，缺乏像邓丽君、梅兰芳等人的真实三维立体身体数据和动态影像数据这样的四维文献，所以对于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的“塑形”而言，科学规范的“重写”只能做到“不错”（即没有古籍文献的反例），但无法证明“全对”（即只有如此才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在“不错”与“全对”之间的部分，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写”——这也正是古代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与邓丽君、梅兰芳等数字人研发方法的根本区别。

以苏东坡数字人为例，中华书局在深入挖掘古籍文献中对于苏东坡容貌形象的记载数据的同时，还致力于深度提炼苏东坡的精神气质。为此，中华书局通过“苏东坡专题数据库”与“苏东坡主题知识图谱”的深度挖掘，侧重提取苏东坡本人、同时代人、后代历史人物以及现当代专家学者对于苏东坡精神气质的凝练与概括，并且还对当前各大主要社交媒体上有关苏东坡的内容中反映的东坡气质进行了搜集与提炼，最终实现在“塑形”基础上进一步的“凝神”，让苏东坡数字人不仅形似，更加神似。

图4 全国首位3D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

其二，重写与创写都具有当代性。

正如前文所言，任何一个符号，就其能指而言，都是特定历史时代与对应的特定符号技术下对多维度、全感官生命经验的部分维度、部分感官的“投影”，“苏东坡数字人”作为当下时代产生的一个数字文献符号作品，它的“重写”与“创写”也都具有典型的“当代史”特征，即它在将古籍文字一维文献、画像类二维文献以及精神气质等的文字表达综合起来最终予以3D超写实、可动态交互的数字人表达时，其实已经不可避免地带进了“当代人们的精神”，一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其《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指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13]真正的历史属于当代生活，当我们在思考过去的历史时，会把过去纳入我们当前的思想和精神之中，体现我们当前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生活，历史时刻此时便与人们的思想或精神紧密相连，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也反映了当下人们的思考，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由于实践的需要以及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不断深化，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复现”。

其三，既要塑形、凝神，更要赋魂。

为了让古籍里的历史文化名人真正地“活起来”，让他们以数字人的身份真正走出古籍书本、走进当今时代、当下生活，我们需要将平面化的文学文本转变为立体化的虚拟场景。这不仅能带来视觉上的直观冲击，同时还能提供互动式体验和全新理解。^[14]因此，在数字人“塑形”“凝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为其进行“赋魂”。

以苏东坡数字人为例，“赋魂”主要体现为古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这一方面，中华书局一直在持续进行古籍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研发，通过对70亿字古籍大数据的深度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训练，目前中华书局开发的古籍智能处理系统已经可以自动给古籍断句标点、自动标记人名地名、自动核对引文、自动识别古籍文字等。^[15]下一步，中华书局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基于与主流大模型的深度合作，使用苏东坡专题数据库对大模型进行专项人工智能训练，从而让苏东坡数字人越来越像真正的苏东坡一样去认知、去思考、去表达、去行动，最终实现苏东坡在元宇宙数字世界真正的“复活”，让苏东坡成为“中国式美好生活的代言人”，让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

以人工智能版苏东坡数字人的现场实时自然语言交流为例，至少涉及如下的技术环节：（1）提问者自然语言自动转换成文字；（2）文字自动输入大模型（外挂专题数据库）并自动生成回答文字（该回答至少符合3个维度的要求：自然语言之通畅，史实学术之正确，符合苏东坡的身份与气质）；（3）回答文字自动生成数字人的语音；（4）根据语音自动驱动唇形；（5）根据语义自动匹配表情；（6）根据语言和表情自动匹配肢体动作；（7）服饰等跟随肢体动作实时自动解算。

可见，要想真正给数字人“赋魂”，不仅涉及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虚拟现实、实时动捕等技术，还需要专业的专题数据库、匹配应用场景的深度知识图谱等大量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能力的支持——例如对于历史文化名人的古籍数据进行挖掘、梳理、加工并实现数据可视化，实现文化资源数据与文化数字内容的标识解析、提炼转化、搜索查询、匹配链接、传播利用等。

（三）中华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与中华文化元宇宙展望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的双向融合、联动共生。元宇宙将会给内容产业带来新的进化，在内容生产、内容形态、内容衍生、内容体验等层面赋予新的定义。^[16]“数字人”被视为未来人们进入“元宇宙”的入口，将广泛应用在元宇宙新生态中，作为元宇宙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孪生关系的新介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传统的中华文化内容产业将会被持续赋能、创新发展。人类经验对象有可能实现全面数字孪生化，线下物理空间将可能全面混合现实化，线上线下场景将全面人工智能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书局将继续发挥古籍数字化专业优势，以主题出版工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为底本，持续研发系列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如李白、李清照、陶渊明、戚继光等，逐步形成数字人矩阵，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名人的古籍数据，在数字科技加持下进行现代化表达，形成“中华先贤数字人”IP矩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融入生活，更好地满足数字时代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持续高涨的热情和需求。

进而，在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华文化内容产业基于古籍大数据，借助元宇宙数字科技，将有可能彻底突破传统媒介格局，构建全新数字内容生态，“创造性复原”书写在古籍里的“人、货、场”，实现中华文化的人、场景、叙事的全面数字孪生到数字原生再到虚实共生，最终实现中华文化元宇宙的宏伟愿景。

如前所述，正因为每当有一种新的具有更高时空维度与更多感官意识维度的人类符号技术出现后，此前所记录下来的人类文化历史都将被这种新的符号技术“重新书写”，并依托其更加丰富的维度与感官进行持续不断地“扩写”与“创写”，这也直接导致人类符号技术的每一次变迁都引起文化形态与学术范式的升级转型。落实到当下的大学教育而言，数字人文可以被视为数智化时代人文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前沿学术阵地，或许正可以塑造未来大学教育的新形态。

（一）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中国传统学问虽然也有分科，但主要是从研究主体而非客体乃至方法的角度来划分，是学派而非专业。清中后期汉学发达，开始出现专门化的倾向，如龚自珍在为《阮元年谱》作序时概括出了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十个方面，但总体而言这些所谓的“专门”还处于萌芽的阶段。^[17]

直至19世纪末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引发了国人关于中西古今之争的深刻反思，也激发了从制度到思想的全面扬弃与重建。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古典的经学、礼教在现代学制中毫无生存空间，文以载道的圣人之学被彻底革除，西学东渐的大潮席卷而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无不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研究范式和教育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历代传统之学在大学体制中被摒弃，经史子集被肢解为文献学、语言学、哲学、史学等。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文献学”的概念；随后《中国文献学概要》的出版开始从学科的角度阐述文献学的内涵；陈垣、王国维、顾颉刚、罗振玉等一大批学者推动了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建。

（二）分科而治导致的“人”与“学”之分

在更广阔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上考量，工业革命后职业教育对传统大学教育的冲击，以及以洪堡思想为代表的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新型大学潮流，使得德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教育和学术的中心。但与之相对的，作为“牛津运动”代表人物的英国主教纽曼在其著名的《大学的理念》中重新阐释了知识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的本质在于心智的培养，从而提醒人警惕知识之恶。

与之遥相呼应的，清末新政中出台的我国第一个真正实行的现代教育体系——“癸卯学制”，其所设定的教育宗旨即为“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即使是对立足于专门教育的大学堂，仍贯彻着“通”的理念。一方面，专门之学是通经致用的工具；另一方面，治学的目的是立人，学问只是成为“通人”的工具。^[18]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不仅无从事专精自然科学上一事一物之理想，并亦无对人文界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因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将是执偏不足以概全，举一隅不知三隅反，仍落于一技一艺。”^[19]他以此批评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立时说道：“即就西方近代传授知识之大学言，分科分系，门类庞杂，而又日加增添。如文学院有文学史学哲学诸科系，治文学可以不通史学，治史学亦可不通文学。治文史可以不通哲学，治哲学亦可不通史学文学，各自专门，分疆割席，互不相通。……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知识领域已乱，更何论于人事。”^[20]在前后断裂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层面的整理国故，以及西方导向的分科而治，目光指向的只能是专精而非博通、保存而非应用、批判而非创新。

（三）新时代提供了“文”与“献”合璧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变局再现。这一次，工业文明经历了几十年的后工业过渡，终于开启了数字智能时代的大门。人类信息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类文明记录和传播方式的大规模变革势必引发文明本体的重建和知识谱系的改写。以本文“新文献观”的视角来看，人与世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的整体，“文”正呈现出对“立人”的重视与回归，“献”则经历了知识生产方式的不断迭代，不论是对于文献学专业的研究和教学，乃至更广阔范围上的大学教育，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为此，本文认为应该努力做好如下“三合”。

第一是专业与通识的结合。工业时代，专业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大学为工业化的全面胜利贡献了最重要的人力基础和技术创新。同时，相伴而生的通识教育也一直在呼吁人本主义的回归，抵抗着过度专业化给人带来的异化和禁锢。但近年来，数字鸿沟、算法黑箱和信息孤岛似乎进一步强化了专业教育的卓越性，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主义与全球主义对通识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21]因此，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应与专业相结合，走出一条专业基础上的通识之路。这不仅是因为专业教育本身已经从工业文明的摇篮跃迁为智能社会的航母，更是源于通识教育开始卸下西方“普世价值”的面具，转而深入探讨数字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属性。

具体而言，通识教育模式的重心在于对经典文献的研读，这恰是对一个时代经典问题的凝练、思考和解答。数字化时代的文献学更强调对于文献的跨时空、跨学科理解，不仅是知识形态的改变，更激活了其内涵的文化精神，建构出“历史—当代”相连接的当代性意义世界。这就使今日的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一般的或者说以西方价值为内核的公民教育和批判精神，转而推动个体的社会化、本土化，高扬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塑造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培养出符合“君子不器”的、可以创造和驾驭“苏东坡数字人”这一类新型成果的复合式、高层次、战略性未来人才。

第二是基础与应用的融合。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着重阐述了强化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要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22]三种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提法更是直指“学”与“用”相分裂的痼疾——而这一点在传统的人文领域更是以“无用即大用”为由成了一种自傲。实际上，基础是源头，应用是牵引，从“文”到“献”的内化正是在应用转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尤其对于人才培养来说，如果没有（广义上的）就业前景，这个学科几乎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明确了目标指向和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改革的落地，打通了大学与社会的互动链条。

因此，一方面，数字文献学是应用数字技术来研究文献，另一方面，这也是数字技术为文献学开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从而激活其生命力和生产力。从前述“苏东坡数字人”案例就可以看出，权威的古籍数据与专业的学术研究是基础、是源头，但如果没有数字科技的应用转化与产业赋能，这些数据就无法成为生产资料，最终也就无法形成生产力；与此同时，“苏东坡数字人”在媒体传播、城市IP发展、展览展示、文旅商融合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等方面面临的新场景、新机遇，也反过来对古籍数据的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数字人人工智能的情感模型等新领域提出了更多更新、前所未有的技术与理论需求，这又引导和推动了对应学术研究的发展与创新，最终形成基础与应用融合的正反馈循环。

第三是传承与创新的综合。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断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念推向新高度。《中庸》讲“父作之，子述之”，《论衡·对作》有“圣人作，贤者述”，“作”为创新，“述”为传承。创新需要积累，需要专业的、跨学科的、跨文明的视野，需要发现问题，更需要具有使命感。创新与传承互促共生，创新因传承而生机绵延，传承因创新而波澜壮阔。这不仅是历史与未来相逢于当下，更是作者与读者、师与生、数与文的相互成就。大学教育的本质即在于人类文明基因的复刻和进化，既追求永恒不变的“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经》），又以求新求变的“圣之时者”为典范（《孟子》）。

于“苏东坡数字人”而言，它既是对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的“复原”，又要努力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复活”，前者是传承，后者是创新，二者缺一不可。所谓“复原”意味着“苏东坡数字人”拥有苏东坡的全部知识、记忆、史实、精神等，所谓“复活”意味着“苏东坡数字人”要融入当今的时代，用他独特的精神面貌、思想深度、批判视角和人文情怀去对当下时代、当今世界进行活生生的观察、判断、表达乃至行动、实践，进而用苏东坡的文化精神来产生现实的影响和改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献”一词的含义在不断变化。本文立足于“文献”概念原初含义的理解框架，将“文”与“献”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进行理解，通过引入文化哲学、技术哲学的新视角探索一种新的“文献观”表达，即“文献”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符号化记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符号是人体感官的外化与延伸，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符号及其能力也可以被视为“符号技术”。

人类符号技术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的发生史，数字文献技术这一作为人类思维与智能的外化与延伸的符号技术已成为当今人类符号技术发展的大势所趋，并使得数字人文成为必然。中华书局立足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数字文献技术优势，首创研发了全国首位3D超写实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数字人”，并从中摸索出了一些古籍文献数字化应用的全新方法论——这也必然伴随着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创新。

落实到当下的文献学专业研究与教学而言，为了避免近代以来分科而治所导致的“人”与“学”之分，培养出既具有文史知识积淀和传统淑世情怀、又具有现代科技视野和基本数字素养的新生代学人，就需要做好专业与通识的结合、基础与应用的融合、传承与创新的综合，最终，在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视野下，抓住机遇、守正创新，塑造未来大学教育的新形态。

编辑 | 耿弘明

——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研究

吴冠军

一  从“政治中的谎言”到“谎言政治”

法国科学哲学家、思想史家亚历山大·科瓦雷在发表于1943年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 一文开篇写道：“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说谎如此猖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谎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

时间推进到81年后。2024年6月27日，在唐纳德·特朗普与约瑟夫·拜登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结束后，美国多个媒体展开了事实核验，揭示出整场辩论中特朗普面不改色地说了近30个谎言。面对着电视镜头，谎言竟还是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

199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一个谎言（并且不是关于国家事务，而是关于私人生活），随即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就此下台。然而2024年，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近30个谎言，事后对自身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甚至反过来有实质性的积极影响——他接连击败了民主党的两位强大对手（在任的总统与副总统）而获得了胜利。

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非但本人毫发无损，反而令其对手深陷困境——特朗普与拜登的总统选举辩论后，民主党内部随即涌起了要求后者退选的强烈呼声。面对这种来自“自己人阵营”的施压，拜登本人及其竞选团队尽管多次宣称坚决不退选，但最终仍然扛不住党内巨大压力，在“被盟友背叛的愤怒”中于7月21日不得不宣布退出。

这意味着，这场电视辩论令包括拜登盟友在内的民主党诸多实力派人物一致认为，拜登不是特朗普对手。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时代》 周刊在那场辩论刚结束，随即就以一片红色为杂志封面，拜登低头离场。封面上除了“时代”（Time）之外只有一个单词：“恐慌”（panic）。《政治家》 等媒体更是发明了“拜登危机”（Baiden crisis）这个词，来形容在总统辩论后拜登的处境。这场辩论的四个多月后，尽管民主党临时更换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仍然获得了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终胜利——时隔四年其人再次入主白宫，成为该国历史上就职年龄最大以及首位曾被刑事定罪的总统，共和党亦自2004年以来首度同时赢得选举人票及选民票。12月11日，《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特朗普，并以《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作为标题。

面对当代美国选举民主实践中的“特朗普现象”，我们有必要定位到一组极其不寻常之处：（1）共和党并未因特朗普巨量谎言被揭破而逼迫他退选；（2）民众们亦没有揪住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谎一事痛加谴责；（3）总统辩论后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宣布频繁输出谎言的特朗普是这场辩论的赢家；（4）民主党则因拜登现场无力招架特朗普连篇谎言反而逼其退选（并达成目标），包括《纽约时报》 与《经济学人》 在内的亲民主党媒体编辑委员会发表社论敦促拜登退选。

基于上述这组独特现象，我想提出如下论题：弥漫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巨量谎言，标识出的不仅仅是政治中的谎言（lies in politics），而是谎言政治（politics of lies）。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

1941年逃离欧洲到美国定居的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借助1971年在媒体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深入地分析了政治中的谎言：“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问题是隐瞒、虚假以及故意谎言的角色，而不是幻象、错误、误算等。”该档案的曝光，使得美国政治的“可信性缺口”（credibility gap）被撕裂成深不见底的深渊，“各种类型的谎言性陈述（欺骗以及自我欺骗）的流沙极易吞没任何对这些文件材料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必须承认，这些材料就是近十年来美国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基础架构”。

关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的洞见是：谎言具有本体论基础，不可能因道德谴责而消失。她写道：

谎言并非因人类有罪性（human sinfulness）的偶发而悄然渗入政治。仅仅出于道德义愤，不太可能使谎言消失。故意的虚假涉及偶然的事实；也就是说，涉及本身并不包含内在固有的真理（inherent truth）、不具有如其所是的必然性的事物。

事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这种偶然性使其变得脆弱，“在一定程度上使欺骗如此容易，如此诱人”。政治领域则更是很容易就成为谎言的重灾地，“诚实（truthfulness）从来没有被算作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视为政治事务中的正当工具”。

对于“政治中的谎言”阿伦特特别指出，美国政治中国家总统由于工作繁重，故此需要大量顾问，需要许多“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s），这些人——其中不少来自大学与智库——熟练运用各种来自公共关系学乃至博弈论中的技巧，来帮总统解决问题并维护其“形象”，“他们说谎，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当然不是为了他们国家的生存，因为国家的生存从未受到威胁），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的‘形象’”。这些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把美国的“形象”打造得非常高大上，“他们不仅聪明，而且以‘理性’自居，他们确实在相当惊人的程度上超越了‘多愁善感’，并热衷于‘理论’——那个纯粹由心智构建的世界”，“这些问题解决者与地道的说谎者所共享的就是清除事实的努力，以及对清除事实之可能性的信心（因事实之内在固有的偶然性）”。他们“如此确信：操纵人民是无限可能的，他们关于这个可能性的诸种心理学预设是可靠的”。出自这些形象建筑师之手的金光闪闪的“美国”，只是清除各种“不受欢迎的事实”后的一个巨大谎言——这个谎言每每被诸如“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曝光事件所刺破。

基于对彼时美国政治的分析，阿伦特提出：政治中的谎言不管再怎样泛滥和猖獗，都无法最终得逞（亦即，无法让自身转变成“真相”），那是因为“无论一个经验老到的说谎者编织的虚假罗网有多大，也总是不够大，哪怕他借助计算机的帮助，也无法做到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对于任意数量的单个谎言，说谎者都可能会成功，但他会发现，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除非“杀死与说谎者同时代的所有人，并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让我们暂且搁置“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否可能”这个阿伦特于1971年所聚焦的问题，把时间推进到半个世纪后的美国。我们发现：政治中的谎言已经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对这种全新事物展开分析，我们有必要用“谎言政治”这个概念来描述它。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制造者并不怎么关注“形象”，也不怎么诉诸“理性”或热衷于调用公共关系学、博弈论等“理论”（被关注的说谎者们主要也不再是那些来自智库与学术界的专家）。

更为关键的是，说谎者甚至并不担心谎言被事实核验所揭穿；换言之，他们并不谋求用谎言来“覆盖事实性的浩瀚”。尤为独特的是，当政治中的谎言被揭穿后，说谎者们却并没有丧失支持率乃至葬送整个政治生涯，相反其竞争对手却陷入困境。这里的诡异之处在于，谎言并没有以冒充真相的方式使言说者在政治领域获得优势，而就是以其本来面目——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做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谎言政治”一词来描述当代美国政坛的这种独特状况。

政治中的谎言哪怕再猖獗，都有对抗的方式：事实核验乃至密件曝光，皆是有效的遏制形式，阿伦特据此提出在政治领域“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当代的谎言政治，这些遏制形式则几乎全然失效：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而非冒充“真相”）来有效影响政治进程。

值得提出的是，当代美国这种完全不在乎事实核验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存在于选举环节，也不仅仅面向国内：在国际舞台上，特朗普政府亦以同样的方式来展开政治实践。阿伦特在论证没有人“有权利去触动”事实性的质料（factual matter）时这样写道：

为了阐明这一点，并作为不再深入探讨此问题的借口，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克列孟梭在去世前不久，同一位魏玛共和国的议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责问题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交谈。对方问克列孟梭：“在您看来，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个棘手而又充满争议的问题？”他回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确切知道的是，他们将不会说，是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这类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即使是历史主义的最极端、最诡辩的信奉者也接受它们是不可破坏的。确实，要从记录中抹去1914年8月4日夜晚德军越过比利时边境的事实，需要的远不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一时兴起；要做到这点，至少将需要一种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垄断。

要篡改这种“最无情的基本事实”，在阿伦特看来，说谎者就必须拥有一种覆盖整个文明世界的垄断性权力，能够控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而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成功地说谎是不可能的”。

然而，再度当选总统的特朗普，2025年2月19日在谈论俄乌冲突时，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与一屋子记者指责乌克兰“你们本就不应该发动战争；你们本来可以做个交易的”。然而核验下来，事实是2022年2月24日清晨俄军从东、南、北、东北四个方向越过乌克兰边境。特朗普声称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核验下来的事实是泽连斯基其时的支持率超过50%。阿伦特认为至少是垄断“针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的人才会去对这样的基本事实进行说谎，然而当下的美国总统面对电视镜头，面对全世界人们的眼光，就这样做了。

同时需要重视的是，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关于泽连斯基“支持率下降到只有4%”的声称，却是有很大可能性真的会导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变成那个数字。当年克林顿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言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而当下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组关于重大国际事务的赤裸裸的谎言（能有效并轻易核验出来的关于“最无情的基本事实”的谎言），非但自己不受影响，更会导致被谎言中伤的相关方承受巨大损失。阿伦特对“政治中的谎言”的分析，已经完全不适用于当下政治舞台中的谎言状况。

二  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的谎言

就美国政坛而言，从何时起，政治人物面对电视镜头说谎，变成不受惩罚甚至获得奖励的行为？要知道，特朗普2016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并获胜（赢得选举人票但输掉了民选票），尚未主要依靠“以谎制胜”。

这就意味着，自特朗普2016年以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身份参选并成功登上总统宝座后，美国政治已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难以想象的操作更是接连而来：取消“多元、公平和包容计划”（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 DEI）、中止“出生公民权”、取消教育部、撤销环境保护局、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赦免了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1500多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布墨西哥湾更名为“美洲湾”、宣称美国必须获得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系统性削减科研经费、全面清除留学生、将移民定性为“入侵”、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然而，各种瞠目结舌乃至“目不暇接”的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变化。

根据《华盛顿邮报》 的一项统计研究，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共发表了3057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约21条。这些虚假言论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他第一年平均每天6条增加到最后一年平均每天39条。以1992年著作《理性公众》 为学界所熟知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夏皮罗，在其2022年文章《谎言、弥天大谎与美国民主》 中这样评论道：

自2016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获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被公开表达，并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如此显眼。

夏皮罗认为，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使得当下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辩论彻底偏离了重点——让政治学家们辩论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是“公众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单方面利益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否是不平等的”。然而，谎言肆无忌惮地蔓延，使得公众意见本身被操弄与扭曲。夏皮罗本人早年提出的“理性公众”概念，已然被当下公众“关于真相的分歧”（disagreement over truth）有效地瓦解了。故此，夏皮罗提出：谎言的弥漫“对精英和美国公众的‘民主能力’构成了挑战，从而破坏了民主”。

在2025年的当下，我们看到，美国民众对谎言与说谎行径的接受度极高，甚至已达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在2024年总统候选人现场辩论舞台上，拜登面对谎言频出的对手，呼吸急促、手足无措，这被公众乃至自己党内人士视为反应迟钝、年老无能的表征。然而，特朗普满嘴谎言，实则使拜登陷入了如下困境：如果在自身2分钟发言时间内去一一纠正谎言，那么就等于全盘跟着对方跑，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议程设置，事先所准备的辩论要点完全用不上（并且纠正某命题，在话语的接受效应上往往比不上抛出某命题）；如果对对方的谎言置之不理，那么各种指鹿为马的言语便会有效地产生出真相效应（truth-effect），被民众们听进去。拜登在辩论现场的手足无措、反应迟缓，其实是因为他的处境使其不管怎样应对，后果都会很糟糕。特朗普不在乎谎言是否当场被反驳，抑或事后被事实核验揭穿；他仅仅是通过无间歇地输出谎言，便使其成了辩论的“赢家”（在共和党、民主党以及主流媒体眼中）。

我们看到，特朗普不只是使政治实践中充斥谎言，并且使政治中的谎言不再受到普遍的拒斥，谎言有效地参与到了政治议程中。在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中，谎言不再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亦即，冒充为真相）发挥效力，而是以其自身形态（亦即，被事实核验揭穿为“谎言”）直接发挥效力。80多年前科瓦雷所讨论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中，谎言必须当自身不被揭穿为“谎言”时才能有效产生“政治功能”，然而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谎言直接以自身面目参与政治进程。

更为甚者，在当下美国，连对谎言的“科瓦雷式谴责”，亦已经党派化了——只有民主党才在单方面地谴责特朗普说谎。与之对应的，特朗普政府也频繁指责拜登政府说谎。这种党派化的互指说谎本身意味着，谎言并未因其自身的性质而被认真对待。在当代美国，谎言并没有广泛受到谴责，没有人人喊打——对比当年总统克林顿一个陈述被揭穿为谎言便遭到普遍谴责的情形，美国文化已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有意思的是，夏皮罗在对当下美国政治中的谎言规模作出重新估量之后，还是决定“冒险以乐观的基调”来看待这个状况。他的理据是这样两点：（1）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报道能够防止并揭露谎言；（2）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与专家也会帮助阻止谎言传播。然而，夏皮罗的“乐观基调”的理据，已然难以成立。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甚至最高领导人的话语诚然做了极大力度的事实核验，然而这些努力并没能阻止谎言的弥漫。政府官员与专家对谎言的谴责，更已是被党派化的“党同伐异”格局所裹挟。在当下美国，在制度实践层面上并无法定位到能够遏制谎言政治的机制。谎言直接以自身本来面目畅行无阻。

夏皮罗寄希望于美国精英阶层对真相的捍卫，所以采取“乐观的基调”。当代中国政治学家郑永年对“为什么政治谎言主宰美国”的分析，亦同样把精英阶层的作用视为关键。但不同于夏皮罗的乐观，郑永年认为“随着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现在美国的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变得非常衰弱，美国曾经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已经不再存在”，故此其结论是美国政治中的谎言将无可遏止地越来越恶化，并且该状况“会继续毒害中美关系，制造一波又一波的危机”。

我们看到，尽管夏皮罗和郑永年表面上结论相反，他们的分析路径实则是一致的，皆聚焦在精英阶层对于揭示真相的作用上。然而，哪怕当代美国并不缺乏“出类拔萃之辈”，精英同真相之间的关系却实则相当靠不住。连那位呼吁开发“真相GPT”（TruthGPT）的美国工程院院士、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在总统竞选期间亦以完全不在乎真相的方式，在其运营的社交媒体X（前身为推特）上频繁为特朗普造势。在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深度参与其第二任政府，甚至自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了多种谎言（他本人面对记者亦承认“我说的一些事情将是不正确的并应该被纠正”）。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马斯克就退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并表示：

特朗普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牛的胡扯大师之一，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胡扯的时候会让旁人摸不着头脑。但如果你把特朗普的发言权且当成一个骗子在演戏，那他的行为差不多就说得通了。

然而7年后，马斯克却不遗余力地为他眼中这位擅长演戏的“骗子”作出毫不含糊的公开背书，多次亲身在后者竞选集会上站台，出人并且出钱。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文件，马斯克向支持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团体捐赠了2.59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统竞选赞助人之一。

2025年6月初马斯克同特朗普因“大而美法案”再次公开决裂后，6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是时候投下真正的重磅炸弹了：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文件中，这就是它们未公开的真正原因”，并随后要求网友“标记这篇帖子，未来真相会大白”。6日特朗普公开反击，称马斯克“完全失控”，并重申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已断交多年，否认任何不当联系。到了7日，马斯克要求人们做标记的那条帖文却被他本人删除，并称自己“走得太远”。之后一个多月双方不断就此激烈地展开攻讦。至少其中一人在撒弥天大谎，而完全不担心真相的“反噬”。

时间回到2024年10月17日，总统大选最后的冲刺阶段，马斯克在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为特朗普举办助选活动，在台上声称：“特朗普若落选，西方文明就将走到终点。”（然其并未解释该宣称的内在逻辑）但值得反过来追问：特朗普再度胜选，意味着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走向了哪里？

三  “真诚性的胜利”与美国文化之溃败

“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则故事，被认为铸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当代美国思想史家马丁·杰伊曾对这个故事的寓言性质及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考证。杰伊的结论是：

梅森·威姆斯实际上编造了这则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詹姆斯·贝蒂1799年发表在伦敦的《吟游诗人》 中剽窃了这个故事，但它成了美国民间故事的基石。当美国内战结束了南方文化（该文化更倾向于把文明性界定为英勇，而非发自内心的坦率直言）后，真诚性的胜利似乎牢不可破，至少是作为公共行为的模范。在他亡故后不久，“诚实的亚伯”林肯加入了华盛顿的行列，成为这种理想的巅峰。

不说谎的乔治·华盛顿与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将真诚性确立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诚如杰伊所观察的：“测谎仪”在执法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享有的盛誉，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杰伊亦引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如下观察：“伪证罪”（perjury）这个词就是产自美国，它在当代美国日常生活中被极高频率使用与核查，甚至到了“一种迷恋性坚持”（an obsessional insistence）的程度，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并被威胁以针对“伪证罪”的法律行动。“在美国，一个人不能在未阅知伪证是受法律严格惩罚的情况下签署公共文件，并且在官方和法律上都假定他已阅知。”在美国，从技术手段（测谎仪）到法律手段（伪证罪），构筑起一张针对谎言的大网，其文化清晰无误地传递给每一个人如下信息：莫说谎，说谎会被抓，后果很严重。

然而，在当代美国“真诚性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可疑。科瓦雷于1943年做出的关于“现代谎言”的描述（前所未有的猖獗、无耻、系统、停不下来），针对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德里达于2001年则提出，科瓦雷的描述亦完全可以用于那被宣称为“历史之终点”（弗朗西斯·福山语）的自由民主。德里达在21世纪伊始便观察到，谎言不仅仅关涉人类文明史上的昨天，而且“可以被广泛扩展到在一种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的领导权（capitalistico-techno-mediatic hegemony）时代中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现行实践上”，并且“说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德里达把前所未有的无耻、系统与停不下来的说谎行径，同资本主义、技术、媒体与民主国家这组关键词关联了起来：前者的兴起，是后者占据领导权后的产物。然而，即便是德里达充满洞见的分析，也未能预先涵盖到特朗普及其政界追随者所掀起的更为无耻、更为系统、更为停不下来的说谎现象，以及它在当下美国社会的接受状况。

美国大众文化，已从真诚性的胜利转变成了对谎言的无感。国家民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拒绝说谎的华盛顿，变成了肆意输出谎言的特朗普。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结果明白无误地昭示出，过半的美国民众完全不在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满嘴谎言。对于其说谎行为，特朗普甚至完全不诉诸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亦即，为了护卫城邦秩序而向民众说谎。他直接将其话语称作“真相/真话”（truth），而把反对他的媒体评论称作“假新闻”（fake news）。“后真相/后真话”（post-truth）这个词，也因特朗普在政坛上的崛起而成为热词，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史蒂芬·勒文道斯基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当代美国政治中的谎言状况所展开的研究，同夏皮罗很相似，亦是以乐观的基调结束，认为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升人民在事实与错误之间作出区别的能力”。然而，勒文道斯基等人的应对方案如何处理如下局面：面对清晰明确的事实核验结果，过半美国民众却仍然选择说谎的候选人作为他们的总统。

不能说谎，是各已知文明社会（不只是“西方文明”）教育幼童的首要内容之一——“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类寓言故事，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更有代表性的寓言，是19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所创作的著名童话《木偶奇遇记》 。为了在孩子们心头种上不能说谎这条律令，主角匹诺曹说谎时鼻子会变长——该意象成为“谎言可视化”的经典符号。鼻子变长既是生理羞辱，也是社交隔离（无法隐藏的谎言标志）。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和挫折（被狐狸和猫欺骗、被吊在树上、变成驴子、被鲨鱼吞食等）后，匹诺曹最终学会了诚实、勇敢和无私，实现了变成真正男孩的愿望。

《木偶奇遇记》 被翻译成240余种语言，成为全球儿童“诚信教育”的通用教材。迪士尼分别于1940年与2022年推出名为《匹诺曹》 的动画影片与真人影片，皆着重强调了匹诺曹说谎的代价。在马提欧·加洛尼执导的2019年意大利真人影片《匹诺曹》 中，这一设定更是被强化：通过阴森色调、人面鱼、蜗牛黏液等哥特式意象，将说谎后果具象为“恐怖体验”，打破迪士尼式甜美叙事，通过制造生理性不适迫使儿童直面谎言代价。2014年韩剧《匹诺曹》 则将“鼻子变长”改写为“匹诺曹综合征”（一说谎即打嗝），女主角崔仁荷因无法说谎成为记者，以身体禁忌捍卫真相。

然而，现实世界中说谎并无可视化的效应，所谓的“微表情”分析与“测谎仪”判断也远非硬科学。那么，“真诚性的胜利”又如何来确保呢？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把“真相”界定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而谎言则恰恰试图改变我们无法去改变之事。她写道：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将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称为真相；比喻地说，它是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

谎言试图改变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也就是说，尝试摧毁掉“我们立足的大地和头顶的天空”。在阿伦特看来，尽管谎言已然充盈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中，但谎言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掀不了大地，翻不了天）。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后真相”社会中，事实（无法改变），经常被转化成意见（可以改变）。谎言与真相的对立，经常被转化成观点之争。阿伦特当年就看到了混淆意见与谎言的趋势。她这样区分两者：“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通过争论、拒绝或妥协来处理；但不受欢迎的事实却具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赤裸裸的谎言，没有什么能动摇它。”真相如同脚下大地与头顶天空，意见动摇不了它，谎言却可以伤害它（尽管无法完全毁灭它）。也正因此，阿伦特把谎言视作最危险的政治实践，“除非事实性的信息得到保证且事实本身没有争议，否则意见自由不过是一场闹剧”。阿伦特的学理论述呼应了不能说谎在各已知文明社会中的地基性地位。也正因此，被屡屡揭穿连篇谎言的特朗普，却亦是紧紧抓住“真相/真话”不放。

“文明”与“不能说谎”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呢？在题为《论一种假定的从仁善动机出发说谎的权利》 的文章中，伊曼努尔·康德对此做出了一个解释：

例外摧毁了普遍性，而正是普遍性，使得原则能够担得起它们的名字。

康德提出，普遍性与例外无法共存。真相/真话，具有普遍性。作为真相/真话之例外的谎言，则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存在。故此康德主张任何情境下都不能说谎，因为一旦有谎言能被允许（亦即，认可“说谎的权利”），那就会结构性地摧毁“不能说谎”这条律令的普遍性。换言之，说谎决不能是正当的、是“对”的。

瑞典裔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希赛拉·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那部荣获奥威尔奖的奠基性作品《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中，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为什么说真话是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要求，而说谎只能是破坏规范的例外。首先，说真话与说谎在初始条件上存在差异：“说谎需要理由，而说真话无须理由”。说真话者并不需要为自己为什么说真话而进行辩解。其次，说谎者自身对说谎的隐在态度是：“自己可以说谎，但其他人应该诚实。”换言之，说谎者亦不想生活在一个自己随时会上当受骗的社会中。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社会就会土崩瓦解”。换言之，任何一种文明，皆必须建立在“不能说谎”的规范性律令上。

康德与博克的分析有力解释了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说谎这种行为何以只能偷偷摸摸进行，不能公之于众。这就意味着，谎言只能以妥善隐匿自身的方式发挥效力，而不能直接以自身形态发挥效力——谎言是“见不得光”的。甚至在话语的操演层面上，一个人若宣称“我在说谎”，那么这句话本身是真话吗？这就陷入两位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与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操演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亦即，言说一个陈述的行为，同使该言说有意义所需的前提相矛盾。“说话”这个操演性行为的前提，就是“我不在说谎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在语用学层面上将“真相”“正当”“真诚”“可领会”作为语言沟通的有效性要求。

我们也因此看到满嘴谎言的特朗普，并没有宣称“说谎有理”，相反他极力指控对其话语进行事实核验的媒体在说谎，是“后真相”媒体，不遗余力炮制各类“假新闻”。特朗普曾因传播不实信息而遭遇包括“脸书”“推特”在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封杀账号。面对“后真相”与“假新闻”对他的围剿，特朗普干脆于2021年底自建了一个社交媒体，名字就叫“真话社交”（Truth Social），其口号就是“追随真相”（follow the truth）。“真话社交”成了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重要阵地。

上一节已经提到，当代美国谎言政治的独特之处，不仅是以谎言充作真相，并且在于即便谎言被揭穿，说谎者并不会遭受负面影响，甚至该话语所产生的效力亦不受影响。博克在《说谎》 一著中提出，“在重要的事情上公开说谎，一旦被揭穿，说谎者将反受其累”，“届时，纵然说谎者本人对失去正直（integrity）毫不在意，也定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导致的信用扫地而后悔”。博克的这段分析在该著出版20年后，对在总统任上公开说谎的克林顿仍属贴切（尽管说的只是一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其人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下台。然而40多年后，该分析到了特朗普这里，显然彻底失效：现在美国总统做到了笃定地面对公众公开说谎、肆意说谎，甚至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抓个正着，却丝毫不影响其票仓和支持度（并且还令其对手深陷困境）。

今天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谎言张口就来，被频繁揭穿亦不收敛，与此同时却仍以“真相追寻者”公开自诩，并能获得过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不仅是马斯克、彼得·蒂尔等人在选举中全力背书，马克·扎克伯格与杰夫·贝索斯在特朗普胜选后亦先后向其就职基金做出百万美元的捐赠，扎克伯格更是解散了2016年他在Facebook上引入的第三方事实核验网络。这个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ethical substance，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亦即，支撑社会实践与道德行为的深层结构。谎言直接以其自身面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仍然能畅行无阻，广泛产生效力，并对说谎者不产生负面影响——这昭示出美国文化（乃至“西方文明”）已然发生了激进改变。

2024年9月10日，特朗普同接替拜登的卡玛拉·哈里斯展开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就在辩论现场，ABC新闻主持人不得不出面纠正特朗普的多个虚假陈述，包括对堕胎、移民和2020年选举的错误说法——本应维持中立的辩论主持人出面纠正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在美国极为罕见。当特朗普在该辩论中宣称美国许多州在操作“产后杀婴”时（主持人随即驳斥“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州允许在婴儿出生后将其杀死”），这个国家在一个又一个自诩“真相”的谎言中变得面目狰狞——那些被美国界定为它的敌对势力，亦未对它施加过这样的“妖魔化”（demonization），该谎言竟由美国自己的（前/当选）最高领导人公开说出，并获得了众多美国民众与精英的高度拥护。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已然被彻底改写。

四  构建现实：一种认识论－本体论的谎言政治

康德把“说真话”（speak truth）同人之为人的定义性特征关联起来—— 一个谎言，就将摧毁掉人之尊严，使其较之一块物（a mere thing）还不如。即便一个谎言并未对受骗的一方造成具体伤害，但说谎本身意味着，“我侵犯了人类的权利；因为我的行为违背了一个人类社会能够以成型的条件和手段，因此也违背了人的权利”。康德进而宣称，当你被问到是否会说真话时，哪怕在脑海里设想一下可能的例外状况，你就已经是一个破坏人类社会的说谎者了，“从一个规则那里保留例外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规则之本质就是不允许有例外”。

那么，我们能否把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现象，简单地视之为人类社会的例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把“说谎”界定为“构想例外”，然而特朗普主义实践绝非构想例外，而是为美国设定新的规制（nomos）。故此，我们有必要对该现象展开进一步考察。

在2024年著作《智人之上》 中，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对“真相”展开了深入讨论。他认为，寻求真相必须是一个“普遍的工程”，“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然而，任何真相，都无法呈现现实的所有方面。赫拉利写道：

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其他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赫拉利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案例分析。某君描述某地有一万名士兵，他是否讲出了真相？即便那里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最多意味着该描述揭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但它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似性上，同时忽略差异性，士兵之间就沙场经验、健康程度、士气状况等可能会差别很大，“一千名新兵搭九千名老兵，与九千名新兵搭一千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更具体来看，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某地有一万名士兵”的描述扭曲了现实，是不是意味着要描述某地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说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一个人即便自认为是在讲真话，但其描述最多仅仅是揭示现实的某个方面。赫拉利进而提出，现实本身就包括“主体性的现实”，涵盖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交集而成的。”主体性现实是被社会性地构建起来的，影响其构建的不只有国籍，“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皆系现实构建的核心参数。于是，哪怕每个人都在言说关于其所体验的现实的真相（换言之，并未故意说谎），然而社会层面上呈现出的关于现实的描述仍然极其多元，甚至彼此剧烈冲突。

故此，真相本身是受限的，是无法总体化的。基于此，赫拉利犀利地批评一种“天真的信息观”：

这种观点认为，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相；有了真相，就能得到力量与智慧。相较之下，无知似乎无法通向任何地方。虽然在某些历史上的危急时刻，基于妄想或欺瞒而形成的网络偶尔会出现，但长期看，这些网络必然会败给那些真实且可信的网络。……天真的信息观会认为，面对收集与处理信息时遇到的大多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收集与处理更多的信息。……从这种观点看来，信息网络越大，就能越接近真相。

持有这种“天真信息观”的代表人物有贝拉克·奥巴马、扎克伯格以及雷·库兹韦尔。这些当代美国政经界精英认为，只要信息足够多、自由讨论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谷歌的使命宣言简洁地表达出了这种天真的信息观：“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

然而，信息数量堆上去，却并不意味着就能抵达真相，更不意味着谎言会无所遁形。赫拉利提出，信息的作用并不是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通过彼此“联结”的方式创造出全新的现实。个人可以追求“关于自己与世界的真相，但大型网络却会使用各种虚构故事与幻想将成员连接在一起并创造秩序”。谎言连篇并以“真相追寻者”自居的特朗普并不是在“构想例外”，而恰恰是在构建“现实”，在该现实中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为与抖音等华企丧心病狂地窃取数据、民主党领导下的许多州纵容产后杀婴……当代美国过半民众，积极接受了特朗普所构建的那个现实，并基于该现实来解释生活现象与社会现象，以及决定自己的行动。在《智人之上》 中，赫拉利这样分析特朗普主义政治：

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者，还是像匿名者Q（QAnon）和反疫苗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阴谋论，都认为有些传统机构制度只是声称自己在收集信息、找寻真相，以此取得权力，但其实都是在说谎。在他们看来，那些官僚、法官、医生、主流记者和学术专家就是一个精英阴谋集团，他们对真相没有半点兴趣，总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信息就是一种武器。……无论何时何地，当民粹主义成功地让人觉得信息就是一种武器而进行传播时，语言本身就会受到损害。不论是“事实”这样的名词，还是“准确的”“真实的”这样的形容词，都会变得语义模糊，似乎无法指向一个共同的客观现实。这种时候，只要一谈到“事实”或“真相”，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疑问：“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

在赫拉利看来，特朗普主义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导弹以及无人机外，信息被当作武器投入大规模使用。国际社会对武器的使用尽管具有相当严苛的规范，但晚近我们见证着这些规范被屡屡突破，而特朗普主义政客们进一步把针对信息传播的规范彻底颠覆了：真相与谎言的差别被彻底取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认识论－本体论（epistemo-ontological）的谎言政治，在其中谎言的定义性特征被彻底抹消，并被用以构建现实。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真相”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家用以对抗暴民统治（ochlocracy）的基石。“真相”范畴被取消（甚至只是“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这种追问盛行），会产生严峻的后果：它会激发出古老的“对暴民统治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据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分析——就是“害怕暴民对现实的介入”，亦即，“在任一给定时刻，现实依存于暴民对正误的看法”。

特朗普主义政治，用通不过事实核验的话语填充真相的独特实践，在当代美国事实上落实并复兴了暴民统治——现在，现实依存于特朗普主义政客所部署的“信息武器”之受害者（受骗者）的裁决。再细密的事实核验，亦无力扭转或阻止谎言（“特朗普式真相”）的“高歌猛进”。谎言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揭穿，非但不会使说谎者深受其累，信用扫地，相反让其原先的支持者更加坚定与狂热，甚至令旁观者亦倒向说谎者——拜登就是被自身党内盟友们担心旁观者的倒向而被排挤掉候选人资格。

五  作为缝合点的谎言：元宇宙里的“真相政制”

经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实践将信息武器化，激进地取消了真相与谎言之差别。当代美国的谎言政治并不仅仅体现在谎言在政治舞台上如此猖獗、如此停不下来，它的独特性更是在于谎言以其本来面目被接受并且被用于构建现实，对谎言无感的民众们（“信息武器”之所有受害者/受骗者），则皆在为这个现实的构建添砖加瓦。现在，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何以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能够成为当代美国一个主流版本的现实？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引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洞见——半个世纪前福柯针对“真相”做出的分析，对探究当代美国谎言政治仍具有理论穿透性。

在发表于1975年的论文《话语的秩序》 中，福柯用“真相政制”（regime of truth）这个概念来描述如下状况：每个社会都通过特定的话语、机制和技术来区分真伪，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效应，这种权力决定了哪些类型的言论被接受为真，哪些言论则被排除在外。福柯认为“真相政制”是普遍的，并非仅仅存在于某些社会中：

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相政制，即其“真相的通用政治”（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也就是说，社会接受并使之发挥作用的各种话语类型；区分真伪陈述的诸种机制和实例，以及对每种陈述的制裁方式；在获取真相过程中被赋予价值的诸种技术和程序；以及负责阐述何为真相的人的地位。

真相政制的通用性就在于，每种社会都会选择某些话语作为其运作的基础，这些话语被认定为“真实”的，并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传递和维持权力结构。换言之，真相与“话语权力”体系相互关联，权力会产生并维持真相。

正是在某种特定的真相政制下，诸如“上帝保佑美利坚”“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必有一战”（亦即“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民主党允许产后杀婴”等话语才会被接受为真。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努力，仅仅是将原先那个充斥各类自由左翼“政治正确”话语的现实，改造成了一个“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这个另类现实由特朗普主义话语权力系统（一种极其独特的区分真伪陈述之机制）所支撑，它使得赤裸裸的谎言在该现实中能够以真相的名义流行。特朗普主义政治有力印证了福柯所分析的真相政制：真相并不在权力之外。反过来，福柯的分析揭示出，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机制来阻止特朗普主义实践所构建的现实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

尽管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的《说谎》 中没有提及福柯同期的“知识/权力”研究，但很相近地，她从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权力”论题入手提出：谎言在与知识同等的程度上影响着权力的分配。其中的机制是，谎言可以让受骗者希望达成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还可能掩盖相关的备选方案，或者让情况呈现出虚假的确定性。通过这样的方式，“谎言增加了说谎者的权力，削弱了受骗者的权力，在不同层面上改变了后者的选择”。换言之，说谎者的权力，来自所有直接与间接的受骗者。赫拉利在晚近《智人之上》 一著中亦做出如下观察（尽管并未引用博克的话），认为民粹主义领袖们“总在对我们说谎以骗取权力”。

福柯对“真相”的分析揭示出，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是真相政制的一种极端形态，在该形态里赤裸裸的谎言以真相的名义获取政治权力。博克对“谎言”的分析则进一步揭示出，特朗普源源不断地从所有的受骗者那里获取权力：当其谎言覆盖面达到整个国民并被其中相当多的人接受时，特朗普就具有了问鼎总统宝座的实力（并获得成功）。特朗普从一个政治素人快速迈向权力巅峰，这个过程中谎言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特朗普用谎言“联结”起了在现实中因无法找到原有舒适位置而倍感沮丧的民众（他们时刻感受着移民、有色族群、女性、性少数群体、环保等带来的不适），为他们构建起一个另类现实，在其中确立起新的规制，并给他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这个另类现实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版本的现实，便正是因为之前那个版本的现实（各种“自由左翼”“生态左翼”“文化左翼”“后殖民左翼”“后现代左翼”“性别左翼”所构建的现实），已然如同《盗梦空间》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2010年影片）里那种摇摇欲坠的“梦境现实”那样，无法承受住越来越多人对该现实的质疑。关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的那些被“植入”头脑中的核心理念（“政治正确”“觉醒文化”“取消文化”……），被越来越多的该现实中之人不再体验为自己的理念。特朗普主义政客则进一步抛出大量谎言并把它们武器化，对那个现实进行了激进的越出信息传播规范的袭击。

特朗普的“MAGA”里几乎没有关涉任何由联合国当下议程所背书的“伟大”的政治理念与理想，而是用武器化的谎言，激发“底层”生存层面的社会性忧虑乃至生物性恐惧——“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华企都是盗贼”“非法移民都是冷酷杀手”……在2024年9月28日的竞选集会演讲中，特朗普多次用“冷酷杀手”来形容非法移民，声称“他们会走进你的厨房，割掉你的喉咙……他们将强奸、抢劫、盗窃、掠夺和杀害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并称“拜登有精神障碍，卡玛拉出生就是智障，你仔细想想，只有智障人士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国家”。特朗普主义政客所构建起的另类现实，和“让美国更加伟大”无关，而是“让美国更加撕裂”——这就是为什么《时代》 周刊把2024年度人物给了作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的特朗普。

当代美国的“前特朗普版本”现实——借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经典术语——主要围绕爱和归属层面、尊重层面以及自我实现层面来构建与呈现自身，奥巴马版本的“美国梦”几乎把这些词都囊括其中。而特朗普版本的另类现实，则在根本上放弃任何向“上”看的政治理想，而是在“底部”的生理层面与安全层面上，用谎言作为素材进行构建。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政客们极为有效地运用武器化的谎言，把当代美国社会现实从应对马斯洛需求层级上的高阶需求转变为应对底层需求。

两位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基塔·萨文与丹尼尔·特雷斯曼通过文本数据分析揭示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的平均暴力词汇使用频率，超过了他们研究的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中的任何政客。他们还发现，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较少用“我们”“人民”这两个词，而是频繁输出关于“他们”的脏话表述。萨文与特雷斯曼写道：

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客赞美并声称自己代表被想象成一个同质统一体的“人民”，特朗普相对较少调用“人民”；他擅长于一种排他性民粹主义，专注于识别外部群体和邪恶的精英，并将他们塑造成敌人或威胁。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特朗普即便谈及“我们”，亦是出现在“他们对待我们像对待垃圾那样”“他们正在毒害我们国家”这样的表述中，而这些表述则皆是特朗普式的无视事实核验的谎言性表述。

特朗普用关于“他们”的巨量谎言性与暴力性表述，来刺激生理与安全层面的恐惧与恐慌。越底部的需求受到威胁，所能激起的政治动员力就越大；换句话说，理想（各种高档次的“美国梦”）能有效凝聚人，当且仅当生理与安全层面需求得到广泛满足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在构建现实上具有着强大力量：强奸犯、小偷与杀手已经在门口了，“他们”甚至已经冲进家里了……这样的话语哪怕是谎言，也往往十分有效，因为它能快速激发出生物性－情绪性的反应，而非开启大脑皮层的思考。

诺奖得主、以色列裔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区分了“快思考”与“慢思考”，亦即，存在着驱动人类行为的两个系统：“系统1自动且快速运行，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努力，也没有主动控制感；系统2把注意力分配给必须要它参与并付出努力的脑力活动，包括复杂的计算。”

做出“快思考”的系统1，其实是经由生物性演化形成的神经网络运算系统：看到蛇（感知器官接收到的“蛇形信息”）就会害怕，便是生物性演化对安全层面上威胁所产生的快速反应，这种情绪性反应将有效催生逃跑（或者攻击）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主义政客所说出的谎言，总是能有效地激发惊慌、恐惧、愤怒这样的情绪性反应，甚至进一步催生出暴力性的行动。

而分辨谎言则需要启动做出“慢思考”的系统2，这种思考不仅慢，而且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并且其开展的深度依赖于受教育的程度。这意味着开启“慢思考”比起“快思考”来，具有高得多的门槛。特朗普的话语几乎很少诉诸受众的“慢思考”，已有多项研究指出，在认知风格上，特朗普的演讲展现出的分析性思维和综合复杂性低于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正是特朗普主义谎言政治所诉诸的这种“快思考”机制，使得“信息武器”的受害者们（受骗者们）积极地乃至全身心地，配合政客们从自身身上汲取权力。

特朗普主义政治确实可以被视作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极端版本，因为它成功地从为数众多的民众（受骗者）那里汲取权力。它的极端之处在于，哪怕是各种事实核验，都无法冲击那些牢牢填充在“真相”这个普遍性位置上的谎言。在一个相当妥帖的意义上，特朗普实质性地为其众多追随者们构建了一个“元宇宙”—— 一个有效地叠加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的“元宇宙”。

就构建“元宇宙”而言，特朗普使用了最前沿的具有“深伪”（deep fake）能力的生成式大模型。2024年8月17日，特朗普在X上转发多张宣称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威夫特及其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其中一张斯威夫特装扮成“山姆大叔”并配文“泰勒希望你给唐纳德·特朗普投票”），随后部分图片被证实由人工智能生成，泰勒本人随即在X上公开发出背书哈里斯的声明。2025年2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自称“国王”，随后白宫所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包括X、Instagram、脸书等各平台官方账号）发布了特朗普自称“国王”的评论文字，并附上一张以“国王万岁”为标题的伪《时代》 杂志封面，图片中特朗普头戴珠宝王冠，背后则是纽约曼哈顿。2025年7月10日，白宫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张将特朗普描绘成“超人”的深伪图片（身材魁梧的年轻特朗普穿着“超人”标志性的红色斗篷和紧身蓝色西装），配文“希望的象征；真相、正义、美国方式；超人特朗普”。在特朗普主义所构建的这个以“MAGA”为标识的独特元宇宙（the Magaverse，“MAGA元宇宙”）中，特朗普成了美国建国以来独一无二的超人“国王”。其中，深伪的MAGA内容被认知为“真话社交”。

特朗普主义政客不仅使用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将古早的在人类文明史上长久存在的谎言玩出了全新境界——谎言不只是参与深伪，并且直接成为真相。在MAGA元宇宙中，谎言不再是破坏普遍性（真相）的例外，而是自身成为现实之缝合点（quilting point）——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用“缝合点”一词来指称弥合或遮盖“现实”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不连贯性，使得“意义”看似固定且有逻辑性的关键力量。在MAGA元宇宙里，美国毋庸置疑地“再次伟大”，而特朗普则无可置疑地是一位带给美国新希望的超级“国王”、真相与正义的当代化身。

2020年辞世的拉图尔曾从“新气候政制”（new climatic regime）角度出发，对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做出如下批评：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政治视野，其“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在拉氏看来，特朗普的姿态已然触发一场不同世界间的战争：“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了，但我们的不会！”拉图尔急切呼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们“落到地球”（down to Earth）。然而，拉图尔所未能纳入分析的是：在特朗普努力下“再次伟大”的美国，诚然是一个另类的元宇宙：发生在地球上的“假新闻”，无法诋毁MAGA元宇宙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真相，无法抹除特朗普成为美国“国王”、地球“超人”的真相。在那个元宇宙里，特朗普诚然能没有操演性矛盾地呼吁“真话社交”。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

众手续文脉：智能时代古籍大众整理的价值与路径

杨浩

编辑 | 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

审校 | 刘争

排版：欧阳振伟

初审：任明

核发：韩曙光 闫慧

栏目简介：批判性数字人文（Critical Digital Humanities, CDH），通常指的是在数字人文基础上，引入批判理论、社会理论、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媒介研究、科技社会学等视角，对“数字技术如何介入知识生产、文化记忆、权力结构与社会不平等”进行反思性研究的方向。

The Epistemology of Code in the Age of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时代的代码认识论

DOI：https://doi.org/10.63744/mtgy4d9qn78k

作者： Evan Buswell

期刊：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DHQ)  Volume 20 Number 4, 2026

作者 Evan Buswell 是一位独立学者及软件工程师，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其研究横跨计算机科学、数字人文与批判性理论。他关注计算机技术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哲学意涵，特别是计算架构如何塑造人类对知识的认知。

1. 摘要

代码是一种以“压制状态”（Repression of state）为前提的认识系统。然而，随着全局优化（Global optimization）与机器学习算法的兴起，代码在揭示知识的同时，也同样遮蔽知识。代码的形成回应了二十世纪知识型（Episteme）的两个特征：其一，知识被表征为一种过程（Process）；其二，这种表征必须是自足的，即其意义由表征形式本身构成。代码与状态虽存在关联，但为了将代码建构为认识论对象，状态被持续限制与压制。这一建构始于1940年代代码的最初形成，并在1960年代末结构化编程运动中达到现代形态。然而如今，随着全局优化和机器学习算法在计算领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状态的关键重要性已无可回避，而我们理解状态的工具却极为匮乏。这一认识论困境反而为那些罔顾后果、规避责任的行为者提供了庇护。

2. 文章内容

本文从科学技术研究（STS）与批判性代码研究的视角，追溯"代码"概念的历史形成，论证代码与状态的分离并非中立的技术选择，而是特定历史认识型的产物。

作者将论证分为三个层次展开：

3. 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本文方法论融合批判性代码研究（critical code studies）的文本细读传统与知识考古学式的历史分析。作者并置不同历史时期的代码片段（EDSAC、A-2、Fortran、ALGOL等），通过比较性近读（comparative close reading）追踪条件跳转指令的语法演变，将技术史细节与认识论命题直接挂钩——这是本文方法论上最具说服力之处。

论证结构遵循一条清晰的辩证线索：外部化—压制—压抑物的回归—新形式的再压制，并以全局优化算法作为当下历史节点，将这一循环推至其内在矛盾最为显露的临界时刻。引入"无免费午餐"定理，使技术论证与认识论批判形成精准呼应，避免了此类研究常见的泛泛而论。

对于从事AI认识论、数字人文与STS研究的读者而言，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分析框架：它拒绝将"黑箱问题"处理为机器学习的技术局限，而将其还原为一段有据可查的观念史。这种将代码语法演变与权力/责任问题直接相连的论证路径，对于思考AI治理的文化与语言基础尤具启发性。

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不得不想起本杰明·M·施密特在2016年发表的本杰明·M·施密特《数字人文主义者需要了解算法吗？》（2016）。这两篇文章之间构成了一种跨越十年的“互文”关系，像同一个认识论困境的两个不同截面——施密特从实践层面发现了症状，Buswell从历史层面追溯了病因。如果说施密特的核心诊断是：数字人文学者把算法当黑箱，满足于用经验性测试（"符不符合常识"）来评估工具，却没有去理解算法背后的转换逻辑。他的药方是：不需要懂算法的实现细节，但必须懂它试图做什么——也就是理解 "transformation" 而非 "algorithm" 。Buswell的回答实际上是：施密特说得对，但他没有问为什么黑箱会存在。答案是：黑箱不是技术局限，而是代码范式的历史性产物。Buswell通过对计算机史的详细考据，在认识论层面指出，在机器学习与全局优化算法主导的今天，施密特所寄望的那种“可理解的转换”的认识论就随之坍塌。

文章对中文语境同样具有延伸价值：中文对"代码"与"状态"的概念处理方式是否内嵌了不同的认识论预设？在"算法黑箱"的本土讨论中，状态的不可知性是否同样承担了类似的责任规避功能？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撰文、编辑：丁怡瑞（剑桥大学数字人文系硕士研究生）

初审：徐碧姗

复审：段婧怡

终审：夏翠娟

转载自“计算学习算法与自然语言处理”